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周岁后的第三天，我的同父异母的三个姐姐都带着姐夫齐齐回了庄子湾。三姐夫妇还带回了他们四岁的儿子小明。
当时，我正发着烧。我从满周岁的前两天就开始发烧了。母亲和爹爹没有特别的办法来对付我的病，只能在摇窝里多塞一两件烂棉包，让我在摇窝里更加保暖而已。何况家里回了远道而来的女儿女婿，母亲手忙脚乱的。
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爹爹与前妻所生的三个女儿，这也是我三个姐姐第一次带着丈夫集体回到家乡。
小清波负责一边摇我，一边在灶下烧火。母亲使出浑身解数做了很多菜，当然是以蔬菜和坛子菜为主，也有鸡蛋、腊肉、腊鱼和鸡。姐姐们提前个把月就写信给爹爹，告知了归期，母亲提前准备了荤菜。堂哥家送来了腊肉和坛子菜，但腊肉是一个月来用茶籽壳赶着熏出来的。鸡是母亲用茶籽油跟人家换的，一斤油换两斤毛鸡肉。鸡蛋也是母亲出去买的。但当时大哥家就养了鸡，也有鸡蛋。
姐姐们也带了菜回来，那些菜都是城里人的好东西，乡下人都没听说过——玫瑰肉、武昌鱼、豆皮等。
三对姐姐和姐夫及小明白天吃饭在我家这边，晚上睡觉就到大哥那边。母亲包揽了做饭、炒菜、洗碗筷的活儿，每晚等着他们洗完手脸，把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拿过来，连夜洗干净晾好。每天忙完这些，母亲还给姐姐和姐夫们编织毛线衣、绣枕巾。母亲想尽最大努力告诉我的三个姐姐，她是一个好后妈。
姐姐们一行在家住了近二十天，然后就返城了。
我的发烧在那段时间里不治自愈。
姐姐们返城后一个多星期的一天中午，清波放学回家途中路过邮局代转站。
邮局代转站其实就是生产队上的一户人家，因其坐落在路边的地理优势，邮局就让这户人家代转。信件既可自取，也可让人捎带。这种代转的方式，常常导致信件遗失或被人偷拆。
代转站的女主人喊清波进去取信。
信是三姐从长春寄给大哥的，但已被拆开了。
那家女主人最爱拆别人的信，似乎代转站就拥有检查别人通信内容的庄严权力，可长期以来邮递员偏偏一直把全生产队的信固定放在那户人家。
清波看了三姐写给大哥的信，她看到这样一句话：“三多是照顾不好爹爹的。”
未满11岁的清波不懂人事家事的复杂性，她先把信交给了大嫂，等母亲散工回家后又把三姐的话告诉了母亲。
母亲很伤心。那天晚上爹爹从学校回家，发觉母亲情绪很低落。
母亲把长春来信的事如实告诉了爹爹。
爹爹也不知道三姐为何会这么想这么说。他宽慰母亲说，三女儿也是牵挂他这个当爹的，并无恶意。事后，爹爹避开母亲，把清波叫到跟前，严肃地跟清波说了三点要求。
几十年过去了，清波依然铭记着爹爹那三点要求。
爹爹说：“第一，不能偷看别人的信；第二，不应该把信的内容告诉母亲，挑起家庭矛盾；第三，毛坨是哥，道任也是哥。爹爹这边的亲人跟你更亲。”
清波自小老实敦厚，在爹爹面前不敢反驳，虽然她很想告诉爹爹：信不是她拆开的，那个女人把信给她时，信就在信封外。庄子湾人的信全都被那个女人拆开过，更何况“四类分子”的信呢？
那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爹爹的同事刘菊圃老师到了我家。
刘菊圃老师的年纪跟爹爹相仿，和爹爹一样是个古诗词发烧友。他家离我家大概五里路，他不嫌远，不时会来我家。
他来我家后，和我爹爹一起坐在阶基上晒太阳，一人抽着一根烟杆聊天。
那时候我一岁半多了，正发着烧。
我已几天没吃红薯饭了，因为发烧我不愿吃东西。母亲每餐喂我一些红薯粥。
我病了几天，烧不见退，但母亲和爹爹没办法。
爹爹老年得子，母亲高龄产子，都把我看成心尖上的肉。但家里没钱，也不好总向亲戚借钱。
母亲已经开始焦急不安了。那是我自出生以来发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额头最烫的一次。母亲担心我出事，她知道高烧能把人烧坏烧残，甚至致死。庄子湾和周边生产队常出现聋哑人，但他们不是先天聋哑的，是发烧留下的后遗症。
