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0日
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次意外。我在写作中寻找对方，却不知对方在哪。电影也处在这样一种状态。2007年开始拍摄短片，主要是记录面对故乡的心情。2010年冬，村子拆迁，在拆迁响动开始在村庄喧嚣起来前，我顶着2009年最后一场雪拍了“故乡三部曲”最后一部，可以跟自己说，到此为止了。《抵达》的意义在这里。我找不到再拍点什么的理由。
▽2010年12月2日
一个婚礼场景，我看到朋友和他貌美的妻子。不过，这个朋友在几个星期后忽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能喝醉了，一改长久以来的开心，进门一脸严肃。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听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了一个秘密。这个事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的妻子漫无边际的性索取搞得他几乎崩溃。后来还是离婚了，朋友圈中流传的离婚原因，照顾大多数人的对婚姻关系的认知，也就是“性格不合”。
▽2010年12月15日
“假如没有野兽，那么，人甚至就更加无法被理解了。”乔治-路易·布封[1]的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把主人公的某种兽性夸大了？
▽2012年1月15日
新闻说满洲里的一个中年男人因不满妻子的性索取而将其杀害，并在逃亡途中不断奸杀女性。记不清罪犯最后被捕，还是仍在逃亡。也许，这样的案件每天都会有。当时，我产生了几个疑问：什么样的性索求会让一个男人发疯？什么样的心理会让一个恐惧性的人以奸杀为乐？于是，我把2010年朋友发生的事情和这个联系了起来。在叙事上安排了一个男人与妻子分开，原因是男子对女子施暴。然后，男子因压抑产生病态的性需求，杀人逃亡——这是我对新闻里那部分消息的改编。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给自己，也给电影里的人物一个爆发的出口，一个神秘的追捕者，从开始就埋伏在镜头背后，很多角度也都是从窥视者的角度拍的，他在电影最后一章冲入画面，以惩治者的身份对待犯罪者。
▽2012年3月
出门看景，因为住在郊区，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中午阳光好。路上的风景使我觉得陌生。这种在两个城区之间穿梭的模式，虽然不是很远，但风貌确实有变化，仔细看才看得出来。我今天要去老火车站，那里是我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很久没去了，天桥已经不再通行。火车也都是货车。坐在那里，很多想法。
▽2012年4月7日
约人在万达广场的茶餐厅，心里带着一个想法来。见面，觉得不满意。对方介绍我和他认识，说我在找男演员，我没说什么。此人穿着时尚，我在观察，他和同桌的女性友人的交流，顺畅、时有幽默，眼神清亮。唯一一点，就是我发觉他对女性有种奇怪的热情。奇怪虽然很小，但我可以体会到。这点是我的电影需要的那一部分。最后，大家散了，我心里觉得很难找到那个人。而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好像不是。
▽2012年4月8日
东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阵大规模的红色流云，十多分钟，天空满满的红色。我记得自己站在租住的房子里，拿着很久没用的摄影机，对着窗外，陷入了一种莫名低落的情绪中——后来，这个自然现象也用在了我的电影里。我隐约看到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一片灰色区域。“拍一部电影意味着讲述关于某人自己的真相以及此人现实中的状态。”2012年初，我开始在生活里寻找角色，我要找到的是有热情的人物，见了几个人都不合适。我不要表演，我要生活气息，残酷的生活给了他们隐秘的绝望。
▽2012年4月13日
再约，我们两个人在公园。我拿着相机试拍一些特写和空镜。他问我，这个片子要什么时候开始拍，他先要去外地旅行。我说，等你回来再说，然后补充一句，你在路上可以拍回来一些风光和有趣的东西。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些电影，正好因为同龄很多经历相似，他表演的热情比上次见面增长很多。他从外地旅行回来，状态已经低沉了许多。我和他去了一些曾看过的场景，不拍摄，边走边聊。他说，这次去玩拍了很多风景，导游看到他到一个景点就拿出三四个DV觉得很奇怪。其实，我这边还没有觉得他很像那个凶手。但我觉得，他可以用那种热情去接近那个形象，关键在于我要判断他对女人、爱情、生活、绝望的一些基本看法。
▽2012年4月15—20日
连续拍摄，我内心觉得没有进入状态，但我在期待从这个演员身上发现一些地方，是我没有想到的，并且让电影闪光的地方。我们每天下午开始拍摄，有时到凌晨，我住在他租住的房子里。有时，下雨，我们就凌晨跑去拍一些镜头回来接着睡。
▽2012年5月
