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那个年代的《大众电影》封面和今天一本无论什么杂志的封面，相当于两种印刷文化，照相机、用光、成像的方式都不一样。清末民初的出版物，那种印刷技术就像今天看见三百年以上的木头家具一样，让人肃然起敬。
窦文涛：说到这儿，我想起前阵子看了部电影《巴黎，我爱你》3，看得我直流眼泪啊。我觉得北京不能让我有这种感触，但陌生的巴黎，只去过一次，我就爱上它了。当年我去巴黎的时候，同行的有位女老乡，说巴黎是我们心中之国的首都，是一个可以走的城市。我一想，确实是，你想我们所在的城市还能走吗？在巴黎我一天吃三顿还瘦了，为什么？八小时都在走，可以走，愿意走。
陈丹青：上海总算还没被全部毁掉，还有很多马路可以走，你可以下楼到街上买样东西然后回房间继续做事。香港虽然大楼林立，也还有很多私人空间。北京就几乎不可能了，完全为车着想，没有人走的地方，太可怜了，过个天桥都不知道要消耗多少卡路里！所以别提欧洲，提欧洲能气死你！平常我们过日子，有几个人能想起匈牙利？几个人知道匈牙利？可是布达佩斯这一趟走过，再看北京，什么古城？古什么古？算了吧！论历史，布达佩斯比北京年轻啊，但论古城，你北京还好意思说自己古？德国那些小城，最早的歌剧院还在，最早的莎士比亚剧团在一个山城里，那个山城的大公请勃拉姆斯永久地住下来，勃拉姆斯说，我不来，我要在维也纳。可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首演是在这个山城。1945年以后，山城归了东德。东德政府用火车、卡车、汽车把周围的农民全运到城里，在歌剧院看歌剧，看莎士比亚，看完再送回去！所以，我们好意思说在这儿弄文化、玩文化、搞文化之旅？！扯淡的事！
窦文涛：说起来确实害羞，没脸！前一阵南开大学开会谈保护文物，说现在城市拆了真的古建筑，却建了很多假古迹，这个问题要警惕！我看其实现在遍地都是这个嘛！
陈丹青：现在地面上已经没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大同据说出现一个市长雷厉风行，要保护大同古城4，规定遮挡华严寺视线的建筑一律拆除，不管是宾馆、政府大楼还是民居，一律迁到别处去。问题是事情何必走到这一步呢？现在整个山西只有平遥还有完整的旧城墙。我最近买了一批古董照片，想看看1937年日本人占领中国时，武汉、长沙、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到底什么样儿。结果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集里，我终于看到了，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儿！
窦文涛：日本人还没去摧毁一些老东西。
陈丹青：当时中国是一个前现代国家，一个文明古国，已经初步现代化，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一半是古城一半是新建筑的规模已经展开了，但是——
窦文涛：到处都在拆！台湾是不是挺有保护意识的，广美？
孟广美：台北人口增长很快，该拆的、能拆的也都拆得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儿小小的所谓日式建筑在那里。
中国建筑设计的“模仿的模仿”，其他国内艺术门类难以望其项背。二十年来，中国都市的城市建设索性好好模仿中国香港、日本，甚至欧美，也罢，然而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城市建筑景观，是几度转手的、失真的、假想的、虚拟的、急就章的、不恰当的奢华、极度夸张的，最后至多弄成是三流的“湾仔地区”、“欧陆风情”或“曼哈顿式”建筑群，正如民工穿西装打领带那副模样：他所效仿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打领带穿西装的人。
同样地，我们的艺术创作对失传已久的民族传统也行使“模仿的模仿”。仍以建筑为例，民国与解放初期建筑的“民族风格”本已是对古代建筑的模仿与转化（审慎的、良性的、大致成功的），二十年来，我们对本国的“模仿”式民族建筑再度“模仿”（粗暴的、恶性的、鲜有成功的范例）。有如廉价的连续剧布景，中国正在被另一个假冒伪劣的“中国”覆盖，好比身穿旗袍的餐厅侍应与宾馆小姐：她并不仰慕前代的女子，而是听命于要她穿上那件袍子的人。
——陈丹青《退步集·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