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的郭洪看起来是一个很寻常的公务员，他在工作时喜欢穿着中规中矩的深色西装，戴着厚重的眼镜阅读文件和观察市场。但当他和创业者或科技人员共处一室谈论科技话题或未来的落地项目时，就像变了一个人，比创业者们还要活跃。他有各种新想法，侃侃而谈的同时也能专注倾听他人的构想。他对未来科技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创业公司与科技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把握。1980年至2010年，大量工程科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公务员作为职业，他们用大学学到的知识，使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快速成长为一个满是忙碌工厂和大城市的现代化国家。郭洪就是这一代政府管理者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善于制定目标和计划，执行力也非常强，脚踏实地地采取行动，集创新能力和实干精神于一身……他们的职务是制定政策的公务员，身体里流淌着创业者的热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洪和他的前任、继任者们助推了中关村的飞跃。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在过去无论是创新企业的数量还是科技发展的进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曾有一段时间，中关村布满了各类电子产品卖场，主要销售低端的电子产品和软件，缺少真正的创新事业。2010年，郭洪和他所在的中关村管委会的同事们着手改变这一切，他们大力调整业态结构，把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西区建设成创新企业的孵化基地，他首先来到刚成立一年的创新工场考察。
郭洪负责“中国硅谷”的管理长达10年
创新工场是我在2009年秋天离开谷歌中国后，创办的创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机构。当时，我觉察到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涌现出一股新的活力，在“模仿”年代锻炼出的世界级企业家们，开始用他们的技巧解决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独有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快速转型至移动互联网，城市中心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环境，创新产品及新商业模式很容易就能够发展起来。我想参与到这波浪潮中，为创业公司提供指导与资金。
郭洪考察创新工场时，我和前谷歌中国的员工组成的核心团队正在寻找有潜力的工程师，打造一款为中国第一批智能手机用户提供服务的产品。郭洪与我探讨如何支持这项事业。我告诉他，我们支持创业的资金被租金吃掉了很大一部分，若能降低租金成本，就能省下更多的钱来研发产品、创办公司。郭洪说，像创新工场这样符合政策支持的机构，中关村园区可以联合区政府免除3年租金。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郭洪不想止步于只给一家孵化器一点儿财政支持，他想了解硅谷成功的全部秘密。郭洪不断地询问我20世纪90年代在硅谷的经历。我告诉他，硅谷早年的许多创业者后来变成了天使投资人及创业导师，地利和人脉催生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创投生态系统。
交谈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出郭洪的脑子转得飞快：“硅谷的生态系统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才成熟。如果政府帮着创造地利，加速这一过程呢？如果在中关村挑选一条街，把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风投公司、创业公司、孵化器、服务提供商等聚集在一起，这样做又会如何？”我们俩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交流促成了中国创新创业的新地标“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诞生。
中关村创业大街
这种自上而下建立的创新生态系统，与硅谷的观念截然不同。在硅谷的世界观里，真正使硅谷与众不同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思潮：致力于原创思考与创新——这不是用砖块和补贴就能建造出来的东西。但郭洪和我都能看出在中国是不同的，也能看出这种神圣使命感的价值。想在现今的中国加速这种过程，资金、不动产、政府支持都很重要。这个过程需要所有人亲力亲为，用中国的特色来融合硅谷精神，使其适用于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我们会结合硅谷的一些核心价值，把中国互联网行业引导至一个崭新的方向。
后来，这个生态系统渐渐变得独立自强。中国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不再需要迎合外国风投的口味，他们现在可以打造满足中国用户需求的中国产品，凭借国内的资本和技术，反过来把产品推向海外。这巨大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结构，象征着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这一变化也让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数据在一夜之间爆发式增长。
互联网的未知海域
早期的互联网行业既在模仿、追赶硅谷，也在同硅谷竞争。但是到了2013年左右，中国互联网发展改变了方向，不是简单地超越硅谷，而是变成了另一番模样——有自己的原材料、制度和规律。虽然许多用户还是只能用廉价的智能手机上网，但智能手机可以扮演信用卡的角色，与人口密集的城市一同创造了融合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超大型实验室。
支配这个世界的中国科技公司与任何一家硅谷公司都不像。“中国的Facebook”已不足以描述称霸中国市场的微信，这个社交应用飞快地进化成一个多功能工具——用户可以用它购买日用品、叫外卖、预约门诊、购买电影票……微信几乎连接了用户生活的每个方面。凭借倾向于移动优先的互联网用户、超级应用微信、把智能手机变成钱包的移动支付，中国的创业公司引爆了本土创新。它们首创了O2O服务，让互联网与中国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的城市自以物易物经济出现后，大量的交易第一次脱离了现金。人们用共享单车组成的全球最大物联网，彻底改变了城市交通。
