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沸腾的石灰水一样闹腾地流过，人们在闹腾中走进1967年的春天。
春节后元宵节前，趁寒假还没结束，生产队还没开集体工，爹爹带着母亲和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到汉寿三和白家铺给姑翁妈拜年。他们在汉寿听到了关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最新“盛况”。
白家铺离太子庙康家山只有几座山，不超过十里山路。但那边已没有长辈，所以母亲没去康家山。
我爹爹过继给姑翁妈当侄子，姑翁妈的儿子白汉文是爹爹的堂弟。白汉文的媳妇儿刘盛英是我舅外婆的二女儿，是母亲的亲表妹，所以白汉文与我家是亲上加亲。
姑翁妈家是中农，属于贫下中农范畴，政治上安全得很。白汉文是个走南闯北的能人，有很多来自各方的消息。他告诉爹爹和母亲：元旦刚过，常德各地都学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造反运动由“批资反路线”转向全面夺权，常德地委、汉寿县委和白家铺公社机关陷入瘫痪。常德军分区和汉寿县人武部纷纷“支左”，还专门成立了“支左办公室”。
我后来查阅史料，证实我的表叔白汉文向爹爹和母亲介绍的情况与当时的真实情况相吻合。史料里还记载，那年8月，六九六一部队进驻常德，协同军分区“支左”。两支造反派分别在常德大饭店、南坪公社大楼设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武装对峙，枪声不断，时有惨烈伤亡。9月5日，中共中央颁布收缴枪支、制止武斗的命令，即“九五”命令，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宣传队宣传“九五”命令，收缴造反派们的枪支弹药。至国庆节前，常德及郊区共收缴各种枪3638支、迫击炮36门、手榴弹561874发、炮弹99发、雷管6376枚、炸药75.4公斤。
单单一个常德城，竟从造反派手里收缴出这么多的枪支弹药！
益阳城里的情况也大抵一样，全国的城市都差不多。自7月22日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全国各城市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这印证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元旦社论中提出的“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的论断。
没有统计数字显示那年因“文攻武卫”而死亡的人有多少，受伤的人有多少，致残的人有多少。不知道那些在当年的“文攻武卫”中落下残疾的人，回想当年的场面会作何感想。
好在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大多只发生在城市的街巷，农村的田野显得平静很多，至少荷塘公社是这样。
所谓的全面内战并没有波及荷塘公社，没有波及张目桥大队和庄子湾生产队。或许是三年困难时期庄子湾人那些刻骨的记忆还没消除，也或许是1963年以来的生育潮让庄子湾人忙于养家糊口喂孩子。
庄子湾生产队除了想斗就斗、爱批就批“四类分子”和破“四旧”倡“四新”外，就是出集体工。除了白天的蝉和夜晚的蛙无休止地鸣叫外，生活可以称得上平静和安逸了。
我爹爹尽可能地以沉默和谨慎躲避挨批受斗。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使得他桃李芬芳，很多家长及已毕业的学生保护了他。他依然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虽然那时候已有不少属于“四类分子”的教师被下放农村。
十四五岁的毛坨显然比大人更不在意“全面内战”。他每天风一样出工，也像风一样成长。
那年夏天，梅子成熟。一个星期六的中午，爹爹从学校回来吃午饭。
母亲弄了个火炉，架在桌上煮腊狗肉。
过年时舅舅给我家送来一块腊狗肉。母亲一直没舍得拿出来吃。她有什么好东西都要藏着，等着。等客人来了吃，等爹爹从学校回来吃。
那天中午，一家人吃热腾腾的腊狗肉火锅。幸福像炉里的热汤和蒸汽一样在每一个人心里沸腾。