刘菊圃老师得知我发烧几天了，就主动掏出一块钱借给母亲，叫母亲赶快抱我去卫生院。
母亲拿着这一块钱，抱起我就往公社卫生院赶。
卫生院的医生姓刘，之前在部队就是个军医。
母亲记得，刘医生给我查过体温后，先给我屁股上打了一针。我疼得哇哇大哭。
打过针后，刘医生又让母亲喂我吃药。那是一颗白色的药丸，刘医生先把药丸溶在开水里，然后叫母亲喂我。
弄完这些后，母亲抱我回家。
从卫生院出来，经过公社中学，又走二十分钟左右到打米厂附近时，田里有人甩着鞭子赶一头水牛在耕田。黄褐色的田泥翻卷起来，新鲜的湿土气息从犁铧底下泛漫起来，滋润着公路两旁的空气。甩鞭人像司令一样威风。
我望着耕牛和甩鞭人兴奋起来，在母亲的怀里挥舞着小手，模仿甩鞭人的声音大声地喊：“逮——起！逮——起！”
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的病差不多好了！
母亲抱着我回到家时，刘菊圃老师和我爹爹还在阶基上抽着烟聊天。
母亲很感激刘菊圃老师主动借钱给我治病，如果没有那一块钱，我一定还得继续烧下去。那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母亲后来总念叨，是那一块钱救了重五的命。
那年下半年，大嫂生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与她哥刘耀隔了不到三年，这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中“稀”的要求。不过，那时候庄子湾几乎没有一家能达到间隔四年再生育的要求，连生产队里的共产党员刘信辉的一对崽女也只隔了一年多。
上面的政策在农村基层落实时，有的会打折扣，比如计划生育；有的会加倍甚至疯狂，比如大炼钢铁。
大嫂生女婴时，母亲又不请自来地进大嫂的产房帮忙。
大哥给女儿取名：刘蓉。
与我相比，我的侄子刘耀和侄女刘蓉是掉在福窝里了。分家后，大哥大嫂每次出集体工共得十五分工分，这比隔壁的母亲和爹爹带着几个孩子强多了。其实关键点并非工分。我同父异母的三个姐姐很疼爱大哥，她们是大哥同父同母的亲姐姐，会不定期地给大哥家寄钱，还寄手表、衣服和食品包裹。庄子湾人都很羡慕我大哥，给他编了一句歇后语：刘道任发财——成本只要八分钱。
这句歇后语讲的是，我大哥只需给姐姐们写封信，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姐姐们就会给他寄钱寄物。
大哥是荷塘公社的“四类分子”中物质条件最好的人之一，也是庄子湾最早拥有手表的农民之一。
这当然归功于我同父异母的三个姐姐。她们成分高，在外肯定也吃了很多苦，但通过读书走了出去，进了大城市并安家落户当干部，这在荷塘公社的人家是极少有的。
后来，在我的小学阶段，爹爹曾多次提醒我：“你不是只有两个姐姐，你有五个姐姐。”
我很自豪和骄傲，在我小学期间，有三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曾经成为我虚荣的资本。但三个姐姐不搭理我的现实，毫不留情地击破了我的虚荣。
我小学的任课老师乃至校长都知道我的家庭情况，通过他们的宣传，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三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同学连个在县城工作的亲戚也找不到。姐姐们得知写给庄子湾刘道任的信总会被邮局代转站拆开甚至遗失，便改为寄给张目桥学校刘耀同学。
我的同学们便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你的三个姐姐只写信给你侄子，从不写信给你呢？”我因三个姐姐而产生的虚荣，无情地转变为自卑，以至于后来每当别人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时，我都会感到十分难堪和难答。
