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制造空间
在某些层面，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某些社区中，不管是一周中的哪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正在努力地（甚至经常是拼命地）试图在自己和将效率与高速回报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寻求一点空间。这可以表现为在街上散步的一家人，他们决定能有一天远离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的控制，重新获得一些家庭的亲密氛围。或者超负荷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向上司请假，为的是能与上幼儿园的孩子共度温馨的亲子时光。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还可以表现为某位女士决定停止网购和使用信用卡，因为她再也不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被第三方营销公司或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所窃取。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可以表现为热衷政治新闻的网民最终决定戒掉福克斯新闻频道或者每日科斯网站，因为这些媒体发出的声音正在摧毁他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当然，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还可以表现为像本书开头提到的布雷特·沃克那样，下定决心让自己脱离数字世界的控制。这些反叛者也许从未对冲动的社会正式宣战，但这些反叛行为随处都在发生，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冲动的社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无人驾驶的巨型跑步机一样，如果不能让自我与这台机器的惯性、预期和价值观保持适当距离的话，我们会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东西。
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这些反叛行为源自内心的绝望与愤怒，同时也来自信仰的丧失。在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发生以后，很多美国人已经不再信任冲动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隐含的一些假设。不但我们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心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的经济体系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体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报、赢家通吃的短视思维彻底腐蚀，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业界的冷酷与野蛮以及周期性的市场崩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新现实。事实上，我们还看到其他各种市场失灵现象。我们看到，公司对成本压缩的狂热追求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荒谬、甚至极具破坏性的境地——由于施工方在构筑混凝土结构时偷工减料，孟加拉的血汗工厂发生了垮塌事故；石油公司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而导致1亿加仑的原油泄入海湾之中。我们看到，大数据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大公司提供了一种新工具，有了这种新工具，它们便可以利用国家安全技术来悄悄追踪并操纵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效率市场的垮塌，甚至见证了整个“市场社会”的崩溃。这样的“市场社会”号称可以通过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增加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但“市场社会”过度鼓励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并因此掏空了我们所有的传统价值和生存意义，把我们的主流文化变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文化。消费者经济不断向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无法真正产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深刻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政治立场中立、对极端思想怀有高度警惕的美国公民已经觉醒。
然而，面对冲动的社会这台强大的钢铁机器，我们的各种反叛努力一直停滞不前。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重建更人性化的价值观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孕育了冲动的社会的结构性推动因素目前仍然大行其道，完全未被我们的不满所撼动。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以及高速运转的科技创新机器继续粉碎着各种形式的低效率元素，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仍把快速高额的回报当作最高追求，季度利润和股价哲学仍然控制着管理者的薪酬系统和公司战略的制定过程，美国的政客和政治机器继续靠追求极端主义和快速胜利获取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文化继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只为自己而活和活在当下的理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想要脱离这种人生哲学的努力都只会增加失败和落后风险。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消费者文化也许是正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对冲动的社会提供的种种便利与满足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任何远离冲动的社会的可能性都会使我们产生被流放般的痛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也担心脱离冲动的社会意味着极为严厉的经济惩罚，而这样的恐惧显然并不是我们的妄想。现在的社会已不再是我们的祖辈所处的社会：当时的美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实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当时的社会文化是宽容和激励性的，因为前几代人创造的繁荣允许个人和社会进行适度的冒险。然而，今天美国社会的风气远比那时更加谨慎且充满限制，甚至是充满恐惧。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甚至对冲动的社会的短暂背离（比如拒绝7×24小时待命，或者成为那种“多嘴”的员工）也可能导致我们永远被就业市场所抛弃，这样的风险绝对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即使我们希望在冲动的社会和自我之间创造一些空间，这样的反叛也常常是温和而隐秘的——我们更倾向于悄悄进行某种日常的“自我保存”活动，而不会奢望某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存在于我们的整个文化中，劳动者不敢离开那份每日杀死他们灵魂的工作，公司的CEO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不愿承担他们应负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行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但这也反映出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全面屈服和投降：在这些可悲的行为中，仿佛每个人都相信，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从短视行为到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从个人的过度消费到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使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文化氛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元素都是社会经济体系进化的必然逻辑结果，顾名思义，这种高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应该产出最优的结果。简言之，冲动的社会是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论证出，这样的逻辑显然是错误的。显然还存在其他可能的经济后果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我们可以看看西欧的经济模式，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经济模式——比如德国和新加坡的情况。在那些社会中，人们对经济体系的预期与美国显著不同，那里的人们对过剩现象及不道德现象的容忍程度显著低于美国，而今天的美国人却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当作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不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只要回头看看美国自己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完全有能力选择一种更好的经济模式，让我们的经济产出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真正必要的东西。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拒绝承认其他经济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管这些例子来自国外还是来自美国自身的历史，他们常常将这些情况归纳为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或定性为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入侵——当然，他们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即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基本结论——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采取行动，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可持续、更平等、更人性化——仍然成立，而且这一结论未必就是一种“自由派”的主张。
早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商业社会”（“商业社会”是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称呼方式）必须不断接受敲打和管理，才能保证它的高效率让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受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今天，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搬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论证不受任何管制的自由市场才是最优的经济形式。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密本人早已认识到，市场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在亚当·斯密所认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中，他尤其支持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并对金融板块实施比较严厉的管制手段，以防止经济权力被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人士所垄断。亚当·斯密认为，这些管理性的干预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银行家和其他拥有经济权力的人的天赋自由权”，但如果一个国家确实希望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那么这种对少部分人自由的限制是一项我们必须采取的手段。正像荷兰经济评论家托马斯·韦尔斯所指出的：“对亚当·斯密来说，商业社会是一项道德工程，要想取得最大的潜在收益，我们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韦尔斯写道：这项道德工程的成功“绝不是事先注定的，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这一工程的成功与否？在后冲动的社会的经济中，我们希望取得怎样的“产出”？为此我们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呢？
