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0日晚，奥巴马在美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完成了就职宣誓。然而，在总统就职仪式结束仅仅几个小时后，十几名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就在华盛顿的一家名为“核心会议室”的餐馆里举行了一次紧急的战略会议。这次紧急会议包括一顿三小时的晚餐和很多瓶葡萄酒，与会人士包括共和党的很多重要人物：众议员埃里克·坎托、保罗·瑞恩，参议员吉姆·德明特、琼·凯尔，以及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这些共和党要员在这次会议上剖析了本次选举中共和党遭遇巨大失利的原因，并且制订了对民主党进行反击的计划，一位与会者事后将这项反击计划称为一项“起义”计划。从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天开始，共和党人就不遗余力地使用一切手段阻挠奥巴马政府议程的实施。在之后进行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共和党人对奥巴马选择的财政部部长人选蒂莫西·盖特纳的个人财务状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在众议院中，共和党人则极力阻挠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与此同时，共和党还大量发布竞选宣传风格的广告，挖空心思地用各种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来攻击民主党的立法委员们。共和党的这场“起义”严重违反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在新总统刚刚就职时，两党应该共度一段政治上的“蜜月期”。在此期间，在大选中落败的政党至少会暂时性地配合执政党完成各项政治任务。而共和党的这种新的斗争策略被称为“核心会议室”策略，在这样的策略下，共和党拒绝对执政的民主党进行任何形式的配合。众议员凯文·麦卡锡曾这样宣称：“如果你表现得像少数派一样，那你就将永远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我们将会与民主党斗争到底，我们会在每一项法案的通过以及每一项运动的进行中，尽一切可能给民主党制造挑战和麻烦。”
按照这些共和党人的说法，剩下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共和党人的这种起义精神传遍了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民运动，也创造出了所谓的“茶党”组织——该组织成员的最大特点是对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行为进行积极的强烈反对。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不少起义派的候选人依靠激进派的政治活动家的运作和一些富裕的极端保守派人士的金钱资助赢得了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在参议院也获得了大量席位。从那一天开始，这些起义派人士便开始疯狂地进行各种立法运动，阻挠奥巴马政府的大部分政策（尤其是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而在这一过程中，保守派的脱口秀主持人们一直在为这场起义活动加油叫好。这场可怕的两党战争持续了4年半，对美国的各项内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和损害，并且在2013年逼迫美国政府关门了16天，使得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复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场两党之间的战争是美国政治体系自美国内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失灵，甚至连很多美国的保守派人士都被起义派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国家利益的狭隘行为所震惊。2013年10月，共和党领导人终于否决了茶党的要求，结束了长达16天的政府停摆，这时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整个美国都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可悲的是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确信，2009年的这种荒谬的两党分歧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以某些其他形式再次重演。导致这场严重两党分歧的所有政治因素，比如奥巴马医疗改革以及关于移民问题的改革，目前都仍然存在。支持茶党的富有的商业领袖们依然仇恨着大政府、各种政府管制规章以及针对富人的税收。此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的低迷之中。疲软的经济让有史以来最大比例的群众感觉自己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美国政府压迫和背叛了他们，对政府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导致这部分人群随时愿意以各种手段与政府对立。在这样的情绪下，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义派目前正在激烈反对或者未来即将激烈反对的很多政府动议（比如医疗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一些有望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改革措施。因此起义派的这些激进行为事实上只会进一步延长美国人在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在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恰恰是起义活动的最大燃料。换句话说，早已占据了美国现代生活其他领域的这种短视和狭隘自我利益的恶性循环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对此，我只能无奈地说，欢迎大家来到冲动的政治世界。
在这出政治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现实：长期以来，美国的保守派一直希望通过市场的约束力量重新整合美国的社会。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为了阻止这种重新整合过程，政府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开分歧点燃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战火。这种野蛮的斗争之火越烧越烈，漫长的两党之争意味着各个环节中的无谓拉锯，导致美国的政治文化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然而，在党派之争的背后，是一种远非意识形态分歧能够解释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深层次的问题与冲动的社会永远不停运转的跑步机有很大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在事实上已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所控制。共和党曾被视为商业阶级的政党，而如今甚至连民主党和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也越来越把商业阶级（特别是金融板块）当作其政治机器的核心合作伙伴，因为这样的政治机器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依赖科技。在每一轮的大选周期中，美国的政治机器都在变得更加商业化。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严重依赖资本的注入（一轮总统竞选运动常常需要耗费10亿美元的巨资），因此，两党都日益成为金融市场的附庸，政治活动不仅被市场的目标和追求所控制，而且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与市场相同的周期与性质。
商业对政治的侵蚀绝不仅仅表现为职业政客所受到的腐蚀。极端主义的倾向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健康，虽然很多选民对这一点感到极度不满，然而事实上我们自身参与政治的形式也在变得日益个人化和极端化。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参与政治已经不再意味着通过努力达成妥协和共识，也不再是一种为了某种比我们的自我更加广阔的东西而投身社会的过程。对于很多人来说，对政治的参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进行个性化消费的渠道，通过消费政治党派精心制造的、分歧巨大的政治信息，参政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建立自我认知的机会。
以上现象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文化已经变得与我们的金融板块及消费者经济体一样短视。虽然我们在追求短期政治目标（比如筹集竞选资金，或者巧妙地挑选出能改变民意结果、扩大选民基础的15秒钟“言论摘要”）方面正变得越来越高效，我们却逐渐丧失了利用政治过程解决某些复杂长期挑战的能力。这些变化导致我们的政治体系终日沉醉于政治本身，而已经无力解决任何其他问题。总统选举已变得像军事入侵一样复杂和激进，像IPO一样具有充沛的资金支持。牢不可破的精英阶层能够轻松地在政治活动的后台构建起隐形的精妙支持网络，让他们的短期利益得到充分的满足。美国正面临着一些复杂的、持久的问题，比如失去支撑的劳动力市场、即将破产的医疗系统、年久失修的基础建设系统，再比如注定会走向下一次崩溃的自杀式金融市场——这些问题如今已经严重威胁美国经济繁荣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的政治体系面对这些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和意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冲动的社会的终极悲剧：唯一可以帮助我们修正短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谬误的制度，本身也已经被短期狭隘自我利益的病毒所感染，因此我们面对着毁灭性的危险却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公平地说，美国政治体系的某些失灵现象并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在20世纪的前2/3时间中，美国的政治体系取得了长期的胜利——我们鼓起了赢得战争胜利的勇气和信心，我们积极投资于国家的未来，我们成功限制了工业化经济模型的过剩倾向，并取得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政治成果——这显然不是一个平庸的政治体系仅靠运气就可以取得的。我们英勇地挺过了大萧条和“二战”的困难，从这些磨难中重生的美国不仅表现出惊人的富裕和强大，还拥有着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并对极左或极右的激进主义思想抱有高度审慎的警惕态度。虽然各种严重的社会张力仍然存在，但就总体的公开政治文化而言，大部分美国人都是相当稳健的中立主义者。美国的选民甚至常常在选举中采取“分票”手段，即将两党中的一党候选人选为总统，而让另一党控制国会。在立法过程中，两党合作现象相对现在来说可算是非常普遍。（在1965年，虽然共和党声称民主党推行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但仍然有近半数的共和党政客对联邦医疗保险法案投了赞成票。）然而，这种凝聚力和两党共识的丧失却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上的党派分歧已经开始加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结束以及一系列的政府失灵现象和丑闻（包括越南战争、种族暴乱、失去控制的国家预算赤字以及水门事件等）打击了美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理想，也使得民众丧失了对大政府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的信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我们之前所取得的政治胜利（尤其是公民权利方面的进步）激起了保守派的反扑，进一步腐蚀了美国战后的凝聚力以及两党共识。