我满两周岁后，母亲又开始出集体工。
劳动使人们不断掌握技能，增长智慧。母亲从那年春开始又多了一门绝技：采茶。
生产队要求全队几乎所有青壮年妇女都去茶场采茶。
茶树不是油茶籽树，是喝茶的茶树。茶树是前些年响应上面的号召集体栽种的。经过几年的培育，生产队的那片茶场可以采茶了。荷塘公社各个生产队同期都栽了茶树。据说，所有新摘的茶叶每天都要用拖拉机送到桃江县城，再用大卡车送到益阳去加工。
采茶就要赶在茶枝刚发出嫩芽的时候。采茶期最迟不能迟过清明。
母亲把我寄放在马圈子盖上的悦会计家。悦会计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跟我乐怡姐差不多大，小儿子刘放军只比我大一两岁，女儿刘红只比我大半个月。我在悦会计家可以和刘放军、刘红一起玩。悦会计的母亲大翁妈是个慈祥善良的老人，她很用心地照看我。
母亲采茶的时候，每天都早出晚归，我一日三餐都跟着大翁妈吃，大翁妈会煎很香的麦糠粑粑给我们吃。
大翁妈家的阶基下有一口肥水坑，这个坑让母亲提心吊胆的。肥水坑家家户户都有，它有利有弊。利是一家人把涮马桶水、洗碗水、洗衣水都倒在这个坑里，地坪里如果有鸡屎、狗屎也都往坑里扫，有婴儿的家庭给婴儿把屎把尿都把在坑里，坑里的水很肥，坑壁及坑底的土也很肥。这些水和土就成了各家各户自留地极佳的肥料。弊是肥水坑有臭气味，生蚊虫，甚至能淹死幼小的孩子。
肥水坑里淹死孩子的事在农村并不少见。老人们常警告年轻的父母们：“欺山不欺水，欺水不必深，肥水坑里淹死人！”
大翁妈年事已高，母亲担心她老人家一个人管不住三个孩子，生怕万一有个闪失。
母亲一去茶场就跟姓龚的场长请示，请求带着我采茶。母亲说，其他妇女家里有婆婆帮忙带孩子，但她没有婆婆，她的儿子刚两岁，寄在别人家怕淹死，她想带着儿子来茶场，保证儿子不惹事，保证不影响她和别人采茶，也不要茶场多蒸一钵饭，她和儿子合吃一钵就行了。
龚场长不同意。
母亲心想：“刚来就提请示，可能是不妥，也许龚场长看到我的表现和成绩后会同意的。”
就算不为打动龚场长同意带孩子来，母亲也会尽最大努力采茶。
龚场长把每个人的姓名用白石灰笔写在一块灰黑色的门板上。每个采茶妇女每采满一边筐就去过秤。然后，龚场长会把每个人采茶的总重量写在姓名后：范翠英13斤，黎胡玲16斤半，李爱秀17斤，龚时秀12斤半……
钟三多28斤。
第一天采完茶过完秤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的好朋友腊妹子、三妹婆等妇女向母亲请教。母亲也不知道她为何会比别人采得快那么多，她想了想，说：“我比你们采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勤奋，你们边采边聊天，我一个劲儿地与时间赛跑。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们基本上是用一只手采茶，我由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采茶上，所以我能用两只手采。”
生产队给妇女们每天采茶的工分都是五分，是按天计工分，不是按采茶量计工分。所以，腊妹子她们并没有放弃聊天和休息。虽然如此，这些原先都没采过茶的妇女们采茶的技艺基本上都有进步。过了几天，腊妹子、肖幼兰等也能两只手采茶了。门板上的数字比第一天涨了不少，她们有的人一天也能采二十多斤了。
母亲把这场采茶看成一次劳动竞赛。她叫清波和乐怡上学时顺便把我送到悦会计家，而她自己天不亮就赶到茶场采茶。等其他人到茶场时，母亲已采了五六斤茶。
当其他人创下最高纪录30斤时，母亲也创下她的最高纪录50斤。
龚场长几乎每天都当众表扬“采茶状元”钟三多，但他依然拒绝了母亲把我带到茶场的请求。