越多越好，这一点仍然成立吗
非常幸运的是，亚当·斯密关于“整个社会的安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冲动的社会中，由于效率市场的价值观已被充分内化和制度化，美国的文化仿佛一团由无数相互分离的个体组成的电子云。这些个体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美国的公司，甚至包括美国的政党。这些相互分离的个体都在追求自身的个体利益。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形式对个人（至少对某些个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因为这种文化鼓励并促成了更多的个人发展：更多的个人财富、更多的个人消费、更多的个人满足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然而，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却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因为这种文化重塑了个人存在的意义。曾经，每个人都是以“整个社会”一员的身份而存在的，如今，个人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变成了竞争，为了获得个人的满足，我们需要随时与社会其他成员为敌。如今，在这种达尔文式的、赢家通吃的竞争环境中，社会目标，甚至共同财富的概念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因为这种共同财富已不再是一种全社会成员可以分享的财富了。
因此，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一种极度不可持续的状态，最能精确体现这种不可持续性的现象便是我们把经济增长率当作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的经济能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工厂、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回报——我们便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样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因为从历史上看，更大的蛋糕确实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分到更多。尤其是在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迅速、高效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还带来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带来了更多新颖、实用的产品，以及更高的社会理想，这提升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然而，自冲动的社会诞生以来，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系逐渐断裂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虽然美国的GDP在高速增长，整个社会却在不断沉沦。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一小部分精英阶层通过高效的金融板块和裙带资本主义所垄断，还因为我们的市场已经重塑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价值观。于是，经济的成功不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成功。事实上，由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具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特点，社会的失败常常是GDP高速增长的源泉。在我们的商业环境中，公司文化日益偏向对快速回报、季度利润以及股价的追求，因此公司（及其管理者）的成功（以及GDP的飞速增长）可能意味着一些严重伤害员工和整个社会的商业策略。正因如此，虽然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雇主对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投资不断下降，公司在长期基础研发方面的支出也自由落体般地飞速下跌，美国的公司却可以每年花费5000亿美元的巨资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并以此获取巨额利润。在冲动的社会的经济模式下，真正有意义的生产活动和仅仅能为资本提供高效回报的活动没什么区别，因此，虽然每年劳动者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上逐年下滑，股东却继续享受着人为创造的虚假利润，然而没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
然而，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沉沦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商业世界。事实上，在冲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冲动的社会中，一位重病患者比一个健康人更有价值，因为前者能为医疗系统创造更多的利润。小镇凋敝的商业区比繁荣、富有活力的商业区更有价值，因为前者意味着全球化的零售供应链又成功消除了一处低效的商业区。森林的过度砍伐、过度的信用卡消费、不断上升的碳排放量、处方药滥用现象的盛行，这些都被算作经济净增长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成本的系统中，这些活动都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同样不合理的是，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模式不仅不能正确计算各种活动的社会成本，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很多在正常经济渠道之外创造出来的真正财富。只要不涉及商业交易的活动，一概不被计入GDP的增长，这些活动包括在老年中心的志愿者活动，在家教孩子们烹饪而不是外出就餐的家庭活动，晚餐后陪孩子们玩耍而不是让他们一直抱着电子设备——虽然这些活动对经济的健康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活动不是可以被购买的商品，它们便不能被计入GDP的增长。记者兼政策专家乔纳森·罗曾这样讽刺道：按照目前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美国最差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真正以家庭的方式运行的家庭，他们自己烹饪餐食，在晚餐后外出散步，他们进行真正的交谈，而不是在商业文化中放养自己的孩子。在家就餐、与孩子交谈、用散步取代开车，这些活动都不需要花钱，因此这些家庭会比其他更为商业化的家庭支出更少。良好的婚姻关系意味着在婚姻咨询及离婚官司方面的支出更少。因此，按照目前的GDP标准，这些良好的家庭关系都威胁着经济的健康。”
几十年来，各领域的积极分子不断呼吁放弃目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指标的评价标准，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度量指标，这种指标应该能够反映被效率市场所忽视的各项成本与收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建议以一套更复杂的度量系统取代GDP指标，这种更复杂的度量系统将各种非金融化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列入考虑。这些经济学家希望，这种新的度量系统能够逐渐鼓励国家和公司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经济成功的定义。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参与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在事后曾这样解释道：“你的衡量标准会影响你的行为。如果你的衡量标准不对，你就不可能做正确的事。”然而，这些学术上的早期努力并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当某联邦机构试图研究一套新的GDP衡量标准时，国会甚至以取消给该机构的资金支持相威胁。然而，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关于新的经济度量标准的观点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我们的经济究竟应该以什么类型的产出为目标？这种新的、生产力更高的经济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已经展开了非常广泛和必要的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尚未完全切中问题的关键，但是，在这场我们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斗争中，这一讨论的展开无疑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场讨论中，已经涌现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提议，而这些提议显然不是为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准备的。另一位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目前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教父级人物。戴利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稳态经济模式”，在稳态经济模式下，整个社会积极而细致地使用管理、税收和其他政策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目标是将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可再生、可降解的范围之内。”将经济增长控制在自然极限的范围之内，这一概念在环保主义者的努力下继续发展。在这批环保主义者中，比尔·麦吉本提出了深度经济的概念，在这种深度经济模式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将目前GDP度量指标没有考虑的三种产出最大化：一是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二是收入的平等，三是人类的幸福。几年前，麦吉本在接受《沙龙》杂志采访时曾这样表示：“这样的经济更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这样的经济将人类的满足看得与物质富足一样重要。这样的经济除了重视规模的增长，也非常重视经济的持久性。”