然而，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美国政治的党派分歧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成因是完全人为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选择向效率市场的意识形态靠拢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有意识地将美国社会推回向一种更古老、更残酷的达尔文主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而共同价值和集体主义的生存空间则因此大大减小了。政府放松了对公司的管制，于是公司可以自由地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对其他社会价值（比如员工福利以及对社区活力的贡献）的传统追求。美国公司这种新的个性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抬头，也侵蚀了美国社会中残存的战后凝聚力和共同价值。与此同时，曾经在公司与劳动者之间、市场与社区之间扮演经济裁判角色的美国政府也放弃了这种有益的身份，于是社会凝聚力的另一大主要来源也丧失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文化开始鼓励个体尽情地最大化个人的享受和自我利益。这种文化赋予公民更多的个人权力，并允许公民从社会生活中抽离，从传统价值规范（比如自我约束以及为社区利益牺牲自我利益等）中抽离。我们旧式的、效率相对较低的经济体系曾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公共性的、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然而当市场赋予我们撤退的权力，我们便迅速拥抱了这项权力，转而追求一种更加个性化的生活，然而这种个性化的生活却也常常意味着更加孤立并与社会隔离的生活。
在第五章中，我们曾经简要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很多美国人选择搬去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偏好完全相适应的社区生活，这种行为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分类现象的加剧。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国家层面上的地理个性化趋势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地图：很多曾经相对中立（即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支持者的人数相对接近）的州和选区此时已经变成了深红或深蓝区域。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分类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物理世界中。随着广播谈话节目、有线电视新闻以及在线网站等各种新的媒体形式的发展，我们通过选择各种截然不同的媒体环境进一步巩固着政治意见上的分歧。
然而，就像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分类的趋势事实上受到两种因素的共同驱动：一是我们自身的冲动的驱使，二是市场对我们的迎合——市场不断提高着满足我们上述冲动的能力和效率。就算选民不去有意追求个人化的政治环境，这些政治环境也会主动去寻求选民。以媒体为例，各种新闻渠道不遗余力地试图适应受众的偏好，这在事实上鼓励了我们这种强调差别和分歧的新型政治文化，因为这种分歧的文化更有利于商家追求利润。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民众通常有着非常不同的消费模式，因此广告商愿意花费巨资向不同政治偏好的受众推送不同的商业广告。于是极端化的政治新闻便成了一种筛选偏好类似的受众群体的工具，这种高效率的媒体运营模式能满足商家的广告推送需求，因此具有极大的赢利潜质。靠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来区隔受众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模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方面的先驱——福克斯新闻频道已经筛选、培育出了大量保守派的忠实受众。根据共和党的一位媒体专家戴维·弗鲁姆的说法，福克斯新闻频道采用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两步策略：第一步是激起观众义愤的狂热情绪（这可以令观众继续收看该频道），第二步是制造观众对所有其他信息来源的不信任感（于是观众永远不会转向其他频道）。如今，保守派新闻媒体仍然是这方面的高手：自由派的最主要新闻频道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的观众只有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半不到；而在广播谈话节目的世界中，右派也几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两极化的政治新闻都已成为新闻媒体的主流，这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越来越习惯于那种“义愤的狂热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媒体在制造这种狂热情绪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有创意、越来越得心应手。当然，事实上这种义愤的狂热情绪很可能是一种人为的情绪。美国的普通选民很可能并不如政客、专家以及媒体观察者所声称的那样极端。也许，媒体中的那些煽动性的修辞以及巧妙的言论摘要并不能真正反映我们大部分人对政治议题的看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宣传手法确实拥有几乎不可抗拒的极高宣传效率：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收看这样的新闻不仅更加简单轻松，而且显然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满足——毕竟直接拥抱简单粗暴的狂热情绪远比时刻清醒地详细分析各种政治议题要容易得多了。正像在冲动的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一样，我们最终总是会选择那条走起来最简单轻松的道路，于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换句话说，如今的政治完全变成了一种品牌。在消费者经济最初的日子里，市场营销专家就已经发现，消费者都非常喜欢强有力的“著名品牌”，否则我们在每一次购物时都必须认真分析各种厂商宣传，再做出选择，而品牌效应可以帮助消除这一举动所带来的焦虑感。于是在冲动的社会的大环境下，如今的政治文化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情况。从前，保守派和自由派等字眼意味着复杂的政治概念，而如今，这些政治概念都被提炼成为一些极度简单却非常强力的品牌。对选民而言，这些品牌的存在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轻松和快速地处理复杂困难的政治问题，而且还能让我们在道德和情绪上获得高度的确定性：我们总是坚定地相信，我方是正义的、善良的，而对方是错误的、邪恶的。对于两党的政治势力和商业化的媒体行业而言，这种品牌效应提供了一种收获选民好感的高效率途径，并且这种好感可以被很容易地转化为选票和排名。如今，市场营销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的政党运营的模式与资金充足的公共关系公司并无二致，而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都希望鼓励选民们将政治当作另一种表达自我、创造自我身份以及获得情感满足的途径和消费品。
然而，这些现象对民主制度本身而言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政治制度当成消费者经济的一个普通部分，当我用高度商业化的方式来运营我们的政治过程，当我们把资本和感情上的效率当作政治活动的重点，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将美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变成了一场灾难。因为，公民的政治决策显然不应仅仅被当作一种消费者的选择。事实上，政治的决策应该是反消费主义的，也就是说在做出政治方面的决策时，我们至少应该试图超越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个人目标，应该试图抗拒非理性的“义愤的狂热情绪”，我们应该避免我们在政治上的热情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然而，由于这种令人窒息的狂热情绪恰恰是产出快速政治回报的最高效率的途径，而美国现代化的政党已经和现代化的公司一样，永远对快速的回报贪得无厌，于是狂热和极端主义变成了我们政治经济体的主要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迟或早地必然会创造出一台新型的永不停歇的跑步机，这台机器的产出不是共识和进步，而是分歧和瘫痪。因此，政治市场的工业化过程必然会导致左派和右派意见分歧的加剧，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们便会觉得目前美国政界的种种乱象实在是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了。关于选民态度的研究显示，从1972—2008年，对于一系列核心议题，美国一位中立的共和党选民与一位中立的民主党选民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几乎扩大了一倍（意识形态差距的度量采用标准化的7分意识形态标尺）。埃默里大学的政治科学家艾伦·阿布拉莫维茨说：“在这36年间，民主党选民从‘中立稍微偏左’移动到了‘明显偏左’，而本来已经‘明显偏右’的共和党选民则进一步向右侧移动。”简单来说，虽然共和党选民移动的幅度更大一些（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罗斯福新政经济政策现状的不满所导致的），但是两党的选民显然都比过去更加远离政治上的绝对中立态度。这种向两极移动的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两党的选民越是远离传统的中立态度，两派之间在关键问题上互相妥协的意愿就越低，而愿意妥协的政治家也就越难以获得选民的支持。
市场促成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很多层面上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纯粹的文化层面上，我们可能已经达到了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两极分化程度最高的时刻。研究美国政治地图变化现象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阿布拉莫维茨说，“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愿意与‘另一边’的人进行交流”，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之下，“人们干脆选择避免进行这样的对话，选择避免接触与他们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与立场不同的人交往会令人们不舒服，会令人们不快”。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一个十分切题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5%的美国人关心自己的子女是否会选择支持另一党派的配偶。而如今，1/3的民主党选民以及1/2的共和党选民都认为，支持不同党派的男女缔结婚姻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