为了等爹爹从学校回到家一起吃饭，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毛坨还在开心地吃着，路上响起刘建仁的喊声：“小毛坨，开工去咧！”
毛坨赶紧扒了几口红薯饭，再美美地往嘴里塞一块腊狗肉，边往外跑边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哦嗬哦嗬”，和刘建仁一起往范翠英家那边的田里赶去。
不一会儿，那边便有人喊：“刘老师，刘师母快来啊！小毛坨被石头砸伤了啊！”
母亲和爹爹疯了似的往范家那边跑去。
毛坨双手捂着脑袋，歪躺在范家的地坪上，旁边围着很多社员。
母亲一边哭着喊：“毛伢子啊！你这是怎么了？伤着哪里了？”一边蹲下身抱毛坨。
爹爹制止了母亲，他让毛坨在地上躺一会儿。
毛坨的腿能动，胳膊也能动，说明他并没有晕死过去。
刘建仁告诉我母亲和爹爹：他俩赶来时还没到出工时间，社员们也没到齐，于是毛坨和他，还有其他几个先到的社员想摘范家的梅子吃。可他们人不够高手不够长，于是便扔石头砸梅子。这才刚开始扔，毛坨就被石头砸中了脑袋。
爹爹让毛坨躺了一会儿，就把他背回了家。
毛坨的脑顶盖上肿起一个很大的包。
母亲听说过石头砸着脑袋能把人砸死或砸傻的故事，担心得要命。她哗哗地流着泪，大声呼喊毛坨，生怕他昏死过去，也怕他神志不清。她心里不住地祈祷：“章甫啊，你要保佑你的毛坨啊，他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啊！”
毛坨并没有昏迷，他知道母亲伤心、担心，便捂着头强忍疼痛，故意哄母亲放心：“我属猫的，九条命！你们放一百二十个心——哎呀，腊狗肉喷香的！”
母亲破涕为笑：“猫馋鱼，你馋么子梅子？”
梅子没吃着倒被石头砸伤的毛坨没有傻，说话和思维都还正常，只是感觉头晕乎乎的。
毛坨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左右，母亲的表妹、我的满姨即在县人民医院当护士的刘静宜回了藕塘娘家。母亲带毛坨去舅外婆家，请满姨看看毛坨的脑顶盖。
母亲看着满姨用针管从毛坨脑顶盖的包里抽出大半针管的瘀血。
抽掉瘀血后的第二天上午，毛坨又能出集体工了。
当张目桥大队的“四类分子”们在一门心思避开批斗风险的时候，母亲则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她在构思起新屋。
母亲没有被当时的政治空气迷住眼睛，她认为生活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母亲看到了起新屋的必要性：刘家的老宅子已有近百年历史，且只有两间偏房，而大哥已经20岁，小哥已经15岁。母亲也看到了起新屋的可行性：生产队都能吃饱饭，家里有一点儿积蓄，能请到工，又是少雨的秋天，秋收季节还未到，是起屋的黄金时期。
十几户人都安然地住着刘家的老宅子，谁也没动心思要起新屋。母亲是当时第一个构思起新屋的人，并且是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
母亲跟爹爹商量，爹爹听了吃惊不小，他很佩服母亲的胆识和勇气。他说：“钱只有一百六十几块，缺口很大，并且很累人。我不参与生产队的事，我也无力帮忙，一切由你安排。”
“切莫要怪我不出力不帮忙！”爹爹补充道。
既然爹爹不反对，母亲就决意做准备了。母亲知道爹爹要教书，就没指望爹爹回家出力。
要起新屋，首先要准备钱。拆旧屋、起新屋、运材料的工钱和材料钱至少要三百五十块，缺口约两百块。母亲就到县城、修山等亲戚家到处借。她准备边借边开工。
正在母亲准备开工拆旧屋的时候，爹爹从鸭婆嘴学校回来，为难但不容置疑地对母亲说：“你从上次那一百六十几块里拿80块出来，马上送到超凡家去。超凡也准备起房，找我借点钱。我答应借他80块。”
母亲二话没说，立即起身把80块钱送到我叔叔手中。
借到一些钱后，母亲就考虑准备作屋梁和屋椽的杉木。母亲仔细算过，拆掉两间偏房起新屋，旧屋原来的木头远远不够，缺口很大。
木头很难找。几年前山里的木头已被砍光，张目桥及近边的田家冲、担水坝、曹家嘴的山上都没有什么树，并且砍树要砍伐证。母亲到哪里去弄木头呢？没有木头想起新屋，就像没有水想养鱼，没有路想行车一样，是不可能的事。
买杉木的事，鹤满爹帮上了忙。
鹤满爹是地主成分，就是那个在湘山中学念书时曾经用桐油炒菜的刘正夫的父亲。几年前鹤满爹家缺菜吃，母亲送过一些晾制的汗菜干给他家。
