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成年人相比，人们对孩子的应激反应了解得更少。临床上，我们知道许多孩子通过身体不适（如头痛和胃痛）来表达烦恼。复发性腹痛（RAP）是最常见的儿童主诉。在发病儿童中大约占10%的复发性腹痛指的是至少有过三次严重阻碍孩子日常活动（Ramchandani et al.，2005）的疼痛发作。在RAP案例中，仅有10%～15%能找身体原因，而心理原因则更多与焦虑特质和焦虑障碍有关。因为病痛反反复复，应激事件也被认为与病痛周期相关。只是还没有人对此课题进行系统研究。
尽管男性和女性对应激的基本生理反应相似，但男人在皮质醇和免疫系统上可能比女人有更大的应激反应（Kirschbaum et al.，1999；Rohleder et al.，2001）。近期研究也揭示了两性间的不同应对风格。男性更可能使用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即做一些事情来改变应激状况。而女人却经常使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即通过表达情感和寻求社会支持来应对应激（Martin et al.，2004）。女人更可能使用“照料和结盟”策略，而不是“打或逃”反应（Taylor et al.，2000）。应激的早期研究主要评估男性被试，这样在研究中就不需要控制女性的周期性激素反应（月经周期）的变化。然而，近期的动物和人类研究显示，女性在应激期间倾向于关心他人或与他人联盟（即照料和结盟）（Taylor et al.，2000）。这一差异可能反映了进化对不同的双亲角色的影响。例如，母亲需要保护后代，她不是去攻击捕食者而将幼崽扔在一旁，而是带他们转移并让他们平静下来（Taylor et al.，2000）。这些不同反应可能对男女激素的不同做出解释。
当面对应激时，女性更愿意使用“照料和结盟”策略，而不是“打或逃”反应。这种不同反应可能受进化影响——母亲更多地选择保护后代，而不是直接对抗捕食者。很少有研究去检测不同种族和民族团体间的应激反应有何不同。在现存的少数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或者性别等因素都未得到很好的控制。如前面所提到的，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高水平的应激和疾病有关，但这也可能是由歧视或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差异所致（Gallo＆Matthews，2003）。尽管如此，种族和民族依然可能对应激和健康间的关联起重要作用。例如，长期暴露于种族或其他类型的歧视中可能与大量非裔美国女性患冠状动脉硬化有关（Lewis et al.，2006），强的慢性应激对拉丁裔和非拉丁裔妇女的白天皮质醇分泌造成不同的改变（Gallagher-Thompson et al.，2006）。种族或民族背景也可能调节社会支持和其他潜在重要因素（如宗教和精神力量）的影响（见“研究热点：宗教、应激和健康”）。例如，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似乎更受益于含蓄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不需要暴露个人信息；而欧美人士则更受益于外显的社会支持，如接受来自他人的建议和情感支持（Taylor et al.，2007）。某些种族或者民族团体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和精神力量来减少应激的影响。
小节回顾：
·应激水平取决于个体和事件的相互作用。一个人首先感知到与事件相关的危害水平（初级评估），然后评估自己的应对能力（次级评价）。
·应激可能是急性的（短期）或慢性的（长期），可由日常小困扰或重大生活事件引起。
·应激可在实验室进行测量，以评估它对生理、神经内分泌和心理反应的影响；或由问卷来测量，通过询问人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日常小困扰。
·应激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通过改变健康相关的行为），也可能是直接的（通过对SAM、HPA和免疫功能的生理改变）。
·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的是心理和社会因素、免疫系统功能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应激对健康影响的中介因素有人格类型（如A型行为模式）、经济资源和社会支持。
应用题 如何设计实验来研究应激对考试成绩的影响？如何测量应激？如何才能说明应激和成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研究热点 宗教、应激和健康
近年来，关于宗教和精神力量在身心健康中作用的研究明显增多。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宗教是很重要的。他们信奉上帝、祈祷和去教堂（Powell et al.，2003；Taylor，2006）。因此，研究宗教信仰和行为对健康的影响就有了重要意义。大量研究已证明，经常参加教堂活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人群的死亡率（Powell et al.，2003）。其他研究则发现，宗教和精神力量能提高人们应对应激的能力（Graham et al.，2001；Koenig et al.，1988）、减少抑郁（Braam et al.，2004）、降低青少年性行为的发生（Rotosky et al.，2004），以及提高老年人的认知功能（Hill et al.，2006）。相应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宗教和精神力量会更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病（Krause et al.，2002；Steffen et al.，2001）、减少伴随应激产生的皮质醇反应（Tartaro et al.，2005），以及减缓癌症发展进程（Kinney et al.，2003）。宗教会有益于健康也许可归因于以下因素：与宗教活动相伴随的社会支持，各种宗教所倡导的健康行为（如减少吸烟、饮酒等），以及帮助人们应对困境的信仰（Taylor，2006）。
这类研究大部分是相关研究，难以得出较多宗教参与和健康改善间的因果关系结论。此外，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证明对宗教/精神力量的参与越多，人就会越健康。例如，一些研究认为宗教和精神力量并不能减缓癌症发展进程、降低癌症死亡率，或者在综合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例如，病前健康状况或其他健康行为等）的前提下并不能加快急性疾病的康复（Powell et al.，2003）。有时，研究结果也会随种族和性别不同而不同。很多研究需要更仔细的研究设计。例如，宗教和精神力量的定义在不同研究中并不一致。有些研究将宗教定义为去教堂礼拜；而另外一些研究，将与宗教有关的信仰或自我报告的宗教认同作为对宗教的定义。有一些标准化问卷可用于评估对宗教或精神力量参与的程度。许多研究因为不能包括足够多的多样性样本而不能得出可广泛应用的研究结果。未来的研究特别需要多变量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