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企鹅课
In which a new penguin teaches a lesson
翻找胡安·萨尔瓦多的照片时，我打开了几只旧箱子，箱子外面写着“阿根廷——待整理”的字样。它们已经在车库后面等待了几十年。数年前家里遭到水淹，我的大部分照片都在那时遗失了，但我觉得也许还会在这些箱子里找到一些。当我从里面找出我自己从未看过的成卷的电影胶片时，我惊呆了。我差点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当年，我从南美把这些胶片寄回英国，我母亲把它们收好，等我回国处理。但是，当我终于返回英国，却买不起投影机，当我终于有了足够的钱，投影机却被录像机取代了，所以它们被封存了起来，并且从我的意识中慢慢消退。可想而知，当我发现它们时是多么的兴奋，我是什么时候买的电影摄影机来着？我绞尽脑汁回想。有没有可能拍摄过企鹅呢？
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位住在海边的退休绅士，乐于助人的他可以为我提供想要的服务。他的家离我们的住处只有一段很短的车程，我敲开他家大门，发现里面简直是个陈列着各种记录装置的博物馆。狭窄的过道两旁是顶到天花板的架子，摆放着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用来记录声音和影像的仪器，有着抛光的红木底座的精美黄铜机器，和布满按钮、开关的粗糙金属箱挨挤在一起。不过，只要吸着肚子，他就能在自己帝国的领土上巡行。
“没有我转换不了的人工记录的资料，”他放言，“从象形文字到高清录像。这个是一八九六年制造的！”他抚摩着一台仪器。若在平时，我可能早被他热情的介绍迷住了，但今天与往日不同。
我把几盘胶片拿给他，每一盘都包含三分钟的影像记录，答应当天晚些时候再过来。我开车回家，焦急地胡思乱想了一个下午，像个没法亲眼见到孩子出生的准爸爸。
“里面是什么？”再次见到他，我马上问，努力压抑我的兴奋。
“你应该几年前就把它们交给我处理的，”他同情地说，“它们的状态很差劲。”
我的心沉了下去。“上面没有东西吗？”我问，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
“图像太模糊了，但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
我屏住了呼吸，又兴奋起来。胡安·萨尔瓦多会在里面吗？
“有没有企鹅？”我谨慎地试探道，仿佛害怕吧它们吓跑一样。
“企鹅？我没看到什么企鹅，倒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海狮镜头。”
我大失所望。不过，我宁愿相信，电影摄影机是在胡安·萨尔瓦多离开之后很久才买的。
一回到家，我就和妻子播放了那位先生转制的光碟。看到近四十年前的人物和风景，我们觉得异常感动：山峦、湖泊和沙漠、羊驼、秃鹫和海狮，从热带到南美洲最南端的都有。它们的色彩和细节都被记录下来，那些被我忘记了半辈子、属于地球另一端的名字毫不费力地从我嘴里窜出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尽的感慨。
这也是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发现如此多的影像记录，让我对遗失了胡安·萨尔瓦多的照片这件事感到更加难过。
许多天来的第二次，我又燃起希望，觉得我的朋友可能在里面，就藏在那些被遗忘的画面里，仿佛在沉睡中等待时机，他会再次突然出现在我的人生中。可当光碟即将无情地播放完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又错了，只能绝望地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似乎无关紧要的场景：学校运动会、一群美洲鸵、人们在城市广场上笑嘻嘻地举起啤酒和红酒杯，我甚至无法从海狮的身影中找到安慰。
尽管这些也属于我的珍贵回忆的一部分，但是我宁可拿它们与有胡安·萨尔瓦多出现的镜头交换。
然后，“看！”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窜到电视机前。“他在那儿！终于找到他了！噢，快看！我亲爱的老朋友，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屏幕上的游泳池里有只企鹅，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在接下来的辉煌、精彩、幸福的两分十七秒中，胡安·萨尔瓦多与我重逢了。我和妻子默默地看着录像，我根本不敢说话，眼中只有企鹅。我怎么会如此失察，把这些珍贵的影像搁置了如此之久？多年来，我一直凭靠记忆画他，而现在，米切尔家族睡前故事的主角胡安·萨尔瓦多的真身终于出现了，他讨喜地摇晃脑袋，扑棱翅膀，扭动屁股，像摩托艇一样在游泳池中劈波斩浪。我乏味的语言永远无法确切描述的场景终于得以留存。胡安·萨尔瓦多就在那里，他一直都在耐心地等着我。
那些闪烁的画面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可以明显看出，泳池中的胡安·萨尔瓦多非常健康，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换毛之后，他身上被原油污染的痕迹连同在乌拉圭海岸上遭受的创伤完全消失了。录像中还有他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情景，游完泳，他站在十来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中间，晒着太阳梳理羽毛。这只魅力十足的鸟是人们关注的核心，虽然个头比人类矮了许多，但气势丝毫不输人类。
