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点书的人，特别喜欢辩论。一是能卖弄学问，引起大家敬仰；二是能打败对手，高人一等。就像动物世界里动物老掐架，为的是争当头领，读书人的辩论，有时无关对错，仅仅就是为了掐架。
王安石得意的时候，编了本《字说》，大约就是现在的字典，他把每个汉字都拆解，说汉字的音、形都表示万物的规律。天下的读书人，就都得按照这个方法来解释汉字。
这种学术权威非常招人讨厌，苏东坡就不服，有一天质问王安石：“丞相，我问你，牛长得壮实，鹿跑得快，那为啥‘’（就是奔的异体字）是表示速度快，而‘’（粗的异体字）是表示粗壮呢？”（另一个版本，这话是刘问的，刘是《资治通鉴》的副总编辑，一看就知道是司马光的人。）结果，把王安石问了个张口结舌。
苏东坡接着问：“你说‘坡’是啥意思？”王安石答：“‘坡’就是土的皮。”苏东坡大笑：“那‘滑’就是水的骨头了？”
这有点像现在的人在网上吵架。明面看，是学术争论，背地里，是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得罪王安石有啥好果子吃啊？没多久，苏东坡就被贬官了。
苏东坡没想到的是，到了百十年后的南宋，他自己成了学术权威了。陆游就写过，北宋的时候，社会上风靡的是《文选》（南朝萧统组织编纂的前人优秀诗文选），那时候说什么，都得用《文选》里的词儿。草一定得叫“王孙”，梅花一定得叫“驿使”，月亮得称作“望舒”，山水必须是“清晖”。要不这么说，就吃不开。所以有个顺口溜，叫“《文选》烂，秀才半”，意思是《文选》念熟了，秀才就算考上一半了。
可谁知道风水轮流转，到了南宋，崇尚的是苏氏文体，一切文章体例、用语乃至口气，都得按苏轼、苏辙他们的路数来。谁要不服，就做好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准备吧，顺口溜也改了，叫“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可是当年苏东坡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辩论之类，效果最好的是和当下的红人辩，效果次之的是和前人辩——当然质疑的必须得是常识。比如陆游，就质疑了一个成语，“寿终正寝”。陆游说，古代诸侯快死的时候，一定要抬到大厅去，死也得死在大厅上，不能死在卧室里，为啥呢？因为卧室里有女人，死在那儿容易导致女人干政、误国。大厅，也叫路寝，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寿终路寝”。可很多人包括黄庭坚都认为大厅叫“正寝”，卧室叫“小寝”，这不就成了笔糊涂账了吗？
这种辩论体现了陆游咬文嚼字的较真精神。可是，他较真得似乎过分了。《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了，“路寝者何？正寝也”。一个意思啊。
辩论牵扯精力，不仅辩的人费神，围观的也费神。但不管怎么说，有辩论还是好的，最可怕的是不由分说连辩论的机会都不给，那就惨了。
这个倒霉鬼叫张钧，是金熙宗的手下。有一年，雷雨大作，宫殿被震坏，金熙宗迷信啊，要搞点祭拜上天的仪式，还要大赦天下，就让张钧来起草诏书。
张钧是汉人，按照汉人皇帝诏书的习惯，在文章里写了谦虚的话，比如“顾兹寡昧”“眇予小子”之类的，这是很正常的语言。可是金朝人不懂啊，有个叫萧肄的，是个谄臣，跑到皇帝那儿告状：“张钧这是骂你呢，寡是孤独无亲，昧是不懂人事，眇是瞎子，小子是小孩儿——这是利用诏书骂皇帝啊。”金熙宗一听就火儿了，把张钧叫来，也不容人家解释，一剑扎到张钧嘴里，最后把他剁了肉酱。这叫什么事儿啊。
喜欢辩论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信心强。特别是网上有些辩论欲特别强的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心，就觉得自己对。这种人古代也有。
《雪涛小说》里就讲过——有位从南方来的，见着生姜，一口咬定这东西是树上长的。有人说不对，这是土里长的，他急了，非要拿自己的驴和人赌。连问了十个人，都说姜是土里的，这哥们儿还嘴硬呢：“驴我不要了，但姜肯定是树上结的。”
另外一位北方人，也这毛病。他到南方吃菱角，连壳放嘴里嚼，有人说：“菱角壳不能吃。”他马上辩上了：“这我能不知道吗？可是菱角壳吃了败火啊。”又有人问：“北方有菱角吗？”他立刻回答：“怎么没有？山前山后到处都是。”
还有一种喜欢辩论的人，略微强点，读过一点书，就出去跟人喷——这位是明朝人，名字叫韦政，外号韦大夫，见谁跟谁辩，用的都是古代的君臣故事，可故事说完，前因后果也讲不出来了。有人就挤对他：“你看的书，是《脂麻通鉴》吧？”
脂麻就是芝麻，那时候江南流行脂麻点茶，所以就有人买小包芝麻。卖芝麻的呢，经常撕了旧书当包装纸——比较多的就是《资治通鉴》了，就有人看了一页包装纸，然后假装学问人出去侃大山了，前后文是什么，一点不知道。要是真遇到行家，就老实承认：“我是看的脂麻包装纸。再多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这种人读的书，就被戏称为《脂麻通鉴》了。
可毕竟是读了啊，功夫有限还是下了点。哪儿像现在有些网上的大喷子，啥都不懂就直接质疑了，凭的仅仅是“逻辑”，而且是说不通的逻辑。有时候真怀疑他们的辩论不是为了分出是非，他们迷恋的是辩论本身，那就太招人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