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达娜·希娃：我认为当选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意愿。民主应该是“通过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民主”。20年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使跨国公司完全控制了政府的决议。它们编写法律、贿赂政治人物，让政治服务于它们希望的事情。如今，我们的民主已经简化成“通过跨国公司为跨国公司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民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食物。我们失去了对食物系统的控制，这已经严重到我们在一个世纪内，创造了个体不再自由的集体和社会。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参与斗争的契机，是从GATT[1] 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开始的。这个协定推动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产生。孟山都的一位负责人在1990年谈及协定谈判时，公开宣称：“这一协定，是我们创造的史无前例的东西，我们造就了这个协定，将它提交给美国政府，然后美国政府把它强加给其他人。[2] ”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既是病人，又是医生和药剂师。”他们创造了问题，又自己发明解决办法。他们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能够自己生产种子。孟山都力求解决此问题，并通过知识产权将农民的这种做法变成非法行为：孟山都申请了种子专利。很少有人意识到种子是我们能生存在地球上的基本保证。没有种子，就没有食物、没有服装、没有木材……控制种子就是控制了社会的一切。主张在食物系统中引入自由贸易（也就意味着本地农业的逐渐消亡）的农业协议（GATT总协议中的一部分），是在美国首席谈判官的控制下拟定的。而这位首席谈判官也是嘉吉公司（孟山都之后，世界第二大种子企业）的副总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独裁。环太平洋协议（TTIP）[3] ，也是在暗箱操作中被拟定的，它推动了“新一代自由贸易”。这是一种打破欧洲通过社会运动取得的地方保护政策的方式，目的是把地方保护政策看作对自由贸易权的侵犯。目前，由于法国或意大利的宪法规定，跨国公司无法在这两个国家获取合法地位。它们开始寻找另一片跨国司法领土，让它们可以将国家政府以束缚自由竞争为由送上法庭。因此，拒绝转基因食品和农达除草剂的国家就有可能被跨国公司以“为了保护其他公司的利益而歧视销售转基因食品和农达除草剂的公司”的罪名指控。这样的诉讼已经在澳大利亚发生过，烟草商指控政府发起反烟草运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人类可能会失去为了捍卫自己和保护未来而进行民主行动的权力。国家倾向于放弃这些权力，因为个体（至少是个体中的某些人）从中谋得很多利益。然而，我们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国家放弃的权力越多，国力就会越弱。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之一。席里尔：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会见了一些专家，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其他可能的民主模式，我们在爱尔兰、冰岛和印度也看见了这些民主模式是可行的……但听你的意思，我们还要反抗并阻止跨国公司取得大量权力……
凡达娜：我认为我们应该花费90%的时间，在所有领域（农业、能源、经济等），甚至政治领域，找到替代办法。比如在印度，我们创造了纳伍丹亚组织，农民自己生产并免费交换传统的绿色种子。在20年的时间内，我们已经修建了120座集体种子储藏库。但如果我们不用剩下的10%的时间去监督政治系统，那么我们就间接地接受了政府和当选者的权力屈服于大型跨国公司的事实。这种几乎军事化的机制将会不断地控诉和限制我们的自由。席里尔：所以我们不应当屈服？你认为通向未来的钥匙之一就是不屈服吗？
凡达娜：我们应当遵从最高法则。我认为，有两种最高法则。一种是大自然、多样性、生物的法则，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顾地球，这个孕育了我们生命的系统，我们将会和地球一起灭亡。第二类最高法则是人权、民主、宪法的法则。所有将自然的平衡置于险境的法律，所有阻碍我们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人的法律，都不能遵守。我们必须和这些法律做斗争。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有活力的民主去取代死气沉沉的民主；在活跃的民主里，公民每天都会参与到对社会的导向中。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重夺地方权力开始。如果所有地方民主都不复存在，那么国家或国际民主也就不能良好地运行。
席里尔：如何同这些法律做斗争？我知道你们在印度所做的事情，但动员人民似乎非常困难……
