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谁像我一样沉醉于自己的研究领域那他就是受到了恶毒的诅咒。
——查尔斯·达尔文
事情的结束实际上两年前就开始了，那是1995年7月25日星期三的早上。当电话通知我沃利·斯坦博格已经在睡眠中死于明显的心脏病发作时，我还在家里，电话上的声音既紧张又有听天由命的沉着，他年仅61岁。我不太相信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当我回忆起13年前一个类似的电话，我母亲告诉我父亲的生命是怎样以相同的方式结束的时候，我也感到一阵疼痛。尽管沃利和我经常发生冲突，就像我和我父亲一样，我还是有点想他。当许多其他人似乎跟我作对时，沃利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沃利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住在新泽西的一座豪华公寓里，沉溺于奢侈的娱乐和无止境的网球和跳舞。比起大多数人来，沃利更想长生不老，我确信他自信会比大多数人更长寿，他相信他拥有的各种卫生保健公司给了他长寿的保障。即使他的动机是纯获利性的，他也比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更明白基因组的潜力。
沃利的早逝增强了我从越南经历获得的教训：生命必须活得充分，沃利已经尽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他的死提醒了我，我多么想从我自己的生命中得到更多，而不是无休止地与我假想的投资者们作斗争。从第一天开始，我与HGS的关系就预示它不可能完成我想合作冒险的梦想，我梦想基础科学的发现可以迅速地进入临床应用。事实上，HGS所追求的全都是贪婪和权利，而不是健康。我知道沃利的死标志着TIGR和HGS关系的结束，因为这一紧张关系能维系至今很大程度上是他想和我以及我的研究继续保持联系。随着他的逝去，所有这些问题就留给黑塞尔廷了，而他想取消这两个联系。
我反复无常的心脏
我携带高风险版本的与心脏病有关的不同基因，特别是GNB3，它与高血压、肥胖、胰岛素抵抗和一种心脏扩大症有关，以及MMP3，它则和心脏病发作有关。
GNB3有一个自然变异，有段时间我们已经知道它与高血压有联系，尤其是对于那些左心室肥大的人，这是一种能威胁生命的心肌增厚的疾病。基因变异也影响患者对频繁使用的高血压药物治疗的反应，比如，对利尿剂氢氯噻嗪（HCTZ）的反应。动物和实验室细胞研究已经证实了为什么这个基因GNB3是有害的：它增加了G蛋白质的活性，该蛋白是细胞中的一个信使系统，将会导致脂细胞的增加。此项发现引导德国研究者们得出一个结论：继承了基因的这两个复制品的人们，各来自父母中的一方，有得肥胖症的高风险，肥胖本身对于许多常见疾病就是一个风险因素。
MMP3为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它在生物体的发展和伤口愈合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个酶家族在上皮组织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处理物质进出身体和保护器官的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是一种消化酶，通常执行类似推土机的工作，为建造新的器官结构或修补旧的器官结构清扫道路。在基质金属蛋白酶中的一个位置上的字母特性被叫做基质-1，它影响一种酶的产生速度，这种酶使组成动脉血管壁的细胞外基质退化。以这种方式，MMP3蛋白质起着调节血管弹性和厚度的作用。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再有该基因的低表达版本，则有点更倾向于得动脉硬化症。动脉的窄化与动脉血管壁内斑的积累有联系。
公平地说，黑塞尔廷和公司有不同的目标，源于他把患者看成是未来的消费者而公司则看作是税收的来源。只要一项研究对新的治疗有帮助，它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企业利用某项工作制造泡沫希望或者误导患者的话，它就变得令人讨厌。尽管我知道基因组学革命将要为医学的未来奠定基础，但是我也感觉到，总体上，它的短期潜力被生物技术工业过分吹嘘了。