戴利的这一提议只是很多类似提议中的一种，这些提议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或多或少地要求我们必须彻底重组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因此，这样的提议很难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拒绝这类提议，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未真正尝试，甚至从未考虑过市场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模式。我们目前的文化虽对经济模式的现状越来越悲观，却仍然认为可以通过小打小闹的修补而改善。我们更愿意接受那些贴着自由派和渐进式标签的改革提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规模较小、政治上较为可行的修补性措施来修正经济体系的前提假设和目标，从而把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推向一种更可持续、更人性化的轨道。比如，很多关心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家（以及比较有经济头脑的环保主义者）都希望在现有的GDP指标中加入一个度量碳排放量的指标——这一指标度量的是美国经济每产生一美元的经济产出会造成多少二氧化碳排放。很多人希望，在引入这一碳排放度量标准后，可以对碳排放进行征税。从理论上说，通过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市场就会自动寻找碳排放量低、甚至无碳排放的新技术。当然，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对碳排放税的构想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很多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包括一些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如里根政府的顾问阿瑟·拉弗和罗姆尼的顾问格里高利·曼昆）都表示，他们认为碳排放税最终会成为控制碳排放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且他们相信这样的政策可以促进下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除了碳排放税，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渐进式的改革方针，例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考虑这些经济增长为人类带来的福祉，并引入一些具体的指标来度量这种福利效应。比如，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及其同事阿马蒂亚·森提议，我们应将那些直接影响人们真实生活水平的指标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这些指标不仅包括个人收入，还包括人们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以及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对目前的政府度量标准（比如美联储的通胀目标）进行调整，使得这些目标能与新的、更具社会进步意义的目标相适应。比如，迪安·贝克和保罗·克鲁格曼等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央行过度强调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并因此对政府开支进行了很多不必要的紧缩性削减，这正是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迪安·贝克说：“自然失业率并没有上升，目前失业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有问题。”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影响很多经济产出（比如失业率，比如人们能获得怎样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像很多自由市场支持者及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对这些情况无能为力。政府手中握有各种杠杆（比如税收、补贴、管理措施等），通过调节这些杠杆，完全可以改变经济的社会“产出”，使其更符合民众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偏好。然而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使用了这些杠杆，错误地让市场决定社会产出的最优组合以及各种互相竞争的社会目标的最优平衡点。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哲学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我们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和选择，市场就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也会越来越倾向短期、不公平、不可持续的产出模式。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不同的结果，就必须将经济从自动驾驶的模式中解救出来，重新掌握经济活动的方向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我们的经济究竟该走向何方，以及经济的重点和价值何在。在目前的经济模式下，经济产出的成果日益偏向资本一方，我们对这样的现状满意吗？我们是否觉得应该重新向劳动者一方倾斜？我们是希望技术创新的永动机致力于渐进式创新以及高速的汇报，还是想投资于风险更高的技术研究，以催生新的产业，并解决一些严重的资源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容忍现存的经济模式，继续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保护那些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还是使劳动者享有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同样的机会、安全感以及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这些问题显然不容易回答。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要想给出合理的答案，我们必须做出实质性的取舍。要处理好这些取舍，我们不仅需要足够的耐心，还需要有思考和妥协的意愿。但美国目前的政治文化（甚至整个冲动的社会）不仅不能对这些行为予以奖励，还将它们视为低效率的元素，想方设法回避甚至淘汰这些元素。
但不管怎么说，设计出一套新的度量标准可能成为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控制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可以不仅仅着眼于GDP，不仅仅计算公司的净利润或净亏损，转而更全面地评价整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这套新的度量标准将迫使我们展开一场更广泛、更社会化的讨论，探讨我们将采取怎样的价值观，以及为了支持这套价值观我们必须做出何种取舍。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套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能采取追求这些价值的实际行动。而这样的实际行动是极为关键的。可能会有人认为，因为这样的行动最终必然要依赖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民主过程中的各种妥协让步，因此我们应该在政治领域中迈出第一步。然而，由于冲动的社会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方面的，更具体地说是公司方面的，因此我认为从逻辑上说，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的第一步甚至最初几步应该在商业领域进行。（事实上，这一点目前已经在讨论了。）面对整个社会的总体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商业领域入手，改变商业机器的前进方向。
让市场后退
几十年来，保守派人士一直对美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抱有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施加了过强的影响，而正是这样的干预行为导致美国的经济无法继续之前的繁荣。如今，我们可以对美国金融市场做出类似的指控。现在，金融市场已经穿透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弊病。从消费者信贷的过度扩张到“激进”股东群体的兴起，金融板块逐渐将其对高收益、快速回报以及资本效率的需求注入了消费者生活的所有方面，同时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金融化过程最臭名昭著的症状便是对消费者信贷的过度使用。显然，要想对冲动的社会发起实质性的攻击，我们应该帮助消费者重新思考他们为了追求即时满足而透支消费的行为模式。然而，更重要的是，金融化严重影响了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的行为，而美国的大型公司在提供就业机会、科技创新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想打破冲动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创造或重现一种更具可持续性、更能产生社会效用的经济体系，最关键的步骤之一便是减少金融市场对商业界的影响。
在公司层面，金融化过程最有害的副作用是对公司短视战略的鼓励。在这样的短视战略下，公司常常牺牲长远的可持续性，只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界曾愿意在科技创新以及劳动者培训方面进行大量的长期投资，而现在为了取悦同样短视的大投资者，公司在上述两方面的投资数额都大幅度缩小了。为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必须废除当前鼓励投资者和公司采取短视策略的激励机制。而关于如何废除这样的激励机制，目前已经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提议。很多专家建议引入金融交易税制度——投资者每次买卖手中的证券、衍生品和其他金融资产，都必须缴纳相应的税款。这样的金融交易税政策能够增加靠追逐短期股价变化牟利的成本，从而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而一旦投资者的投资期限拉长，公司追求季度利润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小，于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便能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制定成本压缩、员工培训以及创新投资等方面的策略。
另一些提议则试图通过改革目前极不合理的高管薪酬模式来改善扭曲的激励机制。比如，有些人提议，可以用限制性股票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一部分。这种限制性的股票在高管离开公司后的5年或7年内禁止出售，于是在这样的薪酬机制下，高级管理人员便不能通过暂时性地快速提高公司利润来谋取个人利益了。（其中的一项提议更是提出，公司甚至可以追回发放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薪酬。《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样的薪酬机制可以让“建立在短期投机基础上的公司立刻爆炸”。）另一项有趣的提议则建议，可以把公司高管的薪酬与科技创新联系起来：高管的薪酬高低取决于公司目前的利润有多大比例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带来的。
公司的高管们显然不会对这些提议展示出多么热情的态度。然而，研究公司薪酬和公司管理策略的专家们指出，很多公司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接受这方面的提议，并借此机会把高管的薪酬重新纳入可控的轨道。天文数字般的高管薪酬不仅伤害了员工的士气，还招致媒体和政界的不断批评，更严重的是，目前的数据显示，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公司的业绩表现之间通常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有一项研究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项研究发现，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中，每5位高管中就有两位来自业绩极差的公司：这些公司要么不得不要求政府救助，要么传出欺诈丑闻，要么干脆以破产告终。
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支持对商业板块进行去金融化处理的专家还呼吁对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因为目前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向高管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害的巨大诱惑，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金融工程人为抬升公司股价，从而大幅提高自己的薪酬。反对公司股票回购策略的人指出，只要撤回里根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82年做出的一项规则改变，联邦政府就可以十分轻松地全面禁止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在这条规则改变出台之前，回购本公司股票曾被正式界定为非法操纵市场的行为。而事实上，股票回购策略确实是一种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因此禁止这样的行为是十分合理并具有充分法理依据的。