政府对创新提供了空前的支持。“中关村创业大街”项目，只是2014年中央政府出台鼓励创业政策中的一处缩影。在李克强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中国各大城市纷纷设立新的创新园区、孵化器和政府支持的创投资金，“创业大街”遍地开花。西方分析师认为这一举动缺乏效率，可实际上它促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创业的爆发与进化。
要想在这一环境下繁荣发展，需要高超的工程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无数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数万名销售员在街上推广移动支付，数百万辆共享单车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服务业的爆炸性增长让中国的科技创业公司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以保持现实世界里那些需要重度运营的业务能够正常运转。
在我看来，愿意在现实世界里认真耕耘，是中国和硅谷科技公司之间最大的差别之一。美国的创业公司喜欢坚守自己的认知领域：建立干净的数字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商家可以用这些平台进行交易，完成线下服务，而科技公司本身则不愿意亲力亲为去线下做事。他们向往HBO剧集《硅谷》（Silicon Valley）中描绘的神话：一群聪明的极客在旧金山的公寓里足不出户，就能打造出数十亿美元的事业。
中国的科技创业公司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它们身边满是凶猛的竞争者，虎视眈眈地准备对它们现有的产品逆向分析。它们必须用规模、资金以及劳动力的效率来跟竞争者拉开差距——疯狂烧钱，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来运作它们的产品，使它们的商业模式难以复制。这是中国互联网世界的重要特质，是脑袋里根植着硅谷正统观念的美国分析师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特质。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王国
送外卖、汽车维修、共享单车、街头便利店等行业的互联网化，使中国拥有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大量关键资源——数据。靠着实地苦干，中国在这方面远远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生产国（并且差距还在日益扩大），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实干年代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如同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出的论点，深度学习的问世，意味着我们将从专家的年代转变为数据的年代。想要训练出成功的深度学习算法，需要运算力、工程能力及大量的数据。在未来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数据量，因为工程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开始出现收益递减，这时数据量才能决定一切。只要数据量足够大，由优良但非顶尖的工程师设计出的深度学习算法，也有机会超过全球顶尖专家设计的算法。
中国的数据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有保证。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都多）提供了海量数据，这些用户在现实世界的行为又支撑了数据的质量。创办人工智能公司时，中国特有的应用程序收集到的数据更为实用。
硅谷巨头从用户在线活动中收集数据，如搜索、上传照片、观看YouTube视频、点赞等。中国公司则根据用户现实世界的行为收集数据：何时何地购买了什么物品、餐饮习惯、化妆品的选用、交通服务的选取等。深度学习只能根据“看到”的数据进行优化，中国接地气的技术生态系统为深度学习的算法提供了更多“眼睛”，让它们“看”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容。随着人工智能为许多新产业“通电”，中国科技公司与现实世界的紧密结合，会使得它们在与硅谷科技公司的竞争中具备天然优势。
中国在数据领域的突然崛起，并不是什么宏大计划的结果。郭洪在2010年找我时，根本无法预测一个不同于硅谷的互联网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预料到机器学习会突然把数据变成宝藏。不过他确信，只要提供适当的环境、资金和助力，中国的科技创业公司就能够创造出独特且有价值的产品。就这点而言，郭洪的创业直觉完全正确。
移动互联网的纵身一跃
我创办创新工场几个月后，谷歌决定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此举令我们的团队非常失望，毕竟我们辛苦了多年，才让谷歌在中国站稳脚跟。不过，谷歌的退出也为中国创业公司打开了机会之窗，让它们得以借着最新的潮流——移动互联网——研发一系列全新的产品。
自iPhone 2007年问世后，科技界开始渐渐调整他们的网站与服务，让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上网。最简单的方法是创建一个既适合智能手机的小屏幕，也适合大屏幕的网站。但这需要研发全新的工具，如应用商店、照片编辑应用程序、杀毒软件等。谷歌退出中国后，安卓系统（Android）移动应用程序的市场大开。创新工场最早孵化的一批创业公司就希望能填补这些空缺。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探索和互联网互动的新方式，这是硅谷还未涉足的领域。
在中国的模仿年代，一小部分中国网民和美国人一样，使用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上网。可是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计算机的价格仍然太贵。2010年，中国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上网。因此，相对便宜的智能手机问世后，中国大批用户跳过了个人计算机时代，使用智能手机实现了第一次网络体验。
这一跨越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对中国互联网形成自己的特色有着深远影响。智能手机用户不仅行为与计算机用户不同，他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异。对倾向于移动优先的用户而言，互联网并非只是固定地点存取的数字信息的抽象集成，而是个体在城市里随身携带的一个工具，当我们需要吃饭、购物、旅行或交通时，可以随时随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中国的科技创业公司必须根据这些需求来研发产品。这显然是创业公司开垦处女地、促进中国式创新的大好机会。创新工场第一轮投资了39家公司，有数家最终被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收购或控股。中国的这3家互联网公司常被称作“BAT”，在转型升级为移动互联网公司的过程中，我们孵化的公司对其起到了“内部助推器”的作用。不过，真正激发“另类互联网世界”潜力的，是腾讯秘密进行的一项内部计划。
