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是我们在印度最后一段拍摄的制片主任，也是我们的朋友，他禁止我们自己开车。刚出机场，这条防范措施对我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金奈，离我们要去的村庄最近的都市，有着800万人口，整个城市在我这个西方人看来，深陷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紊乱和骚动之中。不论从城市规划，还是从交通或商业方面来说，金奈的道路都似沉湎于完全的自我安排。鳞次栉比的楼房明显是依照需求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规划。某些楼房看起来并没有完工，有的楼房的建筑风格十分古怪。在功能大于一切的情况下，大部分楼房都像是被快速堆砌起来的。某些街道里，路面整洁；而在另外的街道，路面突然就中断了，各式各样的车辆在这样的街道上汇集，形成车轮和震耳欲聋的喇叭声的舞会。我们坐在一辆颠簸的小巴士里，看着我们的司机在小三轮（黄色三轮出租摩托车）、小汽车、货车、经常侵占街道的行人和默不作声地穿过马路的动物间滑行。他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几乎从不停息地按着喇叭。每个司机都用这种方式告诉其他人他来了。每一次交错而过，我们都不得不抓紧座位，情绪恐慌，有时甚至会狂笑。在厌烦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告诉自己，司机淹没在这片噪音的海洋里，似乎只有本能在引导着他们。而事实上，我们安然无恙。
大卫曾说，印度自1950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但我们的导游、翻译兼当地制片助理希里尼（同时也是我遇见过的最笑容可掬的人）认为，印度一直被腐败、不平等和种姓等级制度腐蚀。只需要从车窗望出去，就能发现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巨大的贫民窟铺展在扩姆河的桥下面、河岸边。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或跨过或绕过残疾、羸弱和贫苦的人。我们这一路上，到处悬挂着大幅海报。在每条街的海报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位圆润的女士的海报。我们问希里尼她是谁，他简洁地回答道：“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她以前是宝莱坞明星。现在因腐败入狱，正等着接受审判。”她的肖像还能继续挂在街上，我们对此显然很吃惊。这一次，希里尼笑了。但他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我们到达目的地库坦巴干村后，又看到了其他肖像海报。我们开始对印度政治中的主导现象有了自己的看法。印度人热爱领导人，就像他们热爱精神领袖一般。展示或绘制他们的面容，赋予他们神秘的一面。另外，因为投票人数众多，领导人需要让自己被人认识、让自己无处不在，就算是在穷乡僻壤。印度人不像大部分法国人那样了解参选者的竞选计划，一旦选举来临，在投票的时候，农民们就倾向于选择他们熟悉的脸庞，选择看上去最有可能遵守承诺的那张脸。这一点让我们接下来的经历，变得更加异乎寻常。
艾朗格·兰格斯万迷是印度人所说的贱民，“达利特人”[1]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典型的印度概念，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简短介绍。在印度所能记起的漫长岁月里，其社会一直以“种姓”划分。共有4个种姓：婆罗门（祭司，顶级中的顶级）、刹帝利或战士（低婆罗门一级）、吠舍（现代用语中，多指商人）、首陀罗（奴隶或类似的人）。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尽管存在好几种相关猜想），这种等级制度构成了印度社会，使上层的种姓对下层的种姓有着绝对的优越性，而且世代相袭。我们还可以在这份名单上加入第五个种姓（被排斥在种姓之外）：贱民。在历史上，贱民从事的都是被认为可耻或不洁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和屠宰动物、去除动物内脏、死亡或垃圾相关（屠夫、渔人、猎人、淘粪工、乞丐、墓地看守、接生婆等）。因此，他们被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四大种姓的成员甚至都不触碰他们。贱民（不可触碰之人）也不能接触水和水源（水井），不能接触其他种姓的人的食物，他们的出行权或财产权非常有限。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法律禁止将一个人视为贱民对待。但事实上，这千年的传统依然对印度社会有着强烈影响。因此，很难想象，有一天，一个贱民之子也能成为化学家、富豪、村长。他还培训出几百位村长，这些村长中不乏高级种姓人士，他对数十万印度人、世界各地几十位村长造成了影响。我们因而听人说起他[2] ，并决定去拍摄他。他的事迹名不虚传。
