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猿类有什么区别？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1]一书中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之一是我们会集体说谎。其他猿类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通过相信一些集体性的故事建立群体合作方式，比如宗教、部落和贸易等，而且合作规模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或生物。这种通过虚构故事实现群体合作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维护利益与维持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凌驾于更具有力量的个体生物之上。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探讨的那样，我们目前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辩论往往局限于失业或担心自身的生存。如今，我们的存在感与我们的经济生产能力密切相关，以致我们仍然将自己的职业作为姓氏，比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意为金匠）、法默（Farmer，意为农民）、米勒（Miller，意为磨坊主）等，但这些身份本质上不属于人类，它们会随时间而改变。当约20万年前智人出现时，我们就开始生活在相对较小而独立的群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群体开始扩大，并且通过宗教和部落连接在一起，直到我们创造出一种有组织的宏观体制：人类社会。最初，我们没有其他任何机械化工具进行劳动，只能使用蛮力。当时人类的劳动在现在看来是非人的。任何一个推石块或涂砂浆的人都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将人变成机器齿轮的有序流程。通过这种独特的、大规模的肌肉力量组合以及各种虚构的信仰体系，人类建造了金字塔、庙宇、城市以及整个人类帝国。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系统化的结构依然没有改变。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大部分人都需要完成孤立的、特定的、重复的任务。这些任务组成了整个宏观流程，大部分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齿轮而已，正是这种最基本的劳动让我们体会到了自身的全部价值。今天的谎言，即全球资本主义主流文化信仰体系，让我们对这种工作感到骄傲。无论这种工作是要求你早上5点起床去田地，还是要求你上午9点到办公室打开计算机里的数据表格，我们对这种谎言的信任让我们更加努力。现代社会已经开始反抗陈旧的资本主义神话了。这个体系正在一个迭代流程中不断发展，使位于金字塔尖的人从“前1%”减少到“前0.1%”，然后再减少到“前0.01%”。根据2016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全球62名最富有的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36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或全球最贫穷的5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2017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了8名。2这8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比全球一半的最贫穷人口的财富还要多。这份报告还指出，全球最贫穷的10%的人口的年收入在过去25年中每年的增长率不超过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都在根据全球体系中的这些分裂状态来调整自己的故事。芬兰目前正在试验全民基本收入体制3，瑞士也在考虑这一体制。正如文化的一切内涵，如政治理念、艺术活动、食物选择等，都在变化一样，“我们的价值与我们的生产力密不可分”这一理念也在不断变化。曾经，这个故事讲的是强盗大亨，然后又变成了对罗斯福新政的信任，紧接着是安·兰德（Ayn Rand）的故事以及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环境中的变更。然而，随着地球上的人们使这些理念不再能够延续，它们同样会发生变化，所有这些理念都根据我们所在的时代而改变。我们最常对自己说的谎言，即“我们的价值来自我们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这一理念也不例外。
无论是农民、营销总监、卡车驾驶员还是商品交易员，在不久之后或者在遥远的未来，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创造有经济价值的产品的活动，即我们的“工作”，都将由人工智能完成。对于我们的终极追求——生活目标，我建议大家利用我们的合作技能去创造新的故事。想象一个生存意义与传统工作分离的世界吧。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一目标需要无数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教育家和领导者一起努力才能实现。作为一项思想实验，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社会体系，即社会理念已接受这一分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忽略因人工智能的力量不断增强而产生的短期警觉与恐惧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我怎么养活我的家人”和“我们要住在哪里”。我并非要贬低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产生的忧虑，但我承认这是我们最后才需要讨论的话题。
由于我们的物种、价值观、真理甚至品质都会发生改变，“人类”的状态一直是不固定的。6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在地球上行走时，我们与现在完全不同，而从现在起只需要一万年，我们现在的样子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人类正处在进化的轨道上，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真理甚至是基本的品质都在不断变化。
正如我们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进化而来一样，我们也将进化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无法辨认的生物。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