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小的时候，如果知道将来的某天我的生活会和一只企鹅产生交集——至少是我们两个与整个世界抗衡——也许后来的我会更加从容地接受这个事实。毕竟，我的母亲曾经在伊舍的房子养过三条鳄鱼，后来它们长得太大，变得太危险，不适合继续在那个幽静的小镇上生活，于是切辛顿动物园的饲养员们才来把它们接走。我母亲过去并未打算在伊舍的房子里养鳄鱼，她十六岁之前一直住在新加坡，返回英国时，她最好的朋友在两人挥泪分别时送她三只鳄鱼蛋作为纪念，在接下来的漫长旅途中，鳄鱼蛋是在她的客舱里孵化的，自然，她不得不把小鳄鱼带回家乡。多年之后，回想起往事，她时常表示，鳄鱼蛋这种别出心裁的礼物，或许是她一生中收到过的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我熟悉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在乡村长大的经历确保了我可以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生活。我虽然知晓狐狸和家禽家畜的命运，但对于珍禽异兽，却只能通过动物园和自己的想象来了解它们。像后来的迪士尼公司那样，我同样受到了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天才的启发，他的《丛林之书》和《基姆》让我深有同感，他对自己学生时代的描写几乎与半个世纪之后的我的学生时代完全吻合。
此言非虚，我是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世界观中熏陶长大的，我父母出生在日不落帝国的不同领地，我的祖父母、叔叔、阿姨和堂表兄弟散居在世界各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等处。对我来说，这些地方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每年数次，来自这些国家的信件——有时写信人也会亲自到访——都会碾碎我那些诸如“黑暗的非洲”之类的幼稚想象，但我希望探索异域国度、地图上尚未标明之处和真正的“未知领地”的初衷没有改变。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似乎没有几个到过南美洲，或者与这个地区有过任何联系，所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决定长大后到那里去。十二岁时，我买了一本西班牙语字典，偷偷开始学习简单的西班牙语，为的是在机会来临时有所准备。
十几年后，机会来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登出一则广告，上面说：“位于阿根廷的HMC寄宿学校急需工作人员……”招聘的职位恰好符合我的意向。于是，不到半个小时，我的应聘信就静静地躺在了邮箱里，等待穿越大西洋，飞往阿根廷，告诉他们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胸有成竹的我甚至很快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当然，离开之前，我研究了经济和政治形势。我有位叔叔在英国外交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了一些内幕消息——庇隆政府在阿根廷的地位不稳，英国情报部门认为，阿根廷军方有可能再次发起血腥政变，阿根廷国内恐怖主义猖獗，谋杀和绑架事件屡见不鲜，人们觉得只有军队才能恢复秩序。我在伦敦的银行也向我提供了关于阿根廷的经济信息，该国的经济形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混乱不堪！简而言之，人人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告我：在这种情况下，前往阿根廷是个荒唐可笑的主意，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盼望到那里去的人脑子肯定不正常。当然，我早就料到自己会听到这样的劝告，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恰好既不需要别人的鼓励，也不会受到诸如此类的负面观点的影响。
最终，我被寄宿学校聘为助教，而且需要住在学校里。不过，合同中的条款却不容乐观：虽然学校会为我报销返程机票，但条件是我任职时间满一学年；他们也会为我支付养老保险，可我的酬劳是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因为阿根廷国内经济混乱，校长无法保证该国货币的购买力，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我会得到与其他教学人员同等的薪资，而且食宿由校方提供。
我备足了银行存款，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买得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国的机票，我的银行也和伦敦南美银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分行做好了安排，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在阿根廷提取我在伦敦的存款，但钱的事并不让我挂心，因为我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准备实现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向往的灵魂之旅，寻求命中注定的经历。事实证明，命运女神即将赐我一只企鹅，让他成为我的朋友和旅伴，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他还会变成我的写作素材，为当时尚未出生的几代人讲述丰富生动的睡前故事，他代表我命运的奇异扭转，正在位于西方的南美大陆地平线上遥遥等候我的抵达。
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企鹅，在那些危机四伏的黑暗日子里，他迷住了每一个见到他的人，给他们带去了欢乐，那段时期，庇隆政府在恐怖主义的旋涡中濒临崩溃，暴力革命将阿根廷推向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自由”“机会”和“态度”这类词语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有着与今天相比截然不同的含义，然而，事实也同样证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旅行者，我和独一无二、不屈不挠的企鹅胡安·萨尔瓦多有能力在他获救之后（我在乌拉圭海岸的恶劣环境中发现并拯救他），成为最幸福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