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此关注的不是希望或者恐惧，而是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够发现的真理。
——查尔斯·达尔文
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能掩盖很多东西，但人类的勃起却不在其中。有关人类的性起源及其本质的标准叙事自认为它解释清楚了一种丑陋、欺骗、三心二意型的专偶制的发展。在这个老故事中，异性恋的男女都是一场傀儡战中的小卒子，指挥战争的是男女两性相抵触的基因程序。我们听到的是，这场大灾难源于我们男女的基本的生物“设计”。(1)男性力求让自己可以大量制造的廉价种子远播广种（同时，他还要控制住一个或几个女性，以增加做父亲的确定性）。而女性则要保护自己有限的、周期性供给的珍贵卵子，不让它们落入不值当的追求者手里。女人在套住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丈夫之后，就会寻找比丈夫的基因更优秀的男子，（在排卵期）撩起裙子，抓住机会，和这些壮汉秘密交配。此幅图景实在不怎么雅观。
生物学家琼·罗格嘉顿（Joan Roughgarden）指出，达尔文150年前描画的图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她写道：“对性角色的达尔文式描述并未过时。”“用今天的生物学专业术语再说一遍，达尔文式的叙事被认为是已经得到验证的科学事实……性选择的自然观强调的是冲突、欺骗和肮脏的基因库。”[1]
作为“知心女神”（The Advice Goddess）的专栏作家艾米·奥肯（Amy Alkon），她自己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叙事提供了最典型的通俗表述：“单身母亲在很多地方都会感到处境艰难，但最可怕的应该莫过于身处180万年前的荒原。那些能够将基因传给我们的女先祖们，对于和谁一起钻进草丛应该是相当挑剔，终于将爸爸从小流氓里拣选出来。男人有不同的基因驱动——他们带回家的野牛肉，不能落进别人孩子的肚子——他们逐渐认为，与那些容易被勾引的姑娘厮混风险太高。”[2]现代世界就这样被装进这个井井有条的箱包：生育期对保护的需求、对爸爸和无赖（dads and cads）的分辨、亲职投资和嫉妒、性的双重标准。但是，就像机场里的警告所说：留意那些不是自己亲手打点的行李箱。
说到英国女士，我几乎已经忘记她是什么了——某种天使般的、美好的东西。
——达尔文书信，发自小猎犬号
贵族绅士们是值得怜悯的。在爱这件事上，他们几乎没有优势可言。他们可以说自己渴望在牧师的花园里，得到一个雀跃的妻子的吻，但不能说她在我身下呼喊，紧紧抓着我的背，而我射击我的猎物，使其燃起烈焰。
——罗杰·麦克唐纳（Roger McDonald），《达尔文先生的枪手》
重新评估我们矛盾的性关系的最佳起点，可能是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的大作《物种起源》在不经意间，为反性欲的偏见镀上了一层经久不衰的科学光泽。尽管他是位天才，但“关于性，达尔文所不知道的事”这个论题足够塞满一批专著。这本就是其中之一。
《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那个年头，除了“光荣的希腊，庄严的罗马”之外，人们对古典时代之前的人类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对史前史的时间定义是大约20万年前，地球上生活的晚期智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过着没有农耕也没有文字的生活。那段历史是一块白板，理论家只能用想象填补空白。在达尔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开始松解宗教和科学真理之间的捆缚之前，对远古世界的猜想受到宗教教义的严格限制。对灵长类的研究当时刚刚起步。但最近几十年得到的新科研资料显示，达尔文的盲点，就像他的洞见，同样能产生深远的影响。[3]
比如，达尔文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霍布斯对史前人类生活的著名概括：“孤独，穷困，肮脏，残忍和短命”，让这些误导性的假设深深嵌入我们今天有关人类性习性的各种理论中。如果让今天的人想象一下史前人类的性生活，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手持木棒的穴居野人，揪着一个半昏迷女人的头发，将她拖走。我们将会看到，这幅史前人类社会霍布斯式的画面上，每一个细节都是错误的。达尔文还通盘接受了马尔萨斯对遥远往昔的揣测，大大地夸张了早期人类的苦难，故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怀有特别的优越感。这些致命的误解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当代演化学的领地内。
按照标准叙事，好色的男人和挑剔的女人之间上演了一场无止尽的探戈，虽然达尔文自己没有上场朗诵这篇叙事诗，但他确实为这一叙事所谓的“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敲响了鼓点。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女性……不像男人那样性急，只有极少的例外。……（她）需要对方调情；她矜持，经常表现为长时间地努力躲避某个男人。”这种女性的含蓄也许是很多哺乳动物交配系统的关键特色，但却不怎么适用于人类，事实上或者应该说，不适合与我们最近的灵长类。