美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出现了极为深刻的裂痕，人们对一些极其基本的问题（比如科学方法的合理性，以及虚假竞选广告是否道德）也已经不再能达成共识。甚至关于“是否存在一种普适的真理”这一问题也已经出现了争议。在第五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迈克尔·林奇。林奇说：“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分歧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价值观的分歧，甚至面对事实的认知都产生了分歧。对于‘如何获得事实’，以及‘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事实’，我们和他们都无法统一。”林奇认为，当我们到达了目前这种境界，民主制度本身已经受到了威胁，“因为一旦没有了对知识的共同标准，就不可能对任何事情形成共同的标准。如果两派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词汇表，那么我们就像说着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一样。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沟通来讨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了”。
这种蒙太古和凯普莱特式的冲突毫不走样地投射到了美国的国家政治文化中。阿布拉莫维茨以及其他观察者都认为，这种文化已经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国会议员，这些政客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更为极端，而在立法的过程中则比我们能够回忆起的任何一代政客都更加无能。曾经，共和党中的中立派甚至比保守派的民主党人还更加偏左，而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中立派都能够通过妥协达成两党间的合作。而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加糟糕的是，由于目前美国红色州和蓝色州的数目相当，而每一次的大选都有可能改变国会的权力平衡，于是每次的立法投票都变成了一场战略性的“赢家通吃”的机会，两党都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安抚自己在下次大选中的潜在支持者，同时也想让对手没有机会去取悦他们的选民。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参议院中，两党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冗长的辩论来阻挠对方党派法案的通过，或者抵制对方党派推举的法官候选人。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每年大约只能见到10次这样的冗长辩论。然而到了共和党人发起“起义”的2013年，通过冗长辩论来阻挠法案的情况已经上升到了大约每年70次。阿布拉莫维茨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境地：两党几乎想用冗长的辩论来阻挠任何法案的通过，大家完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阻挠而阻挠。很多时候，两党事实上对候选人或者某项特定的政策根本不存在分歧，而他们仍然选择极力阻挠对方。这么做只是为了恐吓对手，我们的政治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场游戏。”显然，这些行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日益丧失了处理真正问题的能力，甚至连推行一些非常简单的政策也很难完成，更不用提那些真正富有争议的问题了，比如国家债务的削减、移民问题、清洁能源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这些问题本是华盛顿应该重点处理的问题，而事实上美国的政治体系面对这些问题现在完全束手无策。
在一种运行良好的民主体制下，政治领袖应该努力而富有创造性地试图修补这样的裂痕，试图弥合选民间的分歧。即使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也至少应该试图让更多的民众回到中立的立场上，以创造出一群能够被领导的大多数。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政治领袖不仅需要对他们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行适当的妥协，而且必须启发和说服民众不能仅仅着眼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应该更多地支持更广阔的国家利益——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期间，美国的政治家们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由于消费者市场的战略腐蚀了美国的政治体系，越来越多的现代政治家不仅对目前选民两极分化的政见表示非常满意，甚至还发现积极鼓励选民进一步采取极端的政见以及进一步从公众生活中撤退是一种方便而又有利可图的政治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政治竞选运动作为例子。阵营分明的“他们与我们的战斗”性质的竞选策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年代，保守派的政治策略家就曾使用种族作为一种微妙的手段，来刺激南方保守派人士对民主党产生敌意。然而，现在的政治竞选运动已经把这种阵营分明的宣传战略变成了一种科学的机制，这种营销手段已经取得了和消费者市场营销同样的极高效率——事实上，这些政治运动中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其所雇用的专家很可能是与消费者市场营销领域完全一样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市场营销专家都开始使用消费者心理学作为争取某些特殊人口群体（比如足球母亲、福音派人士、从联邦医疗保险系统中获益的老年人）的工具，这些营销策略主要抓住那些能够激起这些特定人群热情的议题来做文章。由于政治运动的复杂性不断上升，两党都必须招募新型的专业政治人员，比如竞选咨询师。而对于竞选咨询师而言，取得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帮助雇主取得迅捷的胜利，因为没有人会愿意雇用一名看起来就会失败的咨询师。这样的情况又给我们的政治运动引入了一种新的效率元素：候选人在进行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时候，越来越愿意采取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左得多或者右得多的立场（当然，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从咨询师处获得了完全一样的建议），因为极端的政治立场是保证竞选者能快速赢得选举的最高效的武器。与此同时，美国的政党迅速发现，在宣传中使用激烈的措辞、阵营分明的宣传立场，以及推送攻击对手的负面广告是激起选民基础的热烈情绪以及获得竞选资金的最高效率的手段。政治评论家史蒂芬·珀尔斯坦认为：“这样的做法很快会产生正反馈效应，从而导致更多的负面广告，以及选举日中更为复杂精妙的‘动员选票’活动。这种能够不断自我加强的循环机制向政客们提供了很强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政客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中立立场，转而长期采取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平和中立的立场以及妥协的手段根本无法起到煽动选民基础的作用。”
接下来，在21世纪初叶，我们迎来了大数据技术的浪潮。有了大数据技术，政党就可以针对每位个人选民的特点进行充分个性化的分化和争取工作。政治家们从大型消费者产品公司借来了这些先进的技术，手中有了这样的武器，他们不仅可以根据年龄、党派、投票历史等因素对选民进行划分和归类，甚至还可以通过更多五花八门的因素来判断选民的偏好和倾向，这些因素包括宗教信仰、信用历史、对车辆的偏好、杂志订阅情况、电视节目收看习惯、衣着偏好、收看新闻的信息源、喜爱的啤酒品牌、枪支的拥有情况以及数百种其他各种变量。通过对这些丰富的信息进行挖掘，竞选专家们可以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选民对几乎所有政治议题的反应，因此他们可以设计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并通过向选民传递这些信息来试图以最高的概率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政治零售业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峰，政治市场对公民自我的入侵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2004年布什对克里的总统竞争中，布什的总策略师卡尔·罗夫就曾依靠这种精确的微观定位技术争取到了数百万2000年大选时未参与投票的社会保守人士以及福音派人士，而这群选民的支持正是布什在本次大选中获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卡尔·罗夫通过大数据技术筛选出最能引导选民支持布什的政治议题，比如同性恋婚姻和堕胎合法化问题，并据此向每位选民发送高度个性化的政治信息。民主党则立刻意识到，2004年大选中的落败是因为它们在大数据方面未能占得先机，于是它们迅速在这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迎头赶上了共和党。到了2008年和2012年，在奥巴马总统的两次竞选活动中，他的团队都从谷歌、脸谱网、推特、Craigslist等科技公司雇用了大批数据专家。这些专家带领的团队从所有能够想到的信息来源收集了以太字节计的海量个人数据，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找到了每一位有可能会被说服投票给奥巴马的选民；接下来，他们继续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计算出争取这些选民的最高效途径，并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争取每一位选民。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计算和分析成为制胜的秘籍。在发送募集助选资金的电子邮件时，怎样设计标题才能起到最佳的募款效果？（专家至少测试过上千种不同标题的效果。）在给选民打电话的时候，怎样的台词最能鼓励选民去注册投票？如果脸谱网上的一位朋友邀请选民参加投票，选民接受这种邀请的概率有多大？（实验和分析的结果是，在被脸谱网上的朋友邀请后，约有1/5的受邀选民愿意去投票。）每一字节的个人信息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分析和利用。奥巴马的助选团队甚至获取了有线电视公司的账单记录，来研究各个选民家庭收看了哪些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电视节目，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划分出各种各样的选民分组，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和性价比向这些选民进行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政治广告推送。
正像在冲动的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微观定位手段的这种极度个性化的高效率特点反而让这项技术变成了民主过程和社区团结的摧毁者。从很多方面来看，传统的非个性化政治宣传运动在总体的政治过程中起到的是稳定与缓和矛盾的作用。在传统的竞选过程中，竞选者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尽量多的选民，因此他们必须选择更广泛包容的宣传平台，并且以各种手段把他们的政治立场包装得更加温和中立——虽然这些元素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低效率的元素，但这些元素使得传统的政治竞选过程能够起到稳定与缓和的效果。而微观定位技术却以最小化各种起缓和作用的低效率元素为目标，这种技术使得政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可以为每一类思维方式相近的选民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平台。因为有了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平台，候选人可以完全忽视“另一边”的选民。政治家所面临的压力减小了，他们不再需要发展出一个广阔包容性的平台，也不再需要表达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宏伟理念或者相对温和中立的政治信息。用竞选专家迈克尔·康的话来说，采用微观定位技术的政治竞选活动“完全不需要为了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把他们的立场做温和化或者中立化处理”。