所有上述动议的共同点是试图将公司推离短视的轨道，让它们重拾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样的变化可以带来很多领域的深刻变革，如在科研方面的长期投资将大幅提升。而对未来的劳动者而言，这项改革将产生尤为深远的影响。推行这样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阻挠机械自动化的趋势，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对国际贸易采取抑制性政策。在这些改革措施之下，公司可以显著改变上述趋势对劳动者的影响，因为这些改革的目标是重塑公司对劳动者的重视。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够成功实施，公司将不再把劳动者视作削减成本的渠道，而会把他们当作需要认真保护并不断升级的珍贵人力资源。在股东革命的过程中，上述价值观几乎已被完全抛弃——管理者们不遗余力地追求降低成本，以提高公司的季度利润和股价，他们大幅削减员工培训方面的投资，一旦劳动者无法在与机器或廉价外国劳动力的竞争中胜出，便立刻无情地将他们解雇。在公司大批裁员的同时，政府和公司也没有做出任何可行的努力，保存迅速增长的失业大军的职业技能，这又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危机的升级。与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府要求公司在协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强制再培训能够保证员工的就业技能（即人力资本）不致在裁员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随着经济危机的结束，欧洲的公司能以较快的速度使失业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而在美国，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工作向来不够全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盛行保守派反税收、反政府的政治主张。因此，美国针对长期失业问题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十分短视的政策。虽然美国扩大了失业补助的适用范围，并对这项政治成就沾沾自喜，事实上我们从未认真处理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在失业工人试图对自己进行再培训并重新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协助。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说：“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在美国，这造成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浪费。有些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本正是我们（实现制造业复兴）需要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声称我们需要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被无情地扔出了劳动力市场，根本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机制来维护这些人力资本。”
对今天的很多自由派人士来说，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提高对公司的征税，对持续增长的公司利润进行再分配，然后用这些资金发展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领域——比如员工的再培训。自由派的这种意见有很强的说服力：自2000年以来，保守派不断推进的减税政策已经导致税收收入无法支持美国政府庞大的开支（包括两场战争的开支以及经济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支出等）。为了防止保守派人士的选择性遗忘，在此我必须指出，这已经不是保守派人士第一次将减税政策推行到过分的地步了：1981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推出了大幅减税政策。此举导致美国的国家债务水平翻了4番还多，达到了30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然而与目前的情况不同的是，里根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并在接下来的7年中4次推出了增加税收的政策——其中包括史上最大幅度的公司所得税提高，还包括大幅提高薪酬税用以支持联邦医疗保险系统的支出。然而，今天的保守派已经变得如此偏执，反税收和反政府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于是，即便美国劳动者在福利和保障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即便美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已变得日益破旧不堪，增加税收仍是一个禁忌话题。
然而，在给自由派人士戴上提高税收和增加开支的帽子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提高公司的税收，然后再用这笔资金对被公司抛弃的员工进行再培训，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相当荒谬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方法，即通过政策手段（比如税费减免）鼓励这些深受谴责的公司把税前利润的一部分用于保护和升级其劳动力“资产”。比如，拉佐尼克认为，美国的大公司只要从它们目前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资金中挪出一小部分用于在职员工培训，就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这样的政策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裁员。即便被裁员，失业的劳动者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以苹果公司为例，目前苹果公司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资金高达1000亿美元，只要从这1000亿美元中拿出5%，苹果公司就可以为员工设立一所公司内部的学校。这所学校的雄厚资金能保证他们可以请来一流的授课人员，向员工提供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这些技能不仅在苹果公司内部有用，而且在整个技术领域同样能发挥作用。拉佐尼克认为，苹果公司应该向所有员工免费提供这样的培训项目，这其中当然包括目前在苹果公司零售店工作的近40000名销售人员。这样的培训项目不仅可以帮助苹果公司的员工获得公司内部的晋升机会，还可以让他们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拥有更多的工作技能和更有分量的简历。拉佐尼克指出，这种公司内部学校的培训形式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常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公司能够认识到扩大高技术的从业人员数量是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然而在美国，很多公司却采取了典型的冲动的社会式的短视策略：当它们面临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时，公司往往选择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即游说华盛顿当局调整移民政策，从印度等国引入更多拥有这些技术的移民。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仅靠少数富裕公司为员工建立内部学校并不能让美国公司重新扮演战后时期那种家长式福利机构的角色。但是，这样的改革可以向美国的整个商业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毕竟学习和模仿像苹果这类超级成功公司的经营战略向来是美国商业界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可以清晰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目前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不可持续的。也许，在30年以前，降低劳动者地位、把劳动力仅仅视作公司的一项“成本”的行为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公司策略已经造成了劳动者对雇主的不满和仇恨，从而增加了公司自身的管理难度。适当放弃这种不可持续的策略，公司可以在员工和效率市场对利润的冷酷追求之间创造适当的距离，这样的改革措施也许能够帮助美国的公司重塑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曾让美国的劳动者骄傲地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生产效率，然而效率市场的冷酷机器却把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作一种低效率元素而无情地粉碎和消除了。
然而，在冲动的社会走向终结之时，我们不可能依靠公司自发的努力（如对员工的再培训以及对短视策略的反省）来修正经济不平衡现象。在我们的经济中，金融化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只有外界的干预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平衡。否则，在目前追求快速回报、赢家通吃的经济模式下，我们迟早会迎来灾难性的修正过程。显然，如果我们真的决心实施这种自上而下的、德拉古式的干预手段，那么最需要干预的显然是美国的金融板块。目前，金融板块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修正自身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相反，华尔街那些大型投行不仅仍在进行各种高风险的投机行为，而且这些高风险行为的性质和2008年拖垮整个美国经济的投机行为毫无二致。同时，由于这些华尔街的投行规模巨大，事实上防止金融危机的常规监管手段都不能对它们起到真正意义上的限制作用。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样的事实：美国银行业69%的资产都掌握在摩根大通、花旗集团、高盛等12家银行手中。由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所占的份额如此巨大，因此无论它们做出怎样不负责任的恶劣行为，美国政府都不可能任由这些机构倒闭，否则美国的整个经济就可能成为它们的陪葬品。事实上，这些超级银行不仅因为规模巨大而不可能倒闭，而且政府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它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犯罪活动，而政府居然不敢对它们采取法律诉讼行动。2013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侯德曾公开承认，由于这些美国超级银行的规模过于巨大，“如果我们对它们提起刑事诉讼，就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全球的经济状况”。这足以证明，华尔街的这些超级银行不仅“大而不倒”，甚至已经到了“大而无罪”的地步。
正因如此，很多金融政策专家早就指出：如果不把这些“大而不倒”的超级银行拆分成一些规模较小、更容易管理的金融机构，我们就不可能对金融化经济的风险真正予以限制。然而在目前两党对立的政治气候之下，这种极端化的政策手段被普遍认为是无法真正实施的。然而，我认为，这种拆分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只有这种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才可能在目前瘫痪的冲动政治体系中为未来的突破扫清道路。
品牌政治的终结
