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蔡美儿在教育哲学上的最根本不同：
她逼着孩子用功，
我帮助孩子立志。
逼孩子用功，就必须削减孩子的自由；
帮孩子立志，则要给孩子尽可能充分的自由。
你能逼孩子用功，不能逼孩子立志
耶鲁法学院的华裔教授蔡美儿的新书《虎母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尚未出版时就引爆美国媒体，制造了一场“中国教育”对“美国教育”的文化战争。同时，随着此书以“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为名出版了中译本，蔡美儿在中国媒体上也频繁现身说法，引起巨大的反响。如此全球化规模的教育辩论，可谓几十年难得一见。
我曾著有《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积极提倡所谓“美国式”的教育，正好站在了蔡美儿的对立面。所以，我不妨从这两种对立的教育原则开始。
蔡美儿给女儿立下了很严格的“虎妈十大家规”，实际上就是“十不准”。孩子们不容许干下列事情：
在小朋友家夜宿；
约小朋友一起玩儿；
参加学校的演出；
抱怨没有参加学校的演出；
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
自己选择课外活动；
成绩拿不到A；
除体育和戏剧外，没有在每科都拿第一名；
学钢琴或小提琴以外的任何乐器；
不学钢琴或小提琴。
我的原则，则从来是以孩子而非“规矩”为中心，因而从来没有给孩子定什么“不准”，反而经常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作出灵活的反应。但面对这“十不准”，我大致也能总结出若干相反的原则：
尽可能安排女儿和要好的小朋友到彼此家里夜宿。
尽可能帮助女儿约小朋友一起玩儿。
让孩子不仅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出，而且还参加校外的演出。
提醒孩子注意自己的视力，但不禁止电视和电子游戏。我们偶尔会邀请孩子和自己一起看些电视节目。不过，在没人管的情况下，女儿从来不看电视，也很少玩电子游戏。至于iPhone、iPod、iPad等等，女儿的同学都换了几代，但女儿从来没有，也不向家长要，虽然同学们不时向她展示这些东西的各种玩法。
敦促女儿多参加些课外活动。
成绩无所谓，我甚至挑战她：你哪天拿几个C回家如何。
不在乎什么“第一”。事实上，女儿喜欢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觉得门门第一是自己的不幸。
帮助女儿自愿选择了钢琴，但提醒她作出这种选择的后果，那就是需要每天练琴。
这些原则的具体含义，且待后面具体解释。这里首先讨论的，是我与蔡美儿在教育哲学上的最根本不同：她逼着孩子用功，我帮助孩子立志。逼孩子用功，就必须削减孩子的自由；帮孩子立志，则要给孩子尽可能充分的自由。
蔡美儿反复地宣讲中国老一套的教育哲学：“孩子仅靠自己是永远不会用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否决孩子的偏好就变得非常关键。”“中国家长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对孩子好的，所以他们会否决孩子的愿望和偏好。”这些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孩子太小，不懂得为自己的前途和利益作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家长要坚定地替孩子作出这些决定，并逼着孩子按照这些决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走。
在我看来，家长当然有责任为孩子做许多事、教孩子许多东西，但最为重要、也最难教的一项，就是怎样作出重大的人生选择。如果孩子学了许多技艺，但是不会对如何使用这些技艺作出明智的决定，也可能导致非常平庸的一生。我们毕竟是过来人，在中学、大学中都看到过很多聪明绝顶、功课甚好的人，但这些人常常循规蹈矩，最终一事无成。有些在学校里表现平平的人，到了社会上则敢为天下先，想人之不敢想，最后闯荡出大事业来。可见，决定成败的并不仅仅是技能而已，更重要的是人生选择，可惜人们很少意识到。学会明智地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从小训练，而接受这种训练的前提，就是孩子享有相当充分的自由，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为什么蔡美儿会断定“孩子仅靠自己是永远不会用功的”呢？这大概是从她自己的孩子身上观察出来的。但是，她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用功，也许恰恰是因为她的教育方法造就了孩子这种缺乏自觉的品性，并不等于别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用功。
《华尔街日报》在刊载了蔡美儿的书摘的第二周，在周末版上发表了著有《坏妈妈》一书的犹太女作家Ayelet Waldman的文章。她的一个女儿在小学二年级时被诊断患有诵读困难症（dyslexia），这种病症在使用中文等象形文字的社会中非常罕见。但是，以声音为基础的拼写系统，特别是拼写规则特别复杂的英文系统，可以导致5％～10％的人口发生阅读困难。这种症状未必和智商有关，但患者在阅读、写作和拼写等方面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甚至丧失基本的能力。Waldman的女儿被确诊时已经在班上各门功课中远远落后，后来家长在课外进行了一系列紧急补救性的辅导，都毫无效果。孩子开始害怕学校，因为心理压力长期肚子痛，经常突然失声痛哭。最后，父母打听到一个治疗这种病症的特别课程，要求孩子每天花4个小时在一间小屋里和老师进行强化训练。父母觉得很恐怖，无法作决定，但孩子自己坚持要去试一试。