除此之外，微观定位技术也降低了对选民的要求。事实上，微观定位技术可以被看作政治界的快餐。传统的大型市场竞选活动要求每一位选民都必须做出必要的努力：他们需要跨出自己狭窄的个人领域，需要走进混乱并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之中。而在微观定位技术的帮助下，今天的政治市场就像比萨饼和Netflix一样，能够方便地自动走向选民，而不需要选民付出任何形式的努力。正像在消费者市场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技术使得政治与选民的自我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被微观定位的选民们不再需要做出智力和文明上的努力，不再需要对宏大的理念和复杂的概念进行分析，也不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妥协。事实上，以微观定位技术为标志的政治竞选活动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宏大理念的缺失。一位就职于纽约某家市场营销公司的竞选专家这样写道：“我们中的很多人将微观定位技术称为‘沉默的’市场营销。这是因为对于有效的微观定位营销活动而言，如果你在活动进行前和进行后两次对选民或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你会发现大部分选民或消费者并不记得他们听到过任何重大的、戏剧性的宣言，也不记得他们接受过打动他们的广告营销或任何形式的‘宏大理念’。这些选民或消费者只能回忆起这位竞选人或产品的哪些特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因此，成功的微观定位技术是一种隐形的技术，它能够逃避所有雷达的侦测。”如今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市场营销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本质性的区别，政治越来越和消费者产品一样，变成了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用来愚弄公众的工具。
微观定位技术的这种隐形特点对于参选的政客而言是一项非常明显的优点，因为你的对手根本无法看到你所发出的全部政治信息。然而，我们的政治过程本应是一种集体性的、公众性的、需要思考和分析的过程，因此这种隐形技术显然不利于我们的政治过程实现其正确的目的。参加竞选的政客可以使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微观主题来取悦所有可能支持他的选民，然而这样的行为却无法创造出一种单一的、强有力的、卓越的政治理念，而这种伟大的政治理念本应是政治家的一项最有力的武器。从前的政治家能利用这种武器在赢得选举后积极团结各部分选民，从而减小从选举到执政的过渡期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阻力。然而在如今的政治模式下，选民们在竞选的过程中一直沉浸在一种高度个人化、充满狭隘情绪以及严重单边化的体验之中，因此在选举日结束之时，很多选民无法轻松地走出竞选模式——他们拒绝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继续前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妥协。换句话说，以前的选民可以坦然地相信，即便他们支持的竞选人输掉了选举，美国的政治体系仍然会有效率地运转，而今天的选民们似乎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信念。如今，美国的公民们拒绝与和他们政见不同的人为邻，美国的议员们不再关注立法内容本身，而是一味地追求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未来的政治成功，并为此毫无原则地攻击和否认对手的所有观点和立场。当人们失去了妥协的精神和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心，人们就看不到任何将美国从这种可怕的政治文化中解脱出来的希望。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次政治竞选中，人们确实看到了上述不良气氛的盛行，不仅美国的选民们无法从竞选模式转换到执政模式，美国的立法者似乎也同样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协和联盟（一个试图游说政府缩小赤字规模的组织）的执行董事罗伯特·毕克斯比向我总结道：“两党都采取了同样恶劣的态度。两党都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与对方合作’。两党都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阻碍对方，我们就可以赢得下次大选，我们将在下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完成任何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它们的目的不再是政治和立法，而仅仅是获得选举的胜利。”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者经济体一样，我们的政治市场越来越执迷于对短期快速回报的追求，而越来越少地关注如何创造真正具有长期社会价值的产出。至此，我们的社会已经表现出了冲动的社会的终极症状：唯一可能拯救我们免于走向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制度，本身却已经被商业的蛮力所扭曲和重塑。因此，这样的制度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避免这场战争，甚至还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永恒的战争。
然而，我应该记住的是，这场悲剧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人们的激情和异化倾向，而是我们的系统为了利用人们的激情和异化倾向而产生出的可怕动量和效率。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咨询师们会继续建议政党的候选人使用极端的政治战略，因为这种战略是这些咨询师取得胜利并赢得新客户的最高效的手段。问题的关键是媒体会继续发出违背本意的虚伪声音，因为它们不愿意承担损失受众份额的风险，不愿意放弃广告所带来的巨额收入。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政党已经对负面广告上了瘾，而这些负面广告会帮它们赢得更多的助选资金，这些资金又会被用来制造更多的负面广告。现在，这台巨大的机器已经完全控制了社会，甚至连这场游戏中的玩家们都已经开始感到紧张和焦虑了。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观察到共和党的领导人正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因为截至2010年对共和党产生了巨大效用的保守派媒体突然之间变成了该党的一项巨大的债务和负担——这些媒体变成了一种由市场领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使得共和党无法关小虚比浮词的音量，无法采取一种更加实用的立法策略。2011年，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威胁要利用债务上限的谈判为政府制造更大的麻烦之后不久，保守派的专栏作家弗鲁姆写下了这样令人痛心的文字：“作为一种商业性的主张，这种模型（保守派的新闻产业）在奥巴马时代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从新闻的角度而言，这一模型却并没有带来什么良好的成果。而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这种模型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保守派的新闻渠道长期过分煽动观众，如今这些选民反过来迫使骑虎难下的共和党领导人不得不进行双输的无谓斗争。今年夏天由于债务上限问题而导致的政府关门事件就是这一现象的最佳例证。”然而，要想从这种尴尬而危险的情况中脱身是极为困难的。2010年，弗鲁姆在接受《晚间报道》节目的访问时这样说道：“共和党人曾经认为，福克斯新闻频道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而如今我们却发现，是我们在为福克斯新闻频道服务。这之间的平衡已经被完全反转了。让福克斯新闻频道长期保持强大的那些东西，恰恰是让共和党无法变得强大的东西。”
美国的政党亲手建造的政治机器如今正以惊人的高效率运转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成员真的有意放弃这种令人着迷的高效机器。虽然最近出现了一些两党合作的意图和尝试，但似乎这场游戏的主要玩家以及手握操纵杆的重要人物们只不过是停下来充点电而已。在2012年被奥巴马团队用大数据技术击败以后，共和党为了在2014年的选举和2016年的大选中打出翻身仗，已经依靠大卫·科赫和查尔斯·科赫两兄弟的慷慨捐助投资了数千万美元来建立自己的大数据武器。当然，民主党也在拼命说服其金主来为更高效的政治技术埋单。2013年年末，华盛顿曾经举行过一次自由派捐款人的筹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已经退休的对冲基金大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宣布将拿出250万美元的现金作为助选资金。《纽约时报》认为，索罗斯此举是一种明显的信号，这种信号意味着美国的富裕阶级已经开始“提前为下一轮的大选做出承诺”了。
科赫和索罗斯等富豪的大名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冲动并不是最新的科技，也不是我们拒绝妥协的不良思维方式。事实上，真正的冲动是美国的政治机器所产生的可怕动量，这台机器已变得如此巨大、如此商业化，它极度依赖大量的资本投资，因此从很多角度来看，这台机器更像是一个金融公司而不是一种政治体系。政治竞选的运行模式已经越来越像大型的高科技新创公司，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投资者”的大规模需求。两党之间进行着不断快速升级的“数据武器”竞赛，微观定位技术以及其他这方面的“武器”都是极为昂贵的，于是政治竞选成本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医疗成本的增长速度。2000—2012年，在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开支（以实际美元计）上升了三倍以上，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0亿美元。国会竞选的成本也比过去上升了许多。在2012年，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成本是1050万美元，而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则平均需要耗费170万美元，和1986年的情况相比，这两项成本都大约翻了一番。2012年的所有选举活动总计耗费了63亿美元的巨资。在这样的系统中，金钱已变得和选票一样重要，甚至已变得比选票更加重要。
不断上涨的金钱河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和锁定了冲动政治的各项特征。由于选举竞争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昂，在助选资金的资本市场上，赞助者们越来越不愿意在“挑战者”身上进行赌博，而更愿意支持已经持有席位的政客们。这种行为导致已经存在的两党对立结构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埃默里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叶，花费在已经获得众议院席位的政客身上的助选资金（以及相应的捐款）增加了50%，而花在挑战者身上的资金则减少了13%。
