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荣格的人格理论，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识的自我、一个阴影和其他精神成分，而每一个成分又都具有个体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荣格分析人的人格类型的一个依据。此外，荣格善于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观察，包括对他自己的观察、对其父母和亲戚朋友的观察，以及对与他交往的人们的观察。以这些观察为基础，荣格提出了他的人格类型理论。不过，荣格虽然把人格的外部表现称为“类型”，但在他看来，这些类型实际上代表了人格的某一侧面或维度，或者说，是某种态度或功能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其他态度或功能就没有表现，而只是没有表现得那么强烈而已。
对于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当然不乏反对者。有些反对者们认为，这样做就会造成把所有的人都分门别类、对号入座，导致对人格狭隘的、有局限性的认识。我觉得，这种批评虽然确有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它注意到了人的复杂多样性，我们确实不能用一种固定不变的观点来看待人。但是人格的表现形式又确实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荣格的人格类型学理论，不能片面地把它等同于一种机械的人格类型观。这一点或许只有在对荣格的类型理论进行深刻剖析后才能真正认识到。
荣格态度类型理论的提出和他与弗洛伊德的决裂有很大关系。在和弗洛伊德发生分歧之后，荣格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对此他曾花费了数年的时间进行内心反思，并且分析了在他之前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分裂的原因。我们知道，阿德勒是弗洛伊德学派最早期的著名代表，他从1902年起就追随弗洛伊德，但在10年之后，即在1911年他却和他的6位追随者一起退出了精神分析学会，并且在此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会。表面看来，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决裂的原因是理论观点的分歧，具体地说，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的根源在于童年时代的性创伤，而阿德勒则坚持认为神经症是由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冲突所致，是个人的权力意志出现了问题。但是，荣格在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发现，他们两人之间发生分歧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看待事物的不同态度和方式。荣格分析了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一些人物之间的对立冲突，例如文学作家斯皮特勒和歌德，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在他看来，这些历史人物发生冲突的原因在于他们各自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知觉方式或态度倾向，荣格称之为“内倾”和“外倾”的态度。当他把这两种态度类型应用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身上时，他就把弗洛伊德称为外倾的，而把阿德勒称为内倾的。他说：“弗洛伊德的基本准则是……性欲，这表明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最强烈的关系，而阿德勒的基本准则是主体的权力。这种权力最有效地保护着他，以便使他免受客体攻击，并且保证他具有消除一切关系的坚不可摧的独立性。弗洛伊德力图保证本能不受阻碍地流向它的客体，而阿德勒则力图打破客体的这个有害的符咒，以便用自己的防卫装置把自我从窒息中拯救出来。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上是外倾的，而阿德勒的观点则是内倾的。”[1]
既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人的态度类型差异，荣格当然要进一步探究其具体表现方式。按照荣格的分析，内倾者（introvert）的态度类型有其鲜明的内向性特点，他的心理能量经常指向内心世界。这种人往往对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格外感兴趣。荣格分析说，内倾的人更喜欢一个人沉思默想，而不太喜欢与他人交谈，其外部的典型表现是沉默寡言、喜欢离群索居。他可能一生只有几位朋友，但对这些朋友都很忠诚友好。由于这种类型的缘故，这种人可能很不擅长社交，或者在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得很笨拙、过分拘泥、彬彬有礼，或者表现为抑郁、悲观，或者遇事退缩、总爱自我责备。用荣格自己的话来描述：“一般地说，我们可以把内倾的观点描述为：在所有情况下总是把自身和主体的心理过程放在客体和客观的过程之上，或者无论如何总要坚持他对抗客体的阵地。因此这种态度就给予主体一种比客体更高的价值。”[2]
外倾态度类型的特点是心理能量往往流向外部世界。外倾者（extravert）往往对外部事件、他人和客观事物感兴趣，因此，他能较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喜欢和擅长交际，待人热情而乐观，属于“自来熟”“乐天派”之类的人。但这种人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做事比较粗浅，不愿意按章程办事，喜欢多变新颖的环境，做事没有坚持性，害怕孤独。用荣格的话来说：“外倾的观点总是把主体放在客体之下，藉此客体就获得了优越的价值。主体总是具有次要性，主观的过程有时看起来只是客观事件的一种扰乱的或多余的附属品。”[3]
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不管是外倾的还是内倾的态度，占主导地位的类型都属于意识的范围。因此，这个人的内倾或外倾态度类型在其行为、思想和情感中占据主导地位，都是受意识自我控制的。但与此同时，在人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与此相反的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类型，它却是不受意识自我控制的。在病态心理活动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种与其表面倾向相反的态度类型。