那年鹤满爹七十岁左右，他喜欢光着头。由于成分不好，没人给他理发。他自己常带个刀片四处求人，但处处受挫，只能任由花白头发渐渐长长。
有一次他求我母亲给他理发。母亲见他可怜，但自己没学过理发，不敢答应。他说：“你只管刮，刮破头皮不怪你！”
母亲便尝试着拿着刀片帮鹤满爹刮头发，第一次居然就刮出个光头。鹤满爹很高兴，从那以后隔个把月他就拿着刀片来请我母亲给他刮光头。
有一天，他告诉母亲：“萝卜垅那边有黑市杉木卖，不要砍伐证！”
母亲没听说过这个地名，鹤满爹答应带母亲去。
说走就走。一天早上，母亲向生产队请了假，请鹤满爹带路，沿田家冲、白页冲往鸬鹚渡方向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萝卜垅。那里山高林密，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深山里间隔地砍两三百棵树很难被觉察。
鹤满爹带着我母亲问到这边的生产队队长家。队长带着他们进了山，都是一丈多高的杉木，连皮直径半尺。
队长开价五元一根，一次最少卖50根。
母亲说：“不砍你的价，五元一根一分不少。你的杉木是好木，你人也是好人。我不挑你的树，你随便帮我砍就是。但我不是起新屋，我只补旧屋。我不需要那么多，只需要20根。如果你点头，我现在就把100元钱给你，你把杉木砍倒放在这里，我就回去喊人趁黑掮走。”
队长原以为遇到个大买主，但买方只是补旧屋，没办法，他同意了。母亲当即把几十张拾圆伍圆贰圆还有壹圆，共100元钱给了他。
母亲回来后，立即找亲戚朋友帮忙。
不一会儿工夫，20个人就齐了：大哥、小哥、刘建仁、刘斯亮、刘义方、刘雪芬……
母亲交代他们：“走快路掮回来，20个人不要挤在一起走，前前后后拉开距离，遇到人盘问就说好话。我在家里准备酒肉茶饭等你们！”
夜里11点多，20人20根杉木就都顺利地回来了。酒肉茶饭摆开，20个汉子敞开肚子吃喝起来。
“起新屋时我们一定要来帮忙！”他们边吃边跟我母亲说。
杉木买回来，接着就请人拆老屋。
新屋的瓦，基本就靠老屋顶上拆下来的瓦了。砖也基本用老屋的砖。母亲都算好了的。这都得精打细算省着用。
为了防贼偷木偷砖偷瓦，母亲夜里悄悄地撒上灰。母亲的这一招，就像当年在太子庙康家山守谷时防贼一样。
第二天早上，母亲查看灰有没有动过，查看东西有没有被偷。
每天都没有人来偷。母亲都会把灰悄悄扫掉。
一个多月后，漂亮的新屋建起来了。
新屋有四间大房：三间正房、一间偏房。三间正房用的墙砖都是从旧屋拆过来的，不够的墙体就用泥夯和木板补。三间正房顶上的瓦主要来自旧屋，也买了一些。偏房的墙体全是泥夯，顶上盖的是茅草。偏房泥夯墙的东边墙下挖了一条浅浅的水沟。水沟东侧用石头、碎砖和泥土砌了两间茅屋，是茅厕和猪圈。
但这两间茅屋其实是两间“楼房”。茅屋高约两米五，厕所和猪圈哪能享用这么大的空间呢？母亲请师傅把这两间茅屋中间搭上竹竿和木棍。上面一层有一米多高，用来放柴，也可以放脚盆和猪食盆之类的东西。下面这层也是一米多高，猪倒没什么，人进去上茅厕就得弯腰了。
原来的两间昏暗的老侧屋变成了四间亮堂堂的大房，还有两间茅屋。爹爹和母亲带小清波小乐怡住一间，两个哥哥住一间，一间大堂屋里还可以摆一张客床，还另外有厨房、茅厕、猪圈。这让人感到多么奢侈多么幸福啊！
在母亲眼里，这个新屋像殿堂一样，灿烂辉煌。
这是母亲给家庭起的安居乐业的庇护所，是给两位哥哥起的引凤来巢的梧桐树，是给爹爹和我们起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大厦！
新屋刚建好，母亲就买回一只猪崽，又叫毛坨用烂砖剩石在厕所一角砌了个鸡窝。
母亲在池塘边的土丘上种上一排香椿树，还叫毛坨挖来几株毛竹栽上，又在家后山种上枣树、茶叶树和黄花菜。屋前用竹栅栏圈出一大片菜地，种上红菜苔、萝卜、雪芋、冬苋菜、芫荽……
菜地满园青翠，屋前屋后鸡叫猪哼生机勃勃，显示出一派居家过日，发家致富的气象。
母亲起这个新屋，是把爹爹想都不敢想的事做成了。母亲后来一直念叨着，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
母亲说，一要感谢合作社的周师傅。
周师傅在庄子湾合作社当营业员，外地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合作社的营业员常一两年轮一次岗，一般跟本地社员不太打交道。当时生产队的卖肉摊借用合作社的地盘。卖肉摊归修山区供销社管，卖肉员姓钟，贫农出身，与母亲一样也是修山麻竹垸人，他父亲和爷爷曾得到我母亲的爷爷钟厚载的救济。母亲找这卖肉员想买点儿肉，他却不理我母亲，说没肉票不能买。