凡达娜：在印度也是一样，动员人民并不容易。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人们明白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其次，我们还必须非常耐心、顽强、不言放弃。1987年，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工业家之间的机密会面，这次会面中，工业家们细致地列举出跨国种子企业在司法和知识产权占有方面的企图。所以，一旦政府因为要将这些措施写入法律而受到跨国企业施压，我们就能迅速应对。我们创造了信息工具，并会见了每一位国会成员，向他们解释这一切的关键。之后，政府任命我为拟定物种多样性法律委员会主席。我们修订了植物多样性和农民权利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农民有权对种子进行生产、繁殖、储存、交换、销售、选择和配种。法案还规定禁止剥夺农民的这一基本权利。
2004年，有人试图废除这条法律，然后再编写新法律，想让繁殖种子变成非法行为。我奔波于全国各地，告诉农民们这一消息，并组织了大型集会。我们收集到10万个联合签名，把它交到了总理手中，我告诉总理：“这个国家可是甘地的祖国，当英国人为了垄断盐而试图强制推行他们的法律时，甘地和十几万人一起走到海边拾盐，他说：大自然免费赐予我们盐，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会继续生产自己的盐。我们应当在种子领域继续甘地的斗争。大自然自古以来，就向我们提供种子，为了保证后代的生存，我们要赢得种子的斗争。所以我们不会遵从这样的法律，他们最好也别颁布这种法律。”国会的介入最终阻止了这些法律出台。甘地的两大理念给了我们灵感：一是“自发组织”，我们也可称作“内部民主”，它是进行自我管理的技巧；二是“为真理而斗争”，尤其表现为拒绝实施有害法律。例如禁止将种子或植物用于医疗的法律。
席里尔：我经常听到你说，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喂养自己的能力是民主的第一要务……
凡达娜：我认为，它甚至是民主的中心，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如果农民没有保存种子和繁殖种子的权利，如果人们忘记了食物从何而来，食物如何被制作（美国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没有“转基因食品”标签），如果大型企业控制我们的食物，那么我们的自由里最私密的一面——维持身体能量，保持身体健康——就会被剥夺。相比之下，民主的其他方面都只是镜花水月。
要建立真正的食物民主，下一步是承认健康与食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本应非常明显，却在我们的文明里越来越被忽视，甚至被否认，被法律剔除。
席里尔：面对拥有一切权力的金融、政治和经济如此的碾压，你真的觉得不使用暴力而改变社会的希望可能会实现吗？
凡达娜：我来自非暴力的国家。非暴力这一原则行得通，它也带来了真正的改变，出于道德和哲学方面的原因，我非常坚持这一原则。即使它并不是一种策略，我也还是会选择这个原则。“非暴力”向未参与这些行动的人们发出信号。我们不能再让自己只是个成员不多的俱乐部或者地下军队。如果你想扩大参与人数，非暴力就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大部分人既不希望暴力也不希望混乱。
席里尔：你认为，我们只有在承受灾难后才能出现改变吗？
凡达娜：当灾难来临时，人们并不会改变，而是会恐慌。这正是滋生独裁或夺取人民权力现象的温床。“社会最底层受剥削的人民会奇迹般地站起来反抗”——这个观点并不现实。
然而，团结却十分可行。团结是与所有剥削形式正好相反的一种形式，它在所有人之间建立起联系，带来真正的改变。至少，在发生改变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团结的人民。
席里尔：所以你认为，带领人民做出改变，是一种过程的结果，而一场灾难并不能突然就让人们觉醒？
凡达娜：不能，不可能。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从前比较简单：人们需要进食、住宿、穿衣……现今，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食物来自哪里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做成我们面包的小麦的种子是什么成分。一切都变得复杂。“灾难能在一夜间唤醒人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改变是一种需要教育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所有人做的工作如此重要。我相信人类的潜力。我们可以成为地球的毁灭性力量，但也能成为创造性力量，我们可以照顾好地球。这也是量子物理的理论：万物皆不永恒，万物皆不分离，一切都能转变，万物皆不绝对。因此，我们要通过教育现今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让他们了解所有问题的关键，从而增强人类的这种潜力。
[1]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2] James Enyart,“AGAT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Les Nouvelles, vol.25，no2（Juin 1990），P.54-56，凡达娜·希娃在Éthique et agro-industrie（L/'Harmattan, coll. Femmes et changements，1996P12-13）中引用了此段话。
[3] 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成立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为目的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