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和靖《点绛唇》、舜[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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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继续推尊冯延巳的地位：世人皆知林逋《点绛唇》、梅尧臣《苏幕遮》、欧阳修《少年游》三者是咏春草的千古绝唱，殊不知冯延巳早已写过“细雨湿流光”这样的绝妙好辞，这四篇作品同样写出春草的灵魂。
北宋那三首春草绝唱，起因全在林逋身上。林逋是西湖孤山里的一名隐士，或许是北宋年间最出名的一名隐士。林逋的出名，首先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他只是种梅养鹤，以“梅妻鹤子”的决绝姿态向世人宣告着自己的独身主义。儒家传统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生子嗣是最大的一种不孝，因为这会使祖先的灵魂得不到祭祀、供养，其性质基本等同于任由父母挨饿受冻。所以即便是隐士，也往往和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他们可以不理会朝政的黑暗，可以不理会世道的龌龊，但对于住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全靠人间香火供养的列祖列宗，他们毕竟还要担起一份责任。
但林逋不管这些，早年失怙的经历使他彻底摆脱了父母对子女婚姻大事的千篇一律的喋喋不休。他想做一个拥有最大限度上的自由的人，不受任何人的牵绊，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
独身主义者即便在今天也要承受不小的压力，何况是在久远的宋朝。所幸林逋虽然不曾像真正的隐士那样到深山更深处隐遁，但毕竟离群索居，用一道西湖水隔开旁人的议论纷纷。最蹊跷的是，他的生计居然也步入小康，雇得起应门的童仆了。
林逋喜欢自驾小舟往来于西湖周边的寺院，与高僧们诗词唱和。当有人登门造访的时候，童仆便将仙鹤放飞出去，林逋一看到鹤飞，就知道该掉转船头回家迎客了。
就是这样，林逋将日常生活打理成行为艺术，所以嘉客越来越多，客人们的身份也越来越高。士大夫们欣赏他的诗词与字画，更欣赏他的生活态度，于是林逋也就成了名士。与林逋这样的名士交往唱和，这也算是士大夫们为官场生活减压的一剂心灵鸡汤了。
诚然，对于那些在名利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林逋的生活虽然不值得效仿，却大大值得欣赏。所以当他们以貌似真诚的嘴脸表达钦羡时，林逋从来都不会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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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逋写诗，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名垂千古，填词只是偶一为之，以至于在《全宋词》里仅仅占到三席位置，其中吟咏春草的《点绛唇》虽然在今天的普通读者中并不知名，在当时却赢得文坛一流高手的既羡且妒：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
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
首句所谓金谷，本义是晋代首富石崇位于金谷涧的别墅。石崇曾在这里汇集当世名流送别王诩，后来江淹在名文《别赋》里写有“送客金谷”，于是创造出一个诗歌套语，以后诗人们说到金谷的时候，往往就有饯别的含义在。而草作为诗歌套语，同样有送别的含义。离歌、长亭、王孙，皆为离别意象，将离愁别绪烘托到最后，以一句“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作结。
这画面是春草乱生，无边无际，伴着同样看不到边际的南北东西的道路。草到底生向何方，不知道；人到底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还不知道。
这九个字仅仅描绘了一幅画面，看似纯粹的客观写实，却传达出了深沉而复杂的意思和情绪。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幅画，并且给这幅画起一个题目，我们可以用纯然描绘情绪的“茫然无措”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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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逋《点绛唇》一出，使无数英雄竞折腰。鲜有填词的梅尧臣跃跃欲试，交出一首《苏幕遮》，即上一章介绍过的那首。欧阳修也不甘人后，随即交出了一首《少年游》：
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首句点出凭阑远望，满眼春光。所谓“阑干十二”，“十二”是虚指，形容阑干曲折回还。中国传统的数字用法有几种特例，如三、九、三十六、七十二，常常都是虚指。“三思而行”如果翻译成英文，应该用英文习语中的“think it twice”，而不能译成“think it thrice”。巧合的是，英语里表示“三次”的thrice也指“多”，比如“a thrice-empty phrase”，意思就是“纯属空谈”。
“十二”也是一个特殊的数字，是所谓“天之大数”，这是从天文学上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而来的。周代制礼中，天子的服装、仪仗等，常常会出现这个数字，哪怕是送礼，上等礼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超过十二件即为非礼。
“十二”还有仙家的意味，如仙人居所是“五城十二楼”。李白为了写诗押韵，颠倒词序说：“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红楼梦》所谓金陵十二钗也有同样的仙家含义，十二名人间女子皆为天上仙子的化身。
“十二”与“阑干”的关系确立于江淹《西州曲》“阑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后来李商隐写《碧城》组诗有“碧城十二曲阑干”，便是由此而来的。所以这样的语汇已经演变为诗词套语，欧阳修只能写“阑干十二独凭春”，而不能写作“阑干十四独凭春”或替换成其他什么数字。也正是因为诗词套语承载着历史上的文化积淀，便使得许多诗句如“阑干十二独凭春”一般载有一些字面以外的含义，但这些都不是诗人的实指，而是要靠读者去仔细体会的。
