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舜[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又]了。满地斜[残]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蹙]。”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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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填词风格，先以刘熙载的论断发端：秦观似乎一生都在学习梅尧臣“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的风格；继而提出自己的发现：欧阳修一生填词似乎也有所本，即冯延巳“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的风格。或者说，梅尧臣“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一语的格调正是秦观词的整体格调；冯延巳“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一语的格调正是欧阳修词的整体格调。
梅尧臣，字圣俞，是北宋初期的一位诗人，致力于为北宋诗坛拨乱反正。所谓“乱”，当时西昆体流行，雕琢形式而脱离现实；所谓“正”，就是要平朴真切、抒写生活。
梅尧臣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矫枉过正，如果把他的诗翻译成白话，我们会以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乡土作家的作品。钱锺书说，梅尧臣追求平淡，但往往平得没有劲，淡得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地用一些笨拙的、不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比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茶之后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从坑里跳出来，又掉到井里去了。（《宋诗选注》）
其实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也可以写得很唯美，李商隐就写过一首题为《药转》的如厕诗，朦胧美艳，和《锦瑟》都能有一比，以至于很多人根本读不出它的主题：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颈联揭开谜底，孙皓长筹、石崇香枣，全是如厕的典故。题材龌龊到这样的地步，修辞依然可以美不胜收，但在梅尧臣看来，这样的美显然与朴拙之美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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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并不以文艺理论成名，但他的一些文学主张已经很有晚近的意味，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会使我们想起王国维所谓“不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会使我们想起王士祯与张惠言的填词纲领。只可惜我们从梅尧臣的诗歌里很难窥见这样的风采，即便他真的写出了什么言外之意，大约也只是如《陶者》这般：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前两句写烧瓦的陶匠任凭如何辛苦劳作，自家屋上却没有片瓦相遮；后两句写那些完全不事生产的人居然住在广厦豪宅里。只做描摹而不加评论，想做的评论自然在这一组对比当中呼之欲出。其实这样的感慨只是一种直观的同情，却不自觉地背离了儒家正统。
战国年间，农家人物陈相与孟子有一番对话，陈相持梅尧臣式的朴素观点，认为人人都应当通过劳动来获得衣食，即便国君也不例外，而孟子反驳说：自给自足是行不通的，社会需要分工协作；纵然你们有能力自耕自食，难道还要自己织布、炼铁不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社会需要分工协作，管理者可以拿到比生产者更高的薪俸，这确实是“天下之通义”。当然，生产者无论如何也不该无片瓦遮身，管理者无论如何也不该仅仅凭着寄生便安享万千广厦。但梅尧臣想要揭示的显然不尽于此，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站在了陈相的立场上，可见他是如何一个头脑天真、性情质朴的人。这样的人，对世界会充满许多仅仅基于直观的离奇谬见，但这恰恰也是诗人的最必要的素质。所以梅尧臣的诗里常有一些为诗人所特有的愚蠢，但那同时也是诗人所特有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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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在诗歌史上算是一位特色人物，却罕有填词，宋词选本里很少能见到梅尧臣的名字，《全宋词》也仅有两首在录，其中一首《苏幕遮》就是“落尽梨花春又了”一语的出处所在：
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