达尔文想过，早期人类可能和大猩猩一样是多偶制（一个男性和数位女性交配），他写道：“从人在今日之下的社会习惯以及从绝大部分野人都是多偶制来判断，最接近事实的观点是，最原始的人原来生活在小社群中，每个人根据尽其供养和取得的能力，拥有很多妻子，他嫉妒心十足地防守自己的妻子，不让其他男人碰到她们。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和大猩猩一样，一个人带着几个妻子独立居住……”[4]
演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所有的社会，性，至少是某种‘脏兮兮’的东西。性在行事时要避人耳目，它让人产生无穷遐思，受习俗和禁忌的规范。”但他说此话时，看上去也是“从人在今日之下的社会习惯来判断”（而且，他还没有达尔文的自我意识）。[5]我们将向读者展示，性确实“受习俗和禁忌的规范”，但除此之外，他过分自信地宣称的其他几个方面，却有大量的例外。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达尔文将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或者说将他的缺乏经验——融入了他对于生命本质的假设中。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让我们看到了达尔文世界里的性虚伪。福尔斯说，19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女性被神圣化的地方，而你花上几英镑——或几个先令，就可以找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陪你一两个小时。……是一个女性的身体被空前隐藏，隔绝于视野之外的地方；是一个以雕刻裸女来衡量每一位雕刻家才能的地方；是一个所有人都告诉你女人没有性高潮，但每一个妓女都知道如何假装高潮的地方”。[6]
在某些方面，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性观念可以说就是蒸汽机的复制品。对性欲释放的严厉拒绝，如同阻断了能量的正常流动，制造了持续上升的压力。通过有控制地、短暂地释放积聚的能量，可以实现做功。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犯了很多错误，但说到“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受阻的、集聚的、累积的和改变了方向的性欲，他是对的。
沃尔特·霍顿（Walter Houghton）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框架》（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一书中解释说：“为了保持身体和思想不受污染，男孩们受到的教育，让他们将女性视为尊重甚至敬畏的对象。他会认为一个好女人（他的姐妹和母亲、未来的妻子）更像是天使，而不是人类——这种形象不仅算计着要将爱与性分离，而且将爱变成膜拜，对纯洁的膜拜。”[7]当男人没有心情崇拜自己姐妹、母亲、女儿和妻子的纯洁时，他们自然应该去找妓女发泄自己的肉欲，而不是“欺骗”“良家妇女”，威胁家庭和社会的稳定。19世纪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观察到，“仅在伦敦一地，有大约8万名妓女；如果她们不是一夫一妻制神龛的牺牲品，又是什么呢？”[8]
查尔斯·达尔文当然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性欲恐惧症免疫。事实上，人们可以说，他对这一恐惧症的影响特别敏感，因为他是在他著名亦无耻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智识阴影下长大成人的，这位祖父藐视当时的性道德，公开和好几个妇人生儿育女，甚至在他的诗中大肆宣扬群交。[9]达尔文在八岁时丧母，这也许让他在脑海里牢牢地留下了天使般女子在肉欲横流的尘世之上飞翔的图像。
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最受尊重的达尔文专家之一，他将困扰达尔文一生的焦虑症、抑郁症、周期性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和歇斯底里的哭泣，这些病症都符合早年丧母造成的分离焦虑。证明达尔文心理创伤的另一个证据是，他成年后给一位刚刚丧妻的表兄写过一封很古怪的信，信上说：“在我一生里还没有失去过这样的近亲，”——他显然是在压制对母亲过世的记忆，“我很难想象你内心的悲哀。”达尔文孙女的回忆也证明了他的心理创伤，她记得，有一次玩拼字游戏，有人将M加在OTHER的前面，达尔文满脸困惑。他盯着拼字板看了好久，然后告诉大家，没有这样一个词。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10]
维多利亚时代对肉欲的极端厌恶，一直延续到查尔斯的长女亨丽埃塔（Henrietta）身上。人们叫她“埃蒂”（Etty）。她负责编辑父亲的著作，用蓝色的蜡笔划掉她认为有伤风化的段落。比如，查尔斯在传记中谈到那位思想自由的祖父伊拉斯谟斯，埃蒂删掉了提及伊拉斯谟斯“对女人们如火的情爱”的部分。她还从《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和达尔文自传中删掉了“冒犯性”的文字。
埃蒂要踩扁一切性感事物还不只局限于文字。她对雷氏鬼笔菇（Phallus ravenelii）不依不饶，必欲除之而后安。直到今天，达尔文故居周围的树林里，仍然生长着这种菌类。显然，鬼笔菇外型像极了人类的阴茎，让她坐立不安。若干年后，埃蒂的侄女（查尔斯的孙女）回忆说，“埃蒂姑姑……带上篮子，尖头木杖，狩猎斗篷和手套”，冲进树林，寻找雷氏鬼笔。晚上，埃蒂姑姑“为了保护女仆的纯洁，闭紧起居室的门，将这些蘑菇扔进壁炉的烈火中”。[11]