荣格认为，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都有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类型，受自我控制的态度处于意识之中，而不受自我控制的态度则处于潜意识之中。但两者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潜意识的态度类型可以补偿意识的态度类型。例如，一个想和他人进行交际的内倾的人可能会向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想说的话题，而不管别人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他自己仿佛茫然不觉，但说过之后心里就感觉好一些。这实际上是他的潜意识在暗中发挥作用。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个人是沉默寡言的，他的外部表现总是受他的意识自我支配的。不过，有人批评说，这种划分态度类型的方式似乎有过分简单之嫌，有时似乎也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人的性格。就连荣格自己也承认：“不管这些相反态度的基本原则可能多么清晰和简单，它们的具体显示却仍然是十分复杂和含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所以，一个人所描述的类型，无论多么完全，也不可能绝对地适用于他，尽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许多人具有这种类型的鲜明特点。”[4]因此，我们在理解荣格的类型理论时，不应片面地认为他自己就是坚持只有这两种态度类型，而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
荣格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主义者。为了支持他的态度类型理论，他在许多时期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发现了存在这两种态度类型的证据，因此，他认为这种分类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对此他在《心理类型学》一书中做了详尽阐述。例如，他曾讲述了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时期刚刚出现的基督教的教父们的态度类型，继而又对以后许多世纪的宗教领袖和知识阶层的领袖人物进行了分析。例如，他把9世纪时期的宗教领袖阿波特·帕斯查西尔斯·莱德伯塔斯视为外倾者，因为他提出了使酒和圣餐面包变成耶稣的血和肉的学说。由于这种学说强调宗教经验的外部性和具体性，因此荣格把莱德伯塔斯的观点看作外倾的。而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家斯科塔斯·埃里吉纳则对圣餐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圣餐表示“上帝在我心中”，因此，荣格认为他的观点是一种内倾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来说，荣格是用历史的和临床分析的观点来论证他的内外倾理论的。那么，这种理论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能否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明呢？对此，荣格本人并没有进行验证。在荣格依据他的独特研究设想了个体具有内倾和外倾的态度类型之后，一些当代心理学家借助于因素分析的方法对荣格的理论假设进行了科学检验和解释。例如，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莫兹利人格调查表进行了修订，研制了艾森克人格问卷，其中E量表用于调查人的内外倾态度类型，N量表用于调查人的情绪稳定性，L量表用于了解研究的效度，P量表用于调查人的精神质。这四个量表共同构成了艾森克人格问卷。艾森克通过运用这些量表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外倾型的人热衷于社交活动，是一种容易感情冲动的人，不爱阅读和研究，渴望兴奋的事，喜欢冒险，行动往往受一时冲动影响，回答问题迅速，随和乐观、喜谈笑，愿动不愿静，情绪失控，不是很踏实。而内倾型的人则正好相反。艾森克用他的科学研究方法证明了荣格关于内外倾态度类型的设想，尽管还有很多实际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格雷-威尔赖特人格问卷也是较早对荣格的内外倾理论进行验证的科学的心理学量表，他们运用最早期的荣格式的类型调查表进行研究，曾经发现54%的人是内倾的，46%的人是外倾的。后来，他们的量表很快被更流行的梅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简称梅-布类型指标，MBTI）所取代。梅尔斯（Myers）和布里格斯（Briggs）是母女，她们都是美国的荣格学派分析心理学家。她们在这项研究中增加了两个类型，即“判断”和“知觉”，再和荣格的八种类型相结合，构成了16种人格类型。目前梅-布类型指标已成为比较常用的用于检验人格类型的指标体系。另外，用梅-布类型指标所做的对8561名被试的研究还发现，55%的人是外倾的，45%的人是内倾的。这项研究和格雷、威尔赖特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略有差异。由于他们都没有说明被试的来源，因此，关于内外倾者人数比率的这两项研究并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过，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内外倾人数的比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美国人当中外倾者相对较多；而英国、日本、中国等一些国家内倾者相对较多。这种情况或许和遗传、经济发展、历史原因、社会风俗等多种因素有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稍后再说。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斯蒂尔（R.S.Steele）和凯利（T.J.Kelly）对梅-布类型指标和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高的相关。他们选取了93位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有54位女生，39位男生，年龄在18到22岁之间。他们先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测验，然后用梅-布类型指标进行验证。一周以后再以同样的顺序对被试重测一遍。由于男女两性之间的相关真值表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就是说，男女之间内外倾的差异相关并不显著，因此，对两种研究之间的相关分析是以男女两性的综合指标为基础的。结果发现，这两种测验的可信度在艾森克人格问卷的E量表上是0.88，而在梅-布类型指标的内外倾量表上是0.89.另外，两者之间的相关达到0.74.这说明：“尽管在荣格和艾森克的理论倾向中存在着差异，但是，梅-布类型指标和艾森克人格问卷外倾-内倾量表的高相关则证明，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水平上有一个等值的区域。”[5]
