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
母亲请五保户爱姨帮忙带小清波和小乐怡，又出集体工了。家里六口人，爹爹在学校教书，母亲和大哥、小哥三个人挣工分。风调雨顺的日子让生产队的老老少少都不再挨饿。
爹爹开始教清波和乐怡吟诵古诗。星期天休息时，他两只手各抱一个女儿到田家村水库，让她们观察鹅在水库里游泳的样子，用清波的名字开始教古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他带着女儿们一起叫：“鹅！鹅！鹅！”引导女儿们和他一起欣赏颜色之美、山水之美、生态之美。
“爹爹！姐姐的名字那么有趣，那我的名字呢？”小乐怡明白清波名字的美好含义后，不甘心地问。
爹爹呵呵笑了，他接着教女儿们念：“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他指着那山清水秀的图画般的风光，告诉女儿们：“我们每天生活在山、水和农田周围，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真是快乐无比啊！干吗还要劳神劳力去打打闹闹呢？”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好光景啊！还有什么比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饿死的边缘到吃饱肚子，从挨批挨斗到天下太平更让农民舒心的呢？
出集体工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仍像以前一样，抽空儿去挖红薯根和细马铃薯。守候着老公每个星期六下午快快乐乐地回家，看护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天天长大，对比在汉寿太子庙康家山的生活，母亲觉得很幸福，有时觉得像在做梦。
不会再搞什么大运动了吧？
大运动还是来了！
社员们突然间感受到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像坐了直升机，不停地往上蹿，蹿到了空前的高度。
荷塘公社的田埂上和墙壁上，一夜之间刷出许多新标语：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
“突出政治！”
“政治统帅一切！”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
母亲从标语前走过，脸上浮现出愁云，心跳也剧烈加速。
愁云也悄然飘浮在其他社员的脸上。
但还有的社员却亢奋起来。土地改革、大炼钢铁结束及公共食堂解散后，社会主义教育和“农业学大寨”都没能达到让他们亢奋的高度。他们期待着，敏感地嗅到了空气中令他们亢奋的味道。这种奇妙的味道让他们把饥饿与寒碜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无限的快活。
爹爹知道，“劳智慧”的日子又开始了，“怡然有余乐”又变得不可企及，他提醒母亲和大哥小哥：“谨言慎行，静观其变，积极劳动。”
张目桥大队开始密集地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每次全体社员大会，母亲都把两个女儿带上。没人帮忙带，因为全体社员都不能请假都要开会。听说公社还召开过万人大会，把公社社部附近几个大队的社员全部叫去，社员们把公社社部的几个篮球场都挤满了。
张目桥大队的社员虽然没有全部挤到公社社部，但“四类分子”比以往都多了到公社社部受教育的机会。
“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统称。这是在当时饱受歧视的一群人。生产队队长刘雪莲自从知道母亲与公社革委会主任是同学后，凡地主分子开会都不叫母亲参加，但“四类分子”开会都会叫母亲参加。在他看来，地主子弟总该跟富农分子差不多吧。
有个与母亲同姓的地主妇女，长得高挑秀丽，每次公社“四类分子”教育会上她都跟母亲坐在一起。她经常忧心忡忡地跟母亲说：“我出来受教育，家里的瓦片会被贫下中农的男孩子砸得稀巴烂呢！”她还悄悄告诉母亲：“我那个憨儿子邢强兵天天散工，只晓得捧着书看，书呆子一个！”
大队支书邹士洲每次都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和要求。他讲，要轰轰烈烈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燕山夜话》的黑话，要坚决批判邓拓、吴晗，要坚决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
