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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经典:一种假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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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匠老丁

老丁原来是一位卡车司机,整天开着汽车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的,总也没有闲着的时候。老丁爱开玩笑,收了车,一进家门就冲着老伴儿嚷,老太婆,把车洗洗,晚上我要开。老伴儿撇撇嘴,不搭理他,晚上躺在床上还故意给老丁一个后背。老丁一把把老伴儿扳过来说,我就不信了,大卡车我都能摆弄,还开不了你这台小吉普了咋地?

二〇〇〇年春天,老丁到南方拉了一次货,回来后双腿就没了。

那天,老丁从医院的病床上睁开眼睛后,先看见了老伴儿和女儿的四只红眼圈儿,开始还有点儿纳闷儿。手向下一伸,就摸到了两只空荡荡的裤腿管。老丁就又把眼睛闭上了,再睁开时,老丁笑了,说了一句话。老丁说:“老太婆,从今往后,你再也不用给我买鞋花钱了。”

那一年,老丁其实并不老,刚刚五十岁。

老丁没了双腿,不可能再到单位上班了,单位给了他一份工伤补偿,从医院出来,老丁就办了病退手续。

回到家里的老丁开始让老伴儿很担心,他一连几天都靠在窗台边,眼睛呆呆地看着窗外。老伴儿就琢磨,这老丁是不是要跳楼啊!老伴儿就有事没事地跟他说话。老丁明白了她的意思说,“老太婆,就算想跳楼,我也不能从这跳啊,咱们家住的是一楼呀!”

几天后,老丁就摇着轮椅出了门,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来到了窗底下的那块空地上。那块空地无人料理,长满了荒草。老丁看了一会,就开始拔草。从这天起,老丁正式进入了他的花匠生涯。几年后,老丁就拥有了他自己的一座花园。

老丁的花园南北宽五米,东西长十米。所以从规模上看,老伴儿认为应该叫花圃才更准确些。但她每次叫花圃,老丁都会冲她瞪眼睛,瞪得她浑身长了刺似的不自在。在老丁锐利的目光威胁下,老伴儿最后也放弃了原则,认可了花园的说法。

这些都是后话了,我还是接着说老丁建花园的过程吧!

老丁拔了半天草后,就发现他急需一条供轮椅行走的甬道。那块空地是土地面,轮椅一压上去,就很难再移动了。老丁用了一下午的时间,丈量了尺寸,又在晚上做了计算。他计划是用砖做材料,建造纵横交叉的两条甬道。一条十米长,另一条五米长。老丁计算的结果是,他需要三百九十块砖。

老丁先花了三天时间,用三块木板和四只轴承做了个简易的小车,拿一根绳子系在他的轮椅后面,就胸有成竹地上街了。老伴儿试图帮忙,被老丁摆摆手赶回了家里。

一块砖五斤重,老丁一次运十块,五十斤。卖砖的地方离得不远,老丁每天往返三次。十三天后,终于把所有的砖都运到了那块空地上。

接下来,老丁遇到一个难题,怎么把砖变成道路让他有点头疼。后来,他从砖厂搬砖的砖夹子上受到了启发,自己改装了一个加长形的工具。然后他又制作了一个加长的橡胶锤子,砖放下后,用锤子敲几下,砖就老老实实地待着不动了。

老丁用了五天的时间,终于铺好了两条甬道。用橡胶锤又在每块砖上敲了一遍后,就扯着嗓子喊老伴儿。老伴儿以为老丁出了啥事呢!着急忙慌地跑出来。老丁说:“老太婆,现在是某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我宣布,花园的甬道正式通车了。”说完,老丁就摇着轮椅从南到北走一次,又把车倒回来,从东往西走了一次。老伴儿看一眼老丁,背过身去,眼泪就下来了。

甬道建好后,老丁把镰刀头固定在一根竹竿上,做成了一个锄草工具。几天后,老丁就把空地上的荒草全部锄净了。老丁又改装了一个松土工具,把整个园子里的土都松了一遍。秋天的时候,老丁摇着轮椅,又兴致勃勃地上街买花籽去了。

第二天,老丁很仔细地把花籽种进了土地里。从那以后,他就把整个心思都用在了花园里,施肥、浇水、捉虫子,忙个不停。十几天后,第一颗小芽从土里钻了出来,两天后,园子里就有了一片希望的绿色。

老丁的花长势不错,挺起花茎,舒展开叶片,争先恐后地都长高了。不久,花茎的顶端就都冒出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花骨朵。又过了几天,花骨朵们越来越大,像一张张含着笑容的小嘴巴似的,都露出要开口说话的迹象了。老丁对老伴儿郑重地宣布,我已经看到花骨朵里面的花了,用不了三天,它们就会全部开放。

老丁的花种得有些晚了,他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突然下了场秋霜。早晨,老丁看到,满园子的花们都垂下了脑袋,冻死了。站在他身后的老伴儿就有点替他担心。老丁摇着轮椅,从南走到北,又从东走到西,最后在花园的角落里停住了,指着花丛像个孩子似的喊:“老太婆,你快看,还有一朵花没死呢!”

老伴儿果然看到了一朵很小的花骨朵,可能是因为它太矮了,没机会沾到秋霜,现在别的花都垂下了脑袋,就把它露了出来。老丁和老伴儿一起,给这朵花骨朵扣了个塑料棚子。

三天后,这朵花终于开了。那花是粉红色的,很小,也不太美,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它一点也没想到,自己是老丁的花园里开出的第一朵花。

五一是几号

爹一共来过我的学校两次,两次都让我丢尽了脸面。

第一次,爹送我报到,走到学校门口,突然停下来,把行李从左边的肩膀换到右边,咳嗽一声,冲地上重重地吐一口痰,用他山里人的嗓门儿冲我吼道:“老丫头,给爹念念,这木牌子上写的啥玩意儿?”我看见好多道含义复杂的目光,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听到口令一样,整齐划一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最后全都落在我和爹的身上,好像我和爹都是怪物。这些目光烤得我脸红心跳,我跺跺脚,没理爹,逃似的跑进了校园里。

爹根本没发现我已经不高兴,迈着大步,咣咚咣咚地从后面追上来,固执地把他的问题又问了一次。我无可奈何,小声说了我考上的那所大学的名字。走向宿舍的一路上,爹非常兴奋,只要遇到人,不管人家理没理他,他都扯着嗓门儿,用手指着身边的我,自豪地说我是他的老丫头,考上了某某大学。还说,我从小就是学习的材料。爹可能一点儿也没想到,在这座校园里说这话,非常不合适。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带着怨气喊了一声爹。爹却不以为然,在宿舍里,对同学们又介绍了我一遍。然后,爹卷一只旱烟,心满意足地吸两口,又补充道:“俺家老丫头是个要强的孩子,这回可家伙有了大出息!”

