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颅相学盛极一时。法国颅相学家G.勒朋（Lebon）1879年写道：“在最智慧的人种中，比如巴黎人，大量女性头骨的尺寸更接近于大猩猩，而不是高度发达的男性大脑。这一低劣是如此明显，没有人可以为此一作争辩，只有低劣到什么程度还值得讨论。研究过女性智力的所有心理学家，以及诗人和小说家，如今都承认，她们表现了人类进化中最有缺陷的形态，她们更接近儿童和野蛮人，而不是成年的有教养的男人。”
之所以引述这样一段今天看来如此荒诞不经的话，是因为近来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谁是今天的颅相学家？
在Genes,Genesisand God（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作者Holmes Rolston，企图把科学、伦理和宗教统一起来。这种接近于捆绑销售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天真的人们所希望的。起码，一些困扰的心理学家可以长出一口气：“这个问题归基因说了算，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浪费精力。”
Theresa Marteau和Martin Richards主编的The troubled helix（《麻烦的双螺旋》）的第一章讲述了几个个人故事，我觉得颇有意味。其中一位叫June Zatz的女士的母亲、两个姑妈都死于乳腺癌，她的一个表妹也患有乳腺癌。当她知道乳腺癌有可能遗传后，出于恐惧，她做了两侧乳腺切除手术。而另一位叫Ellen Macke的女士在知道自己家族曾经有四个女性成员在30多岁到40多岁时患上乳腺癌后，同样是预防性的，她切除了乳腺、卵巢和子宫。“斩草除根”本是不分东西的文化传统，我并没有对上述两位女士的行为有任何批评的意思。还是同一个问题，就现在来看，所谓科学，正在干些什么？
读到这两个故事，我就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克隆人之类的争论失去了兴趣。有人说，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了三大社会问题：人口筛查、资源分配和商业化。我觉得这些看似严重的问题都比不上一个怀念自己乳房的女性更让人震撼。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批评了当代文化中企图扩大疾病范畴的倾向。据她的分析，疾病范畴的扩展依赖于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对待。另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我觉得她的分析至少会受到两种人的抨击。一种是心理学家，一种当然是社会学家。尤其是后一种假说事实上已经逐渐被采信。犯罪行为被当作疾病，应受到惩戒的罪犯被当作病人接受诊治和关心，这样的事情屡见报端。
苏珊·桑塔格没有说穿这种倾向背后隐藏的事实，那就是，当代文化中疾病范畴的扩大，实际上就是科学范畴的扩大。我有一种感觉，当代科学比以往更频繁地闯入传统的人文领域，甚至正在逼人文拆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十年里，科学的手中多了一个利器，那就是“基因”。在我看来，某些科学家、人文学者和普通大众甚至达成了共识，基因的力量如此巨大，已经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根本。
基因是麻烦的，可是基因是不是麻烦的根源，我看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