社员们听不懂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甚至有些失望。“文化大革命”那是文化人干的，而他们大字不识几个。他们想来一场“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该多好！社员们也听不懂什么叫《燕山夜话》，以为是黑社会说黑话。倒是有个绰号叫“吴憨”的社员，因其绰号与“吴晗”同音，常被人嘲笑，还被喜欢捣蛋的一群社员起哄抛起来。至于反动学术权威，大队原本没有，后来的几次全体社员会议就拉张目桥学校的教师来接受批斗。
但接下来事态的进展让那些有些失望的人彻底亢奋和满足了：社员们被组织起来，举起旗帜游行，公社和大队还给一些人发了统一式样的威武的帽子，很多人还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兵”：红卫兵。
既然当了兵，就得撒劲儿干兵的事！县里和公社赋予红卫兵们造反的权力。农民开始脱离田间劳动造反，教师也开始脱离讲台教学造反，中小学生更是不再念书开始了疯狂的造反运动。
他们像蝗虫一样集中，像蝗虫一样飞翔。所到之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宣告破除，“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新习惯”宣告建立。
这些“四旧”“四新”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也不过瘾。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要让社员们看得见他们的成果：有些年代的古墓被掘起来，宗祠的瓦片被掀掉墙柱推垮，寺庙被烧得直冒浓烟，中学的几沓旧图书被扔进了火堆里，桃江民间的地花鼓戏服也被化为了灰烬……
红卫兵和造反派最过瘾的，是抓人来批斗。
普通地主已经斗得没意思了，他们拿出“新思想”，使出“新动作”，变着“新花样”斗人。
荷塘公社的人不知道，他们这其实都是文雅的，城镇已经开始了武斗，这一派与那一派持械格斗与混战，那才叫惊涛骇浪呢，那是偏远的荷塘农村社员们想都想不出来的“新动作”。
造起反来农村社员有农村的一套，虽然不能和城里的格斗相比，但也有不少看头。
爹爹谨小慎微地藏身于学校，躲过了前面几次由各生产队派出去的“四类分子”教育会，但还是被已经光荣成为红卫兵的学生们揪出来。
爹爹自幼学私塾，古文功底扎实，唐诗宋词自不必说，二十四史很多也能倒背如流。他从不炫耀，平时也极少言语。但他的两个特点，很快成为他的两条罪状：一是写诗填词。爹爹的诗词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工整严谨又极雅；二是练毛笔字。爹爹在学校每天都练字，即使买不起墨汁，也要练。他曾发现山里的一种红砂泥融水后可以练字。他的颜体、柳体楷书和隶书、篆书都很美。
写诗填词和练毛笔字，这是彻头彻尾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们怎么能接受这些旧东西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常写诗填词，也常挥毫泼墨，龙飞凤舞。”爹爹心里想，但不敢说出声。
他们把爹爹的毛笔折断，踩进泥土里，把砚池摔得粉碎，把墨汁从我爹爹的头上淋下去。墨汁淋黑了我爹爹的白发、脸和脖子，并从脖子里灌进衣领里，把我母亲纺出来的棉纱、织出来的棉布、裁缝出来的白褂子也染黑了。
他们把我爹爹绑起来，套上纸板卷制成的高尖帽子，在帽子上写上“地主分子”，还在我爹爹脖子上挂一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纸牌子。他们共有六七个人，前面的人敲着一面锣，另一个人用一根粗陋的草绳拉着我爹爹，后面四五个人拿着红卫兵的兵器——木棍和竹竿，让我爹爹游村示众。从鸭婆嘴学校游到我家，再游到公社的批斗大会会场。
有时候在游村示众时，押我爹爹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会遇到押我堂叔爷刘龙舫的另一支红卫兵队伍。有的红卫兵为了换换味，会互换队伍。
批斗大会上，跪是最起码的。母亲给爹爹制了一对加棉的护膝，让爹爹悄悄地套在膝盖上。护膝外面穿了长裤，红卫兵们发现不了。