我的不安在沃利去世前几个星期已经触及我的底线了，那时我与我的几个委托人、沃利和一些他的顾问在TIGR举办了一次会议。议程的首项是我决定卖掉我在HGS的还没有给TIGR基金会的股份。我知道这将被认为是对沃利的商业投机表示没有信心的否决票，可以理解沃利非常生气并且自己购买了它。这不仅仅只是反对HGS，也是对他没有信心。他喜欢成为富翁，我认为他也想让我变得富裕。为什么我要卖掉在未来它会值很多钱的HGS的股份？
但是我看不到未来，因为我与HGS的关系被目前的问题搞得阴影重重。这次会议在发表第一篇微生物基因组文章的战争中举行，它标志着HGS和TIGR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低谷。我向沃利解释我是怎样不得不忍受黑塞尔廷怪异行为，它已经疏远了学术社团这么多人。因为黑塞尔廷，我现在必须卖掉股份继续朝前走。我使沃利心烦意乱，但是我知道如果他处在我的位置，他也会做同样的事。不幸的是，那是他活着时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沃利一定中意《纽约时报》为他设的三个专栏的讣告[1]，这个讣告出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嗜血杆菌基因组文章的第二天。讣告纪念了他的成就，从瑞城牙刷到他创办的生物技术公司，当提到我时，讣告宣称：“赌注看起来已经有了回报。文特尔博士现在已经译解了第一套活着的有机体的完整的基因。”沃利一定也喜欢他的葬礼。过度奢华是那天的主题，我感到好像我漫步在一部电影的最后场景里，这部电影不仅有《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镜头还有《教父》里的镜头。
有黑塞尔廷在，沃利在墓穴中也没法安生，现在没有了沃利合理的监督，黑塞尔廷开始发挥他的新权利了。我曾告诉黑塞尔廷现在是HGS和TIGR脱离关系的时候了，即使HGS仍有5000万美元要付给我们——我直接把这一消息通过律师送过去。但是黑塞尔廷不想解散我们的关系，不管我们的关系变得多紧张，它是HGS与史克必成（SKB）协议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HGS将不会同意分裂，因为如果它失去了TIGR，它将偿还史克必成数以千万计美元。
测量心跳
许多因素，包括基因和环境，都可以促成不规则心跳和其他可能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的疾病，这种疾病每年影响30万个美国人。为此值得看一看我的基因组，因为如果我发现一些疾病风险，现有药物确实提供我一个补救机会——用β-受体阻滞药修补它，用其他药物调节心脏节奏，或者甚至植入自动除颤器。
用新策略测量整个人类基因组，确定促成复杂疾病的基因变异，丹·阿金（Dan Arking）和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们，以及来自德国慕尼黑和美国弗莱明翰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的科学家们一道发现了一个基因，它可以引起一些人们异常的心脏节奏，从而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
这个基因被称为NOS1AP[一氧化氮合酶1（神经元）接头蛋白]，它被传统的基因搜索方法遗漏了，看起来它影响了所谓的QT区间长度。QT区间测量时间段，当两个底部心室抽吸时，QT区间使心脏从心室的跳动恢复过来。相对应心跳的“咕咚”声的“咕”部分，一个单独的QT区间时间长度应该保持不变。
但是有证据显示，拥有一个异乎寻常的长或短的QT区间对于突发心脏病猝死症来说是一个危险因素。区间长度可通过心电图测量，它是从心脏泵室的电刺激到重新刺激至下一次心跳的时间长度。但是在多于1/3的案例中，突发心脏病猝死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标志心电图异常，它表明有些地方出错了。
研究显示，在与QT区间有关联的编码中一个特别的单字母拼写错了（SNP）。那个SNP被发现存在于NOS1AP基因中，这个基因创造了一种蛋白质，它是一种酶的调节器（神经性一氧化氮合酶），人们曾研究它在神经细胞中的功能，但从来没有想到它有对心脏的作用。接着，研究小组还发现，NOS 1 AP基因是在人的左心室起作用，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它在QT区间中发生异常的功能。