现在，冲动的社会的最大盟友不是永不停歇的技术跑步机，也不是市场对效率的狂热追求，而是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关于政府角色争论的僵局。在处理社会弊病方面，政府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方面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发生过明显的变化。美国的主流民众曾经持有一种自由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且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此后，这一观点被一种同样荒谬的保守派观点所取代，那就是政府没有能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也根本不应该试图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当然，针对后一种观点，保守派确实可以提出一些支持性的证据。在资源分配、结果预测以及限制个人的野心方面，政府确实从未展现过高超的能力或惊人的效率——因为这属于市场比较擅长的领域。同样，政府也永远无法取代社区、家庭或者个人自给自足的价值观——虽然政府常常进行这种无谓的尝试。但在上述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中，政府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政府可以为上述经济和政治功能的实现创造足够的空间。政府可以有力地监管寻租者和博弈者的腐败倾向，从而鼓励市场在分配和激励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效。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向美国民众提供针对物质风险的必要保护，使民众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价值，从而组成更富活力的社区和家庭。比如，政府可以保护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事故和自然灾害的伤害，也可以保护少数派免于多数派的专制和迫害。当然，与本书更为相关的是，政府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市场的侵害，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伞，强有力的市场机器将轻易地摧毁美国的家庭、社区、传统以及文化。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阻止市场机器对个人的无情碾压。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干预以来，出现了很多导致社会体系瓦解的经济现象，冲动的社会的崛起也加速了，这种时间上的相关性显然不是出于偶然。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承认政府角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是一种自由派的观点。事实上，这正是早期共和党人的核心政见之一。在进步时代中，充满改革动力的共和党人相信，如果任由公司自行发展，公司的高效率、高技术以及垄断策略会使它们不断恶性通胀，而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如果这样的干预确实是必需的，显然现在就是干预的最佳时间点。然而，由于我们的政治文化已被冲动的社会严重腐蚀，这样的干预迟迟无法实施。我们的政治文化受到了金融化力量的污染，金融化的力量把整个政治过程变成了又一个“商业板块”，这一板块和金融板块本身几乎无法区分，而金钱也已经变得和选票一样重要。同样严重的是，由于保守派的品牌政治的影响，我们的整个政治过程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瘫痪。这种保守派的品牌文化拒绝承认政府所能发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也拒绝承认正是政府角色的缺失导致金融化力量的腐败现象不断伤害着我们的社区、家庭和个人。美国的保守派人士曾经为保存传统的价值观而努力斗争，然而现时的保守主义品牌文化却一再站在这些价值的对立面，帮助冲动的社会更快地消磨和摧毁这些价值。
然而，在这些矛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前进的道路。在呼吁金融改革的声音中，一些最为激烈的呼声恰恰来自保守派人士。同样，当奥巴马政府拆分华尔街超级银行的努力失败时，当奥巴马政府无力限制这些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行为时，不仅很多自由派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很多右翼人士也同样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对于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言，政府对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隐性担保以及用公共资金救助上述机构的行为显然是一种扭曲市场的政府补助行为。正是这样的政府补助使得这些“大而不倒”的超级银行敢于冒小型银行不敢承担的风险。保守派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的主席理查德·费希尔曾这样说道：“这些公司只收获其行为的正面利润，却拒绝为其错误行为付出代价——倒闭和关停。这已经违反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美国是一个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执行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最能体现保守派对“大而不倒”的华尔街银行愤怒情绪的例子之一是，2013年，铁杆保守派人士、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维特决定与来自俄亥俄州的极端自由派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携手推动一项要求超级银行大幅降低负载程度的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在华尔街的强力游说之下未能通过，但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支持者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保守派评论员佩奇·鲁南，以及《华盛顿邮报》的乔治·威尔。（乔治·威尔认为，华尔街这些“大而不倒”的银行机构充分证明，“将损失社会化，同时却保持利润的私有化，这样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换句话说，在试图重新对“大而不倒”的华尔街银行实施管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曾经有机会驯服金融化的有害力量，还曾经有机会开创一种我们急需的左派和右派互相和解、互相合作的政治空间。在赢家通吃的品牌战争开始之前，这样的两党合作机制曾经是政治体系的常规模式。
这种两党和解的时刻将以怎样的形式发生？我们不妨充分展开想象。也许一切的开端是美联储的费希尔登上福克斯新闻频道，向公众介绍他与同事在2013年年初制定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大而不倒”的华尔街银行强制拆分为规模较小、容易管理的金融机构。（该方案的关键是，撤销联邦政府对除传统贷款行为以外的所有金融行为的安全网络保障，并赋予管理者权力，使管理机构能够强制拆分那些不愿自主重组的金融机构。）费希尔的这一方案不仅会激起保守派舆论的强烈反响，同时也会获得左派媒体的广泛宣传。随着民意支持的不断膨胀，参议员维特和布朗将把费希尔的计划拓展成为正式的立法法案，而这一法案将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当然，华尔街那十几家“大而不倒”的银行机构必然会花重金进行游说，试图阻止法案通过，但由于这一运动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华尔街的游说力量不会获得太强的谈判筹码。即使这些超级银行能够避免被全面拆分的命运，它们也很可能会被迫接受某种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类似的法律规范。（出台于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曾在金融机构的商业贷款业务和投资行为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随着这一法案的通过，金融板块中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被一举消除。同样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内外，两党显示了在全国性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携手合作的能力。这种政治上的成功将给冲动的政治体系致命一击，因为冲动政治体系的养料正是两党不和及政治机器的失灵。这样的政治成功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政治过程完全有能力做出实质性的行动和改变，于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分别建立起来的分化的政治品牌都会因此受到削弱。
事实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佐治亚大学政治科学家基思·普尔是研究政治两极化的专家。普尔指出，仅仅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曾出现过去两极化，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对美国的商业界实施改革，两党的中立派人士在这一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团结一致，进行了共同的努力。普尔认为，要想让这样的历史重演，我们需要在选举中看到两党都出现一些中立的候选人。虽然在深度两极化的时代这样的情况无法出现（因为两极化的程度越高，中立候选人胜出的概率越小），然而这样的现状是完全有可能改变的。普尔指出：“如果在国会中两党之间有更多的政策需要共同推进，那么，对候选人来说，采取中立的立场就会显得更有吸引力。”而拆分华尔街大型银行的运动很可能促成这样的情况。
即使是品牌政治的暂时弱化也能为与冲动政治的斗争提供极为重要的滩头阵地。一旦中立人士加入了对冲动政治的战争，国会就可能有能力向竞选金融问题开炮。竞选金融是最深层次、最高级的金融化现象，也是冲动的社会的终极表达方式。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生效以来，来自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亿美元助选资金导致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金融化。我们的政治体系不再只是以市场镜像的形式出现，而是完全融入了市场之中。从传统上说，这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比较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如伊丽莎白·沃伦以及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也确实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根据《资本纽约》杂志的报道，科莫曾表示：“这是一个能带来全国性影响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至少与同性恋婚姻和枪支管制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然而，竞选金融问题同样也可以成为让保守派人士团结起来的议题。事实上，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原则一直是保守派的核心原则之一。至少在疯狂涌入的助选资金成功腐化左派力量和右派力量之前，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原则曾经是保守派的核心原则之一。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父巴里·戈德华特曾在1960年这样说过：“为了让政治权力获得尽量广泛的分布，对政治选举活动的金融资助只可以来自个人。我认为工会或公司都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理由。因为工会和公司都是出于经济目的创立的，因此它们所参与的活动也应该局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虽然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对推进竞选金融改革毫无兴趣，然而却有迹象表明，竞选金融问题让华盛顿以外的保守派人士着了火。民意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保守派选民和州立法决策者支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公司、工会及其他组织排除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外，同时禁止上述组织对竞选活动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其中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每10位共和党人中有7位支持通过上述宪法修正案。红州网站的一位保守派博主克里斯·迈尔斯这样写道：“事实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他们认为政府为了保护大公司和大型工会的利益而践踏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但是，保守派完全有机会向公众清楚地表明，我们代表和捍卫的是人民真正在意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达到的目标吗？”