课程证明比听起来的还可怕，每天父母去接孩子，都看见她满脸通红，眼中噙满泪水，整个人完全筋疲力尽。父母先受不了了，一再劝说孩子放弃，但孩子固执地坚持。每天上学，她脸上的恐惧都是显而易见的，有时还在喃喃自语：“战胜恐惧！战胜恐惧！”但到了课程结束时，孩子掌握了阅读！自此以后，她仿佛换了个人，喜欢学校，对自己也充满了自信。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人督促她用功。恰恰相反，怕她崩溃的父母每天都劝她放弃，但她小小年纪，几乎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了每天4小时的“魔鬼训练”。
这种劲头，在蔡美儿的女儿身上似乎并没有显现出来。从她的书里我们知道，她13岁的小女儿在莫斯科一家餐馆突然大砸玻璃杯，并对着妈妈大吼：“我恨我的生活，我恨你！”这话揭示的事实是：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妈妈决定的，她在为妈妈而不是自己而生活，她恨这种被妈妈所决定的生活，因而也恨妈妈。许多被蔡美儿的方法教育出来的美籍华人也纷纷出来现身说法，指出蔡美儿的教育恶果在她尚处于青春期的女儿身上还远没有到显现出来的时候。比如，一位出身于中国和越南家庭的女作家说，她的一个妹妹表面看起来很完美，但后来自杀了，因为她害怕告诉别人自己患了抑郁症。另一位已经当上CEO并著书立说的华裔男性则说，他在这种严厉的教育下长大，这种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孩子展开残酷的心理战、洗脑，最终使孩子放弃任何自尊和自由意志，完全臣服于父母的指令。他如今即使表面上很成功，在心理上则几乎是破碎的，不知道接受了多少心理治疗。Ayelet Waldman也提出，在美国15～24岁的亚裔女孩儿，自杀率比平均水平明显要高。
蔡美儿的女儿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不过，看看她的“十不准”就知道，其核心精神就是剥夺孩子的自由选择，这样，孩子就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蔡美儿这种老式“中国家长”都特别信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可以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但绝对不要代孩子做家庭作业。如果一切家庭作业都由家长代劳，孩子就什么也学不会。可是，孩子最重要的“家庭作业”，其实是进行人生选择、安排和组织自己的生活。蔡美儿和那些像她那样的传统家长，不自觉地包揽了所有这方面的“家庭作业”，使孩子根本没有练习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她所谓的“孩子仅靠自己是永远不会用功的”，她根本没有给孩子“靠自己”的机会，孩子怎么可能自己知道用功呢？
我们有幸能有一位正常的女儿，她从小并不知道用功。但是，在10岁左右，突然自己“觉醒”，每天课后可以连续做功课三四个小时，以至于我这位当父亲的要不时逼着她出去活动一下，或者要求她按时睡觉。我曾问女儿：“你的小朋友们都像你这么用功吗？”
“大部分不是，但仍有许多很用功的。”
“她们为什么这样用功呢？你们小朋友之间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讨论过，她们大多是家长逼的。”
“那你怎么向小朋友们描述你的家长呢？”
“我说我的爸爸、妈妈不在乎什么成绩，只要我自己觉得在学东西就可以了。”
“她们什么反应？”
“她们说我真幸运！”
“既然爸爸、妈妈不逼你，你为什么这么用功？”
“我就是想干得好些。”
……
我并没有追问女儿“干得好些”又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已经大体知道了答案。我一直坚持在女儿睡觉时给她揉背按摩，希望帮助她把过度兴奋的神经冷却，早点入睡，有时不免要和她并排躺下。这“睡前讨论班”是我“娇惯”女儿的几个“保留项目”之一。此刻父女格外亲密，她会把白天忙得来不及告诉我的话全讲出来，偶尔两人忘了时间，没完没了地讨论起来。有几次，我们谈起她长大要干什么的事情，她反复地告诉我：“我希望创造一个前人没有的、又能长久留下去的东西。”我问那东西是什么，她说不准，只是觉得世界上可干的事情太多，她知道的又太少，无法估计什么东西对社会的影响最深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里。这么说着说着，就兴奋得睡不着了。
我马上宽慰她：“别那么操心，现在还是要安心睡觉，看看，你才11岁，接下来有十几年的时间，你可以广泛地去探索、尝试。等你到二十几岁时能够找到自己想为之献身的事业，就已经很不错了。在爸爸看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全面发展，比如语文也好，数学也好，外语也好，这些基本技能未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用上。如果需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缺乏训练，那就很难达到自己的目标。另外，你要在众多的领域进行选择，就必须对各个领域都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只有知道深浅，你才能知道这些事儿值不值得做、你有没有相应的才能。所以，现在学的东西不仅很多，而且需要学得比较深入。你学得越多、越深入，自己的选择就越多，选择起来也越明智。想想看，你将来可能成为一个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人，做许多现在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探索，才能有意外的发现，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生活呀！”