被揪出来的都是“四类分子”中的“罪大恶极”者。会议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也有人领着大家喊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最短最有气势的口号是“打！”一声一声的“打！”把台上跪着的“罪人”吓得魂不附体。
爹爹叮嘱母亲不要带清波和乐怡去批斗大会的会场，他既担心吓着女儿们，也担心他跪在会场的窝囊形象影响女儿跟他吟诗的效果。
每次批斗完，爹爹都得由母亲搀扶着回家。爹爹羸弱的身子受了伤，孤傲高洁的心灵更受伤。但后来，爹爹每次被批斗后都跟母亲有说有笑。他告诉母亲一个秘密，他创造了一套“精神转移法”。他说，以往他听批判者的胡言妄语，越听越生气，越听越伤心，后来，他不再听批判者的胡话，跪在地上只管默默吟诗，想象着与李白杜甫等人聊诗散步，虽然跪着，偶尔挨几脚，但也不觉得痛，相反，他感到很快活。回到家，如果天色还早，他都要教女儿们吟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稚嫩的声音抑扬顿挫，从昏暗的煤油灯下，透过窗户，随风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后来，红卫兵们发现以往的批斗会难以形成新的高潮，有人便想出新办法：叫“罪人”们跪到春凳上。
春凳是桃江农村家庭常用的凳，它就是一条窄而长的木板，下面安着四条高高的木脚。春凳通常有半米多高，也有稍矮一些的。跪在春凳上是一件技术活，因为它窄得只有人的巴掌那么宽。“罪人”的小腿与凳面垂直，只有两条腿的膝盖那几寸跪在凳面，两条小腿大部分是悬空的。
“罪人”们都是一种荒凉的表情，好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罪人”们的身后，是一张张因兴奋而扭曲的马脸。
马脸们要求跪在春凳上的人不能动，这是极苛刻的要求。“罪人”们不是杂技演员，也不是平衡木运动员，跪在窄窄的木板上，一般坚持不了两分钟。他们不敢往前面倒，因为往前倒就会摔到两米多高的台下。所以他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坚持着，实在坚持不往就尽量往后倒，或往两边摔到春凳上再摔到台上。
摔了又得跪上去。还是要求不能动。
只有一个能长时间坚持不摔的人，那就是开“四类分子”教育会时常跟我母亲坐在一起的那个高挑秀丽的钟姓妇女的书呆子儿子邢强兵。邢强兵那时十七八岁，由于营养不良个子矮小，还没有他母亲高。虽然是个书呆子，但他擅长跪春凳。同时跪上去，其他人都歪歪斜斜地摔倒了，他却一动不动。别人摔了又跪上，十个回合了，他还没摔过一次。
台下的人开始起哄，大家的注意力不是听领导讲话，也不是喊口号了。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邢强兵跪着不动还能坚持多久。
主席台上端坐着的一个马脸生气了，对站护在后面的民兵吩咐了一句，那民兵便走到邢强兵后边，对着他的太阳穴用木棍子使劲一击，邢强兵的杂技表演再也坚持不住了，太阳穴的血还没来得及流出来，人已重重地摔在两米多高的台下。
台下有人兴奋地“呵——呵——”也有人不忍卒视，悄声叹气。
“文化大革命”中的张目桥大队像一匹失控的野马，没有方向，狂冲乱撞。
从南京国民政府回来的、我的堂叔爷刘龙舫一家自然无法幸免于野马的狂冲乱撞。
刘龙舫的父亲是我曾祖父的弟弟，即我的叔曾祖父刘楷东。刘楷东早年参加革命军，跟随黄兴闹革命，当过黄兴的秘书。他曾随黄兴东渡日本，在日本购得一批日本文士的字画佳品，也曾得黄兴所书的对联数副。他还随黄兴策划和领导了黄花岗起义，后来英年早逝于广州。刘楷东逝世时，结婚才半年的妻子已有身孕，怀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刘龙舫。刘龙舫的母亲生下他后不久，母子二人被他父亲的革命军战友接到长沙。刘龙舫与他母亲得到了革命军战友的悉心照顾。刘龙舫在长沙读小学中学，抗日战争时期毕业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毕业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文化部门选上，从事文史档案工作，也参与过南京中央博物院部分文物资料的甄别工作。刘龙舫在南京成亲，妻子是他父亲刘楷东的革命军战友的女儿。南京解放后，他带着妻子从南京返回张目桥，落户在藕塘生产队。他父亲珍藏的那些字画与对联，后来一部分在土地改革时被撕烂或烧掉，另外一些不知所踪。