窣26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愈是熟悉梅尧臣的诗，愈是难以想象他竟然写得出这样一首婉约伤感的词。不过以梅尧臣本人诗与词的对比，倒是最能看出当时的士大夫对这两种文体持有怎样不同的态度。
这首词通篇描写春草，但不是写一个特定时间里对春草的观感，而是囊括春草从生长到枯萎的全部过程，再置以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于是便生出“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气氛。
上阕给出一个还算明快的画面，那是雨过天晴，江天爽朗，被雨打过的一片茫茫春草正是最喜人的颜色，而人物也是与之相配的：所有人中，只有那个如庾信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最是年轻，看他那一袭青衫，映着春草的嫩绿。
“独有庾郎年最少”，庾郎本指庾信，而以“郎”相称，是说他正值青春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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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生平遭际充满了戏剧性的逆转与不可救药的无奈。还在童年时期，庾信便凭借高贵的血统出身随父亲出入于萧梁宫廷，成年后出任东宫学士，文名益发卓著。不幸梁武帝萧衍晚年昏聩，终于招致侯景之乱，几乎亡国。及至台城陷落，庾信流亡江陵，辅佐刚刚继统的梁元帝萧绎，任职御史中丞。在这个多事之秋发生了一场令庾信更加手足无措的国难：就在他奉命出使西魏期间，西魏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吞并了萧梁。突然间无家可归的庾信只有留在西魏都城长安，在春花秋月中缅怀故国。
其实如庾信这般名满天下的才子在任何一个政权下都不必忧心个人的前程，因为愈是四分五裂的时代愈会珍重人才。西魏将庾信待为上宾，委以要职，以真诚的文学趣味欣赏着他的绝代才华。然而庾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对故国家园的留恋是任何荣华富贵都无法抵偿的。及至北周取代西魏，王朝的沦亡并未影响庾信的通显，他甚至还得到加官晋爵。
世事如棋，北朝有北周代西魏，南朝也有南陈代梁而兴。北周与南陈建交，达成一个相当人性化的协议：准许流寓北方的南国人士重回故土。庾信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却没想到协议中白纸黑字地注明特例：只有庾信和王褒不得南归。声名负累，一至如斯。作为文化旗帜与国家宝藏的庾信也只有以苦笑面对这份殊荣了。
庾信的文学创作，在被留西魏之前，是典型的宫廷式样，华丽繁缛，往往徒有其表，此后则既有思乡怀国之苦，又有被迫仕敌之辱，风格一变而为沉郁，所以杜甫有诗“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我之所以详述庾信生平，是因为宋词选本一般讲到“独有庾郎年最少”时，只是说“庾郎”本指庾信，词中代指离乡宦游的青年才子。这话虽然不错，但“庾郎”的意象还有一层深意，与萋萋芳草的意象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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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套语，给人以远行的联想：茫茫芳草接天涯，离人越行越远，仿佛芳草在为人送别。白居易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最后两句就是“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平原上的芳草就这样满载别情地送王孙远去。
“王孙”一词，本义是天子之孙。周代分封建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天子之子称王子，孙称王孙，封君之子称公子，孙称公孙。秦始皇扫平六合，封建社会转型为集权社会，王孙、公孙之类的称呼虽然沿袭下来，却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变为对世家子弟的统称，后来便进一步泛指青年男子了。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远行而不归，只见时光荏苒，春草又生。自此以后，芳草、王孙、远行、不归这四者便联系在一起，诗人每咏芳草，举其一便知其三。
梅尧臣这首《苏幕遮》也不例外，下阕“接长亭，迷远道”，开始出现离别的意思。古时道路建设，每十里设一长亭，每五里设一短亭，以供旅客休息，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历来传为名句。
举目远眺，只见萋萋芳草远接长亭，遮蔽了远方的道路，于是思念离人，“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怨那远行的王孙，怨那年最少的庾郎为何一再误了归期。“落尽梨花春又了”，在久久滞留中又是一年，只见“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梨花落尽了，春天过去了，在残阳的照耀下，满地的青草在迷蒙的烟霭中就这样老去了。
字面是说青草已经老去，而当初年最少的庾郎却迟迟没有踏上归程，实则是说庾郎已老，思归而不得。为何思归而不得，这便扣合了庾信的身世：人生去留终是不由自主的。
