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地在读一本书，伽达默尔的回忆录《哲学生涯》。书中涉及的人物不少，我对他们大多不熟悉，老实说有的甚至没听说过，只好一边读一边在大脑和电脑里“狗哥”，加上《哲学生涯》的翻译也并非无可挑剔，这让我的阅读变得缓慢，时常处于死机状态。
但这些困难值得一一克服，因为《哲学生涯》太独特了。伽达默尔在思想界是无人不晓了：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现代哲学阐释学的鼻祖，战后德国学术重建的领头羊等等，每个身份都颇多故事。对于我等普通读者来讲，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长寿。长寿的哲学家和短命的诗人一样总是魅力无穷。远的像苏格拉底、孔子，近的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伯林，他们伟大的思想与绵长的生命意志交织一体，难分彼此。而伽达默尔生于1900年，活了102岁。他不仅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覆灭，自己也投身于漫长的学术生涯，与那个时代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思考和生活。这些人里既包括身兼师友的海德格尔，也包括远走异国的列奥·施特劳斯。前者是《哲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角色，而与后者之间的关系，用伽达默尔自己的话讲，他们持续不断的精神交流“可怕地打乱了世界史”。
以“可怕”来形容哲学家的长寿也是恰当的。对于那些致力于哲学突破的人来说，像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家，长寿一分，则危险必增加一分。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81年。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上，伽达默尔与当时风头正劲的德里达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学术交锋，这是阐释学与解构论的第一次直接论战，也被哲学界称为一场“不可能的对话”。在对话中，德里达指责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对理解的认可犯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错误，而伽达默尔反诘德里达：视理解为不可能的解构论无法面对解构本身同样需要理解的悖论。在我看来，德里达对西方后现代状况的把握可能比伽达默尔准确，但伽达默尔强调的理解与对话更能体现人类的希望。关于这场论战的内容及余波，孙周兴等编辑的《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有详尽的记录。其实，伽达默尔对“一”的尊重与德里达对“多”的强调，恰好可以用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来说明。那一年，伽达默尔81岁，德里达51岁，整整相差了30年。长寿的伽达默尔就像《魔戒》中的树人，双脚在一个世纪的泥土中获得力量，而双手在当代的思潮中搅动。近来读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就不时能听到伽达默尔的声音在回响：“处于传统之内并不限制一个人的认识自由，而是使之成为可能。”
《德法之争》中的伽达默尔思维敏捷，逻辑清楚，而巴黎交锋的几年后，他还意犹未尽，再度向德里达发出了对话的邀请。他热情地说：“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会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会话的终点。”可见伽达默尔至少在80多岁的时候还有语言上的自信。译者说伽达默尔写《哲学生涯》的时候上了年纪，以75岁的高龄和语言战斗，使得书中充斥着大量佶屈聱牙的复合句。这个说法不大站得住脚。
对于逝去的人们，哲学家的长寿却又是幸事。通过伽达默尔对大半个世纪的回顾，德国一代哲人由枯燥的句读复活为生动的人。海德格尔复活了，黑眼睛小个子，穿着画家乌拜娄德设计的“存在主义制服”，活脱脱一个盛装打扮的德国农民，正在向他的学生们嚷嚷着滑雪和手球。尼古拉·哈特曼跟以前一样，穿上了黑色的礼服和笔挺的裤子，系着“慈父般的白色领带”，冷静地，近乎一板一眼地出现在课堂上。身高一米八二的汉斯·李普斯喜欢站着和人交谈。他朝我们强烈地挥舞着手臂，两只大眼睛仿佛要从他的脑袋上跳下来。而保罗·那托尔普正和到访的泰戈尔在一起，两个长着花白长胡子的老人鹤立鸡群，闪耀着令人折服的光辉。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呢？用伽达默尔评价马克斯·舍勒的话足以恰当地评价他们，这是一代精神率真、销人心魄的人，是一代“在精神上贪得无厌的人。”
除了那些同路人，伽达默尔自己的心路在《哲学生涯》中也颇让人唏嘘。年轻时的伽达默尔恃才傲物，相当狷狂。他自己都还记得，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某本书，他的回答是：“基本上我只读不少于2000年历史的书。”随着岁月的增长，伽达默尔的形象变得温敦而宽厚。与德里达的争论中，他的表现就是很好的例证。除了年龄，我想这种变化也来自于两个方面。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是追求理解，强调和谐的哲学，他的变化大概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他所经历的种种世事也必然参与了性格的塑造。书中“莱比锡”一章尤其生动。在他的笔下，一个哲学家所面临的情景真是奇妙：巨大的学术演讲厅中坐满白发苍苍的听众，其中有一半还戴着助听器。他们的身体齐刷刷地倾向讲台，像一片由聋子耳朵组成的森林。
伽达默尔还写到他飞越战火到伊比利亚半岛讲学的经历。那里和平美好的生活与自己数年惊魂不定的战争岁月在伽达默尔的内心形成了强烈的风暴。他用一个哲学家特有的方式说，自己的内心“有如被世界史抽打”。
尽管在逻辑课上暗讽纳粹“所有的驴子都是灰色的”，但总的来说第三帝国时期的伽达默尔只想逃避纳粹和盖世太保的监视，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动行为。但即便如此，他与海德格尔在二战中的行径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因如此，战争结束后，一身清白的伽达默尔当选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在这所面临俄国人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学里，他竭尽全力维护学术研究自由，不得不经常以威胁辞职的方式为德国学术复兴保全火种。最终当努力成了泡影，他千方百计想回到联邦德国辖下的法兰克福大学。随之而来的是俄国人的报复、拘禁和审问。体面的哲学家不得不交出裤子的背带和腰带以防“畏罪自杀”，不得不靠背诵记忆中所有的诗句打发囹圄时光。在数度真真假假的提审后，伽达默尔被突然释放了。他回忆到：“我感谢了他们，悠然地穿过夜色中的森林步行回家。”
除了那些几近幻灭的日子，生活仍是美好的。在书中，伽达默尔写到一群哲学家朋友到黑森林里野餐，在露营地的篝火旁，海德格尔向他的学生们做了精彩的演讲。伽达默尔一直记得他的开首语：“夜火催人醒……”在伽达默尔的记忆中，哲学家的生活就具有这种肌肤般的质感。这团夜火可能是心智蒙昧如我者很难体会的。我所能做的，无非读一读《哲学生涯》，在书中，陪着哲学家步行回家，穿过夜色中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