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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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王国维品评晚唐至五代的三大词人,从三人各自的词作里撷取一句以定每位词人的词品,出乎尔、反乎尔,这算是一种特有的文人情趣吧。
三句词分别是“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和泪试严妆”,皆非评价性的语言,而是形象化的描绘。以形象化的描绘来比喻诗文风格,正如以画喻人一般,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譬如钱锺书有考证说,李商隐的名篇《锦瑟》其实是一篇喻诗之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以这两联名句来形容自己特有的写诗方法与艺术风格。这个结论太武断了些,但这样的奇妙趣味在古人那里倒也并不稀奇。
“画屏金鹧鸪”是温庭筠的词句,而这一句恰恰是温庭筠词品的写照。正如人有人品,词亦有词品。“词品”作为文学评论的概念,来自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它的含义首先与“本色”有关。
在刘熙载看来,文学创作最要紧的一点便是本色,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本来面目,切忌俯仰随人或装腔作势。只要守住本色,即便你讲出的东西早已被前人千万次讲过,也没有一点要紧。为了阐释这个主张,刘熙载还专门填有一首《虞美人》:
填词有意夸工巧,工处还非妙。要全本色发天机,试问桃花流水岂人为。
湘渔拨棹歌清调,欸乃谁能肖。爱渠从不解填词,自后填词填字可休提。
桃花流水、渔人棹歌,一切尽是天然本色,自然而然,所以旁人无法模仿;而与其耗费模仿的功夫,倒不如“要全本色发天机”,不刻意要“创作”什么,全不存填词的念头,只在天机发动处任词句自然涌上心头。
在这样的标准下,写作者自然切忌成为职业文人,职业文人的作品自然也全无足观,那些呕心沥血、反复推敲之类的功夫最要不得。那么,既然词不是刻意而为的结果,而是本之于本色天机,词人的品格自然也就会被带到词的品格里,这便是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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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将词品依次分为三等,借宋代陈亮《三部乐》的词句,分别是:媻姗勃窣、峥嵘突兀、元分人物。其中“元分人物”是第一等,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一类;“峥嵘突兀”次之,虽然比不上“元分人物”,却不乏独创精神;“媻姗勃窣”最下,匍匐在别人脚下畏首畏尾,最不足取。
在今天看来,无遮无掩地显示本色似乎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愈是缺乏教养的人愈是本色天真。以《水浒传》人物为例,李逵最见本色,宋江最无本色,平常人每每介于李逵和宋江之间。但是,填词若填出李逵的味道,我们很难想象这会是什么好事,而以此类推的话,二人转显然也好过巴赫、亨德尔的宏大乐章了。
人类最见本色的事情莫过于饮食男女,而见利忘义、趋炎附势、贪生怕死显然也远较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更见本色天真。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真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至于为何同样性本善的人有些成为好人,有些成为坏人,那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所以,许多在今天被认为是本色天真的事情,并不能得到古代儒家的认同。
譬如柳永的词最是俚俗,最有诲淫诲盗的本色天真,而刘熙载批评他的“酒恋花迷,役损词客”的词句说:“这种人只能被称为流连花酒的轻薄子,不配称为词人。词人要有宽旷的胸襟和高远的情致。”
刘熙载继续发挥道:欲不是情,这是我们首先要辨明的问题。情的极致是什么呢?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欲和情非但不同,甚至彼此对立,此消彼长。词家要达到的境界,是名教之中自有乐土,儒雅之内自得风流。(《艺概·词曲概》)当我们真的将刘熙载的“词品”概念追根溯源,却在文艺趣味之外发现了正统儒家的道德标杆。
在相当程度上,王国维并不认同刘熙载的“词品”概念,所以当他在《人间词话》这一章里论说词品的时候,大略只是借瓶装酒罢了,意在概括词人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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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屏金鹧鸪”出自温庭筠《更漏子》(柳丝长),如果说这五个字可以概括温庭筠的词品,那么我们便可以参考叶嘉莹的解释:“温词风格之特色确实在于华美浓丽而缺少鲜明生动的个性,恰似画屏上闪烁着光彩的一只描金的鹧鸪。”