就是这样的对话，慢慢帮助女儿建立了人生志向，还是那句话：真正的志向只有在自由选择中才能产生。一旦确立了这种志向，孩子所获得的自然是更多的自由。因为此时家长除了接受孩子主动的咨询外，几乎不用管孩子，她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女儿在9岁时还不会背乘法口诀，转到新学校时还需要补习，我们则不以为意，觉得乘法口诀是很简单的东西，如果她现在注意力在其他方面，那么晚几天学也无所谓。结果，转学后半年内她就成了班里的数学优等生。她至今还经常坐在餐桌前说：“数学挺枯燥，我也不擅长，但这可能会对我的未来很重要，还是要好好学的。”她可以在没有人监管和督促的情况下，把自己长时间地埋在“不喜欢”的数学里。
我们中国的家长大多记得孔子那段著名的自述：“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中，孔子所创造的文化业绩，恐怕很难有人能复制，这样一位伟人的伟业，是从立志开始，而不是从被妈妈逼着练琴、写作业开始。况且，如此一位圣人，立志也不过发生在15岁。我等凡夫俗子为孩子着哪门子急呢？给孩子充分的自由享受和思考生活，帮助她寻找内心的呼唤，她即使还想不明白把自己的人生具体投身于什么事业，也可以立志。有了志向，孩子就会去探求如何把实现这一志向的各种“生活部件”组装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家长也可以对孩子进行非常有价值的帮助。但是，这一切，都应该围绕孩子内心的需求来展开。你可以通过剥夺自由的方式强迫孩子用功，却无法强迫孩子立志。而立志的孩子，则可以比被强迫的孩子更用功，而且能够长期不懈地保持这种劲头，这样的孩子更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父母。
我为什么鼓励孩子拿C
刚刚上初中的女儿，第一学期拿回成绩单来，小学毕业时还是全A的她，居然有了几个B。妈妈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几个她认识的顶尖学生，这次都意外地拿了B，好像是初中给了她们一个下马威。我则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懒得去看那张成绩单，并且告诉她：“我才不在乎你拿了几分呢，以后你拿几个C回来也没有关系。”
必须声明，我不是极端放养式的家长，对孩子的一举一动、乃至在学校的每一个表现都非常留心。我对女儿的成绩当然也是很在意的，我当然希望她全拿A。她真要拿回来几个C，我也会担心。不过，比起成绩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要想让孩子活得潇洒些，首先自己就要潇洒些。
我们费尽心机地搬家，就是为了给孩子选个好学校，现在算是看到了结果。这个学校给学生打分非常严格，即使是顶尖的学生，拿A也相当困难。事后女儿还告诉我们，一次语文测验，班里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最高分是85，她则是83分。老师告诉她们，拿个坏成绩没有什么大不了，大家应该习惯。在分数膨胀的时代，这样严格的分数系统，时时提醒孩子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工作伦理。
不过，更重要的则是我和女儿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我告诫她：“最关键的问题不是A或B，而是你不能根据别人对你的评价来生活，你要学会追求自己内在的满足，别管别人怎么看。一个全A的学生当然可以是位很优秀的学生，但也可以是位盲目地完成老师和家长让她干的事情、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精神的学生。我不希望你为别人活着，当然也不希望你为爸爸妈妈活着，你要为自己活着。”（提醒读者注意，这里的“不希望你为别人活”的具体意思，是希望女儿不按照他人的意志生活，并非不为他人做事。这和前面所讨论的“为别人活”、“为别人做点什么”并不冲突。）
这些并非空洞的教条，而是对她具体生活和学习细节的反应。不久前，副校长写了个电子邮件给我们，说女儿迟到了好几次，再迟到就要扣分了。女儿挺紧张，因为只有“问题学生”才被学校通知家长。她妈妈也比较认真，告诉女儿要注意，养成必要的生活规律，并和学校解释迟到的原因。我则不以为然：“迟到怎么了？总得让孩子睡够了、吃饱早饭再去上学呀。扣分又怎么了？那不就是一个数吗？”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女儿每天回家就不停地做功课，你说什么也没用，她有3小时就做3小时，有4小时就做4小时，乃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比较极端的时候，她可以两点半回家，吃几口东西，3点就急急忙忙地到楼上自己的屋里做功课。我们6点半把她叫下来吃晚饭，她匆匆往嘴里塞几口东西，又冲回自己的房间。我们晚饭后如果忙着其他事情忘了关照她，到10点钟上去一看，她还在做功课，这至少花了5个小时。而她不过是个11岁的孩子，好说歹说，她算睡了。但是，10点半睡的孩子，你不能第二天6点半就叫她起来，她需要9个小时的睡眠。事实上，她从小就睡眠偏少，我担心她休息不够，从来没有叫醒过她，这就是她上学迟到的原因。
将此事和学校沟通后，学校表示，功课过重是不对的，学校一直有控制。老师留的作业，一般孩子一个小时以内就应该完成，如果一个半小时无法完成，家长要马上通知学校。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和女儿讨论作业的问题：“根据学校的说法，普通的孩子一小时就应该能完成家庭作业，你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怎么三小时还完不成？是不是太拖拉？”