爹第二次来是在一年前,像现在一样,正是五一节前夕。同宿舍的姐妹们都在说黄金周的假期,计划着去哪里旅游。爹没有敲门,咣当一声推开宿舍门就闯了进来。惹得姐妹们顿时一阵惊呼,慌作一团——天气热,她们都穿得很少。爹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人家为什么尖叫,一进门就喊老丫头,问我,带的山野菜吃没吃光。对我说,妈让他给我又送一袋子来。爹的肩上背着一只鼓囊囊的麻丝袋子。我看看姐妹们,再看看爹,脸上一阵发烫,不知道该对爹说些什么。爹打开口袋,妮子妮子地叫着,用他的两只大手,从袋子里捧出一把把野菜,自作主张地放在姐妹们的床上。即便人家拒绝他的礼物,他仍然把它们一一送了出去。还不厌其烦地说,菜已经用盐腌好了,拿热水泡一泡,就能下饭吃。

爹送完了礼物,卷一袋烟,毫不理会姐妹们捂住鼻子嘴,坐在我床上有滋有味地吸了几口后,听见了姐妹们说黄金周旅游的事。不知道爹为什么会对这件事特别好奇,他站起身,问她们:“黄金周是什么意思?”一个姐妹憋住笑告诉他:“黄金周就是七天的长假,可以不用上课,还可以出去旅游。”爹就显得更加纳闷儿,问:“好端端的,学校干啥要放长假?”那个姐妹轻声地笑了,另有两个姐妹也笑出了声。一个姐妹忍住笑说:“因为要到节日,五一劳动节,所以学校才放假。”爹又问:“劳动节是什么节?”

我无法忍受爹再这样傻乎乎地问下去,抢着告诉他:“劳动节就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也叫五一节。”

爹似乎明白了学校为什么要放假,点着头,反复念叨着劳动节和五一,从嘴里吐出一口浓浓的烟,突然又问了一句:“劳动者是些啥人呢,谁答应让他们过节的?”

爹这句话说完后,宿舍里的姐妹们再也忍不住,一齐发出了响亮的笑声。爹也咧开嘴笑了笑,摸着自己的脑袋问我:“老丫头,你告诉爹,那个劳动节——五一是几号呢?”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抱怨地喊了一声“爹”,眼泪就流了下来。爹没看到我的泪水,又接着问姐妹们:“旅一次游得花多少钱?”

爹离开学校五天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三百元钱,在附言里写着旅游两个字。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爹的信。爹不识字,信是我的小学老师帮着写的。在信里,爹问我,寄的钱是不是已经收到了。爹还说:爹的老丫头和别人比,不缺啥也不少啥,人家去旅游,你也得去旅游,钱可能不太够,找便宜的地方去游吧!在信里,爹还说,他已经知道了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也知道了五一是五月一号。爹说,他还知道了,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劳动者。最后,爹让我放心去旅游,不用惦念家里!在信纸的背面还写着一句话:祝老丫头劳动节快乐!

我没想到,暑假回到家时,竟然看见爹瘸了一条腿。爹看见我,有些慌张,咧开嘴笑了笑,响亮地冲着屋子里喊:“她妈,赶紧杀鸡,咱老丫头回来了!”

妈告诉我,爹的腿是在崖上采山野菜时摔断的,那面崖很陡,但长的野菜很新鲜,一看就知道能卖好价钱。妈还说:“你爹盼着多采些野菜,好快点还上那三百元钱的债!”

爹从此再没来过我的学校。

我刚刚给他和妈寄了一封信,信的末尾写着两句话:祝爹劳动节快乐!祝妈劳动节快乐!写下这两句话时,我哭了,眼泪滴到了信纸上。

烟囱里的兄弟

一天晚上,我打开吸油烟机想要炒菜时,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以为是吸油烟机出了毛病,关掉后,那声音还响着。这次听得很清楚,“叽叽”“叽叽”,声音发自吸油烟机的烟囱里。我站在厨房仔细听了一会儿,泪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这声音我太熟悉了,在老家的屋檐下,在房上的瓦缝间,在思乡的梦里,我都无数次地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这声音我听了二十几年,它只能属于一窝刚出生不久的麻雀。

我决定不再炒菜,迅速跑出屋门,站在楼下的马路上,抬头看着五楼从厨房伸出的那截烟囱。我惊喜地看见,在烟囱的缝隙间挨挨挤挤地伸出三个小脑袋,小脑袋上和我想象的一样,全都长着稚嫩的黄嘴丫。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出生绝对不会超过三天。我知道这三个小兄弟现在还不会飞行,每天只能躲在家里,等着爸爸妈妈叼回食物来喂他们。他们的父母此时一定正飞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焦急地寻找着食物。城市里没有虫子,更不可能有打谷场,他们要到哪里去给孩子们找东西吃呢?

若是在农村,寻找食物就不会是个难题了,依靠他们敏捷的身手,即使是从鸡鸭的嘴边也可以轻易地夺得食物喂饱孩子们。麻雀呀!麻雀,你何苦要到生存艰难的城市里来安家呢?有可能小家伙父母的父母就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已经过惯城市的生活,适应了城市的环境,就像我的女主人一样,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只城里的麻雀。也可能小家伙的父母像我一样进城不久,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让他们充满了惊奇。他们终于决定不再飞回熟悉的农村,从今以后在城市里安家。他们大概是飞过了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后,才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找到了这个相对柔软安全的地方。

那一天我在马路上看了很久,直到三兄弟的父母叼着食物飞回来,我才放心地离开。从那天开始,我炒菜时不再使用吸油烟机了,我认为排出的气体不利于小麻雀的生长。我需要保护住在烟囱里的三位兄弟。

女主人很快发现了我的反常行为,她嗅到了屋子里的油烟味。即刻提出了质疑。那时我正站在厨房里陶醉地听着三兄弟的叫声,我已经能够准确地分清他们声音中的微小差异了,有一只不叫我就会心事重重。女主人说:“傻瓜蛋,有吸油烟机不用,你丫神经病啊?”我刚给她干活时,她对我的称呼是四个字——文学青年。这四个字用她地道的北京话发出来,显得无比的恶毒,基本上和傻B画等号。雇用我三个月后,她叫我的就是这三个字——傻瓜蛋,她说之所以没有解雇我,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像别的人一样吓她一跳。

我示意她小声一点,低声说:“烟囱里有一窝小麻雀,他们是我的兄弟。”女主人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遍(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扭身走出了厨房,在门口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农民。我喜欢这个称呼,虽然它同样恶毒,但我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认为做个农民并不可耻。

我每天都会久久地站在厨房里听兄弟们的叫声。有时候他们的叫声很焦急,我也跟着着急,我知道他们一定是饿得慌了,而他们的父母还没有飞回来。有时候他们叫得很开心,我也跟着兴高采烈,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吃饱喝足了,望着楼下的车流人丛渴望着他们的飞行呢!