在更本质的层面上，由于政治活动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的政治经济必然越来越受金融化经济体的目标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控制。如今，筹集政治捐款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常年进行的经营活动——众议员平均每天要花费4小时的时间来给潜在的捐款者打电话。更严重的是，由于立法者必须筹集到大笔政治资金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倾向于那些能够提供大额支票的捐款者和商业板块，而这也意味着政治方向和议程必然会越来越符合这些大金主们的利益。对于民主党的立法者而言，这尤其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从传统上来看，民主党一直致力于推进各种民粹主义的进程（比如劳工运动、环保主义以及少数人群的权益等），而如今却必须去取悦自己的资金基础——这一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仅不可能是民粹主义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根本与左派的进步主张相矛盾。各种各样的问卷调查显示，比较富裕的选民通常更注重国家赤字削减、政府支出等政治问题，而不太关心失业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的赤字水平会影响央行制定的利率水平，而利率的波动对投资回报率有巨大的影响。研究显示，富裕人群中相信“联邦政府应把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的比例仅为普通人群中比例的1/3，而富裕人群中支持“联邦最低工资应该足够保证劳工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上”的比例仅为普通人群中比例的1/2。前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佩列洛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曾说，民主党的主要资金捐助人“很可能认为政府赤字问题是比就业机会不足现象更严重的危机。”佩列洛认为，由于这些为美国进步的左派中心提供资金支持的捐款人的优先目标发生了变化，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已经被注入了“一个巨大的反民粹主义元素”。
经济学家迪安·贝克是经济政治研究自由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也表达了与佩列洛相似的担忧。贝克说：“那些为政治竞选活动埋单的人现在状态好得不得了。这些人是那些手头持有大笔现金的人，是公司的高层。他们已经完全从上次的经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美国的股市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公司利润也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根本不觉得失业现象是一个大问题。”贝克认为，这样的现状意味着，如果民主党提议采取政府行动解决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那么它们很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大赞助商的支持。贝克说：“如果你跑去找一位赞助商并对他说：‘你看，我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刺激我们的经济，能把失业率降低2—3个百分点。’那么对方一定会说：‘我们干吗要那样做呢？你这么做只会加大政府的赤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坐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经济自动好转呢？’”在如今资本密集型的政治产业中，民粹主义早已变成了一种需要被从政治机器中挤出去的低效率元素。
事实上，由于政治竞选活动对资金的要求不断高速增长，整个政治文化已经不再有空间去容纳和回应那些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曾经极力拥护的重要问题了。如今，金融板块是政治竞选活动的最大赞助商之一，金融板块有着巨大的利润盈余，并且在最近几年中，它们有极强的动机要把这些利润盈余中的一部分花在华盛顿的政治活动中。1992—2012年，金融板块对竞选活动的注资数额（以实际美元计）几乎翻了七番，达到了6.65亿美元，在对政治竞选活动的注资规模上，金融板块超过了其他任何板块，1992年，金融板块的注资只占整体竞选支出的4%；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1.5%。此外，仅在2012年一年，金融板块就花费了近5亿美元的巨资用来游说政府的立法者和管理者们。
金融板块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最能看到这种公开影响力的地方恐怕要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负责对华尔街实施监管，而来自金融板块的大量竞选赞助资金几乎每天像暴雨一样浇在该委员会委员们的头上。由于这个“现金委员会”的席位是如此的值钱，自1981年以来，该委员会总共增加了17个新席位，总委员席位数量达到了61个。一旦一名众议员首次赢得了该委员会的席位，金融行业的说客就会以职业体育俱乐部挑选大学生运动员那样的热情对这名新委员进行最详细的审查。在一篇关于这个“现金委员会”的杂志报道中，记载了一位说客与《时代周刊》的埃里克·利普顿的对话。这位说客表示：“这个过程很像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或者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中俱乐部对第一轮获选新秀进行的投资。我们看到了这里存在的潜力，因此我们愿意进行投资，我们希望这样的投资日后能够产生回报。”在大部分情况下，华尔街对这些投资的回报感到相当满意。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国会的其他部分，甚至整个白宫都充分照顾了华尔街的利益。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承诺进行的很多改革措施都因此被严重弱化甚至完全消除了。
华尔街从来都把华盛顿视为一项可以产生巨额回报的投资财产。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国家政治的金融化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说，国家政治的金融化水平回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曾对金融板块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措施，政府的政策甚至常常对金融板块抱有一定的敌意，然而如今，政府对金融板块的态度变得友善了许多。虽然这种对金融更加友善的新态度始于共和党人尼克松和里根执政的时代，然而如今金融板块的最大政治支持者却常常是民主党人。事实上，正是民主党人在20世纪90年代把金融板块从大萧条后的严厉管制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民主党人应对金融板块的自由化过程负有最大的责任。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曾禁止商业银行同时在金融市场开展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推翻，而领导推翻该法案的政治运动的头号功臣正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高盛的前任老板罗伯特·鲁宾。罗伯特·鲁宾还帮助华尔街击退了试图对CDS（信贷违约掉期）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实施监管的政治力量。这两项去管制化的政策为华尔街开辟了收入和利润的巨大新来源，而这些巨额的利润又成为民主党助选资本的一个巨大的新来源。然而，这两项政策同时也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些“大而不倒”的银行由于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行为，而在这些不受政府管制的金融衍生品上损失了数千亿美元。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亏损几乎完全摧毁了当时的全球金融系统。
然而，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巨大悲剧，民主党和华尔街之间的联盟关系却依然稳固。虽然奥巴马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医疗改革方面）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些非常激进的改革努力，然而他在金融方面的立场却是非常老派的。虽然奥巴马在2008年的大选过程中曾对华尔街做出过极为严厉的批评，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却很快建立了与金融板块的联系，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举动是奥巴马任命了罗伯特·鲁宾的追随者——蒂莫西·盖特纳作为他的财政部部长。虽然我们应该承认，盖特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危机的继续恶化，但盖特纳也从未放弃对华尔街尽忠的目标。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华尔街的银行规模过于巨大，因此它们的投资行为已经造成了对整个美国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基于这样的考虑，出现了拆分华尔街银行的提案，很多金融专家认为，这样的提案完全可能促成一次根本性的金融改革。然而，在盖特纳的努力下，这样的法案以及很多其他不利于华尔街的法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此外，对于在本次危机中起重要作用的华尔街机构，奥巴马政府也放弃了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虽然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些机构涉嫌欺诈。最终，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再次复苏的各种过剩现象坐视不管，这些过剩的现象包括巨额的工资和奖金，以及投资者的短视思维对公司策略所起到的严重的腐蚀性影响。至此，我们见证了冲动的社会的又一次胜利：强有力的金融板块将美国的政治文化转化为暴利的保护伞，这些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暴利租金然后又被再次投资于政治领域，用来制造新的寻租机会。
可悲的是，唯一能阻止美国的政治文化不被完全金融化的公共制度——法庭最近也沦陷了。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针对公司向政治活动委员会进行政治捐助的一切限制。此次判决生效后，政治活动委员会可以使用这些资金来发布支持和攻击任何候选人的广告（大部分广告是攻击对方候选人的广告）。在这次判决生效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靠公司资金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一举筹得了三亿美元的资金。而到了2012年大选时，上述金额又翻了一番。
联合公民诉讼案向我们展示了金融市场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穿透和控制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在做出这次判决后，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表示：这次判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良性的。肯尼迪大法官的这种看法恐怕只有那些被隔离在华盛顿的小世界中的人才会同意。肯尼迪大法官认为，虽然这样的判决结果使得公司能够对美国的政治过程“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或介入”，但他认为这样的结果“并不会让选民丧失对我们的民主制度的信心”。肯尼迪大法官的这种看法实在是大错特错。这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向政治竞选活动捐献资金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表达个人看法的权利。这一论调常常被公司律师用来作为支持一项范围更大的法律运动的论据，这项运动希望法律能保证公司享有与个体公民完全相同的权利——如果这样的运动获得成功，那么公司在事实上就能够通过金钱购买其所希望的任何政治结果，这样的行为与冲动的社会中个体消费者用金钱购买即时满足的行为确实是高度相似的。然而，这样的论点也触怒了很多不是公司律师也不是政治说客的美国公民，尤其是那些个人生活被美国公司的这种追求自我满足的浪潮严重损毁的公民。
