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有人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也有人说他是匈奴后代，两种说法似乎都能给刘禹锡耿介的性格提供一个注脚：帝室之胄，多是傲岸不群的；马背上民族的后裔，大概也应该是狂放不羁的。看来，刘禹锡在中唐独树一帜的性格不管怎么说，大概都是源于家族遗传吧。
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中进士，次年登鸿词科，二十四岁又顺利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享誉京华。刘禹锡二十九岁入仕，先后任节度使掌书记、主簿。贞元二十一年，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似乎给江河日下的唐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也给当时年轻气盛豪情万丈的刘禹锡柳宗元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在这场短命的改革中，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为朝野瞩目的政坛新星，可惜，永贞革新只维持了半年多，就被无情地扑灭。参与革新的大臣受到清算，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这一贬，就是十一年。这一年，柳宗元三十二岁，刘禹锡三十四岁。
迁客骚人之思似乎是古代文人吟咏不变的主题。在贬所，柳宗元写了不少凄怆悲凉、怀念故土的诗文。（见上章《独钓寒江万里愁》）刘禹锡也并非没有这种痛彻骨髓的悲凉，他在《秋风引》中曾经写道：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在遭受贬谪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屈原，这个被放逐江滨、行吟泽畔的诗人。刘禹锡也不例外。在朗州的日子里，他模仿屈原《九歌》《离骚》写了不少作品，“其吐辞多讽托远”，想以此来感动权臣，换取一些同情或者怜悯，但是，在成王败寇的政坛，是没有怜悯这个词的位置的。
元和十年（815年），命运好像终于对永贞革新的罪臣们睁开了久闭的双眼，逐臣们的转机似乎到来。他们接到诏书，让他们回京。这帮在蛮荒偏远之地待了十一年的罪人们毫不怀疑这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柳宗元在回京路上就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的诗句。
以戴罪之身等待朝廷发落，照理说应该诸事小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是刘禹锡却并不是这样，当有人劝他此时应该去拜访宰相武元衡，请求权贵恩典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但如此，他在跟朋友们一起去游览京城的玄都观赏桃花时，竟写下了一首让权臣十分不快的《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实在太明显了：玄都观里的桃树，其实是暗指当时的权臣，而这些权臣们，很多都是在永贞革新里靠着检举、揭发、告密、迫害起家的，当“刘郎去后”，这些大臣们就欣欣然登上了帝国的高位。这种讽刺即使是学养不高的士人也能清楚地看出来，更何况个个学识渊博的大唐帝国的大臣们呢？难道刘禹锡不知道此时的自己，态度决定一切？难道他不知道，权贵们此时召他们回京，无非是希望看到他们在自己脚下摇尾乞怜，在剥夺了他们的地位之后再剥夺掉他们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体制的顺民，成为权贵的棋子？
这一切，也许饱学的刘禹锡都知道，但是，天性中的耿介刚直使他无法放弃讥讽这一武器，这对受难者来说最后的武器。
结局是大家都料到的，刘禹锡的诗引起了权贵的一片哗然，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深深的嫉恨，于是，满怀希望回京的罪臣们再次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在柳宗元的一再请求和宰相裴度的争取下，刘禹锡被改贬连州刺史。
刘柳参加的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限制宦官专权，虽然改革是短命的，但是后来唐代历史的发展令人惊异地证明了他们眼光的远大。革新失败之后，唐宪宗借助宦官势力上台，后者权力更加膨胀，就在刘禹锡再次被贬五年之后，820年，唐宪宗在宫中暴死。对外宣称是服食金丹中毒死亡，但是史家多认为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毒死的。于是，在再次被贬十余年后，刘禹锡终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京城。大和元年（827年），刘禹锡回到洛阳，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有了前一次祸从口出的教训，照理说刘禹锡应该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了，不管怎样说，毕竟他此时已经不是年少气盛的青年，而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可是，回到京城的刘禹锡似乎并没有汲取年轻时候的教训，他又一次来到了十多年前游览过的玄都观，观里的桃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已被砍伐干净，庭中只剩下满庭的青菜和庄稼，刘禹锡，这个五十五岁的倔强老人，又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又再来！
诗人似乎还怕别人读不懂自己诗中的讥讽之意，还专门在诗序中写道：我最初一次被贬谪，一贬就是十年，回到京城的时候，看到玄都观桃花美丽如霞。十四年之后，我又来了，桃树一棵都没有了，只剩下燕麦青菜之类在春风中摇晃了。于是我写下这首诗，等待以后再来游玩。“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来，无复一存，惟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因题兹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唐才子传》说这首诗写出之后，“权近闻者，益薄其行”，《旧唐书》也说“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甚至后人也有评价说刘禹锡刻薄不厚道。但是，如果“行”就是遭遇打击之后摇尾乞怜俯首求饶，刘禹锡无疑是“无行”的。两首桃花诗，没有隐晦的暗示，没有自怨自艾的香草美人，一句“前度刘郎又再来”简直是赤裸裸的挑战，毫无掩饰的宣言，这无疑是在向权贵们宣告：你们可以夺去我的地位，可以夺去我的金钱，甚至夺去我的生命，但是你无法夺去我的尊严！无法夺去我的骄傲！如果这就叫“无行”的话，只能说，中国文人像刘禹锡这样“无行”的实在太少了，我们常见的是“皇恩浩荡，天王圣明”，常见的是被满门抄斩之后还叩谢天恩，常见的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认罪，甚至以告密卖友作为赎罪的砝码，即使没有这些，也要在被贬之后极力渲染自己的悲惨与可怜，以换取一点廉价的同情。
刘禹锡被贬之后，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悲凉，但是他天性中的桀骜不驯还是驱使他举起诗歌的长矛向那个不可一世的风车进攻，即使被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缩。甚至到了晚年，他还写了《子刘子传》，表明了在这场贯穿他后半生的政治争斗中，他的态度始终未变。这种倔强，这种不妥协，在中国文人中间的确是罕见的。在这场战斗中，已经无所谓胜负，因为诗人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有骨气有胆气的文人深埋于内心和灵魂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为人的不可磨灭的尊严。于是，我似乎明白，刘禹锡为什么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了，其实，刘禹锡不仅是诗中之豪，更是文人之豪，人中之豪！
所以，无怪于当秋天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固定的抒发伤感悲凉情怀的对象时，刘禹锡却能写出那首让人惊叹不已的《秋词》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