他会占有你，当他的激情过去，新鲜感消失，你只是一件比他的狗更好一点，比他的马更亲密一点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爵士
不要误会我们。达尔文知识丰富，人类思想家的圣殿里当然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你是攻击达尔文的斗士，希望得到增援，我们不是你求助的对象。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位天才、一位绅士，我们对他怀有无限的敬意。但在男性天才身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说到女性，他们基本上摸不到头绪。
在人类的性行为问题上，达尔文除了揣测，鲜有贡献。他自己的性体验似乎只限于他过于正派的妻子艾玛·韦奇伍徳（Emma Wedgewood），她是他的表姐，也是姻亲。在他乘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航海时，年轻的博物学家看起来从没像那个时代的其他海员那样上岸寻欢作乐。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他的畅销小说《泰皮》（Typee）和《乌穆》（Omoo）中提到达尔文离群独处，专注于采集资料的工作，也可以说他完全没有尝过南太平洋的乐子，而在几十年前，这些乐子甚至激起了战舰邦蒂号（The Bounty）的船员哗变。
达尔文在还没有任何具体对象的时候，就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婚姻，他的盘算完全是抽象的。在关于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个问题上，他用笔记本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在支持结婚的一边，他列下了：“孩子（如果幸运的话），分享共同爱好的长久伴侣（和晚年的朋友），一个去爱和一同嬉戏的对象——无论如何比狗好吧……女性的闲聊……但是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在同一张纸上的另一栏里，达尔文列了一串他的顾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极其有限的社会选择……不要被迫拜访亲戚和注意各种琐碎细节……变得肥胖和懒散……焦虑和责任……也许我的太太不喜欢伦敦，那么，惩罚是放逐和退化成懒洋洋的、一事无成的傻瓜。”[12]
虽然后来证明达尔文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丈夫和父亲，但他写下的婚姻优缺点表明，他很认真考虑过选一条狗来伴他生活，而非选择婚姻。
史前的摩登原始人
“根据时下男人的社会习惯做判断，”不是理解史前人类的可靠手法（必须承认，达尔文对此没有说太多东西）。在今天的生活细节中为远古世界寻找线索，其叙事总是一套自我证明的神话，而不会是科学。
“神话”这个字眼在现代人眼里是低级廉价的东西，通常用来指瞎话或谎言。但这里的用法忽视了“神话”最深层的功能，即，它将似乎不连贯的事件变成故事，将相距遥远的星星连成有形有状的星座，不仅让我们产生想象，而且让我们感觉真实。戴维·范恩斯坦（David Feinstein）和斯坦利·克里博内尔（Stanley Krippner）两位心理学家解释说：“神话如一台织机，我们在上面用每天的体验做原料，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将两万，甚至三万多年前的祖先的日常生活编成神话，这项编织工作相当棘手。太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无意间将我们自己的体验编进史前的织物。我们将这种把当代文化倾向投射到远古历史的活动称为“原始人摩登化。”[13]
正如电影《摩登原始人》说的是“现代石器时代家庭”，当代科学对史前人类生活的猜测经常被似乎正确的假设所扭曲。而这些假设可以让我们远离真相。
摩登原始人有两位父母：一个是并不牢靠的史料，另一个是期待解释、合理化和赞美自己的生活和所处时代的心理需要。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摩登原始人至少有三位大知识分子的祖父：霍布斯、卢梭和马尔萨斯。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一位哆哆嗦嗦的战争难民，孤独地滞留在巴黎。他凝望史前史的迷雾，开始揣测那时人类的悲惨生活，“孤独，贫困，肮脏，残忍和短命”。他想象的史前状态和他所处的17世纪欧洲出奇地相似，当然，令人欣慰的是，在各个方面都要更糟糕一些。受不同心理动机的驱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环顾欧洲社会，到处是苦难和龌龊，他认为他看见的是人性的腐败。旅行者讲述的美洲野蛮人，给了他不少绮思遐想。而到了几十年后出生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那里，知识的钟摆从卢梭摆回到霍布斯。他坚称，他证明了贫困的根源，而绝对的贫困就是人类的永恒状态。他说，哺乳动物繁衍的数学必然导致赤贫。只要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每一代人都翻一番（2，4，8，16，32，如此等等），而农民只能以算数级数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食物供给（1，2，3，4，等等），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填饱所有人的肚子。所以，马尔萨斯的结论是，贫困像风雨一样不可避免。不是任何人的错。是自然使然。有钱有权的人很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可以理解，他们迫切地想为自己的好运气和穷人的苦难找到这样的解释。