微信：低调的雄心
全球最强大的移动应用程序问世时，几乎没人注意到它。2011年1月，腾讯推出了新的社交信息移动应用“微信”，当时只有一家英文新闻媒体（The Next Web）注意到了它(1)。当时的腾讯已经拥有了中国两大社交网络：即时通信工具QQ和社交网站QQ空间，这两款应用分别拥有几亿用户，但美国分析师却认为它们是美国产品的二流仿制品。一开始，腾讯新推出的这款智能手机应用连英文名称“WeChat”都还没有，只有中文名称“微信”。
微信是腾讯专门为智能手机而开发的，试图从内部颠覆自己在计算机桌面上大获成功的QQ。作为互联网巨头，腾讯此举是一次冒险，但最终在市场上大获全胜。微信除了发送文字，还可以发送照片和语音。在某些应用场景下，用手机输入中文相当不便，能够收发语音消息是微信的一大优点。
这款功能简捷的应用软件大受欢迎，不出一年注册用户数就达到1亿，2013年1月用户数达到3亿。在发展的过程中，微信添加了语音电话、视频电话、电话会议等功能，在今天看来这些功能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要注意，微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者WhatsApp直到2016年才推出了这些功能。
微信早期的改进与优化只不过是开场戏而已。它很快发明了“应用中的应用”——微信公众平台，改变了媒体机构和广告客户使用社交平台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是一个基于订阅的第三方内容平台，完全植根于微信内部，有人将这一功能比作Facebook的媒体公司主页。但不同于Facebook，微信公众号为第三方提供了几乎所有独立应用程序的功能，无须单独研发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在社交媒体领域快速发展为主流应用，许多媒体、产品提供商、服务公司索性不再自己研发移动应用，开始完全依赖微信。最近微信小程序的推出又使微信成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之外的又一个应用平台和用户获取渠道。
在短短2年内，微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移动应用发展成为一个包含通信、传媒、营销、游戏等功能的强大平台。腾讯垄断了用户的数字生活，但它还想延伸到智能手机之外——线上与线下的支付。不过在此之前，微信必须先进入用户的钱包，这意味着他们要挑战电子商务领域的龙头——阿里巴巴和支付宝。
移动支付的珍珠港
为争夺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腾讯在2014年除夕夜发动了“空袭”，武器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红包”。微信用户可以对不论远近的好友发送“真金白银”的数字红包，只要在微信上绑定银行卡，就可以对指定用户发送一定金额的红包，或是在聊天群组内发红包，看谁先抢到。打开红包后，里面的钱就存入了用户的微信钱包里——微信钱包是微信当时新设置的功能。微信钱包里的钱可用来消费、转账或是提现，前提是在微信上绑定银行卡。这一举动把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习俗完美移植到了数字时代，同时在过程中添加了游戏元素。用户非常喜爱这项功能，2014年春节微信用户一共发送了1600万个红包，在微信上绑定了500万个银行账户。
实体“红包”vs微信“红包”
在微信里发红包既简单又有趣，多数人没有察觉到背后的硝烟味。当然，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除外。
马云把腾讯的这一举措称为“珍珠港行动”，即对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龙头地位发动的攻击。(2)2004年，阿里巴巴首创了针对中国用户的数字支付平台“支付宝”，后来又为适应智能手机改造了该产品。但微信用新的支付手段一夜之间抢了支付宝的风头。马云对阿里巴巴的员工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拼命保住移动支付业务，阿里巴巴就完了。当时，观察者们认为马云的言论过于夸张，但现在看来马云是有远见的。
在腾讯发动攻击前的4年间，中国互联网世界的一块块版图经过发展和竞争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中国早期互联网创业公司之间的搏杀，训练出了一代精明的互联网创业者。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在2009年至2013年间增长超过一倍，达到了5亿人的规模。早期风投培育的新一代创业公司针对智能手机的用户市场开发了新的移动应用。在这些应用中，微信打造了中国移动互联生态系统的“一站式入口”。如今，微信红包给消费革命的最后一块拼图指明了方向：用户能凭借手机支付购买任何东西。
接下来的几年，阿里巴巴、腾讯以及数千家中国创业公司争相把这些工具应用到中国城市生活中的每一个支付场景：外卖、电费账单、网红直播、上门美甲、共享单车、火车票、电影票、交通罚单等。线上与线下世界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交融在一起，它们改造了中国的都市景观，也创造出全球最丰富的实体世界数据。
不过，若没有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环——中国政府，这个延伸到经济每个角落的互联网世界不会这么快速出现。
盖好了，他们就会来
在创新工场搬到中关村之后的几年里，郭洪和他的同事们逐渐把“创业大街”由计划转化为现实。他和海淀区负责人挑选了中关村里一条混杂了书店、餐馆、电子产品商场的步行街进行了实验。
20世纪8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一度改造了这条街。当时的中国正为了出口导向和都市化而辛苦奋斗，这两项都需要用到当时欠缺的工程专业知识与技术。因此，政府把这条步行街变成书城，摆满了现代科学及工程教科书，吸引附近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到了2010年，互联网的兴起使许多书店关门大吉，取而代之的是兜售廉价电子产品及软件的小店。
当时的计划是翻新整条步行街，然后租给高科技企业。这个项目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关村与海淀区一起，整合扶持资金、高效的基建部门、人才等资源，使用补贴和转移安置相结合的方法，成功让这条街上几乎所有的商铺迁出。2013年，施工队进入已经搬空的街道开始改造与翻新。2014年6月11日，创业大街开放给新租客。这是中关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模式被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万众创新