近年来，有人通过“结构效度”的研究来证明内外倾人格类型。例如，帕尔米尔通过实验证实，在内倾者和外倾者之间的态度和行为中有一种预期的差异。她用梅-布类型指标从114位大学生中选择了25位极端内倾型的人和25位极端外倾型的人，分析了他们对选择出来的主题统觉测验的卡片进行反应的情况。她根据被试言语和观念表述的数量对这些反应做了数量化的描述，结果发现，内倾型的人获得了比较高的幻想分数，因为他们的言语和观念的数量都比外倾型的人多。这个实验同样证明了荣格关于内外倾理论划分的正确性。
荣格的态度类型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证实。研究者们普遍承认内倾和外倾都是正常的人格类型，这和荣格关于内倾和外倾都不是病态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人曾经设想，或许不同的态度类型容易引发不同的神经疾病，但是，洛威尔和诺斯运用吉尔福德人格调查表，雷波恩和里斯使用等级量表进行的研究都表明，外倾和内倾与神经症是毫无关联的。尽管有些量表（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也可以用来调查人格的病理学因素，但诸如此类的“社会内倾”和荣格的内外倾概念是不一样的。
既然内倾和外倾都是客观存在的态度类型，那么，人们可能会问，造成这种类型差异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荣格认为态度类型可能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和验证。荣格去世之后，有人曾对此进行了脑生理学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当用脑电图机在每一个闭着眼睛的被试身上通过α节律的波幅来测量脑电活动时，发现外倾型的人的α脑电波比内倾型的α脑电波明显地高。
还有些研究进一步扩展了这项研究的结论。研究者发现，当被试把眼睛闭上时，外倾者的脑电图在全部测量范围内的总输出量要高于内倾型的被试，在低α波范围内输出的量更大。另外，当被试把眼睛睁开时，即使运用很粗糙的脑电装置也能分辨出内倾者和外倾者。这些研究从脑生理学的角度证明了荣格态度类型理论的正确性。
那么，态度类型的差异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有些研究者用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同卵双生子在外倾-内倾的相关方面比异卵双生子更显著，前者的相关系数r=0.499，而后者的相关系数r=1.331.这说明态度类型的差异是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的。另一项与此有关的研究发现，态度类型可能和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例如，戈茨曼研究了43对同卵双生子和同性别的异卵双生子，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的社会内倾量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了可用遗传来解释的一种“变异的优势”（H=0.71）。就是说，这些同性别的异卵双生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71%的社会内倾者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虽然研究者使用的是一种与荣格的定义大不相同的社会内倾量表，但他的研究仍然可以用来说明内倾和外倾这样的人格类型具有相当大的遗传力。
除了生物遗传因素的作用之外，环境对态度类型的影响或许更加重要。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很多有关的研究探讨过家庭、种族、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客观因素对内外倾态度类型的影响。例如，西格尔曼（Sigelman）曾研究了由57位男性和97位女性组成的两个样本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行为与正在成长中的儿童的内倾和外倾态度类型有显著的相关。格雷对不同文化和种族的被试进行的大样本的研究表明，某个美国土著民族很多的时候表现出比其他种族更强烈的外倾类型。还有些跨文化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内倾者和外倾者的比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研究认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外倾，有人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所做的调查表明，美国人更外倾的可信度水平达到0.01，这表明美国人的外倾性是相当明显的。
内倾和外倾态度类型的划分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人们对个性差异的了解，而且在临床心理治疗和许多应用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当医生能够帮助患者理解到人际间的冲突常常起源于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而不是出于恶意的，那么，很多问题就会由于这种理解而得到缓解。帕蒂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进行人事安排和工作选择时，如果经常注意态度类型的差异，就可以使很多工作安排得更科学合理。他发现，在面临一项非常单调枯燥的任务时，外倾型的人比内倾型的人更容易感到厌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内外倾性格与人事安排的研究在管理心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公司的人员选拔和工作安排方面，这种类型研究更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注释】
[1]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6卷，第91页。
[2] 杨清著，《西方近代心理学流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3] 杨清著，《西方近代心理学流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4] 荣格，《心理类型学》，载《分析心理学的贡献》，1928年英文版，第304页。
[5] R.S.斯蒂尔，T.J.凯利，《艾森克人格问卷和荣格的梅-布类型指标内外倾的相关》，载《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英文版，1976,44(4)，第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