达尔文的灵感来自两个可怕的托马斯和一个友善的弗雷德：他们分别是霍布斯，马尔萨斯和摩登原始人。霍布斯和马尔萨斯对史前时代的人性和人类生活细节的着意描画，其中很多错到不能再错，这些大错特错的描述给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知识准备。很不幸，他们那些彻头彻尾的摩登原始人假设，先是一滴不漏地融入达尔文的思想，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
严肃科学用冷静的口吻掩盖了流行史前史的神话性。这个神话基本上对了解历史毫无助益，缺乏准确性，仅仅是为了自我标榜。
我们写作本书的宏图大愿是想在神话的星座中辨识某些星星。我们相信，一般人所接受的有关人类性习性起源和本质的神话，不仅在事实上漏洞百出，而且极具破坏性，在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上长期制造错觉。这一错误的叙事歪曲了我们对自己能力和欲求的认识。最后，它宣扬的是一套虚伪的、对任何人都不合适的衣服，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它，不论合身与否，都要披上它。
和所有的神话一样，这个神话也是要确立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和要求。多少个世纪以来，宗教权威散布了一套经典叙事，警告信众提防毒蛇、欺骗成性的女人、受禁止的知识和永生的痛苦。但在今天的世俗社会，这套叙事打着硬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
事例不胜枚举。在备受瞩目的学术刊物《科学》（Science）上，人类学家欧文·拉韦乔伊（Owen Lovejoy）表示说：“核心家庭和人类的性行为的最初起源可能远远早于（18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the Pleistocene）。”[14]知名人类学家海伦·费舍（Helen Fisher）表示同意，她写道：“一夫一妻制自然吗？”她给了一个字的回答：“是。”然后她继续说：“在人类当中……一夫一妻制是惯例。”[15]
史前人类史的许多不同要素似乎严丝合缝地排列在人类性演化历史的标准叙事中。但是请记住，印第安人似乎回答了科尔特斯的问题，尽管他说的是“尤卡坦”；对教宗乌尔班三世来说，他的问题的答案根本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太阳系的独一无二的中心。人们将关注点放在对偶结合（pair-bonding）具有的营养收益上，动物学家和科普作家马特·利徳莱（Matt Ridley）展示了这一组合的迷惑性：“大容量的大脑需要肉食……（和）食物分享让肉食成为可能（因为分享让男人避免了捕猎失败的风险）……分享食物需要大容量的大脑（没有精密计算的记忆，吃白食的家伙就会轻而易举地欺骗你）。”说到这里，一切还说得过去。但利徳莱开始引进性因素：“男女分工推动了一夫一妻制（对偶结合成为经济单元）；一夫一妻制导致倾向幼态持续的性选择（在择偶时强调年轻）。”这是一曲华尔兹，在旋转中从一个假设滑向另一个假设，一圈又一圈地进入“合情合理的螺旋，证明了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16]
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要素是怎样等待下一个要素，所有要素构成一幅明确的星座，解释了人类性习性演化的进程。
这幅标准星座内包括那些相距遥远的星星：
● 史前的男人如何开始定向向某个女子和她的孩子“投资”；
● 男性的性嫉妒和双重标准关系到男女两性性自主的对立；
● 女性排卵期的隐性特点是被人不断提及的“事实”；
● 人类女性莫名奇妙地引人注目的乳房；
● 女人一向喜欢欺骗和背叛，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说法，蓝调经典也做如是说；
● 当然，男人总是渴望用他的两条腿挤压些什么——同样是音乐作品的丰富素材。
这些就是我们要奋起反抗的东西。这首歌有力、凝练，越唱越有自信，不分昼夜在电台上反复播送……但是，它是错的，宝贝，错得不能再错了。标准叙事不过是给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提供科学证明。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它就是用科学的字眼复述了《创世纪》中人类堕落产生原罪的经过——加上性欺骗、禁止的知识和负罪。它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贴上科学的商标，装成无花果的树叶，遮盖住人类的性真相。但事实和神话相反——科学有自己的手段，它会从无花果树叶的后面向外窥探。
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两种演化发生的基本机制。第一个，也是最为人熟悉的是“自然选择”。经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后来将此机制概括为“适者生存”，但大部分生物学家仍更倾向于使用“自然选择”。重要的是要明白演化不是一种改善的过程。自然选择仅仅是说，物种因应永远在变化的环境而发生改变。假定演化是一个人类或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过程，是新达尔文主义者所犯的各种错误之一。[17]而演化绝非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