2014年9月10日，在天津“夏季达沃斯”（Summer Davos）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致辞，在讲话中他描述了科技创新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现代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演讲中反复提到了一句新的口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3)。
李克强总理的演讲点燃了中国科技业的熊熊大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变成政府强力推进创业生态系统、支持科技创新的口号。中关村积极促进创新创业的举措在短时间内被推广到全国各地，激发了世界上唯一能够和硅谷抗衡的力量。
中国的“万众创新”措施很多，改变了不少人的择业观。下海创业成了不少人跃跃欲试的新选择。政府为创新者提供资金（补贴）与办公场所，让他们尽情施展才华，使得他们的父母不再催促其在当地国有企业找个“铁饭碗”的工作。
李克强总理发表演讲的9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4)，呼吁建立数千个科技创业孵化器（孵化平台）及创业园区，鼓励各地方政府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吸引民营创投资本。国务院的计划也鼓励地方政府制定租税优惠措施，并简化政府对创业的审核流程。
国务院发布政策指令后，全国各个城市快速复制了建设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方法，在当地推出“创业大街”。他们采取减税和减免租金等措施来吸引创业公司，还设立了一站式政府办公室，方便创业者能够快速注册公司。各式各样的措施在全国各地催生了6600个创业孵化器，短时间内数量翻了4倍多。中国的创业公司更容易用更低的租金租到更好的办公场所，省下了更多的钱投入自己的事业。
部分省市则设立了不同的“引导基金”模式，用政府资金吸引风投资金。政府使用创业引导基金投资民营风投公司，做起了民营企业的合伙人。倘若该基金投资的创业公司失败，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有限合伙人的投资，都将遭受损失。但如果有创业公司成功，如市值在5年内翻倍，那么政府只保留收益的一部分如10%，并允许民营资本收购政府的股份，剩余90%的收益则分配给市值已经翻倍了的民营投资者。这种方法可以激励民营投资者追随政府，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扶植的创投基金和产业。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只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达21834.47亿元(5)。
在此影响下，民营风投资本当然会积极跟进。创新工场创立的2009年，中国民营资本青睐的还是快速增长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2010年往后的3年时间里，中国每年投出的风投资金一直稳定在30亿美元左右。到了2014年，金额激增至4倍，达到120亿美元，2015年又增长到260亿美元(6)。一瞬间每个聪明且有经验的年轻人，都能给自己的新点子和科技才能写一本商业计划书，想要找到风险资金来进行创业。
华尔街分析师和投资人对于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但这些批评忽略了一点：在长期利益非常可观时，短期多支出可能是正确的。中国政府想加快促使中国经济从制造业驱动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增长。
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方法，坐等传统产业投资回报降低，民营资本渐渐转向高科技产业，很可能会遇到信息不完整、老派投资人对互联网不信任以及固有的经济惯性等种种阻力。如果继续等待这些阻力最终被克服至少得花数十年的时间。高层想缩短时间，加快发展速度，他们想用政府的钱来加快转型，越早转型，增长质量越高，政府的回报就越多。
深入文化的革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果，深刻改变了中国百姓对互联网创业的认知，也彻底革新了文化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权威的服从与尊敬，比如父母、教师、政府官员等。新的产业或是活动如果未获得权威认可，大家就会认为是在冒险。反之如果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人们就会抢着去分一杯羹。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使得创新创业有了权威支持、方向确立，社会所有阶层都会同时行动起来。
2014年之前，尽管有百度与阿里巴巴的成功，但是中国政府从未明确表达过对互联网行业崛起的看法。借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国政府首次表态，大力支持互联网创业。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张贴海报及横幅，鼓励大家加入互联网汹涌澎湃的大潮中。官媒积极报道本土创新的优点和本土创业公司的成功，大学竞相提供创业相关课程，书店摆满了可供创业公司和创始人参考的书籍以及知名成功创业者的传记。
在李克强总理发表演讲9天后，阿里巴巴在纽约敲钟上市。阿里巴巴夺下了“史上最大规模IPO”的头衔，马云则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更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新的中国英雄诞生了。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巨头们大多拥有博士学位或硅谷的工作经验，但马云像个邻家男孩，没上过精英大学，也从未学过编程。他在演讲时常告诉听众，当肯德基在他的家乡开店时，他是24个应聘者中唯一被拒的。马云的成功赋予了“大众创业”新的含义：中国“大众”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试一试，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马云。
我发现，政府对创业的公开支持和马云成功创业的例子有助于说服那些最顽固的中国家长。中国老一辈家长认为创业是找不到好工作的无奈之举，经历过贫穷的老一辈中国人，最大的心愿是下一代能在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谋个“铁饭碗”。创新工场建立的最初几年，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想要加入创业，却担心来自他们父母的强烈反对。为说服这些家长，我尝试了能想到的一切办法：盛情邀请他们的父母共进晚餐，写信向老人们描绘创业可能带来的回报……每招募一个人都是一场苦战。