我的行为终于让女主人愤怒了,那天我站在厨房里发呆时,她对我说了一个字——滚!文学青年——傻瓜蛋——农民——滚,从四个字到一个字,我到城里后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每天我都会站在马路上,抬头看着烟囱里的三位兄弟。在我估计兄弟们要出飞的这一天早晨,我早早地来到了那幢楼下的马路上,我看到烟囱的缝隙间一共伸出了五个小脑袋,加上一个我,出飞的仪式显得无比庄重。

他们的父母开始轮翻地飞出去,在空中转一圈又飞回烟囱里,叽叽喳喳地叫着鼓励他们学着去做。我把手握成了拳头,默默为三兄弟加油。不久,第一只长着黄嘴丫的小麻雀终于离开了烟囱,摇摇晃晃地飞了十几米又赶忙回到了父母身边。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同样飞了出去。三兄弟不停地飞出去,又飞回来,慢慢地他们飞行的路线越来越长了,飞得也越来越稳了。最后,五只麻雀一齐从烟囱里飞了出去,飞上了城市的天空,在令人迷茫的城市里消失了踪影。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烟囱里了,我也再不会听到那亲切的“叽叽”声了。我知道三兄弟在城市的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他们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我在心里说了句:兄弟们,不行的话,就回农村老家吧!

转身离开时,我意外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已经流满了泪水。

找中指

阿强和阿丽结婚五年了,还喜欢做一些小孩子的游戏。晚上躺在床上,脸对着脸,一个人用一只手攥住另一只手的手指,只露出五个圆圆的指尖,让另一个人来找中指。找对了,刮对方一下鼻子,错了,要被对方刮一下鼻子。阿丽输的时候往往要耍赖,把身子转过去,让阿强刮不到她的鼻子。阿强说一句“又想耍赖了是不是?”突然把两只手伸进她的腋窝里,阿丽回过头来,也把手伸进阿强的腋窝。于是,两个人的笑声像两只皮球一样在房间里欢快地跳跃起来。他们需要让屋子里经常充满这样的笑声,要不然,屋子里会显得很冷清。

五年前进行婚前检查时,查出阿丽患有一种血液病。医生告诫说:“这种病千万不能怀孕,否则极易引起大出血,有生命危险。”五年来,他们一直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们的两只床头柜里,一只装着一盒盒的安全套,另一只装着一瓶瓶的避孕药。

五年来,两个人一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夫妻纷纷抱上了可爱的小宝宝,心里就想着他们也应该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但想起医生的告诫,又只得一次次作罢。

阿强是搞测绘工作的,长年在外地作业,每次阿丽送阿强出野外,都会给他买一大堆小食品,隔着车窗说:“多吃饭,少抽烟,干活别玩命。”听起来就像是对待一个大孩子。阿强在外地,每星期都会给阿丽打两三次电话,每次都要叮嘱阿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注意身体。那口气,也仿佛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

阿强在家时,两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去公园散步,遇到蹒跚学步的孩子,阿强看得发呆,阿丽也看得发呆。晚上躺在床上时阿丽就说:“医生说的是‘极易’,没说是一定。”阿强叹口气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于是他们只好把对孩子的渴望又一次深深地埋藏到心底,继续做他们找中指的游戏。

双方的父母急着要抱孙子外孙子了,两家时不时地会对他们说一句:“到时候了,还等什么?”阿强总是低着头说:“不急,不急。”阿丽红着脸说:“我们心里有数。”老人渐渐地就不再问,只是默默地独自叹口气说:“这两个孩子,搞不清到底是咋想的。”

好在两个人并没有因为孩子的事闹过什么矛盾,阿强从未怪过阿丽,阿丽也越发地体贴阿强。他把她当成孩子,她也把他当成孩子,两个大孩子就这样在儿童的游戏中打发着二人世界的时光。

一天晚上,出了三个月野外的阿强回到了家里,上床时阿强打开床头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阿丽拉着阿强的手说:“没关系,我吃药了。”不久,阿强又出了野外,这一去就是两个月。

这天,阿强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让他火速回家。路上,阿强以为是长年生病的父亲出了意外,当他跑到医院,却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阿丽。

阿丽的脸惨白如纸,妈妈告诉他,是失血过多造成的。听到阿强的呼唤,阿丽勉强睁开眼睛,羞涩地笑了笑说:“我想给你生个孩子,结果,还是没有做到。”阿强的泪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哽咽着说:“都怪我,我那天回来时本来买了,却没拿出来用。”阿丽吃力地笑了笑说:“不,柜子里的东西是我藏起来的,我故意没有吃药,我听到你几次说梦话时喊了‘宝宝’……”

阿强扇着自己的耳光说:“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阿丽摇了摇头说:“真的不怪你,我自己也想着能做妈妈。”阿强抓着阿丽的手,哭成了泪人。

阿丽轻轻抚着阿强的头发说:“听话,别哭,让我再找一次你的中指吧!”阿强含着眼泪,用一只手攥住另一只手的手指,泣不成声地说:“找吧!输了,可不许耍赖。”

阿丽睁大了眼睛,吃力地看了看,伸出一只手按在了阿强的中指上,断断续续地说:“松开手,看我找的对不对。”阿强松开自己攥紧的手指,阿丽的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一只手指弯曲着,伸向阿强的鼻子,阿强把鼻子凑上去,闭着眼等着阿丽来刮。

阿丽的手指在阿强的鼻尖上轻轻掠过,如一片羽毛般飘落在病床上。

仲夏的夜里

这是一个仲夏的夜里,老孟和老伴并排躺在床上。窗外,不知什么虫子不停地撞着玻璃,“啪嗒”一声落了下去,以为不会再来了,沉寂了一会儿,又不厌其烦地卷土重来了,非要粉身碎骨才肯罢休的样子。远处,澄净的蛙鸣被风断续地吹进屋子里,搅散了两位老人的梦。“它们是在东大坑叫吧!”老伴缓缓翻了个身说。“听起来像是在西大坑。”老孟说。

“我说是东大坑,你耳朵不灵喽!”

“应该是西大坑,我耳朵灵着呢!是你自己耳朵不灵喽!”

“你耳朵灵,前天后街老王头,喊你半天你也不应?”

“我那是逗老王头玩呢!”

