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柳宗元不仅是科场同年，而且是终生好友，为了让刘禹锡能奉养老母，柳宗元甘愿用自己的贬所换取刘禹锡更荒僻的播州，柳宗元去世之前，专门给刘禹锡写信托付后事，其文集也由刘禹锡收藏并刻印；他们的文学声望也大致相等，都是在中唐享誉一时；两人的政治命运也十分相似，都是因为永贞革新而被贬，远窜遐荒。但是，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年仅四十七岁，而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过三任刺史，终于太子宾客之职，享年七十一岁。我经常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位好友命运的如此不同？
翻看两人的诗作，不难发现，柳宗元诗歌大多是抒发被贬之后的悲凉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文多悲怆，辞甚凄凉，似乎作者不是用笔墨，而是用鲜血写就了这些诗章；而刘禹锡固然也有抒发贬谪之情的诗歌，但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这些并不占主要地位，更值得人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块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小花园，这块花园，几乎是此前的其他诗人都没有的，而恰恰就在这块小花园里，栽种着欣欣向荣的青青芳草，盛开着极富生命感的艳丽的鲜花。或许，这就是诗人在贬谪的困顿和凄凉中对抗官场和命运的凄风苦雨的雨伞？这片小花园的门上，写着三个字：竹枝词。
竹枝词，简称“竹枝”，早期的竹枝词多以“竹枝”和“女儿”两词作为衬词，估计竹枝词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竹枝词又叫“巴歙”，巴即巴郡，即现在重庆东部奉节至宜宾一带，歙就是民歌。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说：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
巴人善歌舞，他们民间的竹枝词都是能唱能跳的，每逢佳节，巴人便聚在一起，击鼓踏歌，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并序》中曾记载过观看巴人唱竹枝的热闹情景：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仟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
刘禹锡初贬朗州司马，朗州即今湖南常德，靠近屈原故里。在这篇文章里，刘禹锡曾说自己受屈原《九歌》的启示而创作了一些诗歌：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这种音乐，在一般士大夫眼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居易谪居江州的时候，就说当地的民歌是“呕哑啁哳难为听”。虽然刘禹锡也随着大流先承认竹枝词“词多鄙陋”，但是他自己却不避这村野鄙陋，而是以士大夫身份，主动去采集民歌，并改造民歌，创造民歌，于是，竹枝词这朵原本只在深山中开放的小花，被诗人移栽进了唐诗的江山。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文人诗歌多以典故卖弄学识，而民歌则多用比兴寄托情感，以双关表达情愫。这首竹枝词首句便描写出一幅充满生命感的鲜活画面：春和景明，杨柳青青，女孩斜倚碧树，江上传来情郎撩人心扉的情歌。这种景象，即使是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只能在《刘三姐》一类电影中看见。学者的典故大多来源于古书，而民歌如果说有“典故”的话，这“典故”也多半来自身边的自然，来源于自己与自然交接时的生活体验：东边日出西边雨。没有佶屈聱牙的古文，没有晦涩高深的春秋笔法，自然之母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最富于生命张力的诗歌题材。而末句更是借用巧妙的谐音双关：你不是说无晴（无情）吗？为什么还是有晴（有情）呢？生长在明澈山水里的女孩，是不会有深宅大院里的闺秀们那么深的心思的，看到这首诗，仿佛就看见了水一样明澈的女子的内心：情思柔婉，神韵自然，毫无做作之态。如果不看落款，恐怕很少有人能相信，这首竹枝词就是出自饱读诗书，动辄子曰诗云的文人之手。
上面这首竹枝词是刘禹锡流传最广的一首诗，除此之外，他其他的竹枝词也是颇可圈点，流传甚广的。如他借女子之口表达对爱情前途的担心：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用竹枝词体裁表达贬谪之苦：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用竹枝词表达人世艰难，人心难测：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用竹枝词表现人心易改：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刘禹锡在朗州十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施蛰存先生则说刘禹锡采集、改编、创作竹枝词应该是在他担任夔州刺史之时。这些问题，还是留待学者解决吧。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影响，就连留恋京都琵琶曲，而看不起“山歌与村笛”的大诗人白居易，也忍不住写起了竹枝词，他在诗中说：
竹枝苦怨怨何人，
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
愁杀江楼病使君。
——《竹枝词》其一
江畔谁人唱竹枝，
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
多是通州司马诗。
——《竹枝词》其二
诗中的通州司马，就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由此可以看出，在刘禹锡的影响下，元稹也写过竹枝词，写竹枝词竟然成了当时诗人的时尚。在刘禹锡之后，除了元白之外，宋代的苏轼、黄庭坚、杨万里，元代杨维祯，明代杨升庵，清代王夫之、孔尚任、郑板桥等都写下过很多竹枝词佳作，文人创作竹枝词之风，一直延续到现在。
白居易曾经赞美刘禹锡说：“刘使君诗在处，有神护持。”到底是哪位神灵在护持着多灾多难的诗人？答案之一也许就在这充满山水和生命灵动的诗句中。当诗人暂时远离高高的庙堂时，也曾有过深深的悲凉和寂寞，有过日暮途穷的感伤和悲怆，但是，当诗人带着诗的眼睛和心灵走入山水，走入生命时，山水的柔柔的绿意代替了朝堂金碧的辉煌，泥土芬芳的气息取代了祭坛香烟的缭绕。
回到文首关于刘禹锡与柳宗元的问题，也许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了：如果说柳宗元属于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悲剧的人生态度的话，（参看上章《寒江独钓万里愁》）刘禹锡则是属于幽默的人生态度。宗白华先生说：
（幽默的人生态度）以广博的智慧照耀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狭小中却也看到它的深厚，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于是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暗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
宗白华先生又说：
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是两种意义的人生态度。两种态度都在估定人生价值，悲剧的人生态度是肯定超越平凡的人生价值，而幽默的人生态度则是在平凡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说，悲剧的人生态度与幽默的人生态度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刘禹锡一样幽默的人生态度吧。
于是，在这种人生态度的支持下，当大家都以为诗人人生的盛宴已经随着一纸贬书宣告结束的时候，诗人却在另一张几案上摆开了自己人生的盛宴，这场盛宴不是钟鸣鼎食的豪门的炫耀，不是觥筹交错的暴发户的饕餮，而是用清新的泥土滋味调和的佳肴，这盛宴属于天，属于地，属于在天地间生存的一代代草民，属于充满生命感和幽默感的诗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