可到了2015年，创新工场成了门庭若市的金字招牌。有一次，为了获得与我们合作的机会，有人真的把创新工场的门槛踩坏了。蜂拥而来的人群中有高中辍学生、顶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Facebook前工程师，甚至还有少数“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还有一次，当时我不在北京，创新工场总部来了一位创业者，坚持要见我，甚至脱掉衣服躺在地上，表示“如果李开复不来，我就不起来”。最后还是找来警察把他请了出去。当然，他也没能获得创新工场的种子投资。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创业风潮之盛。
在建设“创业大街”的过程中，郭洪也对创业着了迷。2017年，他离开了政府机关，成了中关村银行创始人暨董事长，这是北京首家民营银行，也是一家效仿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专门为本土创业、创新者服务的金融创业公司，郭洪立志要将它办成“创业者的银行”。
现在，促使这另类互联网世界兴旺起来的所有元素全部到位了：突飞猛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高级的设备、顶尖的人才与良好的创业环境。舞台已经搭好，需要等待的就是新的、有价值的、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公司登场了。
到处都是O2O
过去20年间，中国互联网公司扮演的角色与它们的美国同行差不多：数字网络中的信息节点。如今它们准备深入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
O2O是“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的缩写。这术语听起来不太好懂，但其实概念很简单，即在线上推广和兜售线下服务。现在，O2O把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之类电子商务的便利性带到了现实世界的服务业中，席卷了一切无法装箱、运送的东西，如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搭车去酒吧的交通服务或是美发美甲等日常生活服务。
最早的革命性O2O模式之一共享出行诞生于硅谷。Uber使用手机和私家车，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出行方式，继而把这种模式推广至世界各地。Uber固然早早看到了O2O商机，但把这种商业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中国公司。中国城市是O2O的理想实验室。
首先，在共享出行市场中，滴滴出行等公司很快仿效Uber的商业模式，并针对中国本地环境做出调整。最终，滴滴出行把Uber挤出了中国市场，并在全球市场上和Uber展开了竞争。
其次，餐饮外卖成了一股热潮。城市白领奔波一天后，不想再外出用餐，而城市里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愿意收很少的费用提供上门服务。于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以及美团点评等众多创业公司推出了O2O餐饮外卖服务，向这个市场投入了大量补贴和技术资源。去餐厅的人变少了，街道上满是递送热腾腾餐饮的电动车骑手。微信和支付宝付款与这一服务无缝衔接。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人花在O2O外卖餐饮上的总额增幅超过50%，达到150亿美元。(7)到了2016年，中国每天有大约2000万笔外卖餐饮在线订单，是全美总量的10倍。
由此开始，中国的O2O商业模式越来越有创意。部分发型设计师和美甲师干脆放弃实体店，完全通过移动应用接受预约并上门服务。过去中国的医院门诊总是排长龙，而现在想要看病的人可以通过应用程序，雇专人为他们在医院排队，或者提前与私立医院的医生预约就诊。懒惰的宠物主人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约人上门清理猫砂或者给狗洗澡。中国的家长可以叫车去学校接送小孩，通过应用程序确认司机身份以及小孩是否安全到家。
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变化消除了过去城市生活的不便。对中国新一拨的创业公司而言，这让它们的身价一飞冲天，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城市生活中更多的O2O事业。
经过几年的爆炸性增长和搏杀竞争，O2O事业的扩张热潮渐渐冷却。补贴带来的增长停止后，许多一夜爆红的O2O独角兽灭亡了，但是存活下来的创新者及冠军角斗士，如王兴的美团点评，凭借彻底改变中国城市服务业的功绩，将自己10亿美元的市值又翻了许多倍。截至2017年年末，美团点评的估值已经达到600亿美元，滴滴出行的估值达到576亿美元，超越了Uber。(8)
微信促进了社会和商业的变革，同时又从这种变革中汲取力量。现在，中国有过半的智能手机用户安装了微信，许多用户还绑定了银行卡，微信有推动几亿中国人在O2O服务上消费的力量，也可以在众多创业公司中挑选优胜者。微信支付与许多O2O服务连接，让微信用户能够在平台内打车、订餐、订房、管理花费账单、购买去美国的机票等。当然，微信支付连接的公司大多也都是腾讯投资的。
O2O崛起之后，微信被顶尖创投公司安德森·霍罗维兹（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陈梅陵（Connie Chan）称为“我们生活的遥控器”。微信变成了一款超级移动应用，作为中枢，它可以连接其他数十款来自各个领域的应用。微信涵盖了Facebook、iMessage、Uber、智游网（Expedia）、eVite、Instagram、Skype、PayPal、GrubHub、亚马逊、LimeBike、WebMD等应用的核心功能。它虽然无法完美替代任何一款应用，但也足够使用多数核心功能，而且带有可无缝衔接的支付功能。
这明显不同于硅谷的“应用集群”模式——每一款应用都坚守着预设的功能。Facebook甚至把它的社交网络功能和实时通信功能区分开来，成为两款不同的应用：Facebook及Facebook实时通（Facebook Messenger）。腾讯选择的超级应用模式，起初看来很危险：把这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用户会不会招架不住？但事实证明，微信的超级应用模式非常成功，在塑造中国不同互联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轻量与重磅
O2O展示了硅谷与中国之间更深层的区别，我称为“轻量”（going light）和“重磅”（going heavy）。这两个词指的是互联网公司在一项产品或服务方面的涉入有多深，还代表着公司连接线上与线下世界时的垂直整合程度。这一模式的选择在人工智能的实干时代影响会更大。
打算颠覆新产业时，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往往采取“轻量”模式。它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根本力量在于分享信息，消除知识鸿沟，用数字的方式连接大众。它们身为互联网公司，坚守着这股力量。硅谷创业公司会自己建立平台，但会选择让实体企业处理现实世界里的工作。它们希望通过智取战胜竞争对手，用优雅的代码解决信息问题。