刘龙舫不像他父亲一样充满战斗的激情，他懦弱老实，没有得罪过谁，也没有做过坏事，但在“四类分子”的调查和“评选”中，他兼为“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宿命无法逃脱，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残留一命，在和风细雨的社会主义教育中苟且偷生，刚以为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不料一夜之间又被揪出来陷入挨批受斗的政治旋涡。“四类分子”的帽子牢牢地戴在他和他妻子及两个儿子的头上，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紧扣皮肉，一戴就是十多年。除了经常的会场挨斗，他平时要接受广大社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监督，不能乱说乱动，生产队的脏活累活也都成了他的“专利”。
批斗和恐吓是刘龙舫家的“家常便饭”。
刘龙舫夫妇都坚强地挺过来了，但他们的两个儿子却成了牺牲品。大崽刘吉源是早产儿，长到五六岁时都还正常，后来变得神志不清，人们叫他“吉源癫子”；刘龙舫堂客肚里怀着满崽刘伶俐的时候，人们把她绑在熊熊燃烧的柴火旁的木梯上，叫她供出“蒋介石给的金条在哪里”。刘伶俐从小到大少言寡语，不管见到生人熟人，都要躲躲闪闪。一家人这样的境况，实在捉孽[1]得很。
没有社员知道，也没有社员愿意在乎，刘龙舫作为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的内心做过怎样的挣扎，对人生、对命运、对前方的路做过怎样的拷问。一个和美幸福的四口之家如洪涝泄过的稻田，只见残根败叶不见一根直立的稻穗。有一次被批斗后，刘龙舫几天之内似乎老了几岁，眼镜一边的玻璃镜片已缺了一个洞，腰身也变得弯曲起来，见了任何人，哪怕是调皮的孩童都是一脸的卑微。有人从身边走过，他会马上停下来，谦卑地打招呼，同时弯曲的身子侧转，让路于人，待人走过后才敢迈开迟缓的步子小心地走过，一脸凄惶。
这个曾经穿着学生装意气风发地漫步在西南联大的校园，曾经穿着中山装踌躇满志地步行在南京博物院的刘龙舫，经常穿着补丁叠补丁的烂衣旧裤，佝偻着腰，费力地挑着粪箕，缓缓在田埂上走着。
刘龙舫的任何一点儿不慎都可能给自己招来屈辱，任他再怎么小心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不速之祸、不测之辱随时可能降临到他的身上。有一次生产队收棉花，用牛车从山地里拉棉花树回生产队。他牵着生产队的牛从另一条小路横穿牛车走过的路时，看见路上有两个未裂开的棉桃，随手捡起放进边筐里，不巧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的一顿暴打。几个人将两个棉桃串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用草绳牵着他游村。叫他自己敲锣，每走几步就喊一句“我是贼股子”。那种对人格的侮辱，到了癫狂的程度。
刘龙舫的满腹经纶发挥的唯一作用，就是教那个能在春凳上跪很长时间的书呆子邢强兵。邢强兵酷爱念书，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无所不钻。邢强兵经常抽空从另一个大队跑到刘龙舫放牛的山坡，向刘龙舫请教。社员们有时候路过时会驻足，像赏猴一样看刘龙舫教邢强兵写英语文章，还教一些蝌蚪文和弯弯曲曲的线条。
十几年后给“四类分子”落实政策，刘龙舫的满崽刘伶俐进了县城，被安排在县煤炭公司上班，每天拖着板车给人家楼上楼下地送煤球。已经变成疯子的大儿子刘吉源终身未娶，在一次跟着他母亲去灰山港镇走亲戚时走丢，再也没有回来过。
刘龙舫的堂客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刘龙舫，无论受多少苦难她都默默忍受。后来，人们常想，革命军义士的女儿，从长沙嫁到荷塘，跟着刘龙舫风里雨里这么多年，夫不勇，儿不智，她这辈子多么不值。但是，只要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无论她的爹爹有过多大的丰功伟绩，也不论她嫁给谁，她的人生之路注定都是一样的。
[1] 捉孽是桃江土话，可怜、凄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