“那买点儿骨头行不？”母亲问。
卖肉员说：“也不行！”
母亲试着问周师傅能不能帮忙买点儿肉。周师傅爽快地答应了，问母亲想买什么肉。母亲说：“最好能买整个猪头。”
令母亲感动的是，周师傅隔两三天就提了一个猪头送到我家。
母亲告诉我，买猪头最划算，猪耳炒一碗，猪鼻炒一碗，猪头肉能炒好几碗，还便宜。
母亲说，二要感谢换地的刘雪莲和黄连香。
新屋的地点在连三巷子，那里的池塘和塘边的几块土是刘雪莲的。当时池塘边的香樟树还是绿皮的小树，他同意让母亲用另外的土换池塘和塘边的土，用钱买他的香樟树。光是刘雪莲的地还不够起屋，刘雪莲的地旁边是黄连香的地，地里正长着刚摘没几茬的棉花树，树干树叶还是绿茵茵的，挂着很多大小不一的棉桃。黄连香也同意跟母亲换地，同意母亲买棉花赔给他。
刘雪莲是生产队队长，黄连香是贫农，他们如果与“四类分子”划清界限，不同意换地，不同意卖香樟树，不同意拔棉花树，母亲的新屋就得另找地方。他们俩竟都同意和“四类分子”的母亲换地，母亲很感动。
母亲说，三要感谢我舅舅和乐义哥。
新屋的地址是我舅舅选的。其实母亲已经多方勘察，她在两个地址上拿不定主意。一处在均田冲，是庄子湾生产队的东南角，与道光冲大队相邻。那里有层层的山，背靠山，面向南，前面是数十亩的平整的稻田。只用跟一个富农家庭换地；另一处在连三巷子，就在马圈子盖往南100米，生产队的主路旁边，有丘有池有树有路，也向南，前面是更广阔的稻田。但要跟生产队队长刘雪莲与贫农黄连香两个家庭换地。
舅舅跟母亲说：“连三巷子最好了。均田冲太偏僻，有个什么急事喊人都喊不应。路也远，挑担谷出来打都不方便。”
母亲认为舅舅说得有理，就选址在连三巷子。这样，我家跟北边马圈子盖上的大队会计刘悦琨家、南边官冲坡上的贫农吉高叔爹家、东边的贫农刘昆生家、生产队主路西边的刘运芬家成了邻居。
舅舅是推着他自家的手推车从修山麻竹垸来的。他向麻竹垸生产队请了长假，来庄子湾帮我家推了一个月砖、瓦和石头。
表哥钟乐义是大姑刘静琴的儿子。他原本是修山公社的初中语文教师，因为“四类分子”的身份，刚被下放回生产队。他也向生产队请了长假，带上他家的手推车为我家起屋帮忙干了一个月的重活累活。
舅舅和乐义哥的手推车为我家起新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从大队主路上把垒房基的石头一车一车地推到连三巷子，还把旧屋拆下来的砖和瓦也推了过来。
后来落实政策，乐义哥又回修山中学教初中语文，不久调到富裕的邻县、刘少奇同志的老家宁乡县，进了宁乡县最炙手可热的粮食局当党委书记，粮食系统不景气时他调到交通局当党委书记。他的聪明能干成为亲戚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母亲说，四要感谢众亲戚。
亲戚们慷慨地借钱给母亲，还来帮忙筑墙。一个多月，四间大房和两间茅屋，亲戚家帮了一百多个工，他们不要工钱。母亲给他们准备了一日三餐，每人每天一包经济牌纸烟。
母亲说，五要感谢起屋师傅。
泥水匠主师傅是我爹的远房堂弟刘光顶。木匠主师傅是我爹的学生，他还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徒弟一起来的。他们都很尽力。母亲给泥水匠和木匠们一天三至四块钱工钱，一日三餐外加每人每天一包经济牌纸烟。
母亲说，六要感谢乡亲们。
起新屋的那些天，庄子湾生产队很多农妇给母亲送来蔬菜。乡亲们担心我家里柴不够，送来一捆捆的枯棉花树。曹家嘴大队的贫农龚南轩还及时地送给我家十几根竹尾巴。那是在给偏屋盖茅草顶的时候，天变得阴沉，眼看就要下雨了。家里缺十几根竹尾巴，盖不了茅草。盖屋顶的师傅原本打算第二天找到竹尾巴后再盖的。谁也没料到雨季突然就要来了。刚夯上的泥墙被雨淋湿是很危险的。贫农龚南轩正在我家帮忙，眼看阴沉沉的乌云缓缓移过来，他对我母亲说：“喊几个人马上去我家，每人拖两根竹尾巴来！”就这样，龚南轩的十几根竹尾巴解了我家的危机，师傅们抢在下雨之前把偏房的茅草屋顶全部盖好了。
母亲念叨道：“为了帮我家起新屋，师傅和亲戚们都很辛苦。”
后来我听爹爹和哥哥们说过，母亲才是最辛苦的。别的不说，一日三餐，每餐三大桌饭菜，都是母亲一个人做的。因为要出集体工，农妇们只能送些蔬菜来，她们没有时间给母亲帮手准备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