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中国这么大一个地儿，这么多女孩子，如果所有小女孩在十六岁都抓着一个老头，然后到二十多岁就觉得自己完蛋了，嫁不出去了，这是多可怕的人生！她这一辈子真的白活了。
陈丹青：不光女孩，每个领域、每个人群都有这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体现在年龄上，在演艺界、白领或者大学校园里这种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
窦文涛：这种不安全感你身上有吗？
陈丹青：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不安，是绝望，觉得反正这辈子不可能念书，不可能回城了，更无法想象出国。所以我们的要求非常低，第一能回城，哪怕调到县里都好。一直到二十多岁，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赶紧离开村子，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青春。
窦文涛：我曾经听一个跟你同龄的作家也讲过这种心情。他说我们这代人活一天都是捡来的，“文革”里大难不死，今天活着赶上好时候了。
陈丹青：对，特别容易满足。所以我非常同情今天的年轻人，因为设身处地想，我们那会儿虽然绝望，但周围大家都在绝望，大家全在农村、工厂，最了不起的也就是在城里有份工作，工资到顶了三十几块钱，没有可比的东西，大家都挺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幸运儿，比如我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但那差异也不像今天这么大。今天的孩子从大学校园里就开始比，原来一起的同学考上了研究生或博士生了，我没考上；出了大学以后，你已经有房有车了，我还在还贷款……这种压力，这种不安，弥漫了所有人。我非常同情他们，大锅饭没有了，西方的恶性竞争进来了，竞争的游戏规则还没建立。一个竞争，一个淘汰，非常不安，这也影响到三四十岁那批中年人，因为他眼瞧着底下“哗哗哗”一波一波上来，紧张啊！你瞧公司一张张新面孔进来，一眨眼90后都来上班了，可看看自个儿，日历一翻生日又快到了。
窦文涛：我听一个三四十岁搞音乐的人说，看到那些玩音乐的年轻人，觉得这些年轻人都拿着铁锹呢，一锹又一锹，干吗？埋我们呢。
刘索拉：我在我们乐队里属于中老，上面有六十多岁的，我五十多，下头还有四十多、三十多、二十多、十几岁的，我们乐队里每一代人都有。我觉得你如果有“我得抓着我这一代”的感觉，那你就死了，人还是活得宽心一点儿比较好，小孩就是比你有青春活力，小孩就是要上来，怎么样呢？但是老有老的好处，你身处这一代，就不要想着下一代。
窦文涛：我见过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一直叹气，“哎呀，一下我就三十了”。为什么呢？她说二十岁的时候，父母说晚上不准跟男同学出去，就等着，盼着，但如今一过二十二岁，父母亲马上开始着急，“哎呀，有什么合适的男同学领到家里给我们看一看”，又怕女儿嫁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