梅尧臣用到“庾郎”这个意象，既非仅仅代指青年俊彦，如以谢娘简单代指才女一样，亦非直接以庾信为典，而是着重在庾信思归而归不得、不得不终老异乡的境况，与其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时候为对照。这个对照，会在所有宦游者心中引发共鸣，这才是整首词的核心所在。以《人间词话》西学背景下“优美—宏壮”的美学理论来看，这首看似优美的小词其实表现的是宏壮之美，因为它分明在摹写那震慑人心的、使人彻底丧失抗争意志的强力，即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
只有理解到这一步，才能明白刘熙载所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的含义。婉约风格的词人太多，但只有秦观，在婉约中写出了宏大的悲剧感。
其实刘熙载并不曾看到这一层的关联，他只是误打误撞地说对了话。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下文是：“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刘熙载对秦观的评价，不过是说秦观上承花间风格，却多了一种旁人没有的幽趣。至于“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一语与秦观词中的悲剧感的契合，却是刘熙载不曾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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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梅尧臣这首《苏幕遮》并非本色天成、有感而发，而是刻意锤炼出来的，这或许会令心地纯真的读者们有些失望，然而实情正是这样，这是下一章里将要讲到的内容。
《人间词话》本章的要点承接前一章，继续集中在冯延巳身上。“芳菲次第长相续”数语出自冯延巳《玉楼春》：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27南浦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
词的主旨似乎只是劝人及时行乐罢了。正当初春，词人眺望远天，雪云仿佛突然间变成了春云，冬寒仿佛还只是昨天的事情，既然春光乍来，正该尽情游赏。梅花开遍，水波也呈现出酒绿色的春意了。梅花从南枝开到北枝，春光从东方一路向西征服世界，唤醒遍地花开，如同一个太过多情的人。每每在酒醉时苦苦期盼春天，春天终于来了，就不要过早地皱起伤春的眉头吧。
倘若仅仅是享乐主义的词风，那一定不是欧阳修所独学的。北宋初年歌舞升平，官员薪俸又为历代最高，所以享乐主义风潮弥漫全国，歌宴酒会几乎到了使士大夫们应接不暇的程度，填词唱曲每每是对酒当歌、及时行乐的内容。“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学的并不是“花开堪折直须折”的情调，而是冯延巳词中藏在享乐主义背后的那种特有的沉郁苍凉。如叶嘉莹所谓，冯延巳的词是缠绵郁结、热烈执着，欧阳修的风格则是抑扬唱叹、豪宕沉挚。欧词抑扬往复、深挚沉着的一面便与冯词缠绵沉郁之致颇有相近之处。（《唐宋词名家论稿》）
我们看同样表现及时行乐的词作，宋祁“与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词足即意足；晏殊“座有嘉宾尊有桂，莫辞终夕醉”，只一派太平气象；欧阳修“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却独有一种豪宕沉挚的气质，换言之，既洞晓命运的苍凉，又有一种乐观主义的自信。这是最难得的一种乐观主义，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乐观主义，在欢笑的深处总能让人不期然地撞见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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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者看来，乐观主义要么意味着无知的浅见，要么意味着庸俗而世故的生存技巧。我们需要积极向上的情绪，需要让自己的正能量满格，全不介意正能量真正满格的人是义和团和传销者。乐观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上焉者积极进取，下焉者轻松跨越人生的坎坷。乐观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它不顾任何理据地阐释了宇宙人生，而我们之所以接受它，不因为它真实，只因为它有用。
智者永远不会停歇对真相的渴求，于是注定会发现：倘若我们不为人生强加一个意义，那么我们真的看不出人生有任何意义可言。所以伟大而深刻的文学永远是悲观主义的，至少不脱悲观主义的基调。
悲观主义里的乐观主义是最有美学意义的，欧阳修的乐观主义正是如此：明知道春天一定会弃自己而去，明知道歌宴酒会终将烟消云散，明知道政治理想悬在高不可及的云端，明知道强大的反对势力终将剥皮煎骨地吞噬自己……明知道以个人的卑微无力抗争命运的强悍，但仍要在输给命运之前做出最后一搏，仅仅为了给自己赢得一点毫无用处的体面。这样的内涵，正是欧阳修词与冯延巳词最为相似的地方。
有趣的是，两人的词风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常常混淆了作者。尤其填词在当时并不似写诗著文一样是一种正经事业，所以词作不像诗歌、文章一样被作者认认真真地编辑成册，而是任意流传于坊间，被歌女和乐师辗转传抄。这首被王国维认作冯延巳作品的《玉楼春》便同时被归入冯延巳与欧阳修的名下，考证乏力的学者们只有处处存疑，言人人殊。唐圭璋编的《全宋词》可谓今天的权威版本，便将这首词收录在欧阳修名下，只是末尾附言说：“此首别又作冯延巳词，见《尊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