泛泛读来,温庭筠的词确实会留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但我相信,只要细细品味,便会怀疑,这样的评语是否低估了温庭筠呢?就以这首《更漏子》为例吧,若我们将“画屏金鹧鸪”纳入上下文里,就会发现它的含义以及艺术性并不那么简单: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读这首词首先要留意韵脚。为了使韵脚明晰,在此我将这首词断为四行,句号处为韵脚,换行即换韵,平声韵与仄声韵交叠,有一种轻巧的声音美,如同女子的浅嗔轻笑一般。第三行里,幕、阁皆为入声“十药”韵;第四行里,垂、知皆为上平声“四支”韵。今天字音早已变易,我们对诗词的古音只有靠海量的阅读来培养语感了。
词句描写一个春天的夜晚,女子惆怅难眠,听着如丝的雨水滴答在花丛中的声音,仿佛铜壶滴漏。这样轻柔的、有节奏的、简直可以催眠的声音竟然惊起了栖息的大雁与乌鸦,她还醒着,看着画屏上金线绣成的鹧鸪图样。有薄薄的香雾透过帘幕,倍添惆怅,她背对红烛,垂下帘幕。她在对他魂牵梦绕,他却毫不知情。
白话翻译实在勉强,因为温庭筠完全在用意象并置的手法,主语与动词需要读者来填补,而填补的空间又过于阔大了些。尤其是上阕最后几句“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全无逻辑可言,直译会译成这样的语言:“惊起了塞上的大雁,惊起了城里的乌鸦,画屏上金色的鹧鸪图案”。且不论柔柔的春雨如何能惊起塞雁与城乌,单说“惊塞雁,起城乌”,两个动宾结构,是外景,是远景,为什么突然接上一句纯名词的、内景的、近景的“画屏金鹧鸪”呢?所以曾有人这样评价道:这首词《更漏子》总体来说意境不错,只可惜“画屏金鹧鸪”一句是硬插进去的,文理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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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罗列名词、不顾语法,正是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典型特征,庞德、艾略特这些名家莫不如此,而他们这样一种诗歌观念,源头恰恰就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而温庭筠又是中国古典诗人中最有意象派韵味的一个。我们且看他的五言律诗《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这首诗摹写旅途中的一刻:清晨从小旅店中醒来,将乡愁放在一边,无奈还要继续上路;鸡鸣入耳,月色尚未在晨光中消隐,板桥上寒霜未融,印着早行者的足迹;山路上槲叶纷纷飘坠,驿站的墙头上盛开着鲜艳的枳花;忽然想起昨夜梦到杜陵的家,那里池塘水暖,有凫雁优游。
这首诗以颔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负盛名。两句话,十个字,既没有一个动词,也没有一个形容词,完全是名词的罗列,但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画面的力量也一下子就打动人心了。
“画屏金鹧鸪”也是同样的道理,只用意象的并置营造一个画面出来,至于名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至于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任凭读者自己去找,动词也任凭读者自行添加。所谓意象派风格,读者只能观象取意,这倒颇有几分张惠言的气息。
历代注家解释温庭筠这首《更漏子》,往往言人人殊,所以,若我再多发明一种说法,应该不为过。我以为对任何一首词,首先要把意思贯通下来,从主旨、章法、套语等环节出发,推究那些不大明确的地方。这首词的主旨就在最后一句“梦长君不知”,从这一句来推究上阕,含义便呼之欲出了:“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柳丝是细长的,春雨是绵长的,迢递的更漏声也是绵长不断,这就是意象派的意象叠加的手法,这些意象叠加起来,正如女主角的“惆怅”与“梦长”,也是那样绵长不断。“惊塞雁,起城乌”则暗示着这样的绵绵思念别人都能感觉得出,而“画屏金鹧鸪”正是对“梦长君不知”的嗔怪——金鹧鸪只是画屏上的假鸟,感受不到“花外漏声迢递”,所以不会像塞雁和城乌那样惊起;女子的意中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任凭女子如何思念,如何纠结,如何夜不能寐,始终懵然无知。所以最后这一句“画屏金鹧鸪”正是全词的点睛之笔。
读温庭筠的词,一定要静下心来,反复吟诵、咀嚼。意象派的诗歌不一定都有确定的含义,但其魅力也恰恰在于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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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以“弦上黄莺语”来评韦庄的词,这里仍用叶嘉莹的解释:“韦词风格之特色确实乃在于诚挚真率、出语自然,恰如弦上琴音之于枝上莺啼的自然真切。”
韦庄词确实自然真切,只是王国维未必这么认为。王国维对于唐、五代词人,推崇李煜、冯延巳,贬低韦庄、温庭筠,所以在他的眼里,“弦上黄莺语”并非真正的黄莺语,不过是琴弦的模仿而已,断不会“自然真切”。
韦庄是自晚唐入于五代的人物,字端己,京兆杜陵人。这个杜陵,也就是前述温庭筠《商山早行》“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的那个杜陵,也是李商隐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所在的那个乐游原。这里是长安附近的胜地,秦代置杜县,汉宣帝在此筑陵,因此改称杜陵。家在杜陵,毗邻长安,对于读书人而言实在有近水楼台之便。