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成因便是公司的这种狭隘自我对短期回报的过度追求（并在亏损后不知羞耻地要求政府用公共资金对它们进行救援）。然而就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便出现了联合公民诉讼案的判决结果，这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很多普通的美国公民来说，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似乎已经成为金融板块的帮凶，或者说成为金融板块的一种延伸。现在，美国的政治体系的行为模式已经与市场完全一致，美国的政治体系有着与市场一样的短视，与市场一样的“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美国的政治体系与市场一样把狭隘的个人利益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与市场一样重视资产而轻视个人。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国家政治似乎回到了大量进步改革措施实施之前那种野蛮而又腐败的世界中。罗斯福以及威廉姆·塔夫脱等进步派改革人士的努力似乎已被完全抹去。在改革之前的黑暗日子里，国会议员席位可以被公开购买，公共资金可以被随意掠夺，而普通的美国公民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被政治家当作为富裕阶级谋取利益的垫脚石。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难怪一些严肃而愤怒的民粹主义运动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09年的茶党运动出现之后，在两年后又出现了更严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当愤怒的示威者们占领了纽约市曼哈顿的祖科蒂公园，对腐败的金融系统以及同样腐败的政治体系进行抗议时，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深感惊讶。让人们惊讶的并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抗议活动，而是这样的抗议行为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发生。
那么，这样的愤怒情绪为什么没有转化成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呢？美国的这种新型的金融化的、高效率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的政治世界必然导致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比如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崩溃、中产阶级的衰弱和缩小以及国家立法程序的瘫痪。按理说没有比这更容易促成长期的示威反对运动的情形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反对运动主要针对相关问题的表面，而未能直指问题的核心。“占领华尔街”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引起实体经济界的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另一项示威运动——茶党运动——倒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茶党运动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阻止政府采取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来对上述不平衡现象进行修正，这种方向完全错误的抗议运动反而高效地取得了成果。茶党运动事实上控制了整个共和党，并最终让后者成功地关停了美国政府。可悲的是，当美国的政治文化不再追求真正的政治变革，而主要追求品牌效应和自我身份的创造时，茶党运动的这种荒谬的结果正是人们唯一可能得到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自由派人士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虽然“占领华尔街”反映出了主流自由派人士对华尔街及其走狗——政府的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及对根本性改革措施的呼唤，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却未能成功地唤起很多主流自由派人士的热情。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占领华尔街”根本没有为争取主流的支持做出足够的努力。相反，发起“占领华尔街”的主要群体既不愿意与媒体沟通，也不想和潜在的同盟者（比如广大劳工阶级）进行合作。这一抗议群体也同样不愿意提出，同时也没有能力提出一套合理的改革方向和方案。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占领华尔街”仅仅是想发泄一种冲动的政治愤怒，这场运动完全缺乏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构和过程，因此注定不可能成为一场主流的运动。用本书的术语来说，“占领华尔街”更多地来自“短视的冲动者”，而不是来自“长远的计划者”。
然而，就算“占领华尔街”能被组织得更加“专业”一些，我们也无法确定主流自由派人士是否愿意加入这场高风险的集体性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发生于祖科蒂公园以及美国数百所其他公共场所。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左派人士与集体活动或者说“集体性”的概念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十分尴尬的关系。反主流文化的冲动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如此的强烈，以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风潮已经被主流消费者文化所吸收，而主流消费者文化的重要特征便是它随时准备将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转化成一种商品或服务。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激进的反主流文化人士甚至已经变成了消费者文化的代言人：艾伦·金斯伯格代言了Gap（盖璞）牛仔裤，而威廉·巴勒斯则开始宣传耐克公司的AirMax系列产品。而对于我们中的其他人而言，示威和抗议变成了一种方便的商业化消费品，身在消费者经济体中的我们只要走进商场，便可以轻松地获得为个人自由而斗争的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的新左翼群体（那些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愿意为了争取民权或抗议越南战争而走上街头示威的男男女女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的中产阶级所同化。物质的理想代替了政治的理想。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自由派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为了抗议理查德·尼克松所采取的保守派政策而走上街头。然而，仅仅20年后，当里根政府再次推出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时，同一批自由派人士已经不再愿意走上街头，而选择搬去看不到支持里根的条幅的社区中居住。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再要求选民走出自己的狭隘个人利益，去拥抱某种更广阔的国家目标。对于很多“婴儿潮”一代的人们来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身份确认的工具，只有当政治适应我们的日程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只有当我们需要填补内心的空虚时，我们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对这一代人而言，政治再也不是一种要求人们忍受不适、延迟满足、做出艰难选择的东西了，因此也再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了政治而忍受催泪弹的攻击。
当然，这些逐渐老去的左派人士并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对一个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的渴望。只要看一下Daily Kos等网站的流行程度，我们便会发现美国仍然存在着一个规模很大的关注政治的左派群体。然而，Daily Kos等网站也同时完美地展现了人们的政治理想在冲动的社会的环境中发生了怎样的进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退化）。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椅自由派”的国家，我们只愿意坐在安全舒适的客厅里或者办公桌前，对美国的政治问题品头论足、指手画脚。想要鼓励伊丽莎白·沃伦竞选总统吗？请点击这里。想要告诉哈里·里德他应该停止使用冗长的辩论来阻碍法案通过吗？请点击这里。想要支持“占领华尔街”吗？请点击这里。然而要想让我们真正走上街头，忍受种种不适，面对“占领华尔街”人士所面临的那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风险（顺便问一句，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看到过这种程度的白人对白人的警察暴力了）？不好意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想承受这样的风险。因为我们高度工业化、高度金融化以及高度商业化的政治文化早已不再鼓励人们承担这样的风险了。
这些情况造成的后果是，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已经不再存在一个有效的左派群体了。至少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如20世纪30年代劳工运动高峰时或者战后时段末期抗议运动盛行时的那种积极的、强大的左派力量了。政治分析师皮特·贝纳特认为，这样的情况对美国的政治过程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样的情况致使民主党人放弃了很多曾经是该党核心理念的东西。贝纳特还认为，由于美国缺乏有力的左翼群体，由于不再有政治积极分子愿意走上街头打破美国的政治现状，如今的民主党人已经失去了与保守派协商的筹码。贝纳特这样写道：“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者林登·约翰逊不同，克林顿或者奥巴马永远无法真正有效地威胁到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因为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们不通过自由派的改革法案，左翼激进分子就可能做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与此同时，左翼力量的缺失使得今天的民主党能够轻松地采取很多以前只属于右派的行为，比如大规模地从公司赞助商处获得助选资金，以及对华尔街采取高度友好的态度。贝内特写道：“今天的民主党人发现，与保守派世界的大公司和大财团建立关系变得更容易了，因为已经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左派运动来对民主党的上述行为施加反对压力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左派所采取的这种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主张直接导致了金融去管制化政策的出台，也继而促成了后续危机的发生和发酵。由于今天的美国左派高度关注自我表达和对个人成就的追求，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该派力量的历史功能：对政府起制约作用，保证政府不能彻底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能盲目地追求效率的提高。
