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生命》已经酝酿很久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考虑写一些我的经历，那时许多人鼓励我这样做，描述一下我不同寻常的背景和我在实验室以及辽阔海洋上的冒险经历。离开TIGR组建塞雷拉测序人类基因组后，我想这段经历也确实值得记录一下，但是有两个因素耽搁了这项计划——首先没有时间，另外记者James Shreeve表示有兴趣撰写或者合著一本关于阅读人类遗传密码的书。我们最终决定，一本合著书会减损James独立评估基因组竞赛的能力，而且也和我原本打算以自己的口吻写一本自己的书的想法冲突。我同意James可以自由进入塞雷拉，至少两年之内我不写我的自传。4年后，第一个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以及我被塞雷拉解雇后，我感到该是尝试这项高要求的工作的时候了。
当我开始寻找代理人帮助评价这本书的可行性时，John Brockman联系了我，他也认为我该写一写自己的事了。从一开始，John就鼓励我，敦促我写一本自己的书，几年中，John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代理人，而且是一个好朋友和宣传者。在这里，我对他表示感谢，他使得这本书的问世成为现实。
我有幸拜访了几个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出版商，并且对英国的企鹅（Penguin）和美国的维京（Viking）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哪儿也不能遇到比维京的Rick Kot更好的编辑了。我认为，Rick的编辑和热情毫无疑问改进了每一页的可读性和这本书的整体质量。
正如和我想象的许多书的情况一样，《解码生命》也不是一蹴而就。当我全职研究我的项目时，我给自己定了严格的纪律来推进这项工作。我的大部分内容是在飞机上和驾驶魔法师2号探险的大海上完成的，经过4年的努力，我写完了24余万字。我雇用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Roger Highfield帮助修改和重编我的文本。Roger除了校订，还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可以提供独特见解的采访，以便拓展这个故事的观点和脉络。Roger校订后，我又花了6个月时间重写了手稿。有些地方修改了多次，Roger提供了有价值的科学可读性反馈意见。我为他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从这本书的框架开始到它最终完成，有几个人对我和这项计划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的未婚妻希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从最粗糙的初稿到最后的校对，她都提供了最初的反馈意见，每一次草稿都给予鼓励。很显然，没有她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也不会问世。我的朋友和同事Ham Smith几乎阅读了本书的每次草稿，并提供热心的反馈意见和鼓励、建议，从第一个基因组测序到合成基因组的新领域，他都是一个绝好的伙伴。要特别感谢Erling Norrby和Juan Enriquez以及文特尔研究所的董事会、朋友们和魔法师2号的船员们，他们曾多次阅读本书的几个版本。
在撰写《解码生命》的过程中，我曾与家人无数次听采访的录音，包括我的母亲伊丽莎白，她的弟弟David Wisdom，以及我父亲的妹妹Marge Hurlow和她的丈夫Robert（Bud）Hurlow，他也参与了几次航海冒险或提供了一些经验。David Wisdom还提供一份粗略的家谱和历史，在本书中我用到了一部分。
以下是其他读过本书的手稿或检查过文字的准确度或提供过采访的人，但绝不仅限于此：Ari Patrinos、Clyde Hutchinson、Ken Nealson、我弟弟基斯和弟媳Laurel Venter、我的哥哥加里、我的母亲伊丽莎白、Bruce Cameron、Ronald（Ron）Nadel、Jack Dixon、Dave Kiernan、Mala Htun、Ashley Myler Klick、Tim Friend、Rich Bourke、Claire Fraser-Liggett、Charles Howard和魔法师2号的船员Olivia Judson、Joe Kowalski、Julie Gross Adelson和Reid Adler。分析我的遗传密码时，我荣幸地和文特尔研究所里一组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包括Roger（Bob）Strausberg、Samuel（Sam）Levi、Jiaqi Huangl和Pauline Ng。
每当提到新闻文章、科学论文、采访、其他基因组图书[（James Shreeve的《基因组战争》（GenomeWars）以及John Sulston和Georgina Ferry的《生命共同体》（The Common Thread）]，和不同的人验证事实时，我都试图使《解码生命》尽可能精确，但是仍然有错误。只有一个人对此负责，那就是我本人了。我也为这本书建立了一个网站，www.ALifeDecoded.org，在那里，我将发布补充材料、科学论文、我的遗传密码、重要的环节和任何校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