慢慢地，我们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学校的有些功课确实很有意思，女儿做起来就上瘾，乃至没完没了。五年级她刚转学过来，第一篇作文只要求写一页，描写自己的一个重要决定怎样改变了人生经验。她一口气写了八页，几易其稿，并和父母反复讨论叙述策略，做了整整一周，仿佛是个专业作家。上初中后练习写人物介绍，也是要求写一页，大家抽签选择人物，她抽到了克娄巴特拉，当时也仅知道这是个好莱坞影片中的埃及艳后。但女儿拿到题目后马上展开了历史研究，从清理克娄巴特拉和恺撒、安东尼的关系，一直深入到罗马和埃及的关系，甚至追踪到克娄巴特拉的王朝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身后帝国分裂的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我这个以历史为职业的父亲，也跟着添油加醋，从经济史的角度提醒她埃及是罗马的粮仓，甚至有人说克娄巴特拉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富人；埃及的纸草，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如何重要，乃至纸草歉收会使高度依赖文献的罗马帝国行政体系陷入恐慌，并讲到后来穆斯林征服埃及后断绝了对欧洲纸草的供应是如何导致了欧洲的“黑暗时期”等等。她试图把所有这些融会贯通，几周全天的努力也未必够，每天做三四个小时的作业，自然不足为奇了。
孩子能够如此投入，证明了我一贯坚持的教育哲学的效应：家长的责任是帮助孩子立志，只有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和动机，她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向前奋进。不过，在此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操心，孩子要学会更有效地组织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更重要的是，孩子要发展出敢于我行我素的品格，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为此，我和女儿又进行了一番谈话：
“你做功课能这么投入，很好，只有投入才能学到东西。但是，时间总是有限的，你需要学会有效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否则就处于什么也完不成的状态。难道你不能分出轻重缓急吗？难道所有的功课都是那么有意思乃至让你欲罢不能吗？”
“也不是，数学作业就不是那么有意思。”
“为什么？”
“总是些机械重复，而且太简单，大部分内容我在俄罗斯数学班里早就学过了，而俄罗斯数学老师就有意思得多。”
我曾经提到过，我们意识到美国学校的数学水平实在太差，决定给她开小灶。在波士顿地区，“俄罗斯数学”是个非常有名的补习学校，任教的俄罗斯教师，如同俄罗斯的钢琴教师一样有声誉，课程很具有挑战性，而且教学方法注重创造力。女儿曾经报告说，俄罗斯老师总是自我怀疑，他课上对某道题提出一种解法，底下的孩子说错了，他马上说：“也许，让我们认真讨论一下。”结果还经常发现自己错了。这一方面说明那里的学生厉害，一方面也说明他那种讨论式、启发式的教学风格。中学里的数学老师则相当机械，她讲给学生听，而且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可能会出错，留的作业也都是很死板的习题。
于是我问女儿：“你做这些习题，能学到东西吗？”
“其实真是学不到太多。”
“那你能否不做，把时间节省下来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我要不完成作业，是要扣分的。”
“你在乎分数干什么？你明明知道自己学不到太多东西，还要在这上面花时间，这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吗？”
“可是，那些作业很容易，顺手做也就做了，我并不在意。”女儿显然不舍得自己的分数。
“你做的时候当然觉得很容易，但是，这毕竟消耗了精力，也许做完后再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疲劳了。更不用说，你上的俄罗斯数学是水平高得多的课，你并不需要这些呀。”
……
女儿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我也尊重她的选择，不过，我已经陈述了鼓励女儿拿C的理由，这当然和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经验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末准备高考时，大家不得不反复地背诵政治题，有时刚刚背会，上面的政策就变了，标准答案也跟着变了。我当时作了个决定：在高考20天前不看政治，考前集中突击，就当自己在监狱里被关了20天。结果，我虽然总成绩在北京名列文科前茅，但政治考得最差，我对这种为了成绩浪费青春的经验深恶痛绝，不希望女儿重复同样的生活。当然，女儿的数学作业和我当年的政治复习材料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些作业毕竟并非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些效率很低的练习而已。即使如此，我也希望女儿能根据自己内心的需求，而非别人的评价作出最优的选择。