倚阑远望，只见“晴碧远连云”，碧空之下的平原，芳草无际，绵延到辽远的地平线上。因此景而生此情：“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这是华彩的一句，“千里万里”是空间，“二月三月”是时间，“千里万里，二月三月”，就在这简单的重复当中，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从千里到万里、从二月到三月的“行程”，叠字的音色同时使人感觉到时间如同车轮般单调、跌宕、绵绵无尽。如此简单的字面，却创造出了如此上乘的艺术效果。《人间词话》第四十章讲“隔”与“不隔”的区别就以这句词为例，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下阕“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这是词的特殊语序，实则是说“谢家池上的吟魄与江淹浦畔的离魂”。《人间词话》第四十章说这句话“隔”，用典太深。
用典已经是“隔”，何况用典太深。但这似乎是一种过于苛刻的批评，因为“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都是很常见的典故。“谢家池”是谢灵运的池塘，谢灵运正是登上了这座池塘旁边的小楼才吟出那句千古传诵的“池塘生春草”；“江淹浦”取自江淹《别赋》中的“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两则典故都与春草有关，后者更点出了送别的意思。
用典到底深在哪里呢？因为若仅仅从“谢家池上”想到“池塘生春草”不仅是不够的，而且会产生错误的情绪关联。“池塘生春草”一句本身有一种生机盎然、造化自然运任的感觉，所以字面虽然普通，却传为千古名句。但欧阳修这里所取的并不是这层意思，而是一个更大的背景：谢灵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受到政治新贵的排挤，被迫出守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政治上远离中央，个人感情上远离家乡，心情郁闷，进退维谷。这个“远离”才是欧阳修的取意所在。我们只有这样理解，整首词在情绪上才是贯通的。但这个联想实在有些曲折，实在算得上用典过深了。
结尾“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情绪紧承上文，是说“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已经足够令人郁闷，更何况黄昏疏雨点点滴滴，更惹起对远行之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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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咏春草词都是一时之佳作，太难分出高下，但总还是有人想要强做区别，如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有评论说：欧阳修的《少年游》不但超越了林逋和梅尧臣，即便放到唐代温庭筠、李商隐的文集里也足以乱真。
而王国维的着眼点在于：在这三首词之前，冯延巳早已写过同样主题的作品，水平亦绝不在三位后辈之下。
冯延巳的春草词是一首《南乡子》：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其实倒不用王国维来鸣不平，前人对这首词已经有了不少誉美。宋人周晋仙说整部《花间集》只有“细雨湿流光”五字绝佳。（《贵耳集》）王安石曾问黄庭坚“李后主的词以哪句为最好”，黄庭坚举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王安石却说：“不如‘细雨湿流光’最妙。”王安石虽然张冠李戴，但经他如此品评，“细雨湿流光”一句便从此传诵人口、妙绝千古了。（《雪浪斋日记》）
但有一处细节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无论周晋仙还是王安石，谁也没说“细雨湿流光”是以春草为描写对象的。其实“流光”并不形容春草，“细雨湿流光”的下句“芳草年年与恨长”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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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人并未察觉此处误读。“细雨湿流光”与春草何干，只有佛雏的说法貌似有些弥合力：“此五字似从唐人‘草色全经细雨湿’句（王维）演化而来。大抵春草得细雨而愈怒茁、愈碧润，远望千里如茵，‘光’影‘流’动，若与天接。”（《“合乎自然”与“邻于理想”试解》）
草上“光”影“流”动，是为“流光”，这总有些望文生义的嫌疑。在“流光”一词的几个义项里，没有任何一项可以用来形容春草。唐诗凡用“流光”，或指似水年华，或指月光。和“细雨湿流光”相近的用法，有方干“空中露气湿流光”，但这首诗以“月”为题，露气打湿的不是春草，而是月光；有王景中“飘素衰萍末，流光晚蕙丛”，“飘素”和“流光”对举，虽然都落在草上，却一并是对霜的形容。
在冯延巳这首以闺怨为主题的《南乡子》里，“流光”只有两种可以成立的解释，一是月光，二是似水年华。以第二种解释为佳，“芳草年年与恨长”，芳草年年生长，正如她心头的幽怨年年都会生长一样。
她无时不在幽怨的情绪里，“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在寂寞的闺房里无数次回忆往事的每一点细节，于是“鸾镜鸳衾两断肠”，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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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误以“细雨湿流光”吟咏春草，我们且放过他的这个小小失误，看看他想要说明的道理究竟何在：这些词句之所以绝佳，是因为它们“皆能摄春草之魂”，换言之，它们都捕捉到了叔本华所谓“理想”，都达到了苏轼所谓“写物之工”。通俗言之，它们都捕捉到了春草所独具的、无可替代的特点。
无论是林逋“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梅尧臣“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还是欧阳修“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字面虽无“草”字，但无论用这几句词来形容任何其他事物都不可能贴切，它们只有在被用来形容春草的特点时才是最贴切、最让人信服的，也能让人在眼前一下子就浮现出春草萋萋的画面来。
《人间词话》第三十六章讲道：“美成《青玉案》[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周邦彦“叶上初阳”两句形容荷花而“得荷之神理”，正如这三首春草词咏春草而“皆能摄春草之魂”。此之魂即彼之神理，每种事物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点，能否抓到这个特点，亦即能否摄取其魂或得其神理，正是一首咏物诗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