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瓶命名为“蓓比”，以鲜艳的色彩包装，一群装扮新潮的少女在雷射舞会上狂舞，音乐是麦当娜的“Who’sthatgirl”，强调动感、狂野、叛逆、个性，随后产品向画面掷出，玻璃震碎声，野猫似的少女尖叫“蓓比，噢！”，卡。我敢跟任何人打赌，二十五岁以上的女人会购买前者，二十岁以下的女孩喜欢后者（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具双重购买潜力，她们还未决定当girl或woman！），不会有人怀疑这两种产品可能一模一样，更不会有人想到“foolish”或“卑鄙”的影射（啊！请容忍我的幽默！）。
这就是广告的魅力，无中生有，起死回生，创造一种游戏，让大家满头大汗抢着付钞票；这也是广告人的悲哀，透过所造成的流行、风潮为厂商赚进更多的利润，而你随时掀开办公室窗帘，即可看到七彩霓虹之下行色匆匆的人群，无一不置身于消费导向的社会中。你会感叹二十世纪末的上帝，是金钱与权力，烫金圣经中记载高级进口跑车创世纪、花园别墅传导书与劳力士箴言。广告人创造各式各样“标签”，诱引消费福斯努力工作以获得标签背后的认同、肯定、荣耀，但是，如果你仍不能忘情关于生命终极目的的思索，仍憧憬深以为傲的文化台湾，仍期待你所生根的这个社会能以坚定的步伐向理性世纪迈进，那么，你必须撕掉“标签制造者”这枚标签——不管它用透明胶水黏着或是纹身刺青。
所以，第三个月，我已经疲倦了。像大部分上班族一样，开始跷班到小咖啡馆里写“纯文学创作”，完成三分之一本书稿。如果一切都没有变化，我很可能在找到“身心平衡”之后，继续从事撰文，把工作当成再生产的条件而已。促使我逐渐无法忍受的，说来可笑，竟是“打卡钟”与“合约书”——哪一家盈利事业公司没这两样东西？我极厌恶那部永不故障、每天咬你两次、每迟到一分钟扣钱若干的“打卡钟”。当同事之间流行代打卡事迹败露，使得经理级主管每天最重要的事竟是一大早坐在打卡钟前监视打卡时，我对这种“非人性”、以为职员的屁股黏在椅子上的时间愈长表示愈有绩效的管理方式感到愤怒，很遗憾他们不研究心理学。
当然，我们也充分发挥“人性”力量以消极抵抗独裁统治。在同事的护航之下，轮流熘进电影院、美容院或肉焿米粉摊小憩片刻再带回点心“谢皇上隆恩”。有一回，一位女同事熘班逛楼下的地摊，抬头一望，总经理正隔着玻璃帷幕十分慈祥地看着她；她嫣然一笑，继续把地摊逛完。最令大家“崇拜”的是，有个激进份子天蒙蒙亮就进办公室（那时，伟大的监视者还在家里刷伟大的牙）。激进分子将自己及他所钟爱的同事们的卡片一一打毕，而那些“蒙主恩宠”的人迟到了匆匆忙忙又打了卡——这种红蓝两排数字缠绵悱恻至死不渝的卡，我称之为“圣诞卡”。
当三个月试用期满，公司要我签下为期四年的合约书，并缴纳数万元保证金，若违约则没收不得异议（这招很高明，很适合现代结婚证书参酌！），我年轻的心灵备受伤害。想起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ofDarkness），十九世纪欧陆资本家以一纸契约雇用当地黑人开发非洲大陆运走象牙，每星期发给劳苦功高的黑人三条长约二十三公分的铜线作为钞票，以便到邻近村落换取食物。天啊！我跟黑奴没什么差别。这种梦魇使我到现在看到任何条文清楚需要签名盖章的纸都会毛骨悚然，仿佛它们张着血盆大口要吞掉我这条小命。
于是以“慎重考虑”为由，再拖延了一个月。期限将到时，我写好辞呈，开始清理抽屉里的蟑螂屎，决定将自己推向未知——我深信那儿藏着比我手中物件更珍贵的东西。在一个感伤的夜晚，漫步台北街头，那个蛮悍的我安慰着脆弱的我：“我保证，再也不让你受这种委屈。来，毁掉那部文字自动贩卖机！”
结束短暂的广告生涯，事实上并没有结束广告人的“特种训练”。我承认，这一套精密分工、职权清楚、培育策划与执行能力、尊重个人工作范围又能迅速整合产生群体成果的工作方式，帮助我极有效率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也需要“企业化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