“你想不逗来着,你得听得见啊!”老伴说着剧烈地咳嗽起来。老孟翻过身来,轻轻地给老伴捶着后背说:“我仔细听了,确实是东大坑。”老伴不咳了,也转过身来,和老孟脸对着脸,抬起手来推了老孟一把说:“老东西,就会顺情说好话,捋杆儿往上爬。”老孟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老伴也笑了,咯咯地笑出了声。老孟说:“想起啥事儿了,这么高兴?”老伴不回答,还是不停地笑。天上,一轮皎洁的月被老伴的笑声震得一颤一颤的,抖着。

“生春生那年,杏子到底下没下来啊?”老伴说。

“说过多少次啦,肯定是下来了嘛!不下来,你咋吃进嘴里的?”

“老东西,那时才刚开春啊!杏花还没开呢?”

“反正是下来了,要不,我上哪给你讨弄去?”

“春生今年五十岁了,这事儿我纳闷了五十年,今儿晚你告诉我句实话,那杏到底是哪来的?”

“想听实话,像当年那样叫我一声,我就告诉你。”

“那时候我挺着个大肚子,就觉得嘴里头没味,我就跟你说了‘大刚哥,俺想吃杏呢!’过了几天你从外面进来,给了我一个手巾包,我打开一看,全是鼓溜溜的青杏,吃一口,酸得我直流口水,真解馋啊!我叫过了,你说吧!”

“这不算叫,你这是讲故事呢!我想听你像当年似的,正儿八经地叫一声。”

老伴张了张嘴,突然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多长时间不叫了,还真叫不出来呢!”说着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老孟轻轻地捶着老伴的后背说:“叫不出来就算了,还是告诉你吧!那年正好后街老王头到南方出差,我让他给你带回来的。”老伴喘着气说:“我说的吗,咱这地方杏还没下来呢!老东西,瞒了我五十年呢!”“最后还不是告诉你了?”两个人都笑了,笑过一阵,忽然都不说话了,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老孟拍了拍老伴的肩膀说:“他妈,又想春生了吧?”

“不知道美国那边现在是啥季节呢?”老伴幽幽地说。

“啥季节也冻不着那个兔崽子。”老孟突然很气愤。

“老东西,不兴你叫他兔崽子,他是我儿子。”

“他还是我儿子呢!总也不回家他就是兔崽子。”

“他忙啊!”

“忙,忙得爹妈都忘了。”

“上回打电话来,不是说今年春节肯定回家吗?还说把重孙子也抱回来呢!”

“这个兔崽子,去年打电话也是这么说,你看着他人了吗?”

老伴又咳起来。老孟拍着老伴的后背说:“想想也是,他确实是忙啊!”

老伴喘息了一阵说:“瞅照片,重孙子长得好看啊!”

“倒是像老孟家人。”

老伴又咯咯地笑了说:“你老孟家祖宗八代有长那么好看的吗?他是混血儿,混血儿才那么好看,懂不懂,老东西。”老孟也笑出声来说:“你说的对,还不行吗?这辈子你净揭我的糊嘎巴。”

两人一时都不说话了,窗外的虫子还在撞着玻璃,蛙声沉寂了,大概青蛙们已经睡了。

老孟说:“娃他妈,睡了吗?”老伴说:“还没呢!后背痒得难受,给俺挠挠吧!”老孟把手伸进老伴的衣服里,轻轻地给老伴挠起了后背。老伴说:“向上,再向上一点儿,再向左一点儿,对了,使劲。”老孟挠着说:“想起来你这后背挠了一辈子了,我就没整明白,你是真痒痒还是假痒痒?”老伴不应声。老孟放慢节奏,最后把手停在了老伴的后背上,心里想,娃他妈这是睡了呀!一阵困倦袭来,老孟把手抽回来,也打算睡了,突然听到老伴喊了一声“大刚哥”,看老伴时,老伴却一动不动地躺着,想来是梦话吧!翻个身,也跟进了梦里。

老孟不知道,老伴已经永远睡在梦里了,再也不打算起来了。

黑暗中,老伴的脸上还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呢!

嫁 衣

老孟坐在床上,他的周围是一大堆的碎皮子。

老孟想到自己该做点什么后,就到市场上买回了这堆碎皮子。买的时候卖皮子的说:“您老这是要做垫子吧!这东西做的垫子最好了,老年人散步累了,走到哪往身下一垫,坐着它,隔潮,还舒服。”

老孟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是要做衣服呢!”

“这巴掌大的东西能做衣服?”

“能做,能做。”

“就算能做,哪个裁缝店愿意给您做呢?”

“不用裁缝店,我自己做。”老孟蹲在摊子前,一块皮子一块皮子地挑选,用了半天的时间终于选好了,把装得鼓鼓囊囊的一只大包袱背回了家。

老孟把身边的皮子按颜色归笼到一起,一共是二十几种颜色,摆了二十几堆。白的、黄的、红的、绿的、黑的……老孟拿起一块白色的皮子轻轻摸了摸想,这白色就像是女儿的童年啊!

妻子开怀晚,到他四十岁那年才生了这么个女儿,女儿一出生,妻子只看了一眼就死了。他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日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总算是把女儿拉扯大了。那时候老孟正开着一家裁缝店,他做衣服的时候女儿就在他的身前身后转,拿起这块布在身上比一下,又拿起那块布在镜子前面照一照。想起来心酸啊!那时候女儿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整块布做的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是他拿剪裁下来的碎布块给女儿拼的。女儿也从不挑剔,穿上了那样的衣服还美得在屋地上转圈,嘴里说:“好看,真好看啊!”搂着他的脖子说,“爹的手可真巧啊!”然后,就麻溜把新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柜子里说:“还是等着过年时再穿吧!过年时爹就不用再给我做了。”说着就到厨房里烧火做饭去了。女儿七岁就会给他做饭了,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没有妈的人家,日子过得苍白啊!

放下白色的皮子,老孟又拿起了一块黄色的皮子。皮色很柔和,给人暖暖的感觉。女儿不知不觉中一点儿一点儿地长大了,上小学,读初中,念高中。女儿懂事,一点儿都不用他操心,洗衣服做饭也没误了自己的学业。想起女儿当年学习的事儿,老孟心里就暖烘烘的,女儿聪明,从一上学开始,成绩就是全班的第一名。只有一次考了个第五,那回是他得了病,女儿在医院侍候了他半个月。女儿高中毕业了,有一天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跑回了家,高兴了一阵子突然说:“爹呀,我不想去念大学了。”老孟沉着脸看着女儿。女儿说一句“我走了,就没人给你洗衣服做饭了”,泪就流了下来。老孟说:“你走你的,爹这么大人了还照顾不好自己吗?”眼泪不由得也流了下来。最后是他硬逼着女儿走的。送站那天,他站在站台上流泪,女儿站在车厢里流泪。模糊的泪眼里,他看到了女儿身上穿的那件花衣服,那是女儿长这么大,他给做的第一件整块布的衣服。

老孟放下那块黄皮子,忽然发现自己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两行泪珠,自言自语地说一句:“老了,老了,越老越没出息了。”

女儿三年前大学毕业了,说什么也要回这座城市。女儿说:“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感觉亲切!”老孟知道女儿是想着和他做个伴,给他洗衣服做饭照顾他的生活呢!