进一步研究显示大约60%的欧洲血统的人们可能携带NOS1AP基因中的至少一个SNP复制品。一个人如果有这一变体的两个复制品，他会有一个短QT区间；如果有另一变体的两个复制品则意味着有较长的QT区间。我有一个与QT区间中的最小变体相符合的混合物。它保障了QT区间的稳定工作，但是一如既往，这个特别的SNP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它也为1.5%的QT区间差异负责。
我决定求助于乔治·波斯特，那时他是SKB的研究主管，他直接负责HGS和SKB的关系。我们经常在SKB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上见面，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很明显乔治和SKB的管理人员已经对TIGR和HGS之间的问题感到苦恼。SKB的主要兴趣是有权进入TIGR的数据库，不管是人类的还是微生物的，这些数据对发展抗生素有用。因此，乔治和我策划了一个方案。如果乔治从HGS得到了一个数据使用的重要特许权，乔治就会放弃HGS欠他的几千万美元，乔治不得不使用这些数据来探测疾病基因和其他诊断法，这个特许权是SKB目前没有的。乔治答应如果他和SKB被赋予那些权利，他就会同意HGS和TIGR拆离。黑塞尔廷似乎接受了这个计划，在与HGS的负责人讨论后，我被告知如果我愿意放弃未来6年内HGS所有欠TIGR的钱，那么HGS就终止我们的协议，给我们自由。
我这么久以来所渴望的自由现在终于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的批评家们咬住不放说我是怎样只为钱而做研究的。他们说反了：我只对可以让我自由从事我的研究的钱感兴趣。来自HGS的资助有太多意想不到的附加条件：它有太多限制，并且正破坏我的名誉。可是，为了给TIGR追求一个独立的发展空间我抛弃了HGS欠我们的千百万美元，TIGR董事会会支持我这一决定吗？我打电话给几位重要成员，他们每个人都紧张——很紧张。TIGR仅仅有刚能维持一年的钱。事实上，我也很担心。因为我的决定关系到一百多位为我工作的科学家和同事。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
但是我的建议有一个乐观的逻辑。我们与HGS的联系曾阻挡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公共资助，因为评审的科学家不想给TIGR任何钱，他们认为TIGR会给HGS带来益处。我们也被拒绝免税待遇，这对一个研究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希望是一旦与HGS切断联系，研究资金就跟上来了；与国内税收服务讨论过后，我们好像也会准予免税待遇。我已经把大约3000万美元的HGS的股份放进了TIGR的捐赈基金里了。但是只有TIGR处于免税的非营利性的地位，它才能收到全额，而不是一半。我召集了一个特殊董事局会议，让他们关于此事投票表决，尽管有严重的忧虑，但是成员们都清楚他们要支持我，给我的研究所和我下赌注。这是一个大赌注，一个能成就我的事业和机构的赌注，同时也是一个能毁灭它们的赌注。如果资助资金和免税待遇不能成功，TIGR将被迫关闭，我们都将流落街头。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考一下我生命中最大的决定之一。我需要逃离，我有最好的机会挑战一次重要的海上航行，这次航行将测试我跨越大西洋的能力。
自从我航行去了百慕大并且返回来以后，我开始渴望一艘更大更快的船，能与海洋的极限威力一比高低的船。当我开始卖我的HGS股份时，我同时开始张罗那心目中的最好的海上航行帆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航海杂志，基于我本人的经验，我开始绘制一艘17～22米长的单桅帆船，可以让我独自一人航行，相对又轻又快，而且用水压载保持稳定。我开始与安纳波利斯游艇设计者罗布·拉德（Rob Ladd）合作，他专攻轻型巡航船，我们提出制造一艘22米的船——规格是能够单独航行——有水压载和一个小操舵室，看起来似乎兼顾了生活空间、性能、式样和成本。