金奈布街
艾朗格于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时，贱民的身份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地狱。他和家人居住在被排斥者的社区，在社区里的学校只能读到五年级。从六年级开始，他就得去公立小学上学，在那里，贱民和高级种姓共存。根据传统，除了和自己同一“种姓”的孩子外，艾朗格不能触碰其他人，甚至间接触碰都不行。老师没有一次愿意给他递水喝。某天，发生了一场改变他一生的事故：“贱民中的一个男孩出了事故。他的头在流血，他在学生们、老师们、高级种姓家庭的眼皮子底下渐渐失去意识。贱民孩子们大哭大喊，请求成年人帮帮那个孩子。但没有人愿意触碰他。他就在我眼前死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连给他止血纱巾的人都没有。我的父母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刻冲到学校所在的社区，开始朝高级种姓家庭扔石头，打碎他们的窗户、墙壁。我又哭了，我大叫着让他们住手，不要再火上浇油。我告诉自己，我要做些事情。当时我只是个孩子，但我已经对自己起誓，一定要做些事情。”
艾朗格获得优异的成绩，之后去了金奈学习，他沉浸在大都市的氛围里。他成了一名化学工程师，有了一份工作，并且做了差不多10年。他的父母期望他事业有成、财源广进。但他的脑海里还是会不停浮现童年的那些画面……“我看到我所属的群体越来越凄惨的悲剧。某种东西始终无法消散，日日夜夜在我脑海里盘旋。需要有人来结束这些不公正、不平等。我绝望地等待着国家、国会、部长能够出面解决。但什么都没发生。”
接下来的1992年，印度宪法第73次修正案最终将这个人口大国的民主分散化，并加强了地方权力。产生了村务委员会、市政委员会和gram sabha，即人民大会。艾朗格恍然大悟。“地方民主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得到加强。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我们既能投票又能参与的系统，就像人民大会那样。我们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选举市政委员会、市长或村长，所有人都能参与大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影响政治。”
艾朗格看到一个让自己的村庄变成理想村庄的黄金时机。他决定辞职，和妻子回到库坦巴干村。一回到老家，他就花时间会见所有种姓的人、贱民、年轻人，告诉他们，他想参加村长竞选。得益于艾朗格的文凭和10年工程师经验的光环，他成功地将一定数量的高级种姓的人和大部分贱民联合在了一起。1996年，他出乎意料地当选。没有给他投票的人开始担心。一个当上村长的贱民，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甚至可能会因多年的失望和耻辱而对他们进行报复。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艾朗格做了截然相反的事。他成了召集者，他决定使用新的组织工具，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真正的改变。“在传统的民主系统中，人们投票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但民主不是这样的！人们应该真正地参与地方政治。只有人民代表是不够的。我们的代表花了大量时间去做不符合我们期待的事情。至少，在印度是这样。而gram sabha是人民的国会。我们既投票又管理。如果领导人做了错误的选择，我们就可以提出其他选择，甚至有否决权。这个大会有能力改变政治议程。这样居民真正关心的问题才会得到关注。”
他开始制定一个5年（他的任期）计划，并向gram sabha介绍了这个计划。“我第一次宣读这个计划后，就和大会全体人员对计划的每一行、每一个提议进行了深入讨论。有些成员对我的计划没有信心，有的则热血沸腾，还有的人持观望态度。3个月后，我带着自己的5年计划回到大会，此时我们在上一次大会中讨论的主题已经取得了首批成果。通过这种方法，我逐渐赢得了居民的信任，让他们追随我。慢慢地，所有人都开始为5年计划做出贡献，然后付诸行动。这个计划成了所有村民的计划，而不再是我个人的计划了！”