其实这才是教育中最难的地方。至今许多家长仍然信奉那位耶鲁法学院教授蔡美儿所阐述的哲学：孩子必须是全A，不能有B，不接受B就是不接受失败。比如，蔡美儿的一个女儿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被一个韩国女孩儿击败而屈居第二，她马上找来2000道题，当晚就开始演练，直到女儿重新确立优势为止。这和蔡美儿本人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她有一次在历史竞赛中屈居第二，父亲劈头就是一句：“以后你再也不要这么羞辱我！”在这里，孩子的生活中没有“自我”，她们是为了家长而活（不要让父亲再丢脸），是为各种比赛的裁判而活（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是第一），到学校则是为老师而活（让老师给自己一个A）。我则反复问女儿：“你的数学老师并不那么聪明，而且你也觉得她评价同学不太公平，说白了，你自己心里都不是很尊重她。那么，她说你是A或B有那么重要吗？”
女儿毕竟才11岁，已经习惯了当好学生，很在乎大人对自己的看法。在她的身体和心理尚未发育成熟以前，我当然不会过分对她施加压力、逼着她硬着头皮“我行我素”。但是，家长有责任提醒孩子：别人的评价并不一定那么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怎么获得知识和人生的满足。督促孩子拿A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被逼着拿A的乖孩子会按部就班地把大人吩咐的事情全办好，但长大后一旦碰到新的挑战，就可能手足无措，缺乏作出基本决策的能力。
也正是如此，过了几天后我又和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
“你把自己的时间全花在做功课上，你想过做功课的目的是什么吗？”
女儿略想了一下，有些迟疑地说：“是要演练我们未来所需要的技能？”
“这些技能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都是大人已经知道的技能？”
“对呀！”
“你说你想创造一些人们过去不知道的、能够有长久影响的东西。那么，你仅仅靠着学会过去的人知道的技能，能创造出过去的人不知道的东西吗？”
“不能。”女儿恍然有悟。
“看看，如果你把时间全用来学习大人们所掌握、能够教给你的技能，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女儿赶紧摇摇头。
“如果比尔·盖茨像你这么大时把时间全用在做功课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女儿继续摇头。
“学校是什么？学校就好像一个教育工厂，功课就好像是里面的一道加工工序，最后生产出来的是标准化的产品。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是否很有价值呢？”
“应该都很便宜呀。”
“对！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没有什么自己的特点，数量又多，当然价值很低了。学校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比如你们班上功课最差的学生，也会和你做一样的功课，你单单完成了学校对所有人的统一要求，能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女儿笑起来：“我当然不希望和别人一样，我是我呀。”
“你如果是你，就不能老盯着学校对你的要求，不能老要从学校那里拿个A。你要想想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那样你才会成为你自己。”
……
女儿大概还是不会拿C回来，她仍然会争取好成绩，我也不相信她会抗拒学校的功课，但是作为父亲，我至少给她指出了人生的另外一套标准，告诉她如何成为自己。要知道，成为自己的路是漫长的、艰难的，在11岁时应该起步了。
怎么培养孩子“不听话”
蔡美儿式的“虎母”，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早在2010年夏，《南方周末》就报道了豆瓣网上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网络讨论小组。该小组的成员主要是80后，他们在一起批评50后的父母，甚至发泄自己的愤怒。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最爱看CCTV、春晚，在子女眼中则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家是世界上最没法谅解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代人的父母为了他们的成长作出了罕见的牺牲，甚至他们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安家买房，首付也大多是父母掏的钱。评论家杨支柱先生用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作证：“中小学教师的孩子是高考成功率最高的群体，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剧烈的竞争环境下考上重点大学的也很多。”如果把蔡美儿放在这批父母之中，你几乎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异之处。唯一不同的，就是她顶着个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头衔，以自己的成功作为兜售其教育哲学的工具。大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她这一套见多了，她的书出版后，主流的评价是“不靠谱”。事实上，“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出现，就是接受了蔡美儿式教育的一代人的集体反叛，这种反叛在蔡美儿13岁的小女儿身上昭然若揭。美国有些评论家说，也许我们要等等，要等到蔡美儿的孩子长大后写书来评价这样的“虎母教育”，在中国则不用等。因为很多这样的受害者已经长大了，有了“父母皆祸害”小组，不管我们怎样评论这个小组的言行，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他们的父母作为家长是失败的。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避免这样的失败。
