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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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仁甫，即白朴，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先生，“元曲四大家”之一。《秋夜梧桐雨》，即白朴的杂剧代表作《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般简称为《梧桐雨》，写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传奇。《天籁词》即白朴的词集《天籁集》。使王国维惊异的是，白朴的《梧桐雨》沉雄悲壮，堪称元曲中最杰出的作品，而白朴的词却写得无比粗浅，原因究竟何在呢？或者因为开创易而因袭难，又或者因为以一个人的才华总不可能胜任所有的文体。欧阳修、秦观的诗远不如词，足以说明这个道理了。
王国维这样的揣测不免有些孟浪了。开创易而因袭难，这样的道理确实存在。不仅在文学领域，即便在学术领域也是如此，譬如在甲骨文的研究上，王国维本人就是“甲骨四堂”之一，很有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当时随便做一做什么都能够成果迭出，而在这门学问成熟之后，每推进一小步都要耗费惊人的气力。普通读者总是说现代社会少有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师，却不晓得假使民国学术大师们生活在今天，头顶的光环不知道要衰减多少光芒。又如能力相同的几个人打扫同一间屋子，第一个进去打扫的人会最轻松地取得最大的收效，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成果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个人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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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朴的《天籁集》沉寂了太久，朱彝尊编辑《词综》的时候广采博收，却没见过任何一首白朴的词。白朴词重见天日的经过，朱彝尊在《天籁集序》叙说道：
明宁献王权谱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父[甫]居第三，虽次东篱、小山之下，而喻之鹏抟九霄，其矜许也至矣。余少日避兵练浦，村舍无书，览金元院本，最喜仁父《秋夜梧桐雨》剧，以为出关、郑之上，及辑唐、宋、元人诗余为《词综》，憾未得仁父只字，意世无复有储蔵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杨希洛氏千里造余，袖中出兰谷《天籁集》，则仁父之词也。前有王尚书子勉序，述仁父门世本末颇详。始知仁父名朴，又字太素，为枢判寓斋之子。后又有洪武中国子助教江阴孙大雅序，及安丘教谕松江曹安赞。余因在考元人诗集，则匪独遗山元氏与枢判襟契，若秋涧王氏、雪楼程氏，皆有与白氏父子往来赠送之诗，盖寓斋子三人，仁父仲氏也，其伯叔诚父、敬父。敬父官江西理问，雪楼送其之官，有“思君还读寓斋诗”之句，此亦敬父昆弟之父执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是集希洛得之于其裔孙驹，将刊行，属余正其误，乃析为二卷，序其端。竹垞老人朱彝尊。
朱彝尊也是从杂剧开始认识白朴的，也和王国维一样认为《梧桐雨》造诣最高，当在关汉卿、郑光祖的作品之上，但白朴的词无论如何也寻访不到半句。康熙三十九年（1700）八月，六安秀才杨希洛不远千里专程拜访朱彝尊，携来《天籁集》，说明代初年，白氏家族从姑孰迁到六安，词集一直在家族中妥善保存着。杨希洛是从白朴的裔孙白驹处得来这部词集的，准备刊刻发行，特意找到词坛盟主朱彝尊，希望得到后者的订正和推介。
朱彝尊非但为《天籁集》作了序言，还写了一篇简短的跋语：“兰谷词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当与张蜕庵称双美，可与知音道也。”这是从风格上判断白朴的词与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一脉相承，学辛词的人往往流于叫嚣，也就是王国维所谓的粗浅，但白朴没有这个毛病，足以成为一代词坛名家。元人擅长填词者很少，白朴的词可以与张翥（号蜕庵）并称双美。
张翥是公认的元代第一词家，所以朱彝尊为《天籁集》写的跋语虽然简短，却可谓极尽推崇之能事了。而王国维评论《天籁集》，似乎专门针对朱彝尊的评语。两人虽然都承认白朴学到辛弃疾的词风，但朱彝尊以为“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王国维以为“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孰是孰非，我们不妨直接从白朴的作品中直观地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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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籁集》中选一个王国维最不喜欢的词牌——《沁园春》，词牌下有自序说：“夜枕无梦，感子陵、太白事，明日赋此。”白朴在某夜失眠的时候浮想严光、李白两位先贤的往事，第二天以词记之：
千载寻盟，李白扁舟，严陵钓车。故人偃蹇，足加帝腹；将军权幸，手脱公靴。星斗名高，江湖迹在，烂熳云山几处遮。山光里，有红鳞旋斫，白酒须赊。
龙蛇起陆曾嗟。且放我、狂歌醉饮些。甚人生贫贱，刚求富贵，天教富贵，却骋骄奢。乘兴而来，造门即返，何必亲逢安道耶。儿童笑，道先生醉矣，风帽欹斜。
白朴之所以对严光和李白情有独钟，是因为自己一生布衣，有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的孤高。这种孤高在同时代里太难寻到知音，只有远溯前代，从往圣先贤中寻觅精神伴侣，这正是“千载寻盟，李白扁舟，严陵钓车”的意义所在。
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漫游宣州（今安徽宣城），写诗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严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少年时的同窗好友，刘秀称帝之后极邀严光做官，严光坚辞不受，归隐富春山，以钓鱼为乐。在白朴看来，千万隐士之中，只有李白和严光最值得敬佩，因为他们都深受帝王的赏识，明明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却绝不因此而放弃人格上的坚持。
“故人偃蹇，足加帝腹；将军权幸，手脱公靴”，这几句分述严光、李白的两则事迹。严光的故事是：刘秀称帝后邀严光进宫叙旧，两人几日来同吃同睡，严光毫不拘束，睡着时脚甚至压在了刘秀的肚子上。翌日太史奏报说夜观天象，有客星侵犯御座，刘秀不禁失笑。李白的故事是：传说李白在长安时，有一次在酒酣中起草诏书，使杨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