工作后的女儿每个月都把工资全交给他,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做衣服了。我的工资就能养爹了,六十多岁的人啦,也该歇歇了。不久,女儿恋爱了,却迟迟不肯结婚,老孟知道女儿是不愿意扔下他一个人。是他硬逼着说:“你二十五了,爹还盼着抱外孙子呢!再不结婚爹就真生气了。”这样女儿才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婚礼十天后举行。

老孟抚摸着一块块皮子,仿佛摸着从前女儿在他身边时的一个个日子。二十五年,三百个月,九千多天,这些日子流水一样从他的指尖上滑过了。他开始给女儿做衣服了。选料、剪裁,一针一针细细地缝着。

女儿结婚这天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女儿身上的衣服吸引住了,那是一件有着红、黄、白、黑、绿等等二十几种颜色的皮衣,做得天衣无缝,就像是有着几十种色泽的一块皮子做成的。人们都说,这衣服太美了,新娘子太美了。

老孟听着大家的议论,看着女儿穿着他亲手做的衣服举行结婚仪式时,满意地笑了。那衣服上有一个秘密,他还没有告诉女儿呢!

这件衣服上一共有二十五种颜色,用了三百块皮子,缝了,九千一百二十五针。

帽 子

早晨,送完女儿回到家里,她忽然觉得很不安。

本来在十字路口上,按她的意思还想往前送一段路,穿过那两条马路后再返回,可女儿刚好看见一个同学,就急三火四地摆摆手,和她说了声再见。等她再想说什么时,女儿已经拉着同学的手跑远了,留给她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背影。

丈夫还在床上睡着,几个房间里都流动着睡眠的味道。她用鼻子嗅了嗅,从空气里就闻到了属于女儿的气味。回忆起来,女儿的气味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从开始时淡淡的奶香,变成了如今活泼的青春气息。女儿呢,也从咿呀学语的婴儿,成了一名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想一想,这些仿佛都是一眨眼间的事情。

她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到底还是忍不住,走进大房间里,推醒了丈夫。丈夫揉着眼睛,嘟嘟囔囔地问:“出了啥大事,是天塌下来了,还是地陷了下去。”她没有马上回答,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才淡淡地说一句:“我有点儿后悔,刚才不应该让孩子戴帽子。”丈夫听了她的话,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伸出手摸她的额头:“你没发烧吧,怎么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说起了胡话。”她打开丈夫的手,撇撇嘴:“你才发烧呢,我说的是正经事。”丈夫就不再理她,翻身下床,躲进了厕所里。她走到厕所门边,还想再说什么时,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有点隐隐的担忧,自己会不会一语成谶?

在办公室里,整个上午,她的心里一直慌慌的,手上的工作也干得丢三落四,顾头不顾尾。眼前始终晃动着女儿戴着帽子的形象。她看见女儿背着书包,戴着帽子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眉飞色舞地笑着兴奋地和同学谈论超级女声。两个孩子还因为喜欢的对象不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然后,她就看见女儿准备要过马路……想到这里,她就赶忙闭上眼睛,再也不敢想下去。

到中午的时候,她的心更加慌起来。她和丈夫午休的时间都不长,每天中午,女儿都不回家吃饭。每次早晨送女儿时,在路上她都会叮嘱几遍,中午进教室前别忘了给妈打个电话。她看看表,女儿放学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手机却静悄悄的,毫无反应。单位里的一个同事喊她去吃午饭,她嘴上答应一声,脚下却没动,还坐在办公桌前呆呆地看着手机出神。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屋子里很静,她甚至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女儿下午上课的时刻已经过了,但手机始终也没响起来。她突然想立刻就去女儿的学校看一看。就在她打算出门时,领导交给她一份报表,告诉她一定要在下班之前赶出来。

她的业务水平在单位里是很棒的,如果在往常这件事情她一个小时就能轻松地做好。但今天却不行,她发现自己每统计一次,结果的数字都不一样,最后,那些数字像一只只小虫子似的从纸上飞起来,让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她想抓住任何一只,都非常难。当她终于把报表做好,交给领导时,她看见时钟已经马上就要指向女儿放学的时间了。她又一次看见女儿戴着帽子,心不在焉地从校门口走出来,一边挥手和同学说再见,一边穿过马路……她说声:“我得走了,去接女儿。”就急匆匆地跑下办公楼,拦了辆出租车,向女儿的学校而去。

女儿看见她从出租车里走出来时,表现得很惊讶,上上下下地看了她一遍。她也同样上上下下地看了女儿一遍。女儿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打车来接我?”她的脸突然板起来,狠狠地说:“中午为什么不给妈打电话?”她的声音很大,旁边的几个家长和学生都扭过头来看。女儿觉得很委屈,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围着眼圈儿转。“人家忘了嘛,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也不是第一次忘。”她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搂着女儿的肩膀说:“好了,下次别再忘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她找到了另一顶帽子,把昨天女儿戴的那顶帽子扔在了衣柜的角落里。女儿戴上帽子时有些不解,问她干吗换来换去的。她端详了女儿一会儿,淡淡地说:“昨天那顶帽子,帽檐太长了,挡眼睛。”

门 铃

十一点四十五分,她把炒好的两盘菜摆上了餐桌。

辣椒炒鸡蛋,是丈夫爱吃的。丈夫喜欢吃辣,辣得满头大汗,嘴里“哈哧哈哧”地长出气,还说舒服极了。豌豆炒肉丁,是儿子爱吃的。本来,这个季节豌豆已经下市了,她转遍了整个农贸市场,最后总算在一个角落里找到那个郊区来的菜农。那人价钱要得很高,一副爱买不买奇货可居的架势。她没有犹豫,爽快地买了。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批豌豆,以后,儿子再嚷着要吃,只好等到明年了。盘子里的那些豌豆,每一颗表面都布满了细微的小褶皱,闪烁着一点点亮亮的油花,好像是一只只眨动的眼睛。仔细看时,一些油花又悄悄地消失了。豌豆们好像也很顽皮,和儿子一样,喜欢捉迷藏,喜欢恶作剧。

她想象了一下儿子吃豌豆时的模样,不由自主地笑了笑。

家离学校很近,如果路上不贪玩,儿子十分钟后就能到家。儿子总是要按一下楼下单元门的对讲门铃,然后才“窟窿窟窿”很大声地跑上来。这幢楼的单元门本来没有上锁,但儿子说:“我这么一个大人物回来,咋能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儿子有点儿像他爸,偶尔喜欢虚张声势地吹点儿小牛皮。每次,听到门铃声,她就把饭盛好,摆在餐桌上。儿子午休的时间很短,午饭也总是吃得着急忙慌狼吞虎咽的。为此,她说过好多次,可儿子就是改不了。儿子读四年级之前,每天她都是做好午饭后骑自行车去接,五分钟就能到家。读四年级后,儿子要求自己走,儿子拍着胸脯说:“我已经大了,再接让同学笑话。”

十一点五十分,丈夫回来了。

丈夫冲她笑一笑,闻了闻盘子里的菜说:“咱吃饭吧!”

