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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北方的小路》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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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

从沙滩上那个女人

涌出,覆盖晚潮

——小林一茶

1

在一九四〇年年末的酷热中,多里戈·埃文斯在阿德莱德的瓦拉达尔军营接受最后培训——跟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的其他人员一起,在出征前,至于去哪儿,谁也不知道。他得到许可能休假半天,实话说,什么也干不了。汤姆从悉尼发来电报,说他们的基思叔叔在阿德莱德城郊的海滩边经营酒店,他渴望见到多里戈,会悉心周到地照顾他。多里戈从没见过基思·马尔瓦尼。关于基思,他只知道他跟他们父亲最小的妹妹结了婚,几年前她在车祸中丧生。之后,基思再婚了,但通过给汤姆寄圣诞贺卡,他跟前妻的家人保持着联系,汤姆事先告诉他多里戈要在阿德莱德基地受训。多里戈本打算那天去造访他叔叔,但他原想借用的车坏了。因此,那天晚上,他去城里红十字会举办的舞会与同属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的几个医生会面。

那天是“墨尔本杯日”,比赛结束后,街上有一种有气无力的兴奋的气氛。为了打发舞会前的空闲时间,他在城里街道上漫步,转到兰德尔街附近一家旧书店。夜幕初降,店里在举行一场活动,杂志发布会或类似的什么,场面很正式。一个生着桀骜不驯的头发的信心十足的年轻人,松垮垮地系着大得出奇的领带,正拿着一本杂志大声念。

我们不知道任何疗救绝望的灵药

像醉酒的人,夜晚愤怒的企鹅,

在广场的鹅卵石上乱爬

在雾气笼罩的灯光下系一根鞋带。

多里戈·埃文斯完全听不懂这些句子。无论如何,他的趣味已经骨质化,成为一些先入之见——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神游于古希腊罗马典籍中遥远的异域世界,自此很少到其他地方旅行,这些先入之见就属于这样的人。在多数情况下,当代文学让他困惑,他更喜欢早于半世纪前的文学风格——就他而言,是维多利亚诗人和古希腊罗马作家。

一小群人把他挡住了,他没法浏览架上的图书,他向书店顶头的几节光秃秃的木制楼梯走去,那儿可浏览的机会好像大一些。二楼有两个靠里边、稍小的办公室没人用,一个很大的房间也没人,地上铺着随意锯的宽木板,一直铺到临街那边倾斜屋顶上凸出去的阁楼式窗户那儿。到处是供浏览的书:摇摇欲坠堆起的,放在箱子里的,房间长长的边墙排满书架,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架上塞满旧书,横七竖八,像军纪很差的非正规部队。

房里很热,但他感觉这儿远没有楼下的诗朗诵让人气闷。他随意抽取图书浏览着,但一直吸引他注意的是从阁楼式窗户滚涌而入、呈对角形的阳光通道。在他周围,尘粒升浮沉降,在腾挪的光形成的井道中闪烁颤抖。他发现几个放满古典作家作品旧版书的架子,开始心不在焉地浏览,希望找一本便宜版本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他迄今只读过一个借来的本子。多里戈·埃文斯真想拥有的并不是这本伟大的古代史诗,而是他感觉这种书带来的氛围——既向外发散,又把他带向内心,带到另一个世界,那世界让他不再感到是独自一人。

这种直觉认知,这种精神共通的感觉,有时会淹没他。在这样的时刻,他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宇宙间只有一本书,所有的书只是为进入这本最伟大的书——一个无穷无尽的美好世界,不是想象的,而是世界如其本来的那个世界,一本没开头也没结尾的书。

楼梯那边传来几声喊叫,随之出现一帮吵嚷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一个个头很大,红头发,戴一顶黑色贝雷帽。另一个个子小一些,浅金色头发,耳后簪一朵鲜艳的绛红色的花。每过一会儿,他们会放肆地大声齐唱,半是歌曲,半是谣吟——“来啦,老伙计劳里,来啦!”