这个问题，“父母皆祸害”讨论小组也已经开始提出来了。比如，《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就是其中一个热帖。老实说，我自己也是在反抗父母权威的过程中长大的，如今是已经当了十几年父亲的人，有责任提供自己的一点经验作为参照。
在讲自己以前，不妨先复述一下在《华尔街日报》读到的盖茨家的一个故事：
盖茨十一二岁时，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一次，他在饭桌上和母亲争吵得实在不像话，从来不参与母子争论的老盖茨顺手抄起一杯冰水猛浇到儿子头上。小小的盖茨把被浇透了的头转向一座山一样的父亲：“谢谢你的淋浴！”
老盖茨夫妇因为和儿子的关系危机，跑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医生说：“这孩子正在对你们进行一场‘独立战争’，而且最后肯定是他赢，你们要撤退！”夫妇俩听信了此话，家里算是太平了，其实不仅是家里太平，他们的退却也成就了今天的盖茨。
盖茨的成功，在于他开拓了一个前人几乎没有涉足的领域，这种开拓性人才，未必一定要从小听话。一个孩子可以在日常起居方面非常听话，但满脑子仍然充满着挑战性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开拓新领域对全身心投入的要求过高，开拓性人才身上往往有一种“反叛基因”，小时候就是经常不听话的孩子。达尔文也许是另一个例子，他性情温顺，从不顶嘴，但是，比起盖茨来，他可能令家长更头疼。他不顶嘴不是顺从，而是任凭父母怎么说，自己只管点头，然后回过头去还是我行我素。事实上，他从10岁左右就开始了对自然的秘密追求，父母根本就看不懂他的内心。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21世纪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经济中，对开拓性人才的依赖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越来越要指望那些不听话的孩子领导未来的社会。最近读一本新书，叫《2020年的职场》，作者指出，2020年进入职场的新劳动力，现在正在读初中。看看FaceBook、iPhone、iPad这些发明所代表的时代，现在的父母和老师完全无法预想未来将是一个什么世界。到时候，前一代人或者雇主，不得不依赖后一代人或者新雇员的创意，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和公司内部的权威结构。上对下不能像过去那样下达指令，而要小心地倾听下面的声音。为了准备这样的挑战，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须改变。
实质上，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多年前，被视为用儒家思想推动现代化之典范的李光耀先生带头警告说，儒家那套强调死记硬背的权威主义教育，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的挑战，亚洲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创造力。但是，至少从中国内地的经验看，现在的孩子比起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来，似乎更是注重听话、服从，乃至有学生对老师集体下跪谢恩的闹剧。
从《南方周末》的报道上看，80后对父母的反叛，主要还在于父母一方面要求他们服从，一方面却没有为他们作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比如，“父母皆祸害”讨论小组的一位参与者方馨，小时候在一节语文课上举手向当老师的母亲就一处鲁迅的课文提出质疑：“要么是鲁迅写错了，要么是国家教委编错了。”母亲当场发飙：“鲁迅怎么会错？！国家教委怎么会错？！”可是再看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大家每天都在质疑国家教委（教育部），鲁迅也开始受批判了。对80后，父母除了给他们塞点钱买房子、疏通关系找工作外，对于这个连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世界根本就无计可施。当你明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却偏要告诉孩子必须这样或那样时，当你用最确定、最不容置疑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孩子却不得不面临着最不确定、处处怀疑的生活时，孩子当然就会觉得父母剥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整个人生。所以，我们当父母的不要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让孩子听话，而要想想怎么让孩子不听话。我们这些过来人，如果说从生活中学到什么智慧的话，那就是我们最知道自己对生活的判断错过多少次，错得是多么离谱。如果孩子能学会不听我们的话而自己探索出一条路来，他们的前途则光明得多。