看完光碟，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刻把企鹅的影像录成视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把胡安·萨尔瓦多的视频发给我远在印度的儿子（他有点像我当年远走南美）尤其重要，第二件事则是查询飞往阿根廷的航班。
几小时后，我便决定重访阿根廷。飞机起落架的轮子接触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跑道的刹那，我感到兴高采烈，我又回到了南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个国家的旅居，在当时我成年后的生活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那段经历于我而言非常重要，比之前的所有经历都要独特，让我有些理解了命运安排的深意。走下飞机，再次感受到温暖干燥的空气的爱抚，我深深地呼吸着，做好了迎接任何事的准备。脚踏上地面的一瞬间，我感到全新的喜悦和满足。我们喜欢诗人，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能用更恰当的语言表达我们的心情。而对我来说，也许托尔金才能真正捕捉冒险的本质。
大路长呀长，从家门伸呀伸。大路没走远，我得快跟上，快脚跑啊跑，跑到岔路上，四通又八达，川流又不息，到时会怎样？我怎会知道。
排队查验护照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惶恐不安。在现代人眼里，这样的反应简直是莫名其妙，然而对于曾经试图把一只企鹅偷偷带进阿根廷的我而言，产生这种感觉并不奇怪。第一个接待我的是个表情阴郁的关员，但当他注意到我糟糕的西班牙语中带有轻快的阿根廷口音时，态度立刻变得亲切和蔼。我们谈论了我此次访问的原因，他甚至祝我旅途愉快。我感觉几乎像回家一样。
当然，阿根廷发生了很大变化，擦皮鞋的男孩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城市面貌一新，尤其是码头附近，出现了许多二十一世纪风格的高楼大厦，河边的仓库改造成了最具人气的写字楼和公寓，被污染的土地和水道早已得到清理，辟为环境保护区。但让我惊讶的是，走在我熟悉的街道上，一股浓郁的怀旧感却迎面扑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那个迷人的城市，巧妙地中和了欧洲古典主义和La Boca（最贫穷的移民居住的地区）铁皮屋顶彩绘的俗丽风格，呈现出最令人陶醉的外貌和充满活力的能量。
空气中浮动着政治的味道，阿根廷大选在即，竞选海报随处可见。看到埃娃·庇隆的两张巨幅照片依旧挂在七月九日大道，我并不感到惊讶。二十条干道从这里穿过首都的心脏，照片挂在曾是劳工部办公楼的城堡风格建筑物的两侧：埃娃正在扩音器前发表演讲，广播公司的扩音器让观众联想到屋顶的无线电杆。
没有人怀疑这位传奇女性对于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意义。这些照片也不仅仅是文化遗产，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各处的数百个小报亭里，关于她的海报和明信片与糖果、香烟、报纸、杂志摆在一起售卖。至于她留下的遗产是什么，我却发现很难确认，我问过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令我极为高兴的是，我发现了阿根廷的葡萄酒质量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足以和最好的产品相提并论。不过，阿根廷的食品则根本没变，一如我记忆中的那般美好。在我看来，在这个国家仍然可以吃到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好的食物。而且，有趣的是，我很少见到这儿有超重的人，这个现象令我深思。
城市交通如今也跟随道路标志和信号的指示以有序的方式流动，行人可以放心地使用人行横道。但很多列车仍然老旧，只求实用，毫无舒适可言，每英里票价不到两比索，我又一次体会到了过去乘火车廉价出游的兴奋心情，很想重温当年的旅行，再次探险。然而时间有限，我只能在附近的一些熟悉的老地方转转。不过，尽管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它们并没有让我觉得陌生。火车颠簸着隆隆前进，让我想起了当地的音乐。短短的旅程之后，我熟悉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基尔梅斯车站映入眼帘，我曾无数次从这里下车。走在早已变得拥挤喧闹的镇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毫不费力地找到通往学校的路，但仿佛是遵循着本能的指引，过了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站在了圣乔治学院的门口。
我的圣乔治之旅包括参观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建筑，但除此之外，学校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在自己当年曾度过许多时光的露台前停留了好几次，想起胡安·萨尔瓦多听说我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的表情。“好啦，你怎么还没写？”我似乎听到他在问我，“还有，我的朋友……你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我乘坐一辆双层巴士（就是少了点儿个性化的装饰或者幸运符什么的）——而不是火车——沿着新建的机动车道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圣克莱门特，这个城市距离首都大约两百英里。当地有个海洋生物中心，盛情邀请我过去。新一天的太阳升上地平线，给拉潘帕柔和平缓的景致投下长长的暗影。虽然骑摩托车周游各地的青年时代早已过去，我还是向遍地可见的各种漂亮的摩托投去羡慕而贪婪的目光。