男人们穿着五花八门的军服: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澳大利亚帝国部队——他猜他们有点儿醉了,他们都在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想引起那个子小一些女人的注意。但她好像全没有兴趣。有些什么把她跟他们分开了;虽然他们尽力想接近她,但看不到有哪个穿军服的胳膊歇在她的胳膊上,看不到有哪条穿军服的腿蹭着她的腿。

多里戈·埃文斯一瞥之间就对周围一切洞悉无遗,她和他们让他觉得无聊。他们不过是她的装饰品,被显然永远不会属于他们的东西控制了,为此,他轻视他们。他讨厌她的魔力,把男人变得比流口水的狗强不了多少,结果他对她很反感。

他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又看着书架。无论怎样,他在想艾拉——在墨尔本完成外科培训时他认识了她。艾拉的父亲是在墨尔本执业的事务律师,很受人尊敬,母亲来自有名望的牧业世家,祖父是联邦宪法的一位作者。她自己是教师。即便她有时很乏味,她所属的世界和她的外貌还是在感情上给多里戈留下很强烈的印象。她谈话琐屑,内容大多显而易见,好像背下来的,而且反复说,说得那么坚决,以至于他实在不能确定她怎么想,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她好心和善、一往情深。在多里戈看来,那个随她而至的世界似乎安全、永恒、值得信赖、不会发生变化,这个世界有黑木装饰的客厅和会议室、水晶制雪莉酒倾酒器和纯麦芽威士忌,未经发酵的葡萄纯汁,气味甜得发腻,有些醉人,有些让人产生幽闭恐惧。艾拉的家庭足够开放——把一个来自低于他们社会等级而又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接纳进这个世界,它又足够恪守传统——让他知道接纳他的条件并非相互的,而全权由接纳他的世界决定。

年轻的多里戈·埃文斯不会让人失望。他现在是外科医生,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会跟艾拉结婚——虽然他们从没谈起过,但他知道她也这样想。他把跟艾拉结婚看得跟取得医学学位、接受行医授权等一样——向上、与世同流、向前的又一步。自从在汤姆的洞穴里认识到阅读的力量,他向前的每一步都是这样。

他从架上取下一本书,把它拿到胸前,它从阴影进到那些阳光孔道的其中之一。他把书举在那儿,看着那书、那光、那尘土。像是两个世界。这个世界和一个被藏起的世界——在下午五六点钟的阳光形成的短时延续的孔道中,它把自己显现为实在而非想象的世界,其中飞扬的颗粒狂乱不羁地旋舞、闪烁,随机撞到彼此,弹向跟原先全然不同的方向。他站在下午五六点钟的光里,他不能不相信迈出任何一步都是对现状的改善。他根本不考虑朝哪儿改善,他根本不想为什么改善,他根本不想知道或许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改善,而是相反,他像那些尘粒中的一颗,在阳光里被撞到了。

房间顶那头的那组人又开始拥着朝他走来。像暮色中的一群鱼或一群鸟。压根儿不想挨近这群人,他朝书架靠近临街窗户的那边挪动。但像鸟或鱼一样,这群人像原先突然动起来那样又突然停下来,在离书架几步远的地方形成一个集合。感觉有人在朝他这边看,他更凝神地盯着架上的书。

等再抬起头,他明白为什么这群人当初动起来。戴红花的女人走过来,到了他站的地方,在影和光的交界处,她正站在他面前。

2

她的眼睛是烧灼的蓝色,像煤气火焰,非常炽烈。好一会儿,这眼睛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它们在看他,但没表情。好像她只在把他痛饮下去。在评估他?对他做判断?他不知道。也许正是她这种笃定的架势让他满怀怨气,又觉得没把握。他怕这全是精心策划的玩笑,担心接下来她会放声大笑,让她的那帮男人加入进来,嘲笑他。他退后一步,撞到书架,没地方可退了。他站在那儿——一只手紧插在他和书架之间,朝她的身体扭成一个很古怪的角度。

“我看到你进书店了。”她说,微笑着。

如果过后有人让他说她长什么样,他会茫然若失,那是因为那朵花,他最终得出结论——在头发上戴一朵大红花,花梗插在耳后,很大胆,这大胆中有些东西表现了她的实质。但这么说其实根本没告诉关于她的什么信息,这他知道。

“你的眼睛。”她冷不丁地说。

他一言不发。事实上,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没听过这么滑稽可笑的话。“眼睛?”并非有意为之,他觉得自己反过来在盯着她,凝神看着她,把她痛饮下去,像她正把他痛饮下去一样。她似乎不会介意。这里面有一种他不熟悉的、令人不安的亲密——他知道他能随便盯着她看,只要是他在看,她就全然不介意,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这让他感到震惊。

这让他眩晕,也让他困惑。她看上去是一系列瑕疵,最传神的是嘴唇上方靠右长的一颗痣。他觉得这些瑕疵的总和不知怎么就变成了美,这美有一种力量,这力量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也许——他得出结论——她觉得她的美给了她权利去拥有她想要的随便什么东西。那么,她将不会拥有他。