然而，右派的茶党却完全不存在左派的这种缺乏支持基础的问题。自茶党诞生之日起，这场右派的革命就得到了保守派政治机器的热烈肯定。而这台右派的政治机器与左派相比，不仅行动能力更强，资金基础也更为雄厚。当“占领华尔街”人士拒绝与媒体进行沟通时，很多茶党的积极分子却接受过极为专业的媒体管理训练。右派的各种集会和政治活动不仅经过精心的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集会和活动受到了媒体和当地立法者的支持和配合。茶党不仅邀请当地的立法者参与这些活动，并且还警告这些政客：如果他们不支持茶党的政治主张，就会在下一次的初选中面临严重的麻烦。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说茶党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不如占领祖科蒂公园的群众的愤怒情绪真诚，我也并不是想说茶党完全是由右翼说客和百万富翁们创造和控制的。在茶党运动的中心，以及在更广泛的红色州的“品牌标志”中心，确实存在着一种深刻而真实的焦虑情绪，是家庭、社区、自力更生精神等重要社会价值的逐渐消失导致的。当然，在茶党的世界中，对这些传统价值观的珍视中还混杂着其他一些没有那么高级的情绪，比如偏执和顽固。此外，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利用，成为他们操纵选民的工具。事实上，尼克松就曾经成功地挖掘和利用“沉默的大多数”的焦虑情绪，从而获得了连任选举的胜利。可见，利用传统价值观来操纵选民早就已经是共和党人的传统。然而，尼克松和他的保守派后人（比如里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战后的自由商业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确确实实地引起了很多美国人（不仅仅是狂热的保守派、自由派、生存主义者）的不满。
从保守派的角度来看，积极干预商业活动的大政府以及过于广阔的社会安全网不仅掏空了美国的国库，而且制造了一群新型的、令人讨厌的美国公民：他们愚蠢而又以自我为中心，心安理得地把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和权利当作他们理所应得的东西；他们完全看不到物质世界的现实情况，也毫不尊重长期保持美国社会活力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保守派的这些看法并不仅仅针对那些整天吸大麻的嬉皮士以及靠福利生活的社会寄生虫。事实上，这种情绪反映出的是一种更为深刻和真诚的恐惧情绪——他们担心美国公民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和支持美国的传统社会制度和规则。而在这些保守派人士的心目中，这些社会制度和规则正是促成美国稳定、高产、快乐的优良文化的核心因素。对此，保守派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和警告：这些新型的自由派公民“不仅拒绝美国的过去，也否认他们与社区的关系。美国要生存下去，就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可鄙的返祖现象，不能让这种新型的野蛮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仿佛发现了莱格英哈特所描绘的超物质主义人群的阴暗面，就像美国社会的衰退完全是这群人的自私和短视所致。
虽然上述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但保守派对上述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杰瑞·法威尔等社会保守派人士提出的虔诚的、道德圣战式的解决方案被大多数主流选民认为是陈旧的、脱离现实的。而问题更严重的是里根及其他自封的“财政保守派”人士所提出的经济方针：向美国经济中注入大剂量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猛药，却完全不以政府监管和制度对此进行限制和规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保守派所实施的这些政策最终只会让他们想要保存的这些社会价值被更快地侵蚀掉。虽然这种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撕裂了美国的社会，拖垮了劳动力市场，加速了收入不平均现象的升级，使得家庭、社区以及本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们的生活变得极为困难，然而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却让他们继续无视现实的矛盾，继续无视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或者牵强地声称这些成本都是社会前进的自然规律。如果说左派的问题是常常过度怀疑市场的力量，那么如今的保守派则显然过度迷信市场的力量了。在里根经济革命的最高峰，保守派的社会批评家理查德·约翰·纽豪斯和皮特·伯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代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经常表现出与左派完全相反的弱点：他们对大政府的异化过度敏感，却对大公司的同样行为视而不见”。而就职于保守派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勒特韦克则进一步指出：保守派的这种盲点“导致主流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存在着一种刺眼的巨大矛盾”。
为什么保守派人士如此不愿意正视市场的这种分化和腐蚀的力量呢？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惧。平心而论，保守派的这种恐惧并不是完全不合理。因为政府试图控制经济的种种努力几乎总是会创造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就对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要真正理解右派对自由市场悖论的盲目否认态度，我们就必须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政治品牌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过去的20年中，政党、咨询师以及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已经成功地将个人对政治的参与活动转化成了一种与消费产品高度相似的东西——通过参与政治活动，选民可以满足自己的热情与幻想，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却不需要付出任何形式的努力，也不需要经历任何形式的不适，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妥协。然而，虽然这种品牌包装的效应确实在近些年来为政党（特别是保守派政党）带来了短期的政治回报，但这一过程也同时导致美国的政治文化几乎失去了推进政策或者做出重要抉择的能力。比如，在目前保守派政治品牌的理念中，妥协的理念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因为在这种品牌理念中，妥协行为与保守派“正统”的自我身份定位在道德上是不相融的。因此，不管是保守派的选民还是保守派的政治领袖，都认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无处可去，只能从相对中立的立场不断向极右主义和极端主义移动。
然而，保守派的品牌形象中的这种矛盾的元素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比如，由于自由市场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如今的保守派已经越来越难以同时坚持以下的两种信念：一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二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对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负责。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中，劳动者即使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来追求自食其力的生活状态，也很可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右翼品牌已经逐渐失去了现实世界中的大部分民意基础。在里根的时代中，由于自由派的罗斯福新政方针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病（比如大社会项目的垮塌，以及许多工会中存在的腐败与自满现象），保守派的主张能够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然而如今的保守派品牌在现实中的根基已变得越来越不稳。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灾难与经济问题，以现实为基础的保守派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奉为神谕的自由金融市场的智慧。
然而，由于右翼的品牌形象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很多保守派人士甚至拒绝考虑效率市场有可能失灵的可能性。一些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很多将自己定义为保守派的人士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主要应该归罪于政府支持的房屋贷款，同时他们认为工作岗位数量回升过于缓慢的现象是政府的过度管制造成的。而这些人绝对不肯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效率市场本身也许已经出现了腐化的现象和巨大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也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然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保守派的品牌形象已经被现实磨损得差不多了。因为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显示，比较年轻的保守派人士（尤其是近期自身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年轻人）远不及老一辈人那么迷信市场的力量，也相对较能接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然而，品牌化的保守主义已经完全控制了共和党的整个系统（这尤其体现在对初选候选人的选择上），因此它们的品牌理念只能向更极端的方向越走越远。
这样的情况导致共和党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经济问题提出实质性的政策建议。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共和党议员都相信，目前的资本利得税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目前的资本利得税制度不仅导致百万富翁所面对的税率比挣工资的中产阶级劳动者面对的税率还要低，而且这样的税务制度还允许股票持有者不断买卖手中的股份，却几乎不会受到什么税务方面的惩罚，这一制度因此鼓励了市场上的一些最为糟糕的短视行为。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文化中，对资本利得的征税方法应该能够鼓励投资者长时间持有股票（连续持有5年或更长的时间）。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达蒙·西沃尔是一位研究商业短视问题的专家，西沃尔曾这样说道：“我知道共和党中其实有很多比较中立的立法者，他们非常愿意考虑对资本利得税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并支持上调针对短期交易产生的资本所得的税率。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可以实行的。然而，现在阻碍这一改革措施实施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商业界的阻力，而是茶党的反对。因为只要任何人提出要提高税率，茶党就一定会以最坚决的态度表示反对。因为事实上，茶党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阻止政府提高税率。”