有趣的是，随着茶党的垮台，我们看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领袖已经逐渐远离冲动政治的保守主义品牌，开始向中立的立场移动。一位《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指出：中间偏右的智囊团以及实用主义的保守派政客中已经涌现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改革派保守主义”，因为这批人认为，目前保守派人士的错误前进方向无异于在一条自杀的道路上狂奔。改革派保守主义的主张包括：改进早期幼儿教育系统，还包括让各州分别征收燃料税，并靠这笔资金自主管理本州的交通项目等。这些主张展现的是传统保守主义注重实际问题的现实精神，而这种理念对中立的美国公众来说一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同样重要的是，现实精神曾经是美国两党妥协以及有效立法过程的基础。在税务改革等重要政治问题上，法案的通过总是靠左派和右派中的实用主义者找到两党合作的途径。在冲动的社会的品牌政治文化中，实用主义成了最先被牺牲掉的元素，然而，历史先例使我们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让实用主义精神重新回归我们的政治体系。《纽约时报》的另一位保守派评论员戴维·布鲁克斯指出：19世纪的保守派政治家——如亚伯拉罕·林肯、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其他辉格党人通过关注一些基本的、与党派无关的议题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强烈支持。这些议题包括社会流动性、经济机会以及“如何用政府权力保证美国非主流群体中的个体能拥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的工具”。这个早期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中立政治的威力。布鲁克斯还写道：更重要的是，辉格党人主张用这种实用主义的中立立场取代“持分离民粹主义立场的杰克逊追随者们”推行的充满敌意的两党斗争策略。因为对实用主义的辉格党人而言，“与其挑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如帮助民众向更高的阶级迈进”。布鲁克斯认为：今天这样的“机会联盟”也能够赢得同样广泛的公众支持，并彻底“打乱现存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机会联盟应该关注提高社会流动性的途径——比如重建早期儿童教育系统或者帮助条件较差的家庭创造更好的儿童教育模式。虽然自由派人士可能会全盘否定这样的运动，并认为这是共和党人在内斗的崩溃边缘为自保而进行的垂死挣扎。然而改革派的保守主义仍然可能是我们达到一种新的中立政治的第一步，因为改革派的保守主义主张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管左派还是右派的品牌政治都从未真正回应过我们的诉求和理想。这种现实主义运动很可能标志着团结各派的实用主义政治的开端，在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中，我们将把目光重新集中在关于共同利益的讨论上，并以寻求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为重点。不管这样的实用主义运动多么不成熟，它仍然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我们已经正式开始抛弃互相攻击的品牌政治，重新走向关注现实、关注可能性的政治文化。
假设这种关注可能性的政治再次成为可能，显然要想把冲动的社会重新推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们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对金融业重新实施管制。将金融元素排除出我们的政治体系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此举可以让我们用政治去引导投资领域的决策，让美国重新承担起主要公共投资的长期义务。简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将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比如做出最有利于社区和公众利益的长期承诺，因为个人、社区或者公司都缺乏完成这种任务的能力和意愿。一个世纪前，美国的进步改革运动正是以这样的理念为核心逻辑：随着成熟的消费者市场完全掌控个人商品方面的投资决策，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干预来保证公共商品领域也能获得足够的投资。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左翼和右翼力量妥协的空间。当然，自由派人士必须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实质性的福利改革（比如对联邦医疗保险制度的测试和修正）以及管理改革（尤其是对小型公司的管理改革）。同时，保守派也必须放弃他们顽固的品牌意识，并且承认几十年来不断减税和两党的预算战争已经导致目前美国面临公共投资方面的严重不足。事实上，美国在公共投资方面的赤字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工业化经济体。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相关例子：在公路、桥梁以及其他基础建设方面，美国每年的实际投资大约比所需投资少2500亿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的各个地方，很多州政府正放任数千英里的道路因为缺乏维护修缮而逐渐“化为沙石”。）在37个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每位儿童身上的早期护理及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名列第28位。世界上有23个国家拥有比美国更快速的宽带网络。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一长串这种让我们感到尴尬的例子。比如，目前美国仍有90%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而目前中国政府在清洁能源研究方面的投资几乎达到了美国的2倍。
要想扭转这些公共投资方面的赤字，我们必须对目前的政治文化做出显著的改变。目前，美国的政治文化被品牌化的保守主义所控制，而这种品牌化保守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反对一切增加赤字的政府支出，甚至反对适度增税。然而，如果能够获得两党的支持，政治领袖们就可以开始提出和推行在某些方面增加投资的动议（比如在基础建设和能源方面）。这样的政治运动将重点强调公共投资对促成美国过去经济繁荣时期的重要作用。（不仅包括“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还包括互联网繁荣时期，因为如果没有之前几十年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根本不可能出现这一轮网络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应该倡导今天的我们做出与过去类似的承诺（比如，用大量资金支持下一代能源技术研究工作），这样的承诺能够点燃美国经济加速的引擎。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美国能够大量投资核聚变领域的研究，就可能产生出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新技术，从而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核聚变能源是非常清洁的能源，因为核聚变的过程只产生少量放射线，而且核聚变能源所需的燃料（氢的同位素氘）从海水中就可以大量获得，这种燃料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通过发展核聚变技术，我们有希望获得一种全新的能源，这种能源不仅碳排放量低，而且比目前市场上的任何能源都便宜许多。由于目前能源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新技术完全可以深刻地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并创造出一系列新的产业，或者将现存产业大幅扩大。所有这一切都能使我们逐渐减少对产生大量碳排放的能源的依赖。目前，美国政府对核聚变研究的资金支持正在不断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美国政府对核聚变技术进行中等程度的支持（根据一些研究的估计，要在2034年之前发展出一个可以产生能源的核聚变反应堆，大约需要投入300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产生惊人的社会回报。显然，没有任何私营公司愿意进行如此巨额的投资，也没有任何私营公司愿意花那么长时间等待回报的产生。因此，这种类型的投资正是政府应该、也有能力进行的公共投资。用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的话说：核聚变能源“是公共产品的一个极好的例子，私营板块没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公共产品，而公共板块则应该对这样的公共产品给予足够的重视”。
必须承认，要推动公共投资的提高意味着政客们必须做出一些直言不讳的长期政治承诺，而如今主流的政客越来越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在一个高度金融化的、以民意调查结果判断政治成功与否的冲动的政治世界中，与其试图领导民众，不如用各种高效的手段去迎合和操纵民众。同时，由于长期的文化引导，选民已经产生了对公共投资，甚至对整体政府行为的恐惧，因为这些行为长期以来一直被宣传为低效率的、不正当的，甚至是腐败的。但对那些真正有决心抛弃品牌政治的政治领袖而言，美国历史上能赋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的成功例子并不少见。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迪承诺要在1970年之前将美国人送上月球，并因此成功赢得了选民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国家高速公路系统建设计划也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虽然这一公共交通工程是当时整个人类历史上造价最高的工程。在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成功引导选民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而在此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则为加大教育、公园及公共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当然，要说服选民接受上述项目并不简单，这需要极高的宣传技巧。比如，为了说服选民支持增加在公共建设方面的政府投资，富兰克林·罗斯福巧妙地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经济理念，这套经济理论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国家经济陷入萧条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开支的方式拉动需求，从而达到重振国家经济的效果。