那么，怎么培养不听话的孩子呢？老实说，这方面我并没有个人经验可言，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女儿太听话了，也许这种“太听话”与我们从小教她“不听话”有关。我们有位同龄的朋友，她父亲曾在一家顶尖的常青藤盟校当校长，算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专家了。她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从本科到博士，读的都是顶尖的大学、顶尖的课程。我们曾经问起她父亲对她的影响，她告诉我们，父亲在上高中时就对她的职业发展指导得很细致，包括哪里是她的强项、哪里是她的弱项、怎样发展，甚至谁是她的竞争对手等等。因为父亲无可置疑的权威，她也都主动照着去做，但现在她感叹说，她不该听父亲的每一句话，毕竟人都会犯错误的，都有盲点。你句句照办就可能误入歧途，日后改正也很困难。显然，这些话多少和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满意有关。她享受了最好的教育，嫁了个出色的丈夫，也是位非常好的母亲。但是，尽管她有着最好的条件，在个人成就上则默默无闻，面对父亲的荣光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想想桀骜不驯的盖茨，再看看我们这位温和厚道的朋友，从孩子的事业和前途考虑，你是不是希望孩子能更反叛些呢？这也是我们为自己过度听话的女儿发愁的原因。我们早早就告诉女儿：“你一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过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怎么走到那里，许多事情你只有自己来判断。爸爸、妈妈只有尽最大的可能给你一些建议，但是，这些建议中可能许多是错误的。”
仅这么说说还不行，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都要不停地向女儿证明。我每犯一个错误，只要在女儿的理解能力之内，我就分析给她听：“看看，爸爸错了吧？你不能全听爸爸的话，要自己想一想。”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我特别讲了这样的故事：一天我们夫妻为点小事吵架，有些失控，影响了孩子的情绪。我们意识到问题后马上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两人都向孩子申诉，让她判断是非。孩子开始很不适应，甚至急得直哭，但在我们的坚持和说服下，终于认真听取双方的理由，自己则像个小法官一样进行判断。最后她指出了我们各自的问题，还评论说：“看来你们俩都是很好的人，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父母恭恭敬敬地听取她的意见，满口答应照着去做，家庭危机化解了。那年女儿才7岁，她小小年纪，就直接感受到了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
等女儿11岁时，她有了更大的权威，我吃冰激凌要向她请示，她不批准，我就不能吃。开始她觉得好笑：总是孩子听爸爸、妈妈的话，怎么变得爸爸、妈妈听孩子的话了呢？我告诉她：“你在许多事情上，比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判断力，特别是在控制饮食上，你特别自律，比爸爸好多了，难道不是谁表现好就应该听谁的吗？”结果，她马上开始认真执行，比如，我在问她是否可以吃冰激凌时，她总是很严肃地问：“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吃的？”我也很认真地回答：“我至少昨天和前天都没有吃，今天太热了，而且我吃了以后马上会去锻炼。”她这才首肯。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音乐活动，午间时有各种甜食招待。按事先的计划，我们需要暂时充饥一下，两个小时后才能吃午饭。女儿拿起一块甜点心，吃了半块就止住了。我饿得不行，狼吞下一块后，又开始吃第二块。女儿瞪着我难以置信地说：“爸爸，你要吃两块吗？”我二话不说，只好咬了半块停住……
事实上，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垃圾食品到处都是，自动售货机就摆在学校的走廊里，大部分家长都为管孩子吃零食而头疼，我们则从来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煞费苦心地帮助女儿建立了控制饮食的权威，她不仅用这种权威管自己、管父母，而且还约束自己的小朋友。最近她告诉了我们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是不随便吃零食的孩子，家长给的钱自然也都留在兜里，而其他小朋友不停地到自动售货机买零食吃，钱不够用，就要找她借。结果，她就成了为同学们提供“贷款”的人。有的同学言而有信，今天借了明天就还。有的则会耍赖，先说忘了，后来干脆说不记得借过。面对这种情况，女儿和另外一个经常借钱给人家的中国孩子讨论制定了一套制度：对于习惯于耍赖的，借钱要有借条，并规定到一定日子不还后就开始征收利息。不仅如此，利息率也根据每个借钱的孩子的“财政信誉”而有所不同，越是喜欢耍赖的孩子，利息就越高。女儿解释说，她这样做并非想赚钱，而是帮助自己的朋友，本来她觉得痛快地借钱给大家就是助人为乐了，但很快发现，人家拿从她这里借的钱去买垃圾食品，毫无自我控制。有个好朋友不仅习惯了借钱不还，而且从图书馆借书也不按期还，最后被罚了几十美元，闹得图书馆暂时中止了她借书的权利，她不是老老实实地缴罚款，而是去和图书馆耍赖。图书馆拗不过这11岁的女孩儿，免了她的罚款，但她下次又不按时还书。女儿担心，这样的朋友毕业后怎么能负责地对待生活和工作呢？所以，她决定通过这种信贷体系，让她的朋友学会承担必要的责任。实际上，她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一个银行信贷体系，这样的技能，仅仅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你不看低自己的孩子，她就会更有自尊、自信，也更有责任、更有创造力。于是，我们继续抓住每个机会巩固女儿的权威。
