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和医院、医生打交道。记得有个乡村医生的名字是孙玉佩，男的，五十多岁，总是穿着长到膝盖的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的单帽，架一副黑边眼镜，背着白色的药箱，药箱上印着鲜红的十字。这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心里，像是魔鬼的化身，一个阴森的符号。我很怕他，乡亲们总是拿他吓唬我。无论我玩得如何开心，只要有人说孙玉佩来了。我立刻两腿发软，坐地即哭。
每次孙医生来，我就藏在两个柜子的夹缝里。母亲总是把我从那里拉出来。孙医生总是先摸一摸我的头，再看一下我的嗓子，随后把一只冰冷的温度计甩几下，放在我的腋下。等温度计取出来的时候，苦难就临头了。母亲把我紧紧地夹在她两腿之间，孙医生开始消毒、配药，叮当的玻璃碰撞的声音，像是恶魔的音乐。当硕大的针头开始接近我皮肤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时刻，孙医生总在这时候有说不完的话：“不准哭，越哭越痛。不准动，一动针会断到你的肉里面，永远拔不出来。”随着这恐怖的声音，锥心的疼痛开始了，我撕心裂肺地大哭。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我的臀部因为消毒不好，发炎了，肿得像发酵的馒头。
很快，孙医生又来了，我又藏到两个柜子之间，母亲照例拖我出来。那时，我话还没有学说连贯，情急中突然学会了骂人，喊着孙医生的小名骂。姑姑抱着我跑开了，这一次没有打针，只留下了药。母亲用茶杯把五颜六色的药碾碎，放在汤勺里，兑上水，调匀了，一勺灰绿色的污泥水。我眼睁睁看她做完这一切，像一个受刑的人，眼睁睁看着刽子手把刑具一一摆在面前。我打定主意不吃它，等母亲一端过来，我立即闭上嘴巴，任母亲又是打，又是骂，死活不张嘴。母亲找来邻居，用筷子撬开嘴，把药汤倒进嘴里，我把那药水往外吹，苦味从舌尖到齿缝，再到嗓门，再从嗓门回到齿缝舌间，把苦药一遍又一遍地品尝，一滴也不咽下。折腾了半天，有人说“把鼻子捏起来”这样，苦水一下子进入了气道，我猛烈地咳，药全喷出来了，脸色憋得苍白，大家都吓了一跳。
后来，就一直病着，不久，母亲又把一大碗中药摆在我面前，油黑色的，沥青一样。而且，把我奶奶、姑姑、叔叔全找来了，列队一样站在我面前。平时对我百依百顺的奶奶，手里拿着一撮糖，面色严肃，叔叔拿着绳子，姑姑拿着尖尖的毛衣针。母亲指着碗对我说：“你不吃药要死的，你知道吗？”
“我不怕死！”我高喊着。
“没长大的孩子死了是要进硫磺火坑的，火坑你知道吗？”
“我不怕火坑！”我拼命地挣扎着。
“那里没有饭，顿顿只是吃药，天天打针。”
这下我害怕了，打算吃药，一看恶心的柏油色，趁母亲不注意，一下子推翻了药碗。母亲生气了，牢牢地坐在椅子上说：“再来一碗，大一点的，我预备的多着呐，今天你扎翅膀也飞不了，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没有人能救你。如果你乖乖喝了，有糖吃（奶奶举一举手里的糖给我看），如果不喝（叔叔举一举手里的绳子），捆起来，搔脚底板（姑姑示意一下她那打毛线的竹针）。”
我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仿佛世界末日，那样的无助。平时爱我的家人仿佛都成了魔鬼，小小的年纪孤独感油然而生，大滴的眼泪夺眶而出，生活第一次在我面前崩溃了。我还是不屈服，拼命挣扎，乱喊乱骂人。于是，我真的被五花大绑了起来，母亲用竹针在我脚底一阵乱搔，痛、痒、酸、麻，一种极复杂的难以描述的痛楚从脚底一直钻到心里，我终于屈服了，直喊道：“我喝药，我要喝药。”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端起药碗一饮而尽，大家一阵欢呼。
在糖的甜味里，竟然毫无痛苦。
那一年我五岁，从那时起，我再也没因为吃药痛苦过，小小年纪就悟出：有的痛苦是无法回避的。从此，冬天早起上学，我从来不磨蹭，总是一骨碌爬起来，飞快地穿好衣服，无论多晚，作业不写完，从来不睡觉。
长大后，开始饮苦茶、苦咖啡，吃苦瓜，体会到苦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记得有一位高僧，有一天，摘下一只苦葫芦，让弟子朝圣时带着，告诉他们，每到一处，把葫芦放在圣水里浸泡，葫芦就会变甜。回来那天，故意让弟子把这个葫芦煮了吃，但那葫芦仍是苦的。于是徒弟顿悟了，有些人生的痛苦是不能改变的，比如失恋、失业、失去亲人，一切的生老病死都不可避免，只有勇敢地面对，才是智慧的人生。
很感谢人生的那第一杯苦水，让我学会坚强。后来，每当我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就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对自己说：“既然不能逃避，我就挺过去。”就像《飘》中的女主角斯佳丽，在极端困难的时刻，站在原野上高喊：“明天，明天我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