“星斗名高，江湖迹在，烂熳云山几处遮。山光里，有红鳞旋斫，白酒须赊”，李白字太白，太白即太白金星，严光引发了客星侵犯御座的天象，是谓“星斗名高”。有如此高名美誉，却甘心浪迹江湖。严光垂钓富春江上，随时将钓得的红鳞鲤鱼切为细脍，烹制美食，是谓“红鳞旋斫”。李白有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是谓“白酒须赊”。
“龙蛇起陆曾嗟。且放我、狂歌醉饮些”，龙蛇曾有腾跃之时，严光、李白都受过帝王的殊宠，而那段经历想起来只令人嗟叹罢了，何不自由自在地狂歌醉饮呢？《易经·系辞下》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严光、李白的退隐便如同龙蛇的蛰伏。
“甚人生贫贱，刚求富贵，天教富贵，却骋骄奢”，这等芸芸众生的庸俗嘴脸实在令人厌憎，但世界偏偏这样运作：贫贱中想求富贵，才一富贵便摆出骄人的嘴脸，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不惯，索性不与世俗往来的好。“乘兴而来，造门即返，何必亲逢安道耶”，这是《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的一则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居于山阴（今浙江绍兴），某日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思念起远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来，于是乘轻舟前往，足足行了一夜，待天亮时才到戴安道的家门。令所有人意外的是，王子猷忽然掉头返航，对同行人说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人生贵在适意，何必在乎旁人的眼光，于是“儿童笑，道先生醉矣，风帽欹斜”。儿童看到自己的醉态，笑话起自己被风吹歪了帽子的丑态，殊不知侧帽也有一则风流掌故呢：北朝独孤信姿容绝代，是所有人仰慕的焦点。一天他出城打猎，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风吹歪了帽子，但他要忙着赶在宵禁之前回城，并没有留心到这个小小的细节。等到第二天，城里却突然出现一件怪事：满城的男子尽是歪戴帽子的新式打扮。
这样一首自明其志的词，究竟是“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还是“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天籁集》，说它“清隽婉逸，调适韵谐”，这首《沁园春》庶几当得起这样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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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观点，王国维拉欧阳修和秦观来当陪衬，说他们诗不如词。
欧阳修是宋代诗人里屈指可数学习李白、韩愈风格的，追求诗歌的散文化。宋人虽然并尊李白、杜甫，但李白是天才型诗人，无门径可学；杜甫是学力型诗人，可以让仰慕者亦步亦趋。大家都去学杜甫，欧阳修却偏偏要学李白。正因为走上了这样一条费力不讨好的荆棘路，他的诗歌才比不上词作那般耀眼。
古体诗《晚泊岳阳》是欧阳修典型诗风之一例，依约看得到李白的影子：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诗句仿佛信手拈来，明白如话，却少了李白的那种天才洋溢。欧阳修最著名的诗歌《戏答元珍》偏偏是一首律体诗，看来还是从众比较稳妥：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首诗看似春光明媚，其实完全在发牢骚。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中央政府里爆发了一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欧阳修、范仲淹等人赢得了人心，却输掉了权力角逐，相继被贬出了朝廷。这是北宋政坛上影响很深远的一次事件，也给各位逐臣的心境与前程投下了散不开的阴霾。
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翌年，正在峡州做判官的好友丁宝臣（字元珍）以《花时久雨》诗相赠，欧阳修便作了这首《戏答元珍》回赠。题目说是“戏答”，只是为了掩饰牢骚罢了。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表面上是写山城偏远，花期较晚，而在传统的诗歌套语里，这分明是在抱怨皇恩不到。“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夷陵盛产橘子，又是著名的竹乡，颔联将这两种山城风物一网打尽，说二月春风未至，枝上积雪犹存，还挂着几只去年采摘遗漏的橘子；春雷虽然还带着寒意，但毕竟发出春天的消息了，地下的竹笋被雷声惊醒，准备破土而出了。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春来大雁北归，雁鸣声唤起人的乡愁，令人夜不能寐；抱病之身又勉强挨到一个新的年景，万物逢春，为何自己却感受不到一点暖意呢？于是陷入回忆：“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自己曾在那以似锦鲜花名满天下的洛阳为官，度过了多少赏花游园的日子，看花也看够了，此时困处山城，野花迟迟不开，又有什么所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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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的情形与欧阳修不同，他有多愁善感、细腻入微的性格，是天生的词人而不是诗人。所以秦观的诗写得很像词。钱锺书有评价说：“秦观的诗内容上比较贫薄，气魄也显得狭小，修辞却非常精致。”（《宋诗选注》）
这里选一首能代表秦观特点的《春日》：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短短二十八字，写足了春光的千娇百媚，但媚态也太足了些，以至于元好问《论诗绝句》有讥讽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和韩愈那种古雅朴拙的诗句相比，秦观的诗简直就像是小女生的作品。
还是钱锺书说了几句公道话：“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决不仅仅是一大间敞厅；不过，这些屋子当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绝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层楼上。”（《宋诗选注》）
钱锺书和元好问的矛盾观点其实无所谓谁对谁错，因为前者是以现代的文学眼光来看问题的，后者是以古代传统的诗歌本色来看问题的。在古人“诗言志”的传统里，诗歌写成秦观那样就是不好的。是的，词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写成那种味道，因为那是词的本色当行；诗歌不同，既负担着诗教的重任，又秉持着言志的箴言，始终要以雅正为上的。所以，无论以现代的纯文学的标准，还是采取古代的诗教与言志的标准，秦观的诗确实逊色于词，他毕竟天性就在词的一途，王国维所谓“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在他的身上是完全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