2010年暑假最后阶段，也算是她小升初的假期，我们全家开车去缅因州的海滨。那天是个周末，因为天突然热起来，人都涌向海滨，拥挤得出奇，一时都找不到停车位。我们在海滨开车转了半个多小时，几乎绝望之际，突然发现一个停车位，马上占领。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准备下海时，女儿突然发现，这里的海滩到处都是礁石，有些危险，也怪不得这里空出了停车位。我四下张望，从这里走到理想的海滩是不现实的，而这里的海滩虽然有不少礁石，但还是有不少人在玩，甚至还有救生员值班，证明基本的安全还是有的。我们两个人一起央求孩子，凑合在这里玩吧，否则我们开两个小时车来到这里，又要开回去，度假算是泡汤了。但是，平时很听话的女儿坚决不下海滩。我们无奈，只好上车另寻地方，并作好开回家的准备。幸运的是，到了最后时刻，终于在沙滩边上找到一个停车位，一家三口得以好好地玩了一天，等晚上回家，又路过刚才被女儿拒绝的海滩。一看我们全傻了：退潮之后，满滩的礁石全暴露无遗，幸好我们没有下去。第二天，我们夫妻商量之后一起向女儿道谢，说她比父母更有判断力。我还特别向她指出为什么不能总听父母的话：“看看，爸爸、妈妈经常犯错误，在许多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能盲从。我们当然希望你能认真听取爸爸、妈妈的建议，但是，你更要分析爸爸、妈妈的建议是根据什么。这次我们急着要下海玩儿，主要是心情太急，怕一天的假期泡汤了，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更冷静、更有理性，我们当然要听你的了。”
当然，孩子毕竟是孩子，11岁的孩子不能开车，不能选举，甚至不能独立行动，必须有大人监护，也必须听父母的话。我们也经常遇到过必须让孩子听话的情况，但是，简单命令是最懒惰的办法，结果往往造成孩子不情愿，甚至反叛。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孩子平等地讨论。
比如，我们碰到的一个大挑战，就是让女儿练钢琴，女儿喜欢钢琴，可就是不肯练。我们和她谈过许多次：“如果你不想学，就不必学，如果想学，我们就支持你，那就要学出个样子。”女儿也坦诚地告诉我们，她不想当职业音乐家，只是希望保持这个爱好。于是我们告诉她，不必一天练三四个小时，但是，即使是业余爱好，一天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还是要有的。否则弹不出个样子，乐趣在哪里呢？她对此没有异议，但是，一到练时，又要找借口不练。我不得不坐下来和她长谈：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练琴也很苦，爸爸、妈妈从来不强迫你干任何事情，是你自己要坚持学下去。甚至爸爸、妈妈让你放弃你就会哭。你想要的是结果，但不想为之付出努力，对不对？”
她无奈地点点头。
“不付出努力的人应该得到结果吗？能够得到结果吗？”
“当然不能。”
“好，那你希望爸爸怎么做？爸爸和你讲过朋友家的孩子，她小时候死活不弹琴，最终只好放弃了，到了高中时，她又看见同学弹得特别好，非常羡慕，问父母为什么不让她学。父母告诉她是她自己坚决不学的，结果她很不满地质问：‘你们为什么不像其他家长那样逼我学呀？’爸爸当然不会逼你，但你也想想看，如果爸爸不督促你，你即使每周上课，最后还是弹不好，过去学的技艺也浪费掉了。如果爸爸督促你一下，你现在也许不那么舒服，但是你能坚持下去。我现在让你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20岁了，钢琴荒废了，你回首过去10年，你是希望爸爸小时候督促你一下、推你一把让你坚持下来，进而能弹出优美的曲子呢，还是无所谓，觉得爸爸不必来烦你？站在你20岁的角度看，你希望爸爸怎么做？”
女儿沉吟了一下，马上说：“恐怕我还是希望爸爸督促我的。”
“好，我们一言为定，是你要求爸爸督促你，以后爸爸就每天督促你。你还是个孩子，有小孩子共同的问题，做事难以持久，这时候大人帮助督促一下也是有必要的。其实，不仅仅是孩子需要这种帮助，你看看那些奥林匹克运动员，自己花钱雇个教练。教练干什么？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在运动员练不动时大声吆喝，帮助运动员坚持下来，现在爸爸就是这种你自己聘请的教练了。”
这就是我们和女儿的关系，我说很难想象她会反叛，一大原因是她很难找到反叛的对象，孩子当然要听大人的话。但是，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也一天天地在学习如何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人控制。家长对孩子最大的责任，是不断地让孩子增强对自己生活的把握，让他们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学会运用理性对生活作出重大的抉择。许多父母成功地培养了“听话”的孩子，把这些孩子推进名校、送上优越的工作岗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孩子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不仅没有成长，反而萎缩了。他们变成了听从安排的一代，丧失了自身的生活动力，这恐怕是“父母皆祸害”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