现在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设计师给我估计一下我的梦想要花费多少钱。经过多次研究后，我约见了哈狄·贝利（Howdy Bailey）。我和一位22米长的钢铸北海拖捞船——这艘船是我当年通过TIGR买来做航海研究的——的船长一起飞到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贝利的码头，这位船长也是一名对按我设计的方案装配的船感兴趣的安纳波利斯游艇经纪人。我们审核图纸，然后观光游览了贝利的码头。我们讨论了铝，讨论了焊接，讨论了建造时间（得要两年）。最后是费用：大约250万美元。我几乎要晕了，然后告诉贝利我需要再考虑一段时间。
那时，我的这个梦想还有个竞争目标。在《游艇比赛》杂志上，我一直关注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一艘游艇，它在一个接一个的广告里现身。在去诺福克市看望贝利的飞机上，我看到最近一期刊物上有这艘极好的28米长的游艇——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罗德岱堡——刚刚打折：这艘造型优美的单桅帆船卖150万美元。她有55吨多的排水量，因为单独在龙骨上就有25吨的铅锤，她是由吉曼·弗莱斯（Frers, German）设计的，他是阿根廷海军设计师，他的船以牢固的船体著称，包括一些美国的奖杯船。第二天我飞到佛罗里达看了看。
当我看见这艘低干舷的游艇有着光滑的蓝色船体，柚木甲板，低切甲板室时，我对她一见钟情。当我顺着升降扶梯进入到温暖的樱桃木的船舱时，我是真的被打动了。整艘船处处生辉，包括船首推进器、水力绞车、发电机、海水淡化器等等，与我正在设计的简单又难以置信的昂贵的游艇完全不同，这艘船有一个令任何海员都垂涎三尺的天然美。经纪人描述了3年前她怎样在威斯康星州的帕尔默约翰逊码头制造而成，她是为加里·康莫尔（Gary Comer）制造的，康莫尔是前奥林匹克明星级海员和“天际”的创始人，天际是邮购和网络专业制衣商，以保守风格的衣服著称。康莫尔用她环游了全球，壮举完成后，就把船抬价出售。我当天决定出价最多不超过125万美元。几天后，这个出价接受了，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新篇章即将开始了。
这艘船被称为“骚乱号”，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尤物选择这个名字太奇怪了，当康莫尔表示想为他的新动力游艇保留这个名字时，我松了一口气。我花了挺长时间去想一个新名字，这名字将会把神奇的力量加在我身上，使我在水上能够只靠风力就能前进。我决定使用“魔法师”这个名字，以此对应似乎与魔法一样神秘的科学——至少对于普通人而言是这样的——表示致意；它还包含了我儿子的中间名字（艾姆利斯，一个威尔士名字，为了纪念梅林[18]），对应科学和魔法之间深层次的连接——天文学的源头是占星学，化学的源头是炼金术，等等。
我与“魔法师”在一起的第一年，它并没有充分发挥我所希望的魅力。她的大部分系统都失灵了；为了使船能安全返回佛罗里达，它们很明显曾被加固过。你要想使事情井然有序你就得付出大量时间和忍受大量不便。当我把每一处都修好后，我也就了解了船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裂缝。那时，我已经航海去过了新英格兰，然后往南去了加勒比海，但是我感到这样一艘大游艇不应该晚上泊在海港里，白天出来航海。它有综合潜力，而且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周游世界。我想继续让它跨洋航行，我需要一个好的借口把研究先放一放。然后我就看见一张大洋比赛的通知，比赛由纽约游艇俱乐部赞助。
这次比赛安排在1997年5月17日，历经4800千米，从纽约到英格兰的法尔茅斯，穿越狂风暴雨的北大西洋。这次挑战既恐怖又令我兴奋，但是比赛的最小尺寸是29米，而魔法师只有28米。我观察了几种扩大船体的不同方法，直到注意到比赛规则上写着长度要求包括所有的突出，当然也包括船首斜桅，等等。理查德·冯·杜恩霍夫（Richard Von Doenhoff）是比赛的协作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担任官方测量员，他在安纳波利斯从旗杆顶端到船头围栏测量了“魔法师”，旗杆是从船尾板延伸出来的。“魔法师”整长29米，如果参加分级障碍赛，是不占优势的。尽管这无关紧要，因为我要的是能参加比赛，不管怎么说，我对于战胜45～75米长的船不抱任何幻想，更何况这些船上的船员都是经验丰富的。