中国的公司则倾向“重磅”。它们不想只建造平台，还想招揽每一个卖方、处理货品、运营配送团队、提供和维修电动车、控制支付行为……如果有必要，它们会补贴整个流程，以快速获取更多的用户，并且通过价格战策略战胜竞争者。对中国创业公司而言，它们越深入细节（虽然这么做花费往往很高），竞争者就越难只依靠模仿它们的商业模式和价格战策略来参与竞争。“重磅”意味着挖好企业周边的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搏杀隔离开来。这些公司既以智取胜，也肯在街头吃苦、卖力销售、在项目上砸更多的钱。
比较中、美著名的餐饮平台Yelp和大众点评，就能明显看出这种差别。两者都是创立于2004年的在线餐厅点评平台，后来都变成智能手机应用。但Yelp大致上仍然坚守点评业务，大众点评则是一头扎进团购热潮：建立支付系统，发展供货商关系，砸钱补贴。
这两家公司对于在线订餐及外送业务，实行了大不相同的模式。Yelp很晚才进军这个市场，实行的是轻量模式，在整整11年的时间里，这家在线平台只有广告收入，直到2015年才向外卖领域踏出了一小步——收购了外送平台Eat24，但大多数的配送工作依然由餐厅完成，Yelp只用Eat24为没有外卖配送员的餐厅服务。这种轻量的方式，对餐厅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这项业务也未能壮大。不出2年Yelp就把Eat24卖给了GrubHub，回到了自己的轻量模式。“把Eat24卖给GrubHub，让我们可以做最擅长的事，就是打造Yelp应用。”Yelp的CEO杰里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elman）如此解释道。(9)
大众点评则很早就深入了外卖业务。经过了长达4年团购大战的火拼后，大众点评在2013年年底开始尝试外卖业务。它花大价钱招募与培训从餐厅取餐后送餐上门的团队。因为有大众点评的外卖团队负责跑腿，因此没有配送团队的小餐馆都可以立刻加入，提供外卖服务。
投入了大量资金与人力，大众点评在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中心打开了市场。虽然这是烧钱而且劳心的业务，但最终能为顾客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外卖业务创立18个月后，大众点评和劲敌美团合并。截至2017年，美团点评的市值是Yelp与GrubHub市值总和的3倍多。
中国采取重磅模式的O2O公司非常多。把Uber挤出中国的网约车市场后，滴滴出行开始购买加油站及汽车维修厂，为其车队提供服务，并赚得了丰厚的利润。因为滴滴出行了解司机，知道他们对滴滴出行品牌的信赖。再比如Airbnb大体上仍然是轻量模式的民宿出租信息发布平台，但它的中国竞争对手“途家网”则自行管理经营大批民宿，替房东做了许多烦琐的工作，如房客退房后的清洁打扫、租房用品的补货、安装智能锁等。
愿意重磅——花钱、管理劳动力、提供跑腿、建立规模经济——改变数字经济的同时也改变了实体经济。中国的互联网更深入地渗透了大众的经济生活，并且影响着消费趋势及就业市场。在麦肯锡公司（McKinsey &Company）2016年做的一项调查中，65%的中国O2O用户说移动应用让他们在吃饭上花了更多的钱。另外，分别有72%和42%的用户说移动应用增加了他们在旅行和交通上的消费。(10)
短期而言，这种现金流刺激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升了企业估值。不过长期而言，O2O事业发展留下的财富是更丰富的数据环境。招募供货商、处理订单、配送餐饮、接受付款，中国的O2O企业积累了用户在现实世界消费与个人行为习惯的海量数据。重磅模式让中国公司拥有了远超硅谷同行的数据。
让它们更深入现实世界，并把数据优势转化为领先地位的是移动支付。
扫描或被扫描
伴随消费者O2O支出的爆炸性增长，支付宝（2011年，阿里巴巴集团将支付宝等金融服务剥离给蚂蚁金服）与腾讯决心投入资源，颠覆中国完全使用现金的经济状况。
在过去，中国大众从未充分接受过信用卡及借记卡的使用文化，仍然使用现金处理绝大多数的交易。大型超市或购物商场为顾客提供刷卡服务，但一般小型店铺和家庭餐馆鲜有信用卡或借记卡的销售终端（POS）设备。如今这些店主都有了智能手机，可以随时享受便捷的收款、转账、提现服务。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把智能手机变成了移动支付入口。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执行的速度、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以及生成的数据却非常惊人。
支付宝和微信在2014年开始在商店里推出新付费方式——扫描二维码，相当于手机上的条形码。如今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扫描或被扫描的世界，大型企业及商家开始购买能够扫描顾客手机二维码收款的简单POS机。小商家则可以打印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或者支付宝收款码供顾客扫一扫。顾客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输入支付金额，用密码、指纹或人脸识别确认后，款项立即从一个银行账户转入另一个，整个过程没有手续费，也不需要翻找钱包。这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信用卡消费模式。在移动支付普及之前，信用卡是最先进、最便利、最具性价比的支付方式，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变成缺点，多数信用卡会收取2.5%—3%的手续费，拖累了信用卡的推广。
中国移动支付的基础建设，使其应用范围远超传统的借记卡和信用卡。支付宝及微信支付甚至可以进行点对点转账，直接把钱转给家人、朋友、小商家或是陌生人。这种方式与智能手机深度结合，很快变成了打赏在线文章及视频创作者的工具，金额为1元人民币甚至更低数额的微支付非常普遍。这些移动支付平台公司也决定对绝大多数的转账不收取手续费，人们愿意把移动支付用在所有地方。但美国的同类应用会规定最低消费金额，或是收取50美分的手续费。
到了2016年，大城市里很少有不接受移动支付的商店，无论是购买日用品、电影票、啤酒，或是按摩、修理自行车，中国人都会选择使用微信或支付宝这两种移动支付。(11)截至2017年，中国的7.53亿智能手机用户中已有65.5%开通了移动支付。由于进入门槛极低，这些支付系统普及的速度令人惊讶，即使在路边摊位点一份炒面，你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转账付款。
农产品市场摊贩接受微信支付（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 蒋廷举）
现金在中国快速消失，甚至“干扰”了许多犯罪活动。2017年3月，中国一对倒霉的表兄弟犯下的连续抢劫案成为热门新闻：他们从外地大老远来到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地），想“干几票大的”后快速跑路。两人持刀连续抢了三家便利店，却发现店家没多少现金，因为绝大多数顾客都用手机扫码付款。两人合计只抢到了约1800元人民币，还不够来回杭州的路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两个犯罪分子被捕后，当中的一人哀叹道：“你们杭州怎么没现金！”(12)