然而，我们今天的政治领袖却不再具备这种说服选民的能力。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这不仅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未能推行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改革，还因为奥巴马政府既不愿意攻击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也未能有效地向选民宣传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从而对原有的经济政策做根本性改变的必要性。有些经济学家和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宣传方面的能力和意愿有限，而一些更尖锐的批评则认为，是奥巴马政府与华尔街的紧密关系导致了本届政府在这方面故意不作为。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美国公众在情感上深切地呼唤一场“我们能够信赖的变革”，但大多数美国公众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迎接这种我们需要的根本性改革。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由于对自己的经济情况高度焦虑，对政府和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因此我们已经失去了超越个人利益、为更宏大的目标而努力的信心和决心。换句话说，即便本届政府想要推行这样的变革，公众也无法向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正如《泰晤士报》的布鲁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奥巴马“早已认识到，如果无法获得外界有组织的支持，一位总统能做到的事情实在是非常有限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改变群众不愿参与政治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来扭转公众对政治的消极态度。我们可以对政治体系进行清理，从而让国民重新产生参与政治的意愿。我们可以通过推行经济改革和提高公共投资，重新创造出上几代人所拥有的经济机会，而这样的经济机会能够启发和引导人们走出自身利益的狭小天地，去追求某些更为宏大的理想和目标。通过重塑公众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以及市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平衡，我们可以让公众的政治眼光变得更加无私、更加开放和更加长远。
诚然，如果公众不希望这样的变化发生，那么上述高层次的、系统性的变革就绝对不可能发生，最近几十年来，让公众相信这些理想主义的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腐败让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冷酷和愤世嫉俗。消费者市场不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理念：我们不需要政府和政治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获得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主流文化逐渐接受了市场控制社会的现状，虽然这样的社会体系正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平等现象。但是，在个人层面，上述默许态度正在逐渐改变——因为对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维持现状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面对中产阶级的衰落、商业界的短视行为以及迫在眉睫的基础设施故障，人们已经无法保持沉默。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今天普通的美国人却时刻担心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我们已经无法再忽视和回避这种荒唐的现象了。也许我们曾经相信，我们的市场和政治体系会通过某种方式自动完成对自身的改革，然而，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再相信这样的说法了，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的系统已变得千疮百孔，我们已经不再有否认和回避的资本了。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些让冲动的社会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元素（政治体系的顽固失灵、长期以来赢家通吃的短视思维、个人的慢性自我中心症）本身就是冲动的社会的一部分，这种巨大的垄断品牌效应使得实质性的改革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这种品牌效应，并且明白改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现在，一些精英统治论者、学者、有改革眼光的政治家以及商业界人士已经打响了对短视的政治体系和商业系统的战争，而我们中的其他人应该把思想化为行动，投身到这场对冲动的社会的战争中去。不安和紧迫感已经笼罩了整个美国社会，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向我们自己，同时也向更广阔的社区展示出我们的信念：变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驱动冲动的社会的那些制度因素完全可以被我们所改造，成为抗击冲动的社会的掩体。
小心裂缝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把她内心的这种不安的情绪转化成了实际行动。玛西当时是一家全国性建筑公司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她却开始严肃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玛西喜欢设计各种建筑，然而如今的建筑行业却被削减成本、增加数量的想法所把持，创造性在这一行业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玛西告诉我说：“大部分时候，我的工作任务只是研究怎样从工程中赚钱。有时我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每个人都喜欢我的方案，然而接下来他们会说：‘好吧，让我们来谈谈划算与否吧，让我们拼命压低成本吧。’于是我开始想：‘我设计的这栋建筑会在那里存在50年，我的名字会出现在这座建筑上，我并不认同我们现在的这些做法。’”玛西当时恰好会参加一些本地学区的志愿者活动，她带领学生们参观和欣赏市中心的建筑，并进行讲解。玛西非常喜爱孩子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好奇心，在每次志愿者活动的几个小时中，她都相信她的努力可以改变孩子们看待世界的视角。玛西渐渐觉得，这些小小的转变比她在工作中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创造力，也更加重要。
有天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玛西在车中收听了一档广播节目对一位政客的采访。在采访中，这位政客谈到他是如何辞去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而投身政治的。那位政客引用了大希列尔的一句古话：“若仅为己，我为何物？若非此时，更待何时？”听到这句话时，玛西受到了触动。“当时我想，这句话不正说出了我的感受吗？我想去做一些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于是，玛西辞去了工作。她离开了之前供职的建筑公司，重返校园去学习教育硕士的课程。现在，玛西每天的工作是“设计”高效的课堂教学内容。她告诉我说：“我现在终于拥有了我想拥有的影响力。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和一个孩子进行一场对话，而这场对话有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玛西承认，辞去建筑公司的工作并不容易。放弃这样的工作不仅意味着放弃高收入，还意味着她再不能获得这种所谓的光鲜工作带给她的自我满足。玛西说：“当我告诉别人我是教师的时候，对方常常赶紧换话题。”然而，当玛西离光鲜的商业工作越来越远后，她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市场定义的职业成功与她的个人价值观所定义的成功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别。对玛西来说，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参与并影响他人的生活。玛西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成长和领悟，我对自己说：‘也许教小朋友真的比想象我自己在设计房屋更重要。’是的，那是真的。我热爱现在的职业，而且我从来不往回看，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对我来说，玛西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制造空间”的主题。只有当我们退出冲动的社会的价值和规律时，我们才能看到冲动的社会存在多么严重的失衡现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自己如何建设性地回应这样的失衡现象。我们曾讨论过如何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制造空间，以及如何在市场和政治之间制造空间。但是，要想真正摆脱冲动的社会的束缚，我们必须让自我和市场之间的缝隙变得更宽，必须扭转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和市场的融合过程。只有这样，自我才能获得一些呼吸的空间，才能稍微远离市场短视价值观的污染，重新获得那些更重要、更长远、更人性化的价值观。同样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后退一步时，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在消费者市场中狂热追求的那些东西事实上只有在其他地方才能获得。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如今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是“连接”，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关系。半个世纪之前，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曾说，人们一直“被对社区的渴望驱动着”。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仍然被这种渴望所驱动。显然，从定义上说，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即时满足的消费者文化中满足上述需求。事实上，我们所追求的这种深层次的连接恰恰是一种与冲动的社会的精神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所渴望的，是与某种永久性的、比自我更宏大的东西的联系。当我们在市场中寻找这样的连接时，我们不仅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且破坏和削弱了可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东西。
于是，我们选择了后退。事实上，这场后退运动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在美国各处，人们采取了上亿种反抗冲动的社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反映出我们不同的偏好、恐惧和选择。尽管这些反抗行为多种多样，但我们最终必须认同某种更宏大的统一目标。我们必须把这些对连接和社区的个人追求转化为某种更广泛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因为只有这些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才能保护和重塑社区的价值观以及某种更宏大的长期目标。显然，只有集体行动才能让上述一切成为现实。如果说，在冲动的社会的腐蚀下，自我和社区的概念同时出现了垮塌，那么在反抗冲动的社会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同时重建自我和社区的功能。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已经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理解，冲动的社会诞生的关键以及制服它的关键都在于自我和社区的关系。当自我和社区之间存在健康的关系时，自我和社区之间可以赋予彼此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中，社区是健康的社区，而社区的基本价值（共同的目标、合作、自我牺牲、耐心以及长期承诺）也能对自我起到支撑作用，并赋予自我回馈社区的能力。这样的关系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自我和社区可以互相支持并提升对方的作用。是的，我们曾经使这样的良性关系瓦解了。我们曾错误地说服自己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对市场的依赖获得所有需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不再需要社区的帮助，只要让社区自生自灭就可以了。然而，随着追求满足的过程日益个性化，上述良性循环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自我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一种互相损害的关系。这同时弱化了自我和社区的力量。这种可怕的现实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市场越是把我们从社区的义务和影响中解放出来，个人的实际权利和自由反而会受到越严重的损害，我们无法抵抗市场分化和征服的力量时，甚至对结果提出申诉的能力都没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瓦解社区的过程中，我们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们还看到，很多人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视作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在很多方面，在很多层面上，冲动的社会都成功地把我们放在了对它而言最方便的位置上。