她看了看丈夫,“等几分钟吧,儿子回来,咱仨口人一起吃。”

丈夫笑了笑,样子有些无奈。

五分钟后,门铃没有响。

她拿起一块抹布,却忘记了要擦什么地方,只好又把抹布放下。

丈夫正坐在沙发上抽烟。

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丈夫说:“儿子是不是又在路上贪玩了?按理说该到家了,要不给儿子的班主任打个电话,问一下放没放学?”

丈夫不说话,轻轻地叹了口气。尽管声音很低,但她还是听到了。

“叹气有什么用,小孩子得一点点管教,你小时候就一点儿也不贪玩,不调皮捣蛋?”

她站在门口的鞋架旁,等着门铃一响,就把门打开。丈夫走过来,拉住她一只手,“要不然,咱们,还是先吃吧!菜要凉了。”

她有些生气,甩开丈夫的手。

十二点过五分,门铃仍然没有响。

丈夫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好像已经睡着了。她火气腾一下上来了,走过去拉起丈夫,把他拖到门口。

“你这个当爹的咋没心没肺的,麻溜下楼,去迎迎儿子。”

丈夫靠在鞋架上,眼睛看着她,不下楼,也不说话,就那么僵持着。

她忍无可忍,打开门,把丈夫的鞋子扔在门外,用力推丈夫出门。

“去去去,把儿子接回来。”

手扶着门框的丈夫突然张开臂膀,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

“求求你,别再胡思乱想了。”

她使劲推开丈夫,拿出自己的鞋,准备出门。

丈夫又一次抱住她。

“你冷静点,儿子不会回来了。”

“儿子干吗不回来,他一定是在路上贪玩,忘记了时间。”她用力挣扎着,试图摆脱丈夫。丈夫却把她抱得更紧了。

她四肢剧烈地扭动,用拳头擂,用嘴咬,用脑袋撞。丈夫不动,就那么等着她来打。丈夫的胳膊非常有力,她怎么也挣脱不开。她尖叫一声,像一头发疯的猛兽用手抓丈夫的脸,用脚踢丈夫的腿。大声地咒骂,继而是大声的哭号。几分钟后,她晕了过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脸上伤痕累累的丈夫正看着她,脸颊上有两行眼泪。她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说:“我怎么睡着了,门铃响了没?我给儿子做了他爱吃的豌豆呢!”

李晓明的桃花

红的,粉的,白的,桃花,开在春天的桃树上。

小区路边的桃树下,几个孩子仰着头,指着树上的桃花。

“这朵是我的。”

“那朵是我的。”

“除了这两朵,剩下的都是我的。”

“那,哪一朵,是我的呢?”

“李晓明,你也想要一朵桃花吗?”

“李晓明,这棵树上没有你的桃花,你的桃花还没开呢!”

“李晓明,你没有爸,没有爸的孩子没有桃花。”

“我有爸,我每个月都去看他。”

“李晓明有爸,他爸是个罪犯,罪犯的孩子不配有桃花。”

“李晓明,你爸是罪犯,你妈也不是好人,这树上没有你的桃花。”

“求你们,给我最小的一朵,行吗?”

“不行,别做梦了,你滚,这棵树上都是我们的桃花。”

李晓明的衣服撕破了。回到家门口时,屋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李晓明知道他不能进去。妈妈说的门上挂牌子时他就不能进去。他坐在楼梯上,心里想,哪一朵是我的桃花呢?想着想着他睡着了。桃花,开在李晓明的梦里。

红的,粉的,白的,桃花,开在春天的桃树上。

学校操场的桃树下,一群孩子围着桃树,仰头看着树上的桃花。

“这朵是我的,这朵也是我的。”

“那朵和那朵是我的。”

“这两朵是我的。”

“这边的三朵是我的。”

“那,哪一朵,是我的呢?”

“李晓明也想要一朵桃花,你们说哪一朵是他的桃花?”

“哈哈!李晓明,这树上没有你的桃花,你的桃花还没开呢!”

“李晓明,你是个坏孩子,你不配有桃花。”

“李晓明,你是个坏孩子,你爸是坏人,你不配有桃花。”

“李晓明,你是坏孩子,你爸是坏人,你妈也是坏人,你不配有桃花。”

“最小的一朵,也不行吗?”

“不行,滚开,你的桃花永远也不会开。”

坐在教室里的李晓明想,我的桃花在哪里呢?

“河里开的是什么花?李晓明,你回答。上课时间你为什么低着头?”

“桃花。”教室里轰地笑开了。

“李晓明,你家的桃花开在河里吗?你是不是故意破坏课堂纪律?对待你这样的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严厉惩罚。你出去站到走廊里,不喊你,不许进来。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

红的,粉的,白的,桃花,开在三楼的窗外,开在李晓明的眼前。

下课时,走廊里没有了李晓明。老师喊:“李晓明,你给我出来。”同学们喊:“李晓明,你躲到哪去了?”

李晓明没有回答。他正躺在楼下的水泥地上,身体下盛开着一朵,鲜红的桃花。那是他的桃花。好大,好红,像火一样燃烧在春风里。李晓明的桃花,开了。

还是在女儿两岁时,刚刚断奶不久,他和她就把孩子赶进了小房间里。那时,女儿觉得很委屈,搞不清楚突然之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反抗的意识很强烈,哭得惊天动地荡气回肠的。但他和她的态度很坚决,板着脸,谁也不肯主动去哄她。几天后,女儿又哭了一场,换来的还是两张严肃的脸。从此,女儿就不再哭了,认可了这样的安排。但有一个条件,小房间和大房间的房门都要敞开着。女儿瞪着乌溜溜的眼睛认真地说,这样可以离爸爸妈妈近一点儿。大房间和小房间门对着门,每天晚上,女儿都会看到他和她。临睡前女儿还会说一句:“妈晚安!”隔一小会儿,再说一句:“爸也晚安!”开始时,他和她都郑重其事地答应一声:“晚安!”后来就有些不耐烦,拉着长腔敷衍一声,“安!”