“你的眼睛好黑,”她说,又在笑。“但我肯定很多人跟你说过。”

“没说过。”他说。

这不全是真的,但话说回来,还从来没人真的像她刚才那样说过他的眼睛。有些东西使他没转身离开,离开她那古怪的谈话,走出去。他瞥一眼在书架另一端的那帮男人。他感觉她说到做到,她的话只针对他,这让他不安。

“你的花儿,”多里戈·埃文斯说,“是——”

他压根儿不知道那是什么花。

“偷来的。”她说。

她好像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来评价他,她这么做了,发现他很对胃口,她笑了,笑的模样让他感到她在他身上找到了世上所有最吸引人的东西。好像她的美,她的眼睛,她令人愉悦、令人惊赞的每样东西也出现在他心里。

“你喜欢这朵花吗?”她问。

“非常喜欢。”

“这花是从一丛茶花里偷来的。”她说,又笑了——那笑更像一串小声的咯咯声,急促,有点嘶哑,不知为什么,让人从心底里感到亲近。接下来,她的笑停不下了。她身体前倾。他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还有酒气。他知道她对他的不安浑然不觉,她这么做不是想勾引他,也不是在调情。尽管他并没有决定要这样,或是渴望要这样,他还是能感觉在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在传递——无法否认。

他把身后的手放下,转过身,直面她。在他们中间,一个光柱从窗户流进来,尘土升浮,他像从一间囚房的窗户向外看她。他笑着,说了什么——他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望到这光的界域之外,看到那群男人,等在窗户那儿的她的皇家近卫军,他盼着他们中有一个出于对自我利益的考虑也许会走过来,利用他不知所措的时机,把她席卷而去。

“你是哪种兵?”她问。

“算不上兵。”

他用书轻敲缝在军服肩部、嵌着绿色圆环的三角形棕色布制徽章。

“我在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工作。我是医生。”

他稍微感到怨愤和紧张。跟他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她的表情、声音、衣服,以及她身上的每样东西都看得出属于某种有地位的女人,尽管他现在是医生,还是军官,但他从没有真正地远离自己的出身——远离到他对这些不会有强烈的感觉。

“我担心自己是不请自来——”

“杂志发布会?噢,不会。我想凡有心跳的他们都欢迎。或者说,没心跳的也欢迎。在那儿的蒂皮——”她对那个子很大的女人挥挥手——“蒂皮说念他作品的诗人将使澳大利亚文学发生革命性变化。”

“勇敢的男人。我只报名跟希特勒作对。”

“那诗里头有没有一个词你觉得懂了哪怕就一点儿?”她说,表情毫不犹疑,又充满质询。

“企鹅?”

她的笑漾了满脸,好像走过了一座很难通过的桥。

“我有点儿喜欢鞋带,”她说。

她挤成一堆的追求者中有一个用保罗·罗伯逊18的唱歌的方式在唱:“老马劳里,他不管不顾,就是不停加劲儿。”

“蒂皮说服了我们,我们全来了,”她用跟先前不同的亲近口吻说,好像他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她哥哥,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她在跟楼下的诗人学习。我们在一个现役军官俱乐部里听墨尔本赛马,完了她要我们到这儿来听麦斯讲话。”

“谁是麦斯?”多里戈问。

“那个诗人。但这不重要。”

“谁是劳里?”

“一匹马。这也不重要。”

他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说什么,他听不懂她的话,她的话跟在他们之间传递的每样东西都不相干。如果诗人和马都不重要,什么重要?她身上有些东西让他如此困扰——感情炽烈?直截了当?狂放不羁?她想要什么?她想要的意味着什么?他盼着她离开。

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多里戈转过身,看见那群人的一个——穿着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浅蓝色制服——站在旁边,正用矫揉造作的英国口音对她说,他们需要她回去帮助调解他们“关于如何估算输赢比率的争论”。追随着多里戈的眼神,她认出那蓝制服,她的脸色全变了,好像是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的眼睛——看多里戈时那么活泼有神——现在看着其他男人,瞬间生气全无。

穿蓝制服的男人尽量不去注意她的眼神,为此,他转身朝向多里戈。

“你知道是她选了它。”他说。

“选了谁?”