他变成了我想要拍摄的那个人，当然没事我们在一块儿聊天，我从他那里得知了很多关于女人的故事，他的经历其实与我看到的那个新闻完全无关。隐秘的联系是，一种变异的情感。他和初恋女友的关系——故事中男主人公对妻子的暴力——也可以看成是对他记忆的一个回应。
▽2012年5月10日
想的很多。影片中的“满洲里”作为一个边境小城，不放大地域性，男主角与这个地方的关系若隐若现。电影叫这个名字，我只用了很少的实景镜头点清一个逃亡的起点。电影的重心在离开之后如何走入深渊，如何不能自拔——男子逃回故乡，前妻回到两人曾居住的房子企图找到男子，发现楼房被拆迁，往日情境再现。她企图阻止犯罪，却陷入了受虐的回忆。这是一部关于回忆的电影。
▽2012年5—6月
拍摄，无状态。但一直在继续，一直在发现彼此，他在我这里发现他要扮演的这个人的基本状况，我在他身上发现人性中一部分恶的展现。这时，还没有女主角。
▽2012年7月28日
拍摄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对人物的纪录基于大部分真实。要忠实于“心理”，而非故事。我觉得他不能理解我要展示的生活，或者说我有点怀疑他的勇气。我就带着他四处乱拍，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熟悉起来和消除他的镜头感。我把这段拍摄称为“游荡的踪迹”。我庆幸得到了信任，拍到了几个性心理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对性瘾的探讨者。
▽2012年9月5日
女主角是男演员推荐的。在火车站试一些镜头。其实，我在取景器中看到了那张脸就觉得很生活。但是我没有表达我的高兴，而是继续严肃地试镜头。男演员就在一旁不断地问我，行吗，行吗？很多人会相信这个角色。我觉得我能在她身上感到一种我这部电影之外的绝望。我信任她。镜头就跟着她，我没有对她过多要求。我只是告诉男演员在肢体上带动一下她。她像一个废弃的机器似的，连她本人都以为自己无法融入我们这个看似胡闹的拍摄流程，然而我觉得我找到了她的开关，展现了她的疯狂运转。
▽2012年11月2日
出门拍摄，日晒风吹，拍累就歇几天。我跟演员约定随时等我电话，天气越不好，我越想借助这种天然的风景来拍摄。很多氛围是我想用到电影里的，我要和最早拍摄到的一组红色的流云镜头呼应，在每段都要有呼应……晚上也失眠，于是在本子上记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危险、性、死亡、神圣等等词汇，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有了拍摄的欲望；还有萨德的话：“你必须坦白你的性，我就能判断出你的道德和人性。”这就是一个导演在挑战面前，继续着他个人对“道德与人性”的坦白。对了，这天下起了雪，我们在雪地里拍了电影开头的打斗戏。
▽2012年11—12月
面对大量素材，陷入无状态。
▽2013年12月20日
对我来说，一方面是把本来处于黑暗中的想法曝光；另一方面是通过注视它，而获得勇气与真诚。众所周知，这个话题是禁忌的。而我们为这故事的合理性寻找着一种可贵的表达——我觉得我完成了自己的计划。我将会和大部分观众一样面临挑战。首先是意识上的不遮掩，纪录片般的粗野。最近，有了闲工夫，看一些所谓人针对纪录片渲染故事引来的质疑。从观众的角度，我有同样的疑问。是被事件感动了，还是纪录片的主体本身？性瘾像一列欲望火车，它出发了。对于我来说，它的增减，和我在拍摄中与这些日常人物对这件事的看法组成了判断这个心理，及这部电影的踪迹。
▽2014年5月
与策划人亚璇女士联系，彼时她在比利时，打不开国内网址，只能另外传到一个邮箱。时差关系，我们总是半夜简单沟通。此时，我正处于茫然状态，片子在手上，观众却看不到。一个月后，再次与她邮件，她说好像我很着急，自己还有很多事，就把一个电影节选片人的邮件转给我，亚璇说，刚给对方回复，他们讨论着我的电影。我用在线翻译译成中文，大意是：“这部电影非常令人不安……但很好，还有几部电影有破坏的力量呢？”其中，“从未见过的中国电影”来自温哥华电影节选片人谢枫先生邮件所写。
▽2014年10月
第一个回音：“真的有人这样拍了一部电影。”回复陆续来了。一个人深夜问我，在如此晃动的光影中到底想提示什么？这个词使我觉得必须严肃面对。我感兴趣人物，从犯罪到逃跑再到犯罪的内心转变。换句话说就是观众因此而想到的那部分，而不是看到的那部分。所以，镜头里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大家对故事的依赖遭到破坏——灰暗的天空、突然的追击、男性的暴躁，及女性回故乡后面对家被拆掉时的那种情绪……这在我的眼前和生活中都是真实的。还有人说，片子太冷漠了。冷漠来自我看到的人物，那种生活中随处可见，只不过没有这么集中的冷漠，让我产生了一种以前在写作中才有的欲望。
▽2014年12月
这部电影迎来了“年度十大高逼格电影”的标签，与戈达尔并列。我想，这又会让很多人对电影多了一点恶意，当然还有期待。我和这个影评人因为这部电影结识。他觉得，这部电影将来会被骂得很惨。我没有影响影评人的判断，我们足够宽容，我们期待一些改变。感谢朋友们。
▽2015年3月23日
