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某次监考，开考已过1小时，一个从未在课上露面的学生匆匆进场，西服革履手提公文包，径直来到讲台前，语带诚恳地索取考卷：“老师，我是大四的学生，在东四环那边实习，晚高峰实在太堵了……”
任教以来，类似的“雷人”要求并不鲜见。不久前一位硕士生来信，称明年要申请国家项目出国深造，但学绩分距离标准还有差距，因此“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95分，帮助我把学绩分提高一些”。惊愕之余，我回复道：“这样坦白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只能说你想拿95分的话，需要你本人的帮助，那就是论文写得足够好！”
当怒气渐消，我慢慢意识到这和学生的人品关系不大，而实在与大学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关系极深。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来的，没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纵容出来的。大学生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德性，归根结底要看大学以及社会的现实逻辑在鼓励什么样的德性。
在一次闲谈中，邓正来教授问道，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笃信法治，那么请问如果你的亲人犯事，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询律师，还是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的关系网？举座默然。
大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德性”？我以为最迫切的不是智慧、勇敢、节制这样的古典德性，而是“公平游戏”的精神。那两位学生之所以敢于提出非分要求，恰恰是缺乏公平游戏精神的表现。
按说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且人人自利的环境里，“正义”几乎必然会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相应的，公平游戏精神也应当成为公民的基本德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依赖于互惠行动点滴积累起来的正义局面非常脆弱，相反，非正义局面的泛滥倒像甲型H1N1流感一般注定流行。
这个学期结束后，一名学生向我抱怨，称某门考试中大半同学都在偷看，监考老师却对此不管不问，于是他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眼不见为净。我听后一度无语，因为我无法预知下一次他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
休谟说：“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成为呆子仍不可怕，更加可畏的是那些自以为得计的“搭便车者”不仅不会反躬自省，反而会进一步揣测呆子们是“大忠似伪，以博直名”。当社会的普遍心理以偷奸耍滑为荣、以诚信守常为耻，那么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就接近土崩瓦解了。
一旦学生对努力的意义和分数的公平失去信心，考试就会成为一场勾心斗角的厮杀。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涌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大学的评分体系正日渐丧失原有的功能（如“鞭策学生努力学习、鉴别卓越、鉴定学生成就水平、提高教育质量”），而逐步异化成可以直接兑换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事实上，这个战线已经延伸到考场之外，除了学绩分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保研、出国以及奖学金的申请，还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前途与钱途，比如社会工作的参与程度、师生的私人交情乃至是否参与国庆队列训练，等等。
在如此混乱的评价体系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学生几乎不可能在“所得”与“应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认知，并最终确立起公平游戏的精神。以那位讨要高分的研究生为例，他的逻辑简单又荒谬：因为他需要这个分数来出国，所以他不仅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它。相比之下，那个大四学生尽管同样缺乏公平游戏精神，但是他的理由却要“充足”许多：临近毕业、就业环境恶劣、全校公选课之易通融、北京的交通状况、学校追求毕业率……必须承认，在与残酷现实的对决中，德性培养从来处于底气不足的尴尬境地。
据说张灵甫兵败孟良崮之前，曾经上书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内体制昏聩，致使“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投机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如果我们仍旧对这个时代抱有信心，相信这个社会终将成为一个互利和正义的合作体系，我们就必须建立赏罚分明的公正体系，正面激励大学生的公平游戏精神，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彻底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
（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