母亲说，她采了二十多天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她生怕我会掉进悦会计家的肥水池。
直到母亲完成生产队的采茶任务，她才长舒一口气。两岁多的我和四岁的刘放军、两岁多的刘红一起玩，三个孩子都很乖。大翁妈总是尽心尽职地看护着我们，喊我们一起喝茶，喊我们一起吃粑粑，喊我们一起午睡。
由于在庄子湾生产队茶场的优异表现，母亲被生产队队长和场长推荐到张目桥大队茶场采茶。
大队茶场在龚家湾生产队里。
各生产队都派了一两个妇女去大队茶场，但有的生产队并不是派采茶能手而只是随便安排人参加。
大队茶场按采茶量计价。大队把茶统一交给公社，并会根据各生产队的采茶量折算出钱分给生产队。但对个人而言，各生产队一般只是计采茶妇女平时的工分。庄子湾生产队就是这样。母亲每天采多采少都计五分工，但庄子湾从大队分的钱的多少则由母亲的采茶量决定。
母亲照样天不亮就赶到大队茶场，独自一人在龚家湾的山坡上采茶。一个早上下来就比别人多出了五六斤。
龚家湾生产队的队长叫刘周树，人们一般喊他们两口子为“三爹”和“三妈”。母亲去大队茶场要经过他家地坪。一天，习惯了早起牵牛的三爹三妈见母亲一黑早就去茶山，忙喊：“天还没亮，你不怕鬼啊？快进来喝口茶！”
三妈用藤装的开水瓶给母亲泡了一碗烟熏茶，提醒母亲说：“你以后再不要摸黑进茶山了！茶山里很多野坟，天黑容易撞着鬼！”
三爹不信鬼，他只是赞叹道：“庄子湾派来嗒一个采茶标兵！”
在大队茶场采茶不仅有饭吃，而且有水喝。在庄子湾生产队采茶是没有水喝的，妇女们从上工到散工中间是不喝一口水的。她们习惯了，甚至认为不喝水就不用上厕所，还能减少出汗。这种生活习惯后来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读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时，也是一整天不喝一口水的。
大队茶场的水是三妈用木桶提到茶场的。桶里是从井里打的泉水，水上搁着一个瓜瓢。
张目桥大队的采茶劳动持续了一个星期。
不用说，在张目桥大队茶场的众多采茶妇女中母亲天天是状元。母亲每天都是四五十斤，龚家湾和田家冲派出的人创下的最低纪录都才是11斤。
顺便说一下，善良的三爹三妈家发生过一件轰动整个荷塘公社的事。
三爹三妈没生儿子，只有一个养子，养子叫刘吉山。刘吉山成家生子后与三爹三妈住在一个大瓦屋里。
张目桥大队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三十出头的刘吉山承包了大队的加工厂。为了防盗，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加工厂里。有一天刘吉山卖了一台割木机，把钱送回家交给堂客藏了起来。刘吉山卖掉割木机的次日早上，第一个去加工厂打米的人发现刘吉山头朝下脚朝上地死在加工厂的木梯子上。
穿制服的公安人员来查过现场后，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这事就此不了了之。但人们都会把刘吉山的离奇死亡与他前一天卖掉割木机联系起来。会不会是谋财害命呢？人们不得而知。
后来，刘吉山的儿子刘礼登1989年以优秀的成绩从荷塘乡中学考入桃江一中高中部，张目桥人开始留意这个平时说话不多，但学习勤奋的男孩子，并开始兴奋地等待奇迹。
三年以后，刘礼登从桃江一中毕业，高考以名列湖南省前茅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这消息轰动了整个荷塘。荷塘人议论，刘吉山死不瞑目，他保佑儿子刘礼登考上了清华大学。人们在等待刘礼登学成毕业当上大官为父报仇雪恨的故事。但时至今日，这个荷塘乡的每一个农民在头脑中自编自导的感人故事一直没有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