“老伙计劳里。一百对一。墨尔本赛马历史上最大的输赢比率差值。她很懂行。她真的非常懂行,知道该选哪匹马。那边的哈利下了二十镑的注。”

多里戈还没来得及回答,这女人就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军官发话了,她的讲话方式很有魅力,但不带任何感情——多里戈这样认为。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我朋友,”她指着多里戈说,“然后我跟你一起回去,谈有关赛马的会计学。”

3

“什么问题?”

“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问题。”她说。

他怕她是在戏弄他。他本能地想离开,但有些什么让他从那儿走不开。

“这是什么书?”她问,指着他的两手。

“卡图卢斯。”

“真的?”她又像先前那样笑了。

多里戈·埃文斯很想摆脱她,但他没能力摆脱他自己。那眼睛,那红花,那模样——看上去在对他,而且只对他才那样微笑的模样——但他不愿相信。他把一只手伸到背后,在那儿用手指叩着书脊,叩着卢克莱修,希罗多德,奥维德。但他们不回答。

“一个古罗马诗人。”他说。

“给我念一首他的诗。”

他打开书,低头看书,然后抬起眼睛。

“你确定?”

“当然。”

“它很枯燥。”

“阿德莱德也这样。”

他又把目光移到书上,读道——

我感觉到一种饥饿

生长起来

在我齐膝的长衬衣和斗篷之间。

他合上书。

“对我来说,全是拉丁文。”她说。

“对我俩都是。”多里戈·埃文斯说。他原想用这诗轻侮她,但意识到他失败了。她又在笑。不知怎么,她把他对她的轻侮都弄得听上去像调情,直到他开始不确定他是否是在调情。

他望向窗外,想寻求帮助。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再读一些。”她说。

他急急忙忙翻了几页,停下来,又翻几页,又停下来,然后,开始读。

让我们活着、爱着

不计老男人眼里的屑小东西

他们传道说教,谴责声讨。

每天太阳沉降后会再又升起,

可是我们——

他感觉胸中升起一股奇怪的怒气。为什么在这些诗中他选了这首去读?为什么不是别的或许会让她感觉被冒犯的诗?但某种另外的力量困住了他,正引导他,使他的声音低沉有力,诗让他接着读下去。

可是当我们短暂的光亮闪耀过了,

必须在睡眠中度过长夜,永无终止。

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自己衬衫顶端,不停地往上提,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眼神像在说,其实她想把衬衫向下拉。

他合上书,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多事在他脑中飞驰而过:分散心神的事,无关痛痒的事,残酷的事,这些事把他带离书架,带离她和她令人惊异的注视,烧着强力蓝色火焰的眼睛,但他什么也没说。所有可说的蠢话,所有他感觉粗鲁且必需的事,他全没说,反而,他听见自己在说——

“你的眼睛很——”

“我们在谈荒诞的爱情是什么样。”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插进来。

多里戈转过身,看到追求者中最没时运的——那个密友——走过来要加入他们,大概是想抢走这个蓝眼睛的女人。或许他觉得必须跟多里戈打招呼,于是就冲多里戈笑,在多里戈看来,他正试着想多里戈·埃文斯是谁,还有他跟这女人什么情况。“全被你给毁了。”多里戈想对他这么说。

“多数人在没有爱情的情形下活着,”这朋友说,“你不会同意这说法吧?”

“我不知道。”多里戈回答。

这朋友笑了,对多里戈是扭一下嘴,对她则是把嘴慢慢咧开——一种同谋的邀请,叫她回来,跟他一起,回到他的世界,回到懒惰者的集群中。她漠视这个追求者,对他不理不睬,转过身,说她一分钟后回来,明确说明他必须离开,让她可以跟多里戈在一起。她表明这完全是他们俩之间的事。然而,他们看着她的沉默而清晰的交流,多里戈意识到他既没渴望,也不赞成她这么做。

“所有这些爱的话语全是荒谬的,”追求者接着说,“人们不需要爱情。最好的婚姻是彼此可以相互配合。科学显示我们都会产生电磁场。一个人遇到一个具有相反属性离子的人,如果相反属性离子被安排的方向正确两个人就被对方吸引。但那不是爱情。”

“那是什么?”多里戈问。

“磁性。”追求者说。

4

中村少校玩牌技术很差,但他刚赢了最后一场比赛——跟他玩牌的低级军官和澳大利亚战俘都认为最好不要让他输。经由翻译福原中尉,中村对澳大利亚上校和少校为这个夜晚表示感谢。日本少校站起身,差点儿摔倒,后又恢复了平衡。尽管几乎脸朝上摔得平躺在地,中村看上去却意气风发。

