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坐灯下，朦朦胧胧，忽然有个念头闯入：
“有没有八大山人这个人？”
这个念头吓我一跳。
荷马被怀疑过，有没有荷马这个人？莎士比亚被怀疑过，有没有莎士比亚这个人？李白尽管没有被怀疑到有没有李白这个人，但他的身世也够扑朔迷离。
那天在灯下瞎想一阵，就拿出八大山人画册来看。其中一些原作过去看过，我的经验是大师作品还是原作精彩，这句废话，为了引出下面一句话：平庸画家作品常常是印刷品比原作好。这就是我的经验了。大师作品中的伟大气息印刷品无法传递，平庸画家作品中的点滴小聪明印刷品倒极容易保留。我也没想过什么道理，只认为印刷技术的确为人类文化传播作出莫大贡献，但这并不能掩盖它本质的贫乏。贫乏是平庸的基础。
八大山人的原作，明眸皓齿，元气淋漓。如果把中国水墨拟人化，我拟过多次，现在觉得“明眸皓齿”是较能传达出某些精神的，还不仅仅立足于明眸当然是黑的、皓齿当然是白的声色之上。
两厚本八大山人画册，收录绘画书法，有几百幅。到底有几百幅，我也从没点过。读八大山人画册，虽说读过数十回，但每次还是有所期待。
有的画家作品，比如董其昌吧，像与人闲聊，有一句没一句，身闲之极。读董其昌画册，我有时溜上几眼，只看个局部，就很满足。阅读是有多种状态的，这两种较为极端：一种“蜻蜓点水”；一种“痛打落水狗”。读董其昌是前一种，而读八大山人，还真有点“痛打落水狗”味道。这个比喻不太好，容易让对我文章只溜几眼的人发生误会，以为我说八大山人是条落水狗。尽管落水狗没有什么不好——狗一落水，十分苍凉，又遭到痛打，就更悲怆了，简直是命运戕害之象征。但我还是要换一个比喻：犹如在夏夜没有灯火的弄堂里听鬼故事。
八大山人动物，猫画得最好。好像在我们中国画分类里，鱼呀鸟呀，鸡呀鸭呀，都划到花鸟中去了。他画的鹰、鹿，都不怎么样。尤其是鹿。我想这是八大山人应酬之作。吕洞宾都要应酬，何况山人。人的一生总是有许多应酬的，应酬没什么不好，应酬之作中也有杰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就是应酬之作。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世俗的文学、世俗的艺术，一言以蔽之：为人情世故的文学艺术。用来应酬，当然方便。如果一位诗人或者画家说他平生没有应酬之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诗人或者画家光剩下世故。有人情的世故，是活人的世故；没有人情的世故，是僵尸的世故。如果一位诗人或者画家说他平生全是应酬之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诗人或者画家光剩下人情，这可能更可怕。我说八大山人的鹿是应酬之作，也是相对于他的其他作品而言。这几头鹿，让现在画家来画，别说“痛打”，就是打死也是画不出的，因为气息还是好。即使俗气，也分三六九等。
八大山人山水，其实是种氛围，有一只手把你往里拉，拉你进去了，他也就不管你了，你东张张西望望，有时会觉得差不多。氛围性的文学艺术作品通病就是——“有时会觉得差不多”。
我，最爱，八大山人花鸟，它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精神性作品，把你往里拉，又把你朝外推，拉拉推推，推推拉拉，上下左右，左右上下，他元气淋漓，我们大汗淋漓，淋漓尽致之后，上下通坦，左右通明。历来如此，氛围性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很多，精神性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很少。
这两厚本八大山人画册中，在我看来也有赝品，但问题不大，因为我想说赝品中也有杰作。举个诗歌例子，“红豆生南国”和“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两首诗，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王维和杜牧作品，但你硬要说它不是，不就有点煞风景吗？大师开了风气，在这种风气内的文学艺术作品，即使全算在大师名下，我看也是无妨。大师就像座作坊，学徒们玩得开心。
艺术家被人作伪，在中国，大抵可以说这位艺术家成功了。艺术家要达到这一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让人怀疑，真有这一位艺术家吗？比如荷马，比如莎士比亚。他们超凡脱俗，以至超出我们想象。
灯下瞎想着有没有八大山人的时候，是有趣的，一旦写下，觉得原来落到这个套路：
这位婆娘不是人， 原来仙女下凡尘； 儿孙个个皆为贼， 偷得蟠桃奉至亲。
也就无趣。
但我还想说的是——没有八大山人这个人，只有八大山人这尊神。八大山人是水墨之神。
画册里还夹了一张纸条，忘记何时随笔，摘抄如下，以为纪念：
凡艺术往往能新不能旧，能旧不能新，而八大山人既新还旧，既旧还新。
读八大山人绘画：月黑风高，院门紧闭，忽然有个白影从书斋窗口飘过，胆小的吃了一惊，胆大的就跟了过去。
看来我在前面说“犹如在夏夜没有灯火的弄堂里听鬼故事”，不是即兴，是我早有想法。神有时候会装出个鬼样逗我们玩，否则也就没有我们的疑神疑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