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会。”当然熊彼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会是因为经济失败，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滋生和鼓动社会骚乱”。
距马克思的预言已经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预言也有近70年，资本主义的死亡却迟迟没有到来。事实上，纽约的寒冷街头，人们排队等候iphone的最新型号；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麦当劳却从首都一路开到了县城；一部好莱坞最新电影，在欧洲、巴西、土耳其、南非，处处门庭若市……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满世界游荡。
所以，当今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游行中，又出现“资本主义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这样的口号时，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他们完全可以伸个懒腰，说：哦，资本主义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到处是“西方那一套不灵了”这种说法。但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在资本主义的长线历史中去看，那么结论也许不必那么耸人听闻。就美国来说，建国以来共有过大大小小的经济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萧条，1929年大萧条……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涨，2000年初IT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样说来，经济萧条不但不一定是问题，甚至承担给经济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么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未必。首先，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格外严重，8%以上的失业率已持续三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战以来所未有。最让人不安的则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扩大。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了275%，前20%收入的其他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中间60%家庭增长了40%，底层20%却只增长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税后收入占全民收入的8%，今天则占17%，翻了两倍。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底层收入的逐步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必是个致命问题，但它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难怪占领运动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则恶搞林肯的名言，将美国的状况描述成“1%有、1%治、1%享”。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达。如果说民主制度具有纠错的弹性，那么这样的示威游行，就是给这种纠错机制提供信号。有人从占领运动中看到的是混乱和动荡，但它同时体现的也是一个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观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是人类从未航行过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一代代美国人在不断“占领华尔街”，“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从1877年铁路大罢工到1894年普尔曼罢工，从上世纪初的红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众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无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启动，及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代扶弱济贫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都是各种形式“占领华尔街”的成果。这些福利措施的经济效益也许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对于确立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弥合整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却是功不可没。
然而，数次蜕变之后的资本主义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妇人。哪怕是美国这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国家，其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也占联邦政府开支一半以上，各种帮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贷款、住房补助、减免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正是资本主义这种“见风使舵”的弹性，帮助它逃过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不断东山再起。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 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 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仅10年就有四分之三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普通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的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次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像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