凌晨五点的飞机。一夜无眠，过海关，换港币时，窗口里的小姐给了我一张“外币兑换水单”，并说一年内再换港币就不收手续费了。困倦，飞机起飞，我还想不出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样子。中午到了，休息一下，窗外就是一片海，下楼看地标牌子叫“维多利亚港”。进入地铁叫“尖沙咀东”，两元的地铁，从尖沙咀东到中环。会展中心举办电影节开幕，到时有人陆续进场，记者很多。我在找我们之前约定香港见的朋友，一个也没找到。候场时，我想到的不是接下来多么风光，而是待会没有任何摄影师拍照该如何收场。当主持人念到我们电影的名字，我什么也没想，紧张地走了上去。红毯之行是在丝毫不亚于明星式的闪光灯的照耀下收场的，走过人群，我松了一口气。这是香港观众对这部无名小片巨大的礼貌。一夜安静，以为会失眠，却没有；以为会起来看看窗外的维多利亚港，也没有。
▽2015年3月24日
电影节主办方安排我住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后面就是有名的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有很多雕像，我记得由西向东，第一个是李小龙，第二个是梅艳芳。中午约在星光大道，这条路是我最熟悉的。与开幕式上未见过面的朋友约见，我说在梅艳芳雕像对面。为什么不是李小龙对面？因为李小龙对面的椅子上正好坐满了人。因为有采访任务，简单聊天，约定明日再见。他问去逛了吗？我说坐了地铁。他笑说，你在北京没坐够地铁吗？然后，才知道码头就在维多利亚港旁边。下午，走庙街、重庆大厦、廉政公署、百老汇书店、铜锣湾、旺角、尖沙咀、油麻地、皇后大道……每天都在这些地方穿梭。晚上独自出行，不敢走太远，从星光大道开始，经自由女神像到尽头的渡轮码头。3月底的香港很冷。晚上和演员约在庙街吃大排档，店家收人民币。回酒店路上见一些服饰清凉的小姐站在街头，用奇怪的手势对过客摆手。深夜时分，独自去看夜晚的维多利亚港，据说这是它最漂亮的时候。看了，就满足了一种说法。回酒店路上再见一些服饰清凉的小姐披着大衣，匆匆穿过街头。
▽2015年3月25日
香港太空馆是一个怪异的球型建筑，在我看来怪异的形状符合我的电影，我在电影里发现，而不是制造出来的那个世界，就很像太空，空旷而孤独的空间。中午，从天空馆走过，在熟悉的那个广场上遇上很多对结婚的新人。以为拍电影，上电梯时才发觉电影节办公室楼下就是婚姻登记处。吃完饭，电影节策划王庆锵老师和总监李焯桃老师，跟我走出了饭店，我以为他们送我，怕耽误他们时间，连说几次“你们忙别的去吧”。媒体拍照，记者约谈，观众来了，人一多，等我再想找他们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下午，又坐上天星小轮，我喜欢这个交通方式，多过我要去的地方。到中环，吃了晚饭，与友人分开，他们去看老电影修复，我好像对电影的兴趣一下变小，听说兰桂坊近，就非要去看看，然后去找《重庆森林》里梁朝伟每天上班要坐的那个扶梯，两侧都是人家，我以为还有一个精灵般的女子藏在某间房子里对茫然的自己喊话。
▽2015年3月26日
醒了，这次站在窗前看了好久窗外的海，那年春天，宁静的海。下楼吃饭，在与友人自助餐时，见到蔡明亮导演，上前说了几句，他都是祝贺，加油。离开时，跟他道别，远远地，又见到朝我比划加油打手势。到大厅，退房，退押金，等演员来。有人把他抓去维多利亚港采访去了。大巴车上问他，他没告诉我记者问了什么。香港之行内心的不安，不是时间短促造成的。我想，即使待再久，这种不安不会消减——当然这种不安已经不是电影中的那种了。我始终会记得从北京登上飞机到见到香港的海，带着我的电影，我黑暗的想法来到了我未曾期待过的地方，还有在首映式上，第一次听到了以前在报道里说的导演电影结束后的掌声。
▽2015年4月3日
回到老家，继续写作，一路好累，想暂时离开电影了。又是朋友告诉我，电影节期间看过片的人对电影的反馈，很多话令人无奈。这些都是提前想到的。
▽2015年4月13日
给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写邮件时，内心温暖，因为很多人在网上批评电影会说香港电影节的选片有问题。打开邮件看到了那句话：“谢谢你能来。”这句重复的话很像我对他的印象，他的特点是把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你面前，认真地念很多遍。好像生怕你没听到一样，说完后他会看着你。
▽2015年5月10日
《南方周末》编辑约写一文。内容从电影风格开始——“很多时候等光调好，摄影机焦点对好，人物已完全不在那个状态了。镜头里的光好好的，焦点实实的，而他们特别别扭，一副不知所以的茫然。对画面的要求从拍摄中期开始已从光线和构图，下降到了抓到多少是多少，一点也不要让他们离开镜头的注视。在‘合格的光影形式’和‘人物’这两点上，虽然两者很明显并不对立，但对于这部具体而意外的电影来说，对于那时那刻，对于没有时间等待的我，宁愿选择站在人物这边……”这篇文章是电影首映后首次企图与观众交流，最终没有发表出来，这是它的命运。
[1]布封（Buffon，1707—1788），原名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LouisLeclerc），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18世纪法国作家、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3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