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我记得查建英跟我讲过当时的气氛，她跟另一个女大学生冒着寒风穿巷过街，走到一个小胡同，一群人在一个人家里朗诵诗歌，整晚上都在干这个。
刘索拉：1971年我第一次接触这帮人。那时候非常仰望他们，他们写现代诗，创作现代画，居然还模仿高更的风格、野兽派的风格。
窦文涛：那时候女孩喜欢诗人，喜欢画家。
刘索拉：不敢喜欢，不敢想（笑）。
陈丹青：当时北京的高干文艺子弟在“文革”中就能听披头士，听猫王，看《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北京胡同里的一些文艺子弟也开始接触二战以后的西方艺术信息，但非常有限。1978年以后，整个国家峰回路转，气候对了，这些人很快就翻到地面上来了，社会民众也介入进来，气氛非常热烈。此后就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民众不再介入现代艺术。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
——陈丹青《荒废集·仍然在野》
窦文涛：那时候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忧国忧民还是时代责任在肩？
陈丹青：我们的人格基因基本上动不动就是“天下大事、国家兴亡”这些。
刘索拉：那是你，丹青！我不是（笑）！
陈丹青：你跟我岁数相差不大，但算是两代人。我是知青一代，知青就喜欢宏大叙事，这个很要命，很难改掉。我非常肯定后来一些年轻人干的事儿，他们终于摆脱了我们这代人身上一个话语习惯，抛弃了宏大叙事，个人主义开始出现。这大概是从90年代，甚至70后用身体写作之后才慢慢出现。
刘索拉：星星画会的人，我们到现在还是像粉丝一样看他们。那时候个人主义开始了，比如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模仿野兽派或现代派的画，就是个人主义的发泄，但那是小孩子式的个人主义。
陈丹青：而且表达方式还非常政治化，他也必须政治化。
刘索拉：有政治因素，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星星画会影响了北京一群小孩，除了后来被记录进史册的以外，还有一大批可能没有名字的人，他们使北京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在家画画，我还有画箱、油画板呢。大街上提着油画箱、背着帆布画夹是一种风潮，到家以后有人弹吉他，有人画画，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窦文涛：你说的就是我哥！我小时候就崇拜我哥整天玩这个，骑自行车、背画夹、弹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