韦庄少年失怙,家境贫寒,科举考试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幸而韦庄天资过人,又因为地利之便而省去了赶考的旅费。韦庄的科举之途并不顺遂,尤其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应举的时候,恰逢黄巢叛军攻陷长安,天翻地覆的剧变浪潮裹挟着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使他仓促间看尽一出出人间惨剧。
这段经历促使韦庄写成了乐府长诗《秦妇吟》,借一名长安逃难女子之口,道出那一场家国之变中种种骇人的细节。“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是其中最为盛传的两句,怕不是因为这两句最惊悚,而是因为诗中还有太多如“朝餐一味人肝脍”以及“黄巢机上刲人肉”的描写血腥到令人不敢面对的地步。
在黄巢之乱平息之后,《秦妇吟》成为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韦庄也因此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韦庄终于进士及第,授职校书郎。当时中央政府日薄西山,封疆大吏各自割据一方,机缘巧合,韦庄受到蜀地王建的赏识。后来王建创建蜀国(史称前蜀),定都成都,以韦庄为相,典章制度悉出其手。
韦庄仰慕杜甫,来到成都之后,寻到杜甫当年浣花溪畔的草堂遗址。那时的草堂既没有成为景区,亦不曾被保护为文化遗产,只剩下杂草丛中的几块砥石了。韦庄于是重建草堂,从此在那里过起了秤薪而爨、数米而炊的极简生活,与宰相身份极不相称,为此还很受人们的非议。
韦庄擅填词,有《浣花词》五十四首。虽然时代风气所致,韦庄的词也似温庭筠词一般有闺阁韵致,宜于歌宴酒席的传唱,但也很有一些言辞质朴、隐隐有九曲回肠的佳作。“弦上黄莺语”一语所出的《菩萨蛮》正是这样一首作品: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这是一场深情款款的话别,似是夫妻相守的最后一个夜晚:她在灯下为他弹响琵琶,而他不得不和她挥泪道别;她劝他早些还家,她说她会一直在家里等他。
常州词派名家谭献对这首词有一句极精当的评语,说它如同词坛的《古诗十九首》,读者应当以读《古诗十九首》的心眼读之(《复堂词话》)。《古诗十九首》是汉魏年间的古体五言诗,那是五言诗刚刚发轫的时代,所以丝毫不事雕琢,甚至有一点笨拙,却别有一番璞玉浑金的味道,而六朝隋唐以后的五言诗再也学不出这种味道。
韦庄的《菩萨蛮》比之《古诗十九首》毕竟雕琢、工整太多,但字里行间真的很有《古诗十九首》的真挚和朴实感,确实称得上自然真切。陈廷焯也准确把握到韦庄词的这个特点,说填词发展到韦庄这里,“语渐疏,情意却深厚”(《词则》)。
韦庄的《菩萨蛮》一组五首,层层推进,愈读下去便愈陷入那一往无前的深情里去。这已经完全不复是歌女的词,而是诗人写给自己的词,记录心底最深处的伤感。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组词总令人感觉有超越男女相思之外的含义,仿佛真如《离骚》一般以美人香草喻托政局与身世。虽然说诗无达诂,文无达诠,但韦庄以一番情深深、雨蒙蒙的柔声细语传达给我们阔大而沉郁的想象,总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一组词,待第十四章再做更加深入的解说,接下来我们又该领略冯延巳的词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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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评冯延巳的词品,撷选“和泪试严妆”。这一句原是摹写女子在悲苦中既抑不住泪水滚落,又强自坚持着梳妆打扮,呈现最美丽的自己。
何谓严妆,严即妆,严妆即梳妆。这一词义源于东汉的一项避讳:汉明帝名叫刘庄,人们为了避讳,“庄”一律改为“严”,那时候连《庄子》都被改为《严子》,名人庄光被改称严光;“庄”的同音字也要避讳,于是“装”“妆”都被替换为“严”,文献中出现了治严(治装)、严车(装车)之类貌似古怪的词汇。魏晋六朝时期,对“庄”虽早已无须避讳,但文字义项的改变早已相沿成俗了,“严妆”便与“梳妆”同义,如《孔雀东南飞》中的“新妇起严妆”。
“和泪试严妆”出自冯延巳《菩萨蛮》:
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
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这是一首闺怨主题的作品,在《花间集》大量的闺怨词里却很出挑,镌刻着冯延巳出品的风格标志。和温庭筠相比,如果说温词的闺怨是写怨情,冯词则写出了悲情,单是“和泪试严妆”这五个字便极有悲情气质。女子满心悲伤,止不住泪水,却仍然妆饰整齐,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而“落梅飞晓霜”的意象也分明烘托出孤傲与高洁。
这也许真的只是闺怨,只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恨交织罢了,而我们却可以读出更深的内涵,读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爱,一种在愁怨中独自坚强的高贵。
我们不知道那女子究竟是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也许只是一名平凡歌女,也许只是鬼迷心窍地思念着一个庸俗不堪的负心汉罢了,然而经过冯延巳的描摹,却自有一种凛然不可亵玩的高贵的气质。忧愁、无奈、孤单、无可依托……无论怎样,都能够坚强而脆弱地保持着最后一点尊严,这正是冯延巳特有的格调。王国维这一章里分论温庭筠、韦庄和冯延巳三大词家,以“和泪试严妆”论后者最是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