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维特根斯坦在八九岁的时候，曾经伫立门前长久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他还应该说真话？”大约半年前，我也曾站在北京街头掂量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如果买盗版书不会被工商抓住，为什么还应该去买正版书？”
思考的结果是，少年维特根斯坦隐瞒了身为犹太人的事实，而我则花十元钱买下了《魔鬼经济学》这本书。
《魔鬼经济学》分析了许多古灵精怪的日常案例，其中费尔德曼卖甜饼的经历最为有趣。费尔德曼卖甜饼的方式很特别：他每天把甜饼送到各公司的零食间，边上放一个钱罐子，人们拿完甜饼后自己往里面投钱，他会在午饭之前取回现金和剩下的甜饼。这种自助式的付款方式完全依赖于客户的自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取甜饼的人都免不了会扪心自问：“如果白拿甜饼不会被他人发现，我为什么还应该往盒子里投钱？”
取甜饼的人与维特根斯坦面临的困惑，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伦理问题：“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这个困惑的最初版本来自古希腊人格老孔。在一场事关正义的讨论中，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名叫古格斯的牧羊人机缘巧合得到一枚可以隐身的戒指，当他发现真的没人能够看见他时，便利用这枚戒指引诱王后，谋杀国王，直至最终窃取王位。说完故事，格老孔向众人发问：如果现在有两枚古格斯的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的的手上，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吗？格老孔的结论是：No。因为无论一个人平日里是否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古格斯戒指，他就一定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格老孔的发问固然尖锐，但因为设置的情境和条件太过极端，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哪怕有人想说Yes we can，恐怕也只能到上帝、良心那里去求助，看似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实则无法真正解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相比之下，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试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繁复，因此也就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复杂条件下普通人的道德动机和理由。
比方说，费尔德曼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人们投钱的意愿明显较高，反之，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回收的钱就相对少一些，这说明天气的阴晴不定会直接导致人们的道德指数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和老板时，公司的整体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此外，级别越高的人越喜欢白拿小甜饼，级别越低的人则越诚实，对此，费尔德曼的解释是因为高层人员总有过度的优越感，而该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则认为高层人员之所能够当上高层人员，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进行欺骗。
费尔德曼卖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饼，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有87%的人在无人监管的前提下投了钱。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仍不足以解决古格斯戒指的难题，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至少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最低限度的乐观。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在于，某些“恶小”之事仍然让我们难于抉择。譬如说，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停车场里，你一时不慎将旁边的汽车剐了一条小划痕，停车场没装监视器，四周也没有任何路人经过。这时候，你会留下电话号码，还是若无其事地开车离开？我没有做过任何经验调查，但是我愿意用一块小甜饼做注，留电话的比例一定不会超过87%。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人们的道德勇气往往要比往钱罐子里投上一美元少许多。
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尽管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回答，费尔德曼依然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在转行专职卖甜饼之前费尔德曼曾经在自己工作过的公司里做试验，效果非常好，超过95%的人都付了钱。此后的经验也表明，一家几十人的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几百人的大型公司高出3%~5%。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这两个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这个道理和乡村社会的犯罪率要远低于城市犯罪率如出一辙。
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相反，在法理社会里，人们只是机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尽管在面对古格斯戒指这样的极端诱惑时，它依旧无法成功地回答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