然而，现在我们的忍耐早已超过了上限。从市场撤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行为，不仅向社会表明我们没有获得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同时还宣布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是触手可得的。当我们远离市场的价值体系，社区的价值体系便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即便只是适度远离市场的控制，我们也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和真实感，这来源于我们与社区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这种快乐和真实感鼓励我们进一步扩大市场和自我的距离，于是我们和社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深入和持久。这种改善的过程虽然可能是缓慢的，但是改善的方向却是明确的——最终，恶性循环必将被打破。当然，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困难和挫折。由于几十年来人们的忽视，很多对健康社区而言非常必要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退化。此外，由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上下滑了一到两级，我们很可能缺乏远离市场的资金和能力。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对社会联系的渴望以及对某种远大理想的追求仍然存在。只要我们能够获得一点点微小的机会和鼓励——在自我和市场之间制造出哪怕最微小的空间——我们将自我和社区重新连接的欲望便会像裂缝中的野草一样蓬勃地生长起来。一方面，这野草会努力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另一方面，野草的根系则会深深地扎入冲动的社会的根基。
在基督教的教堂、犹太教的教会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里，我们每周都能看到这种野草般的欲望在蓬勃生长。在这些地方，人们寻找集体和社群的力量来重塑自我。在周五晚上举行的高中足球比赛中，那种原始部落般的能量表达着这种欲望。在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参与者乐观的情绪表达着这种欲望。在扶轮国际的募捐活动中，人们对共同目标的肯定与信心表达着这种欲望。在关于公共土地使用的听证会上，人们强烈的情绪和诉求表达着这种欲望。在农民集市欢快的气氛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野草般的欲望。事实上，只要用心观察，便会发现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着对社区、家庭等最基本社会结构的尊重及渴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这些社会结构所代表的价值观——合作、滋养以及长期的承诺——能成为市场以及政治领域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对社区和社会连接的渴望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所缺乏的仅仅是社会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努力。一旦有了这样的努力，我们便可以清除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障碍，消除结构性的偏差，击退腐败，摒除品牌化的犬儒主义。我们对社区的渴望将引领我们重新回到一种更平衡、更理性的社会定位中。
事实上，即便缺乏集体性的改革措施，重新回归社区的趋势也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蓬勃展开了。人们越来越偏爱各种“本地化”的商品和服务，这说明我们已经重新燃起对尼斯比特所说的“中介制度”（家庭、教堂、邻里、学校，以及其他小型的、本地化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对个人起支持作用，并能保护个人免受各种自然或人为的大规模力量的伤害）的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于最为恰当的地方——本地化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不仅社会关系具有最高的强度和频率，而且人们能以最具体的方式感受到这种关系，从而能最直接地体会到自我和社区重新连接的好处。圣母大学助理教授帕特里克·蒂宁是一位经典思想领域的专家，他这样写道：“要想理解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愿意为这种价值观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也就是说，既对过去的传承有义务感，又对未来的馈赠有责任感），首先必须在十分亲密的层面建立起这样的价值观。”在本地化的层面，我们能“感性和直观地体会到我们的行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人的行动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种感官上的联系。”同样，在本地化的层面上，我们最容易区分市场与非市场，因此也最容易建立和巩固非市场的价值观，比如真实、道德、质量以及社区。
尽管这种本地化的小型社会关系极为重要，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杰弗逊式的理想化社区形式（小型的、紧密的、亲近的）只是整个社会革新进程的一部分。今天，“本地”已经不能全面地描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社区”的内涵也应变得更广，它应该考虑到国家甚至全球层面的问题，同时应该保持足够的多样性，以全面涵盖所有的人类经验和智慧。比如，我们应该复兴“工作”的理念，重新把工作视为一种真正的社会连接，并把职场视作一种正当及重要的社区空间。拥有强大的工会以及高度团结的职场的时代或许一去不复返了，但如果说中产阶级还有任何被拯救的希望，那么劳动者就必须重新组建一个集体性的、高度连接的、有清晰自我意识并能表达自己声音的社区。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学会接受各种新的社区形式，虽然其中某些形式（比如数字化社区）是本书某些章节的批判对象。我们应该清楚并坦诚地认识到，虽然数字化的网络环境可能成为社区复兴的渠道之一，但这样的网络环境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脸谱网和推特上的互动永远无法代替亲密的邻里会面、家长教师联谊会的筹款活动以及温馨的家庭聚餐。同样，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某位政治领袖或某项政治议题也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履行了参与国家和州立政治事务的公民义务。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数字化社交网络已经完全吸收了效率市场的精神，因此它表现出所有效率市场的特征：强调快速回报、自我提升，并鼓励可随时抛弃的、不完整的互动形式——而这正是我们希望远离的。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数字世界的市场化特点，或者更准确地说，能将这些市场化元素分门别类，让每一位使用者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数字世界中市场化元素的存在（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让所有六年级以上学生接受必修的“技术教育”课程）——那么这些科技完全有潜力成为社区的基石，也完全有可能用无限的可能性实现各种我们无法想象的社会连接方式。毕竟，互联网产生的初衷便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聚集着各种渴望逃离主流文化、共享信息的人们。为什么这样的精神不能催生出一种公众交流的新渠道呢？事实上，网上乡镇会议已成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现象，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发展为一种规模更大、更常规化的公众交流模式。
当然，不论数字化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财富和灾难，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在非数字化的世界中，社区的发展仍存在未被开发的巨大潜力。在美国的战后时期，在数字化技术尚未出现、甚至尚未进入人们的想象世界时，美国的社区建设曾达到过惊人的高度，而美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也都创造了辉煌的纪录。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在“线下”社区的重建方面，美国存在着未被开发的巨大潜力。我们不应该让光怪陆离的数字世界迷乱双眼，更不应该听信数字世界的创造者们对数字社区的不断鼓吹。在数字世界以外的线下世界，存在着无数种建立有意义的重要社会连接的渠道，比如参加志愿者活动，比如参加业余联盟的体育运动，比如多开展远离电子设备的家庭活动等。通过这些现实世界中的渠道，我们可以重新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起个人与社区的正反馈关系。
事实上，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重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区。虽然重建较小规模的社区也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急需重新树立广泛的国家社区的理念。在目前陷入困境的庞大民主体系中，这反映了每个人作为公民的义务。虽然大型的国家社区可能缺乏本地社区那种亲密无间、充满感情的氛围，但由于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力量才有可能解决，因此国家社区的重建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义务。只有国家社区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气候变化、创建新能源体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运行良好、具有适当凝聚力的国家社区才能为整个社会设定更远大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建立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在本地层面以及个人层面重建社区的努力。只有国家社区的组织才能把各州和本地的各种改革努力进行政治化和经济化的包装。只有国家社区才能进行长期的有形投资和人力资源，并保证这些投资具有理性的、长远的目标。只有国家社区的组织才能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政府和个人之间建立长期、互利的关系。
对许多深受品牌保守主义毒害、习惯于在任何情况下对政府保持无条件不信任的右派人士而言，重建国家社区的理念必然会为他们带来极大的挑战。然而，只要对我们目前的政治文化进行适度的改进（比如调低目前在政治立场上高度分化的媒体的声音），我们就有可能让保守派人士看到去品牌化的政治文化能为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战略利益。去品牌化的政治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具建设性地参与政治，还能促成真正有意义的改变。而这样的变化完全可以促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正如今天很多实用主义的改革派保守人士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美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自上而下的大型改革计划（比如社会保险方面的改革、劳动力市场管理方面的改革以及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大规模投资的计划）能够重建个人的安全感，重塑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并让各种形式的社区在各种层面上获得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