只过了不到五个小时，我就来到了海洋生物中心，中心创始人大卫·门德兹的孙女安德烈娅带我进行了参观。
我了解到，我在乌拉圭发现胡安·萨尔瓦多的时候，大卫·门德兹——海滨露营地的退休老板——曾经在他阿根廷的私人海滩见到过一些遭受原油侵害的企鹅，和我一样，他把企鹅带回家清理，成功地拯救了它们。
大卫将获救的企鹅成功放归大海的消息在当地传开后，有人会送来许多受伤更重的鸟儿，有人发现了受伤的海鸟，会把它们所在的地点告诉不知疲倦地救援动物的大卫。后来，他的救助范围扩展到同样在当地水域受到石油污染的海狮和海豚。不久，许多人也亲自加入救助者的行列。一九七九年，这座名为“海洋世界”的海洋生物中心，在刚刚购入的一百英亩土地上成立，如今它拥有南半球最大的水族馆。在“海洋世界”成立之前，我自然无法知道大卫所做的工作，大卫·门德兹也无从知晓我救助胡安·萨尔瓦多的事情。
海洋世界的工作人员早已成为救援遭受海洋污染的动物的专家。时至今日，可恶的污染仍旧在世界各地戕害那些可怜的野生动物。拥有近四十年参与此类工作的经验，这里的资深工作人员是全球认可的帮助遭受环境灾难的动物康复的权威，随时准备向世界各地的受灾动物伸出援手。据一九八七年以来的记录显示，共有两千五百多只企鹅获救，其中四分之三左右是原油污染的受害者。
我非常高兴地受邀来到企鹅居住区。巨大的天穹下，大约一百只麦哲伦企鹅像我在汤波角看到的野生企鹅那样生活，举止表现健康自然。看到这些我欣喜不已，如果当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中有这样一个所在，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胡安·萨尔瓦多托付给他们。
人们给我一桶鱼，我自然没有错过给企鹅喂食的宝贵机会。距离我最后一次喂胡安·萨尔瓦多——我的企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不禁喉头哽咽，百感交集。虽然桶里的鱼比我在基尔梅斯市场买的鲱鱼大上许多，但我还是像对待胡安·萨尔瓦多那样，捏起一条鱼的尾巴，拎到离我最近的那只企鹅眼前摇晃，可它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做。饲养员见状，给我演示了一种喂食技巧：手掌握住企鹅的头部，食指和拇指贴在鸟喙下方，这样视线被挡住的企鹅就会本能地张嘴咬住食物吞下去。我很好奇，因为这个办法比我们给胡安·萨尔瓦多喂食的方法麻烦得多，也更耗时，所以我问饲养员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办法。
饲养员详细做了解释：新来的企鹅必须强迫喂食——正如胡安·萨尔瓦多刚被我发现时那样——直到它们习惯了在水中接受喂食为止。听到这里我走神了，因为我突然瞥见一大群同类企鹅中间，显眼地站着一只其他种类的企鹅，它的眉毛相当华丽夸张，眼睛和嘴巴都是橙色的，这是一只孤独的跳岩企鹅，它发现自己很难无声无息地混进别种企鹅的队伍里。就在这时，不知为何，这只小鸟突然穿过企鹅群，直接向我脚旁走来，似乎找我有要事相商，它跳到一块位置比较便利的大石头上，恳求般地抬头看着我，好像在说：“请你挠挠我的肚皮好吗？”我自然喜出望外地同意了，我弯下腰，轻轻地摩挲着它的胸脯。它的感觉当然和胡安·萨尔瓦多一样，因此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身体紧贴着我的手指，直视着我的眼睛。
针对我的询问，饲养员回答说，这是一群获救的企鹅中唯一的跳岩企鹅，虽然它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但只有等其他受伤的跳岩企鹅被人送来并恢复健康之后，才能把它们一起放归自然。“单只的企鹅是放不走的，”饲养员解释道，“像海狮一样，如果没有另一只同类的陪伴，它们不会离开。”
原来如此！多年来，我一直苦苦思索胡安·萨尔瓦多在埃斯特角城海滩坚决不肯离开我的原因，现在我觉得终于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不是因为他的羽毛没了防水功能，而是由于企鹅的心理特点，我不禁会心地微笑起来，因为我终于找回了一些内心的平静，最后一块拼图对上了号。“巧合”是多么的奇怪，如果那只跳岩企鹅不曾出现在那里，如果它没有过来找我，我恐怕永远发现不了最后这块拼图。我同时也为它感到悲伤，这只可怜的企鹅不仅被栏杆包围，也为自己的天性和本能所困，只好等待新的灾难把受伤或被污染的跳岩企鹅送到海洋世界，它才有重获自由的希望。
自从与我的伙伴胡安·萨尔瓦多相遇时起，我就坚定不移地相信，麦哲伦企鹅是企鹅科生物中最英俊和最杰出的一种，而跳岩企鹅——以它们炸毛一般的发型，滑稽、高傲、夸张的“羽冠”闻名——则体现了企鹅家族放荡不羁的朋克一面。然而，抚摩着眼前的这只小企鹅，我却发现，自己先前的看法并无实际根据，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偏见，纯属以貌取鹅。小小的跳岩企鹅向后退了退，开始打量我，两只眼睛轮着来，就像胡安·萨尔瓦多曾经做的那样。我也在目不转睛地研究它，看它毛茸茸的双脚、精致优雅的被羽，还有那双高深莫测、清澈透明的琥珀色眼睛，我一下子便被这只美丽的生物迷住了。
在那一刻，我就十分肯定地知道，倘若时机合适，手边又有网兜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动身，在南美大陆再来一次冒险——和一只企鹅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