移动支付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与在美国的迟缓增长形成了强烈对比。谷歌和苹果分别以Google Wallet和Apple Pay进军移动支付领域，但都未能得到广泛应用。两家公司并未公布各自移动支付平台的用户数，但根据平日的观察及更严谨的分析就能看出其与中国同类应用间的巨大差距。2017年，市场研究公司iResearch认为，中国的移动支付金额约是美国的50倍。(13)该报告称仅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的交易总额就超过了110万亿元人民币(14)，比当年中国的GDP还高(15)。
移动支付在中、美两个市场形成这样巨大的差距，部分原因是两国在上一代先进技术上的强弱差异。美国人习惯（也为此花了不少钱）使用曾经先进的信用卡及借记卡。从银行卡支付到移动支付当然是一项进步，但其幅度远远比不上从现金到移动支付的迈进。伴随着向移动互联网的快速转型，过去中国在台式计算机、有线电话及信用卡等技术上的弱势反倒变成了优势，能够跳过冗余的步骤，直接快进至新模式。
不过，中国向移动支付的跳跃前进，并非只是上一代先进技术的弱势和消费者独立选择之下的产物。支付宝和腾讯通过大举补贴，直接推进了这种转型，这是一种美国科技公司很难承受的“重磅”模式。
在中国打车应用问世的早期，乘客能够通过应用打车，但大多以现金支付。当时领先的打车平台上，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愿意在乘客到达目的地后慢慢收现找零。于是，腾讯对使用微信支付的乘客及司机提供补贴，乘客可以享受到打折的车费，司机则得到更多的收入，两边的差价都由腾讯补贴。
这一举措耗资庞大，因为除了合法的订单，还出现了专为骗取补贴的假订单，但腾讯并没有因此止步。这一补贴政策最终让用户养成了在线打车的习惯，并吸引了大量出租车司机加入平台。
反观选择轻量的Apple Pay和Google Wallet，虽然技术上更加便捷，但它们不愿意补贴用户来推广移动支付。因为补贴将吃掉营收与利润，而硅谷纯粹的创新主义者通常不赞成“收买用户”的行为。
但是，美国科技公司的不愿“重磅”减缓了移动支付的普及，而在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世界，这样的选择对这些公司的伤害将更大。现在，移动支付生成的数据之多，能描绘出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消费者活动图，远超传统的信用卡消费，或是在亚马逊之类的电商平台，以及谷歌和Yelp之类的在线平台的消费。在零售业、房地产业及其他产业中创立人工智能公司时，移动支付生成的数据将无比珍贵。
联网的“自行车赛”
从许多方面来看，共享单车好像把中国带回了过去。曾几何时，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满是自行车。改革开放后，中国新的中产阶层诞生，有汽车一族数量激增，骑自行车成了买不起汽车的象征，自行车走到了城市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
但这一潮流突然被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逆转了。自2015年年末起，摩拜及ofo之类的共享单车创业公司在中国各大城市部署了数千万辆联网的自行车。摩拜单车在其自行车后轮上加装了移动二维码和连接互联网的智能锁。使用摩拜单车应用（或是微信里的小程序）扫描自行车上的二维码，后轮上的智能锁就会自动打开，你可以骑到任何地方，然后停下车子并锁好，留给下一个人使用。使用一次共享单车的费用按距离和时间来计算，但在优厚的补贴下，费用通常不到1元钱。这是现实世界中的革命性创新，完全依赖于移动支付。如果把信用卡的POS机安装在自行车上，不仅安装成本太高，对维修的需求也会大增，而移动支付可以与共享单车无缝衔接，既便宜又高效。
仅仅一年，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就迎来了爆炸性增长，从格格不入变成了无所不在。每一个路口、地铁站出口、知名商店或餐厅周围，都能见到共享单车的身影。它们一眼就能被望见，使用移动应用五秒就能解锁。城市街道上充斥着五颜六色的自行车：橘色加银色的是摩拜单车，黄色的是ofo，其他创业公司跟风的产品有蓝色、绿色、红色。2017年秋季，摩拜单车每天有2500万次骑行(16)，这些订单几乎全产生自中国。这个数据是Uber 2016年度每日出行数的4倍（根据Uber公布的数据计算）。创立仅3年后，在2018年春天，摩拜被王兴的美团点评以27亿美元收购。(17)
北京到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么多的骑行订单催生了一件新事物：可能是全球最大、最实用的“物联网”（IoT）。物联网指现实世界中与互联网连接的器材设备所形成的网络，设备之间可以传输现实世界中的数据。绝大多数摩拜单车都装有太阳能供电的GPS、加速器、蓝牙及近场通信（NFC）等系统，都可以用智能手机启动。这些传感器每天能够生成20TB的数据，汇入摩拜单车的云端服务器里。(18)
模糊的界限与美丽新世界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共享单车改变了全中国的城市风貌，同时还深度丰富了大数据的面貌。这一商业创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另类互联网世界最擅长的事：通过模糊线上线下之间的界限来解决实际问题。它利用互联网的核心力量（信息传输），打造深入现实世界、触及日常生活每个角落的事业。
这个世界需要市场导向的创业者、倾向于移动优先的用户、创新的超级移动应用、人口密集的城市、廉价劳动力、移动支付平台以及政府支持的文化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看起来混乱且昂贵，但收益巨大到不可估量。中国已产生了总身价过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除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成就。世界排行前五大的新创公司，包括蚂蚁金服、小米、滴滴出行、Uber和美团网，中国已经占有四席，这五家公司都是数据驱动＋AI。