这个5年计划用于解决库坦巴干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失业、贫穷、垃圾、基础设施不足、文盲……这个计划一经启动，所有人都积极行动起来。居民开始清扫村庄，村政府在各个街道装垃圾桶、公共照明设施和雨水收集系统。在5年时间内，他们还修复了学校，鼓励村里各家送孩子上学。之前村里40%的学生不上初中，而现在，基本上所有学生都会正常上学，直到念完高中。
艾朗格募集基金，创造了几百个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主要提供给深受失业和家暴之苦，有时被迫贩卖非法酒精的女性。如今，这些女性组成了一个倡导微型信贷模式的联盟。联盟中的1500名女性都能拿到一笔5万卢比的借款，用来创业。在艾朗格家旁边的车间里，有十几位联盟里的女性在组装煤气灶点火器、为医院制造敷料纱布。
然后，人民大会决定修建引水管道。艾朗格回忆道：“为了修建引水管道，市政委员会估计我们需要50万卢比[3] ，但我们手头只有17万。还差33万。我们又找了一些资助，但最后还是差40%的项目款。大会决定让村民献出这40%。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只需要给出力的村民提供饮食。所以，有钱的农场主就说：好吧，我们来提供你们的食物。工程就这样开始了，虽然只有预算的60%，但我们却取得了100%的成功。”
而艾朗格最引以为傲的，是关于种姓的工程。他决定着手处理贱民被迫居住的贫民窟问题。他向人民大会提交了贫民窟建筑和生态复原的计划。所有人，包括高级种姓，便和他一起重建街区。以前，贫民窟的居民住在摇摇欲坠的窝棚里，铁皮屋顶（有时盖着篷布或路上捡回来的广告海报），而如今却有了150多座由当地生态材料建成的房屋。艾朗格发现了既“低科技”又高效的工具，比如水泥土砖块压力机和瓦片模具，它们能在几周内生产上千部件。然后，被动员起来改变自己生活的居民，将这些部件组装在一起，并涂上多彩的颜色。土路上铺上了真正的路面。为了感谢居民们的行动，贱民们自己挖掘街区下水道，这让市里节约了3.1万欧元，他们还整修市里的马路和水井。
艾朗格和一位居民在学校前
在首战告捷之后，艾朗格于1998年发起了新的项目，目的是让高级种姓和低级种姓生活在一起。很多贱民和一部分高级种姓者居无定所（种姓和贫富没有任何关系，有有钱的贱民，也有特别缺钱的婆罗门），因此需要修建新的住所。“一般来说，当你建造小区时，小区内高级种姓、低级种姓和贱民之间的空间应当分隔开。而我却告诉自己：为什么不试着让穷人在一起生活呢，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种姓？我要求召开一次大会，在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大部分穷人同意了我的计划。当我把这个计划介绍给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时，他非常高兴。这是印度一项历史性的经历，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
他们做出了建造50对孪生房屋（总共100座）的决定。在一对房屋中，一个贱民家庭将和四大种姓之一的另一家庭相邻。因此，他们被迫互相接近。首席部长对这个项目给予极大的热情，最后是他亲自来参加这个小区的落成仪式，并给它起名为“Samathuvapuram”，意为“平等生活”。然后，他鼓励将这个模式推广。在全邦内，共建有超过300座类似房屋。“在这些地方，新的一代人正在出现，在这代人中，种姓之间的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播下了种子，让我们能在两三代人以后，生活在一个完全摆脱种姓制度的社会中。”
艾朗格第一个任期结束后，他的政绩已经非同凡响。当他再次当选（意料之中）时，他决定让自己的计划走得更远。“通过市政委员会和人民大会的努力，我们修了路、改善了学校、在道路上安装了太阳能照明系统、有了更好的住房、让所有人都有饮用水，但我觉得只有在每个家庭都有一项能够提供足够生活收入的活动时，我们的社区才会真正地幸福，也才会有安全感。”他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在村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经济重新本地化。他们可以不从邦内或国内其他地方进口多种粮食和物品，而是在库坦巴干生产它们。Gram sabha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显然，所有人都想工作，所以村子集体积极寻找就业突破口。他们决定进军食品生产：村庄附近已经种植了大米。当时大米只能对外销售，因为本地缺乏去除大米外壳的条件，然后本地再从其他地方进口大米。因此，他们需要找到能在本地去壳的方法。艾朗格和委员会又一次运用了“低科技”工具，它们不仅能去壳，还能让大米变成米粉。村里人已经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处理椰子油。在产业结构上，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核心思想是既能提升就业，又能阻止让产品变得越来越昂贵、让村民变得无力购买的投机。在艾朗格制定的这个计划里，10～15个村庄联合起来，生产村民所需的主要产品。根据每个村的类型和资源的不同，一些村庄可以专门进行辅助其他村庄的生产，同时将剩余产品拿出来交易。