他拿来招待他们的湄公河威士忌同样也作用于两位澳大利亚军官,多里戈·埃文斯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他知道他眼下有“大家伙”的角色要扮演。他整晚都在推迟演出。但据他感觉,现在该他表演了。

“‘计程器’进行三十七天了,一天没停过,少校。”多里戈·埃文斯这样开始。中村微笑着看着他。多里戈·埃文斯也回报以微笑。“要实现天皇意愿,最聪明的做法是对所拥有的资源加以控制,以便最充分地加以利用。为了最有效地修造铁路,我们必须让做工的人保证休息,让他们恢复体力,而不是把他们累垮。休息一天会很有用,不单使他们体能不致衰竭,还有助于让他们活着。”

他预料到了中村可能会爆发,会打他,会威胁他,至少也会对他怒吼嘶叫。但在福原中尉翻译时,日本指挥官只是笑。他对福原很快低声说了几句话,当福原翻译的时候,他已经直撞着朝外走去。“中村少校说俘虏很幸运。通过为天皇而死,他们得以恢复荣誉。”

中村停下来,转过身,又对他们讲话。

“这场战争很残酷,”福原中尉翻译说,“什么战争不残酷?但战争是人。我们是什么,战争就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战争就是什么。修铁路也许会死人,但我不创造人,我创造铁路。工程不要求自由,不需要自由。中村少校,他说工程进展能借诸其他东西得以实现。你,大夫,把这叫做不自由。我们把它叫做魂、民族、天皇。你,大夫,把它叫做残酷。我们把这叫做命运。我们的命运或其他人的命运。它是未来。”

多里戈·埃文斯鞠了一躬。警眼儿泰勒——一位少校,也是他的二把手——也鞠了一躬。

但中村少校没讲完。他又讲起来,等他讲完了,福原说——

“你们大英帝国,”中村少校说,“你们认为修铁路不必对人加以约束,上校?它是用一个枕木接一个枕木的不自由,一个桥梁接一个桥梁的不自由修建起来的。”

中村少校转身走了。多里戈·埃文斯踉跄着离开,走到战俘军官住的棚屋,走到他放在那儿的床跟前——就身高而言,帆布行军床太短。它是一个荒谬的等级特权,他很喜欢这特权,因为它事实上根本算不上特权。他看了一下表。表上显示十二点四十分。他呻吟了一声。为了安放他的长腿,他用竹子潦草拼就了一个三角支架,上面放着一个压扁了之后又用更多竹子加固的煤油罐,睡着后变动睡姿时,它经常会翻倒。

他点燃放在床边的一截蜡烛头,躺下去,拿起一本页角卷起的书——营里的一个珍贵物件——一部罗曼史,他在睡前读它有一段时间了——为了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他快看完了。但他眼下醉了,精疲力竭,生着病,既没精力看书,也不想动弹,他能感到睡意已经袭来。他把书重又放下,熄灭了蜡烛。

5

老人梦见自己是一个年轻人,睡在一个战俘营里。现在,做梦成了多里戈·埃文斯经历的最真实的事。他追随知识,像追随一颗正在沉落的星星,到达了人类思想最遥远的边界之外。

他坐起来。

“什么时候了?”

“快三点。”

“我得走。”

他不敢说艾拉的名字,也不敢说“妻子”这个词,还有“家”这个词。

“苏格兰裙在哪儿?”

“你又在想她,是不是?”

“苏格兰裙?”

“这让我很难受,你知道的。”

“该死的苏格兰裙。”

他是穿苏格兰裙来的,来参加帕拉马塔彭斯协会的年度晚宴,自从一九七四年由于工作关系到了悉尼,他就成了协会成员。他冥思苦想他为什么加入协会,除了他众人皆知的沉溺威士忌的恶习和他不可告人的追女人的恶习,他想不起其他原因。但眼下苏格兰裙找不到了。

“不是艾拉,”她说,“因为那不是爱。”

他想起他妻子。他发现他在婚姻中经历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他不懂他为什么结婚,为什么跟几个不同女人睡觉被看作道德败坏,为什么她们对他具有的意义越来越少。他也说不出在肚腹底下不断增强的异样的痛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如此渴望嗅着丽奈特·梅森的裸背,为什么他生命中唯一真实的是他做的梦。