但是中国还有未被发掘的更大宝藏。如同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有机物质最终变成推动工业革命的化石燃料一般，中国互联网公司利用现实世界中丰富的互动获得了推动其人工智能革命的庞大数据。这个多维世界的每一个维度都为数据的增加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这些规模空前的数据能够细致描绘现实世界用户的消费及出行习惯。O2O业务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海量的用户线下生活数据：每天的餐饮、按摩、美容美发及其他日常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移动支付打开了实体世界消费的黑匣子，给这些公司提供了消费者行为精确、实时的数据图。共享单车在各个城市投放的物联网交通器材，追踪记录了数千万前往公司、商店、住所及初次约会地点的行程。这些数据在量与质方面都远远胜过了Uber及来福车（Lyft）之类公司手中的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了中国与美国在这些重要产业中的差距。近期的估算表明，中国的外卖订单量是美国竞争者的10倍，移动支付额是美国竞争者的50倍。中国的电子商务消费额大约是美国的2倍，而且差距还在扩大。打车应用的数据不多，但Uber和滴滴出行打得火热时，两家公司自报的统计数字显示，滴滴出行在中国的订单数是Uber全球订单总数的4倍。至于共享单车的骑行订单量，中国更是美国的300倍。(19)这已经帮助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营收及市值方面迎头赶上美国对手。在人工智能的落地时代，数据生态系统的差异造成的影响将更为深远，它将决定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会颠覆哪些产业，能解决哪些棘手问题等。
然而，要打造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除了斗士般的创业者和充沛的数据之外，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工智能工程师以及热烈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政府。对后两者的分析可以解答在人工智能实干时代，全球两个最大的科技强国如何确定各自的最终地位。
(1) Francis Tan, “Tencent Launches Kik-like Messaging App”, The Next Web, January 21,2011, https://thenextweb.com/asia/2011/01/21/tencent-launches-kik-like-messagingapp-in-china/.
(2) 《被马云指“偷袭珍珠港”马化腾新年抢得最大红包》，《成都商报》，2014年2月7日，https://e.chengdu.cn/html/2014-02/07/content_453041.htm。
(3) 《李克强倡导“万众创新”：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发力》，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12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4/09-12/6587454.shtml。
(4)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5年6月16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16/content_9855.htm。
(5) 《清科观察：〈2016政府引导基金报告〉发布，管理办法支持四大领域、明确负面清单》，清科研究中心，2016年3月30日，https://free.pedata.cn/1440998436840710.html。
(6) 《2017年第四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趋势报告》，毕马威，2018年1月26日，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xx/pdf/2018/01/venture-pulse-report-q4-17.pdf。
(7) Wang Fan：“China’s O2O Catering Industry Makes Eating Easy”, Ecns.cn, August 17, 2015, https://www.ecns.cn/business/2015/08-17/177427.shtml.
(8) 《Uber不再是全球最具价值的独角兽桂冠被滴滴出行抢走》，腾讯科技，2018年1月20日，https://tech.qq.com/a/20180120/012483.htm。
(9) 《Yelp以约2.9亿美元出售旗下餐饮配送服务Eat24，GrubHub接盘》，猎云网，2017年8月4日，https://www.lieyunwang.com/archives/346914。
(10) Kevin Wei Wang, Alan Lau, and Fang Gong, “How Savvy, Social Shoppers Are Transforming Chinese E-Commerce”, McKinsey & Company, April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how-savvy-socialshoppers-are-transforming-chinese-e-commerce.
(11) 《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2018年1月31日，https://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6138.htm。
(12) 巴九灵：《你的城市还用现金吗？杭州的劫匪已经抢不到钱了》，吴晓波频道，2017年4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poVYvGpAKTe4zk7Ec0d9EA。
(13) “China’s Third-Party Mobile Payments Report”, iResearch, June 28, 2017, https://www.iresearchchina.com/content/details8_34116.html.
(14) 《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2017年第4季度》，易观博阅，https://boyue.analysys.cn/view/article.html?articleId=1001257&columnId=22。
(15) 《2017年中国GDP增长6.9%，新动能已成为经济重要支撑》，新华网，2018年1月19日，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19/c_129794593.htm。
(16) Lu-Hai, Liang, “China Rides into a Bike-Sharing Future”, The National, January 30,2018, https://www.thenational.ae/business/technology/china-rides-into-a-bike-sharing-future-1.700338.
(17) 《一线|招股书披露：美团收购摩拜价格为27亿美元》，腾讯科技，2018年6月25日，https://tech.qq.com/a/20180625/022360.htm。
(18) 引自摩拜CEO王晓峰2017年9月在创新工场年会的演讲。
(19) Thomas Laffont, Daniel Senft, “East Meets West 2017 Keynote”, East Meets West 2017 Conference, Pebble Beach, CA, June 26—2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