《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关于我这次参赛的报道，我开始收到来信，志愿船员都来自“当地”[2]，来自那些对我所作所为感到佩服并想加入我的队伍的人们。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叫戴维·基尔南（David Kiernan），他是在威廉&康纳公司（Williams&Connolly）工作的一名华盛顿律师，曾经也是一名医学博士。一名从前的外科医生的加入可能是有价值的，我安排了一顿晚餐与戴维会面，晚餐结束后，我知道我和他在一起的话可以在海上存活数周。现在我有一支11人组成的队伍，包括我70多岁的舅舅，巴德·赫娄。
多亏了我曾经为了TIGR与可能的企业合伙人讨论过，才使我能够找到买大三角帆所需的2万美元。那时，已经买了一个DNA序列企业的安玛西亚（Amersham）公司知道我与HGS的关系遇到了麻烦。我很高兴与安玛西亚的新首席执行官罗恩·朗（Ron Long）见面，他渴望我们能联合起来利用微生物基因组开发新的抗生素，因为对于传统药物的抗药性正在剧增，所以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罗恩同意给我付航海的费用——如果给他加上胡子和尖帽子他就活脱是一个魔法师的形象——条件是我得携带一面大旗帜宣称是安玛西亚的资助。
比赛庆祝活动开始于喝酒和宴会，在纽约的游艇俱乐部和水边码头举行。一些业主们雇用了精锐的船员充当他们海上游艇的船长，我惊奇地得知他们当中有些人自己甚至不参加比赛，只是坐飞机去英格兰参加那里举行的比赛结束后的宴会。20个参赛者中只有一个是业主当船长，是条45米长的船，除了“魔法师”，最小的船长33米，是艘英国船，船长是洛宾·诺克斯—约翰斯顿爵士（Sir Robin Knox-Johnston），他是独自环游世界的人中最年轻的。我曾读过他的书，很钦佩他的作为，但是在他那些令人鼓舞的壮举之后我发现他有点自大。他告诉我们他会怎样取胜，因为他比我们其余的人都更了解海洋。毕竟这是他第20次穿越大西洋。
当我们这次障碍等级公布出来时，我很悲伤地发现“魔法师”在舰队中间，和它在一组的船比它长10～17米。我甚至必须牺牲时间为洛宾爵士让道。尽管很气馁，我仍然提醒自己，我要去冒险（并不是说我已放弃获胜）。洛宾爵士宣称为了避免最糟糕的天气他要从低纬度穿越大西洋，选择他确信最好的风向。我对这一点感到疑惑，我已经做过广泛的研究，我的资料告诉我尽可能朝北走，进入飓风。也许洛宾爵士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
但是我也有一些技术供我自由使用。这次比赛将要检测一种新的安全装置，要求所有的船只每隔6小时通过卫星电话自动报告他们的位置。我们为“魔法师”编写了一套电脑程序，以便我们能获取最新的关于每艘船的速度和位置的信息，然后结合他们的等级计算得知他们是怎样做的。
比赛就在纽约港外开始，天气沉闷，但是风很好。然后第一场暴风雨来了，一场大西洋的正北风把海水刮到7米高。我发现把“魔法师”当作一个巨大冲浪板一样去掌舵，我就能以21哩/小时的速度从不断增长的海浪上冲下。
我们每20分钟就更换一次划手，从而保持足够集中的注意力以避免出错，在这种情况下出错会造成巨大的悲剧。我们在大风里航行了很远，在一段可怕的几分钟内，我们发现船边有一道裂口，大三角帆落到水里，任由大浪摆布。还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故。德鲁·唐纳德（Drew Donald），一名安纳波利斯修帆工，正当我们以18哩/小时的速度冲击海浪时，坐绳系吊板升上主桅杆进行修理，这样我们就不用把帆降下来，船也就不会慢下来了。我崭新的大三角帆被撕得粉碎。在飓风中我们使用了备用的大三角帆（类似一面美国大旗帜），大三帆角片裹在直径0.7米的主绞盘鼓上，并且以高速托拽起来，速度之快以至于把绳子的护层都紧贴到绞盘鼓上，发出了可怕的噪声。三次不同的飓风推送我们驶过了最初的3200千米，在这段旅程中，我们超过了一些船，而其他的船由于暴风雨退出了。我们必须节省最后每一滴水，我的一名船员，TIGR的测序技师谢丽尔（我们唯一的女性船员）提议和她丈夫一同淋浴，尽管其他船员都取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