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词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似乎是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更残忍的恐怕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倒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我们，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像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风雨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清醒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一一凋零。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以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像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记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之猥琐的必然性，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成长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