十二岁的女儿已经有了一些青春期的特征,小胸脯开始发育,脸上长出了小红疙瘩,身体也慢慢变成了一弯优美的曲线。一天晚上,女儿很正规地对他和她提出了要关上自己房间门的要求。女儿说这话时,表情很严肃,一只手就扶在门把手上,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他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刚刚听女儿这么说时,他和她都愣了愣,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后来还是他先说了一个字:“好!”

女儿转过身,抓紧门把手,打算关门。但,那扇门十几年一直很悠闲地敞开着,始终没有关过,没有像一扇真正的门那样为主人出过力。不知不觉地,门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再不能履行作为一扇门的责任和义务了。女儿努力了几次,到底也无法如愿。最后,门的下沿卡在了地板上。女儿不说话,脸红红地看着他和她。他走过去,用力试了试,门并没有因为他是强壮的男人就妥协,照样和主人拧着劲,摆出一副谁也拿它没办法的架势。他又试了试其他几扇门,凡是经常敞开着的,现在全都关不上了。他把门重新敞开,对着女儿摇摇头,“爸没办法,门已经坏了。”说完这句话,他的心里不知为什么,竟然有一丝得意的窃喜。女儿没说话,使劲看他一眼,转身进了小房间。

也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他和她才突然发现,原来已经好久没听到女儿问晚安的声音了。女儿房间的灯已经关上了,不一会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那声音像一只柔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和她的耳朵,让他们不自觉地就想起了很多往事。他和她也关了灯,两个人在黑暗中躺着,静静地听着女儿的鼾声,谁也不说话。过了好久,她先说了一句:“你说,孩子,会不会是,有啥心事?”他用力摇摇头,还笑了笑:“这么大点儿的孩子,能有啥心事?反正,那扇门,也没关上。”

但是,几天后,女儿又一次提出关门的要求。他对着女儿笑笑说:“门坏了,没办法关了。”他也知道,自己这么说有点儿赖皮,一点儿也不理直气壮。女儿的态度比上次还要坚决,她看了看门,又看了看他和她,只说了一个字:“修。”

黑暗中,他问:“你看,那扇门,修吗?”她久久也不回答。等到他以为,不会再听到她的答案时,她才说了一句:“要不,那扇门,修吧!”

第二天,他就去了零工市场,回来时,带着一个老木匠。

老木匠把每一扇变形的门都看了一遍,拍着门边对他和她说:“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门这东西啊,只有常开常关,才能叫门。要不然,安它还有什么用?”这话说得他和她的心里酸酸的,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老木匠忙了一气走了,地上留下了一片片卷曲着的刨花。那刨花很美,还散发着木材特有的香气。

女儿放学回来看到那扇门,就一下子扑进她的怀里,打着坠儿喊了一声:“耶!”

当天晚上,女儿关门之前冲着他和她笑了笑,说:“妈晚安!”隔一小会儿,又说一句:“爸也晚安!”他和她赶忙慌慌张张地答应一声:“晚安!”

樱 桃

樱桃的妈妈去世那年,她就从校园里来到了农贸市场上。

樱桃本来不叫樱桃,她的名字与樱桃一点也不沾边。自从她到市场上卖樱桃后,周围摆摊的人们就叫她樱桃了。这也挺好理解的,像一对卖川白肉的夫妻,大家就都叫他们川白肉。女的叫川白肉,男的也叫川白肉。所以,周围的人叫她樱桃时,她就笑笑,点点头,认可了这个名字。

樱桃都是早晨才从家里的树上摘下来的,每颗上都披着一层若隐若现的小绒毛,挂着亮亮的露水珠。摆在一只柳条编成的篮子里,很像一只只蒙着睫毛的小眼睛。阳光一照,还一眨一眨的。樱桃摘它们时,一直小心翼翼的,顺便还摘了些碧绿碧绿的树叶。柳条蓝装满了,叶子就盖在樱桃上面。樱桃开始卖樱桃时,还穿着孝服。她站在樱桃筐前,人是白色的,樱桃是红色的,叶子是绿色的,三种颜色相互辉映,景色一下子就出来了。买樱桃的,不买樱桃的,都会朝着她多看那么几眼。尤其是有一些男人,看过来时,目光总会停得时间长一些,好像铁器,被磁石吸住了一样。这时候,樱桃就把头低下来,盯着自己的樱桃看,脸也慢慢地红了,像筐里的樱桃一样红。

慢慢地,樱桃就和周围摆摊的人们混熟了。樱桃的嘴像她卖的樱桃一样甜,大妈、大叔、大哥、大姐,叫得很亲热。有人问她:“樱桃,你多大了?”樱桃就脆生生地说:“俺十七了。”“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有两个弟弟,正读初中呢!”“你为啥不读书呢?”樱桃听到这,就不说话了。眼睛垂下来,不知不觉就有几滴泪,啪嗒啪嗒地落在筐里的樱桃上,也像露珠一样,亮亮地,闪着光。

很快地,大家就都注意到一个年轻人。他每天都来买樱桃,每次买得都挺多。年轻人好像不是本地人,来了,也不多说话,更不讨价还价,交了钱,看一眼樱桃,拎起装樱桃的袋子就走。年轻人的目光看过来时,樱桃就赶忙把自己的眼神躲起来,看筐里的樱桃。第二天,年轻人又来买。

大家就纷纷说:“樱桃,要小心呀,这人不知道要打什么主意呢!”也有拿樱桃取笑的,说:“樱桃,有人看上你了呀,还别说呢,你们俩在一起,还真是一对呀!”樱桃听到这,就羞得低下头,再不敢看旁边的人们了。

那个年轻人再来时,樱桃想起大家说的话,就有些不好意思,称樱桃、接钱、找钱,都手忙脚乱的。年轻人似乎不以为然,看一眼樱桃,转身就走。

有那么几天,年轻人没有来。樱桃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觉得有些空空的,好像自己的心突然不在原来的地方跳动,跑到别处跳去了似的。一整天站在市场上,都魂不守舍的。

年轻人失踪了三天,樱桃的心就空了三天。第四天中午,那个年轻人又来买樱桃了。樱桃看他远远地走来了,就故意摆出没看到的样子。称樱桃时,也是爱理不理的,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顾客。年轻人还是老样子,接过樱桃,看她一眼。这次,樱桃没有低头,也把眼睛迎了上去,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年轻人反而先把目光躲开,转身走了。

有一天中午,那个年轻人在樱桃的柳条筐前站了一会儿,好像有些犹豫不决,最后说:“这筐樱桃我都买下了,你能不能帮我送到旅店去?”樱桃答应了,年轻人在前面走,她就挎着筐,跟在后面。经过一个个摊子时,就有人悄悄冲她使眼色。卖川白肉的妻子还在她的耳边小声说:“妹子,加小心呀!不能跟他去,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樱桃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是跟在了年轻人的后面。

