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学期我给学生出的作业题里面有一道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说中国的改革跟“新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而恰恰是政府主导经济变革的成果。
我说你这有点违反常识，虽然中国的经济变革是政府引导的，但是引导的方向是自由市场，你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这个学生观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英语学术界里，尤其在人文学科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词。很多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经常跟“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等联系在一起，与伊战激起的全球反美情绪相呼应，政治反美和经济反自由化互相激化。连中国的知识界似乎都受其影响，时不时就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四项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通过财政紧缩来控制通胀、企业私有化。这种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完全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因为当前的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挑战之后的复兴，所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和皮诺切特——也许现在还可以加上印度的辛格。搁置这几个人里面某些人的政治污点不说，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这已经是得到相当承认的事实。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不像批评者——姑且称之为“新国家主义者”吧——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成功仅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就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精英阶层？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大到危险的地步，但是这种贫富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自由化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政治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和不公平分配制度？毕竟，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必要的政治改革。
当然当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空穴来风。前苏联和东欧、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做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新自由主义”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左右。改革、开放、发展、争先恐后地入欧盟，所以“新国家主义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
非洲这块阵地似乎也不大牢固。虽然8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基金、世行的“结构调整项目”（往往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是，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五六十年代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思路，传说的乌托邦却并没有实现。后来半个世纪，各种国际援助纷沓而至，也往往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各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破产”的最有力证据。不错，从80年代末开始，不少拉美国家开始尝试“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但是东亚式的经济奇迹却没有出现，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去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连连出现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首先，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始终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其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以及1994年以后的墨西哥也始终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也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这样通过国有化、提高关税来收缩经济自由的国家，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即使委内瑞拉，也还是需要通过“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来卖石油；尼加拉瓜的前革命家奥特加当选总统之后表示他已经放弃原来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拉美各国自身战后的“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政策走到死胡同之后的一个政策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坚持“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孤帆远影。“新国家主义”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新自由主义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各国的经济困境和滞胀，像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都达到了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再次，新自由主义和拉美经济发展受挫的关系到底有多直接，也可圈可点。墨西哥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向国际金融市场过度借贷的后果，加上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以及腐败成风，终于导致危机。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过度借贷、收税能力、腐败这些配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酿成金融危机。甚至有人认为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得还不够，比如，据《纽约客》报道，在玻利维亚“成立一个新公司需要59天、15个程序、人均年收入两倍的费用”，这样的体制，是太自由还是太不自由呢？所以有人说，服药药量不够，不能怪药本身不好。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东亚、南亚似乎成果显著，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而政策只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教育水平、传统、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政策方面做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通过经济自由来实现发展，通过政治民主来保障公平，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