席里尔和我们的一台小摄像机
这是个极有野心的项目。如果说项目的一部分已经实现，艾朗格估计，还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让村庄达到甘地推崇的自给自足。他认为，“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是自主的真正含义，也是走向自由的最明确的道路之一。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向心力，它把精力、金钱和权力向中心吸引。而可持续性来自于每个集体更大的自给自足。”
2001年，在两届任期以后，艾朗格决定离开村政府，向其他人传授自己的经验。他希望更多的村庄能让村民有参与的机会，更多的印度人能加入到民主的建设当中。他创立了潘夏雅学院，为其他村培训村长，他们在这里学习如何依照库坦巴干村的经验进行改革。
在10年时间内，艾朗格向900位当选者传授了公民自治原则。他的观念是，创造甘地设想的“村庄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即使在最小的级别内，民主观念也非常强烈。“我继续旅行，会见一些组织，发展新的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库坦巴干[4] 。村长们来到我们这儿实地考察，然后复制他们觉得适合自己村子的举措[5] 。”
在和我们会面时，艾朗格正在努力解决因为没有厕所而产生的卫生和社会问题。他的目标是在接下来几年内，通过国家政府的帮助，在全国安装2.4亿个厕所。在一次gram sabha期间，他向村民介绍了厕所模型，同时还劝说其他村长加入这个项目。超过600个村长和市政委员会已经加入到这个网络中，其中某些市政委员会，例如艾朗格老家的委员会，已经开始实行他的很多准则……艾朗格认为：“只有有权力的公民才能管理一种好的民主。如果他们没有权力，我们就会陷入混乱。有了人民大会，我们才有了这种教育公民、向他们归还权力的绝妙机会。这样的公民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就能领导民主，建立自己的民主。”
和底特律的肖恩、哥本哈根的莫滕、托德莫登的潘和玛丽及法国的爱马略一样，艾朗格认为不会有人来拯救我们，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当选者、企业家还是公民，都要开启社会变革。
印度哲学家、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凡达娜·希娃也持同样的看法，她因反对跨国公司生物掠夺和独占种子的斗争而颇具声望。她认为，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是一项再具体不过的活动。如果之前从未见过凡达娜·希娃，那么和她的会面会让你异常难忘。凡达娜不过1.5米的身高，喜欢穿各色的沙丽，天冷的时候，她就在沙丽上再加一件羊毛套衫。第一眼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只要她坐在你面前，用她黑色的双眼和前额中间的“第三只眼”看着你时，你就会感觉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仿佛带有磁场的力量从她的脸庞、双手和声音中发散出来。凡达娜不仅是斗争者，也是一位超凡的雄辩家。我们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谁能像她一样具体地、坚定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她的回答中没有任何犹豫，她只说必要的话，完全尊重我们的时间安排。在我们的纪录片中看到她的观众，也肯定会感受到这位女士的力量和坚毅，尽管她长期以来受到来自她所反对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的骚扰和诋毁。如果我们没有向她询问什么是真正的民主，那么我们的印度之旅就不可能结束。
[1] 达利特人指“被镇压者”。
[2] 我在上文提及的Bénédicte Manier所著Un million de révolutions tranquilles中，发现了艾朗格的奇妙故事。
[3] 7000欧元。
[4] 尽管已经不是村长，但艾朗格仍然受到广泛认可，他和他的继任者紧密合作。
[5] 印度人所说的村庄，能达到几万居民。我们会见的一位村长领导着一个2万居民的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