那天下午,樱桃是哭着跑回市场上的,一回来就被大家围住了。大家说:“樱桃,那个人是不是坏人?他是不是欺侮你了?”樱桃点点头,又摇摇头,光哭,不说话。川白肉妻子拉着樱桃的手说:“走,妹子,我带你去报案,抓他个狗娘养的。”

樱桃甩开川白肉妻子的手,抹一把眼泪说:“他已经让警察抓走了,是我报的案。”

川白肉妻子说:“罪有应得,谁让他年轻轻地不干好事呢。妹子,要不,我送你回家吧,你出了这事,就别在这里站着了。”

樱桃听她这么说,就摇摇头说:“你们想错了,我没出什么事。他是因为杀人才被抓起来的。他在家乡杀了人,为了他妹妹杀了一个坏男人。他讲完自己的事,就让我报了案。”说完,樱桃又捂住眼睛哭起来。

大家长出一口气,然后就都觉得纳闷儿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但是,樱桃就是忍不住要哭,那天下午,眼泪一直像断线的珍珠似的,从她的眼睛里滚下来,一滴跟着一滴,落到地上。她蒙眬地觉得,自己是因为一句话哭。刚才,年轻人除了告诉她杀了人的事,还对她说了句话,他说:“你长得很像我妹妹。”

客 气

徐老师和余老师两个人客气了一辈子。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介绍人家里。介绍人端来一杯热茶,转身去倒第二杯时,两个人就把那杯茶推来推去地让,“余老师,您先请。”“徐老师,还是您先请。”那杯茶被他们推了几个来回后,杯子里的水先不耐烦了,跳出来烫了两人的手。徐老师顾不得自己的手,赶忙站起来鞠躬,“余老师,对不起!”,余老师也赶忙站起来鞠躬,“徐老师,对不起!”两颗脑袋就“咣”的一声撞在了一起。

不久,徐老师和余老师客客气气地商量了结婚的事,又客客气气地举行了婚礼。晚上,宾客散去,两个人进了新房。一个坐在桌子边的凳子上,一个坐在窗台下的椅子里。徐老师面带笑容,正襟危坐。余老师也是面带笑容,目视前方。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谁也不看屋子里的那张床。隔一会儿,徐老师欠欠身子,冲余老师笑一笑,说:“余老师好!”再隔一会儿,余老师欠欠身子,冲徐老师笑一笑,说:“徐老师好!”两个人就那么一直坐着,笑了二十几次,问了二十几次好,就把东边的天光熬白了。徐老师率先看了一眼那张床,冲余老师笑笑说:“余老师,您看……”余老师也看一眼那张床,冲徐老师笑笑说:“徐老师,您看呢!”

徐老师师范毕业,教高中数学,余老师也是师范毕业,教初中语文。两个人都很敬业,都是本校的业务骨干。晚上下了班,两位老师都会把一大摞学生作业捧回家里。他们的家很小,一厨一卫一居室,找不到客厅在什么地方。卧室里只有一张桌子,徐老师不肯用,指着桌子说:“余老师,您请用。”搬一只小马扎坐在床边上。余老师也不肯用桌子,“徐老师,还是请您用。”搬一把椅子凑到窗台边。桌子就在那里冷冷清清地空着,想不明白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毛病。

每逢教师节家里总会来一些学生,有徐老师的学生,也有余老师的学生。两位老师对学生都很好,学生们一来,两个人就忙来忙去地找椅子洗杯子,先让学生们坐下,然后每人倒上一杯茶。屋子里只剩下了一张空椅子,徐老师不坐,搬到余老师的身边,指着椅子说:“余老师,您请坐。”余老师也不坐,隔一会儿又把椅子搬到徐老师的身边,“徐老师,还是您请坐。”两个人把那张椅子搬了十几个来回后,最后就不再客气了,都站着和学生们聊天儿。学生们看看那张椅子疑惑不解,那张椅子自己也有些纳闷儿。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起名徐相敬。孩子出生时,徐老师一直在医院忙前忙后地照顾。余老师被推进了分娩室,徐老师就在门外面来来回回地转圈子。听到余老师的呻吟声,他的头上就冒汗,心脏也会剧烈地抖一下。母子平安,婴儿发出了第一声啼哭,徐老师才长出一口气。两人见面时,都是满头大汗。徐老师拉着余老师的手说:“对不起余老师,让您受苦了。”说完,眼泪就流了下来。余老师也流了泪,摇头说:“别这么说徐老师,这是我应该做的。”按徐老师的意思,再不肯让余老师受苦,但余老师还想着要一个女儿,最后徐老师还是接受了余老师的意见。女儿比儿子小三岁,取名余如宾。让她姓余,自然是徐老师的主意。

相敬和如宾互相撵着就长大了,上小学、读初中、读高中,最后又都大学毕了业。不知不觉,徐老师和余老师的鬓角上都有了如霜的白发。两个人同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从讲台上下来走回到了家里。时间一下子变得宽裕起来了。每天早晨,两个人穿过三条马路,一起去市场上买菜,徐老师总是选余老师喜欢吃的菜,余老师也总是挑徐老师爱吃的菜。菜买回来了,两个人一起进厨房,再一起坐到餐桌边,一个人不坐下,另一个绝对不会先吃一口。两个人都举起了筷子,一个说:“徐老师请!”另一个说:“余老师请。”晚上吃过了饭,两人又一起到附近的公园里去散步。

日子就这么客客气气地过去了。一转眼,两个人已经结婚五十年了。儿子和女儿大惊小怪地张罗着要给他们办金婚。

儿子和女儿们先去了酒店,订餐位排食谱。一会儿女儿打电话,一会儿儿子打电话,都是催他们快点出门打车赶过去。徐老师和余老师就相携着出了门,酒店离住处只隔了两条街,他们不想打车,准备步行过去。那一天阳光出奇地明媚,徐老师走着走着说:“余老师,您看没留神五十年就过去了。”余老师说:“谁说不是呢徐老师,真是岁月无敌啊!”徐老师说:“余老师,咱们先说好了,哪天要走咱就一起走。”余老师没说话,用力攥了攥他的手。

两个人穿过第二条马路时,冷不防一辆汽车就冲了过来。这次徐老师没客气,一把将余老师推开了,自己却被车撞出了十几米。余老师从地上爬起来,找到徐老师时,只见他满身满脸都是血。徐老师的嘴唇抖了抖说:“对不起您了,余老师,我可能得先走了!”余老师嘴唇也抖了抖,回一句:“您太不像话了,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