在第2章就提到过那些最为严谨的科学研究涉及对照组的设计。对照组有很多种，如等待组或无治疗对照组、片剂安慰剂或心理安慰剂组或是其他类积极治疗组。安慰剂对照组是用来帮助了解时间效果（有些情况下，就像感冒通过时间解决）和/或临床关注或教育（例如，人们知道其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是典型的，而不是一个病理现象之后其问题会减轻；见第4章）效果的。然而，如何、何时使用对照组存在伦理问题（见“研究热点：临床研究中的安慰剂使用”）。
研究热点 临床研究中的安慰剂使用
安慰剂对照组实验被认为是判断新疗法疗效的严格测验。例如，研究显示深部脑刺激（DBS）对治疗那些对药物治疗没反应的抑郁患者有效。但是，这种效果并没有与安慰剂的效果进行比较。试想一下，一个实验者计划进行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其中一组接受DBS，另一组接受脑部手术但却不与刺激器连线。这样使用安慰剂符合伦理吗？
·手术安慰剂的支持方《赫尔辛基宣言》第二条第三款提出：“任何医学研究中，包括对照组（如果有的话）在内的每位患者，都必须被确保提供经良好验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这并不排除使用未经验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惰性安慰剂。”研究者的研究可能提供了对使用DBS的一些附加支持，这种技术特别适用于那些对常规医疗方法无效的患者。然而，研究者必须考虑该手术无效时存在的潜在伤害后果。
·手术安慰剂的反对方 DBS的手术安慰剂涉及真正的神经外科手术，这是一种侵入性手段。除了手术本身潜在的复杂因素，安慰剂手术植入的后果还包括麻醉反应和术后感染（La Vaclue＆Rossiter，2001）。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抑郁患者的潜在症状缓解要比对于手术安慰剂组的潜在伤害更重要吗？
·结论 在没有找到标准、有效的治疗方法前，可以使用安慰剂作为一种对照的方法，直到新干预技术的有效性被告知并应用于大众。对于DBS或是其他侵入性医疗程序，神经科手术的风险与设备操作无关。事实上，那些接受脑部手术而非因为治疗的安慰剂组存在没有好处的重大医疗风险。当然，如果安慰剂组患者在研究后允许激活植入体内的刺激器，那么，这些不适合传统治疗法的抑郁患者也会因此受益。
有些情况下，使用安慰剂对照组不被临床接受。当有效治疗可用时，自杀患者拒绝治疗的可能性就不能遵循公正原则。在儿童身上使用安慰剂的伦理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科学上我们知道儿童的安慰剂效果比成人的要大；具体而言就是儿童比成人对安慰剂治疗有更大的积极治疗性反应（Fisher＆Fisher，1996；Malone＆Simpson，1998）。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儿童并不知道什么是安慰剂治疗（即是一种无为治疗）。儿童通常从医生那里接受身体疾病的药物治疗，可能相信安慰剂药片也一样会让他们的病得到治愈。当他们用服药来治疗细菌感染时，血液化验结果就会显示细菌是否被杀死，感染是否痊愈。然而大多数心理学研究的疗效是基于患者对其情绪改变的报告，而没有“心理学血液化验”独立判断症状的改善。因此，儿童的报告可能是有偏差的，因为他们相信吃了药片就会感觉好一点。需要注意到成人的报告也可能因此产生偏差，但是成人的认知能力更加成熟因而增加了对安慰剂概念理解的可能性。为了控制这种“吃了药会感觉好一点”的猜想（任何年龄段），安慰剂对照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儿童（March et al.，2004）。总而言之，安慰剂对照对于有效的科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当科学家-实践者把兴趣投入到对儿童提供有效的治疗上时，伦理问题依然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