政治文化是一头难以驯服的复杂猛兽，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正导致左派和右派意见分歧的鸿沟日益加宽。比如说，大量行为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对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危机所做出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相较于自由派人士而言，保守派人士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让个人独自承担经济困难的重担。同时还有一些研究的结果显示，保守派人士更加不愿意挑战权威，因为挑战权威的行为会给他们造成更强的不适感。这种不愿挑战权威的心理特点导致保守派人士更难以支持任何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而想要深刻地改变美国目前的政治现状，就必须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然而，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分析和梳理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保守派对于明明已经严重腐化的商业市场的那种奇怪的忠诚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加本质的心理动因，那就是我们高度工业化、高度个人化、具有超高效率、靠人们的自我驱动的冲动政治文化已经重新塑造了保守派人士的自我身份定位。为了维护这样的自我定位，保守派人士不再能承认任何妥协的必要性，在他们的字典里，妥协这个概念已经被完全删除。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自由派的政治机器也同样受到了这种身份塑造政治的污染，同时现代的政治文化本身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受害者文化”意识形态的腐蚀。然而在这一方面，右派的问题显然比左派严重得多。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表明，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从中立立场向右移动的速度更快，同时保守派人士的立场也比自由派人士更加顽固和难以改变。也许，这只是因为现代化的世界狂热地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严重弱化了社区概念及其稳定性。也许右派的过激行为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给他们带来了太深的恐惧和失望。然而，不管右派的这种趋势成因究竟为何，这种趋势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传统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已经逐渐丧失了神圣的光环，但是对于今天的保守派人士而言，他们离能够勇敢地正视这一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一天不完成这样的挑战，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就无法真正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所带来的难题与困境：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正越来越严重地强调和鼓励对即时满足和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而社区和集体的利益以及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思考则越来越被美国社会所抛弃。
然而，无论我们怎样怀疑美国的政治体系，耐心和希望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比如说，虽然年轻的美国人向来不愿意积极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但如今他们已经表现出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的潜质和迹象。很多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不像老年人那样乐于参加投票，但他们更倾向于以其他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通常更愿意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融入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是把参与政治当作一种仅在大选时发生的行为。此外，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也不像较年长的美国公民那样喜欢上文我们所提到的那种品牌化的政治理念。比如说，千禧年一代中的保守派比老一辈的保守派更能够包容种族方面的多样性，同样的，他们对同性恋婚姻的支持度也比老一辈保守派要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千禧年一代中的保守派比老一代保守派更能够质疑大型商业公司的行为，并且他们将政府视作一种能够修正经济方面的不平衡现象的潜在有益力量——新一代保守派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美国商业界最为腐败的时段。皮特·贝纳特等政治观察家认为，不管是哪个政党或政党的政治领袖，只要他们能向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传递正确的政治和经济信息，就能够在选举中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支持集团（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党极力争取伊丽莎白·沃伦，因为她被视作争取千禧年一代保守派青年的理想竞选人）。而政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根本性改革给予更多的重视。
然而，一项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个新的选举支持集团很可能并不能用传统的左翼、右翼或者保守派、自由派的方法来予以归类。事实上，在经历了持续若干年的两党纷争和品牌政治以后，我们很可能即将看到一个新的中立选民群体的产生。最近的一些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量的选民虽然分属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独立选民的不同阵营，但他们对一系列内容宽泛的政治议题实际上却有着高度统一的态度，这些政治议题包括妇女堕胎权、贩售枪支的背景调查、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宗教和国家的分离问题等。《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中立偏右的专栏作家凯瑟琳·帕克曾这样写道：“这些人的共同点远比各种相左的极端意见更多，而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对‘意识形态必须保持纯粹’这一理念的反对。”显然，这一选民集团已经在2012年的大选中展示了他们的存在及其潜在力量。在2012年的大选中，选民对茶党极端主义的反对是共和党最终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立派的美国人并不仅仅是反对极右势力所倡导的不平衡的政治理念。他们同时也支持更传统的、更平衡的美国式政治理念。《华盛顿邮报》的自由派专栏作家、《我们分裂的政治之心》一书的作者小尤金·约瑟夫·迪昂曾说，2012年的大选实质上反映了选民对美国战后时期平衡政治理念的认同与支持，这种理念“包括自由主义与社区之间的平衡、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市场功能与政府的重要角色之间的平衡，在清理长期的自由市场主义留给我们的各种问题时，掌握这些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
保守派的政客也许并不会使用和小尤金·约瑟夫·迪昂完全一样的术语。但是在2012年的大选失败之后，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共和党的主流已经至少做好了放弃极端主义、将共和党的品牌形象重新向中立方向移动的准备。2013年年末共和党对茶党所采取的谴责态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这一信号说明，即使是在华盛顿的封闭政治王国中（这可能是整个美国社会中分类现象最为严重的社区环境），人们也已经意识到维持现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犬儒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茶党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失去了商业集团（尤其是金融板块）的支持，商业集团和金融板块担心茶党的极端主义作风会降低共和党抢占管理改革先机的能力。但是，共和党对茶党的谴责态度也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文化终于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显然，美国的选民们已经受够了长达几十年的党派政治战争。平心而论，甚至很多强调意识形态的立法者们也因为茶党起义的最终失败而松了一口气。在一个非常基础的、人性化的层面上，政府关闭的闹剧为斗争中的双方都提供了一个他们急需的暂停时间。在经历了几个月中不断升级的野蛮两党斗争以后，双方的立法者们终于可以各退一步。即便这样的妥协与和解是暂时的，这一现象也至少让快要把美国的政治文化推下悬崖的那台永不停息的跑步机暂停了一会儿。在这种来之不易的开放性空间中，两党的立法者终于成功达成了一些虽然微小却十分重要的妥协法案。当然，没有人相信这种和平的景象会长时间持续。显然这台制造冲突的机器只是暂时停下来充电，为2014年的中期选举做准备而已。然而，即便是这种短暂的和平也足够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最需要的，是双方各退一步，远离这台危险的政治机器，为双方都创造一些呼吸的空间。我需要这种呼吸的空间去反思、去权衡、去选择一条能做出实际行动的道路，而不是仅仅让这台政治机器的惯性驱动我们的决策、战略以及命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短暂的和平之中，似乎冲动的社会的首都华盛顿正向我们展示着，一个解除斗争武器装备的社会本来应该是多么的宁静与美好。
[1]关于这次晚餐会议的情况最先是由汤姆·比万和卡尔·加农在他们2011年所出版的书籍Election 2012：The Battle Begins中披露的。几个月之后，罗伯特·达拉普在Do Not Ask What Good We Do一书中进一步披露了此次会议的详情。
[2]Sam Stein, “Robert Draper Book: GOP Anti-Obama Campaign Started Night of Inauguration,”Huffington Post, April 25, 2012,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4/25/robert-draper-anti-obama-campaign_n_1452899.html.
[3]Ibid.
[4]Ibid.
[5]“言论摘要”，指从政客长篇讲话中截取的、能快速打动选民的金句。——译者注
[6]“Vote Tallies for Passage of Medicare in 1965,” Official Social Security Website, https://www.ssa.gov/history/tally65.html.
[7]Alan Abramowitz, “Don’t Blame Primary Voters for Polarization,”The Forum: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Selection5, no. 4 (2008), https://www.themonkeycage.org/wp-content/uploads/2008/01/Abramowitz.Primary.Vote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