他打开吧台那儿的冰箱,取出最后一瓶五十毫升装的格兰菲迪威士忌,接着,他摇摇头——他注意到最新的触控技术使他一旦把酒瓶拿出,它立刻被电子设备记录为消费。他直觉到一个更规整、更驯顺的新世界的到来,一个界限和监控的世界,在那儿,每样东西、每件事都被确认,没有什么是必须体验的。他知道他被视为公众形象的自我——他们放在硬币和邮票上的那一面——将和这个正到来的世纪融合无间,他不同的那一面——他不为人知的自我——会越来越让人难解,令人反感,其他人会联合行动把这一面藏起来。

他的这一面跟这个正到来的新世纪格格不入——在其中,什么都大同小异,这表现在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感情;人们触摸彼此毫无节制,说着自己的问题就好像以某种方式给生活命名,把它的神秘描写尽致,或者否认它的杂乱无序,这让他困惑。他觉得有些东西在萎谢,冒险性被越来越着重地计算大小,估约价值,尽可能被消解,一个崭新的世界代之而起——在那儿,观看准备食材比阅读诗歌会更让人感动;在那儿,付钱喝用采来的野草煮的汤会让人兴奋。在很多战俘营,他吃过用采来的野草做的汤,他更喜欢吃正儿八经的食物。在他脑子里寻求到庇护的澳大利亚是根据死人的故事制图的,他发觉活人的澳大利亚越来越陌生。

在多里戈·埃文斯长大成人的时代,生命能在诗歌意象中被理解,并在其中存活,或者说在一首诗的影子里,后者越来越成了他生命的常态。电视的到来伴随着有关名人的理念——多里戈觉得名人在其他情形下是普通人,但你不会希望去了解他们。如果说它终结了那个时代,那么它时而也利用那个时代,从那些依照诗歌的优雅神秘特质安排生活的人,从他们的明晰中,找到适合造成意象的题材,这意象大多没有思想。

一部关于多里戈在一九七二年澳新军团日19回到“线”上的纪录片最先在民族意识中奠定了他的地位,因为在其他访谈节目中露面,他的地位更得以提升——在这些节目中,他装出一个保守人道主义者的情感立场,这是他的又一个面具。

他觉得他比他所属的时代活得长久;拧开五十毫升装威士忌小瓶的盖子,他感到至死方休的欲望:要更加随性地活。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大脚趾触到在冰箱底部附近躺着的苏格兰裙。他动手穿上裙子,朝床那边看去——在电子钟和亮着绿色的烟雾警报器发出的诡异夜光中,丽奈特看上去像在水下。他注意到她用胳膊盖住眼睛。他抬起那只胳膊。她在哭,一声不出,一动不动。

“丽奈特?”

“没事儿,”她说,“你走吧。”

他不想问她为什么呢,但他没办法,他必须问。

“怎么回事?”

“没事。”

他俯下身,用嘴唇触碰她染着苔藓颜色的额头。香粉的味道。要把他囚禁起来的茉莉花香气,总在他体内唤醒他想逃走的欲望。

“太难了,”她说,“当你想要什么而得不到的时候。”

他一把抓起车钥匙。想着在乡村小路上醉酒驾车的强烈的快感——路灯,确保不要被抓住的躲闪都让他有快感,他也许又逃跑成功了。他快速穿好衣服,喝干最后那瓶五十毫升装格兰菲迪威士忌的最后一口,花了五分钟手忙脚乱地寻找系在苏格兰裙带上的皮制小荷包,终于在日本诗人辞世诗集下面找到了,然后,他离开,忘了把书带走。

6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多里戈被批准休假四十八小时。他找机会免费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回墨尔本,与艾拉共度的这两天一夜安静而空虚,他尽可能制造动静,安排活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她,像就要被踢死的人情急中要攫住身下的泥一样。

几次他都要告诉艾拉在阿德莱德书店同他讲话的那个女人。但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事情发生,他和艾拉跳舞,喝酒。有什么事发生吗?什么也没发生。

他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艾拉。他渴望通过跟她上床来重新认识他和全新的她,她充满感激地想:她不会有任何这些念头,在他看来,这些念头突然间变得像是通奸。她的黑头发、黑眼睛、丰满的体型,她很美,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的不是头发或眼睛,而是一种表情,这表情让他困惑,像百万颗毫无目的的尘粒在舞蹈,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负罪感使他郁郁寡欢。但他干了什么吗?他什么也没干。他说话了,最多几分钟,然后,他转过身,离开书店。连她的名字他都不知道。他问过她什么?她对他说过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连她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见到那女人之前,艾拉的世界——安全,舒适,稳定,他之前想归属于它,但现在,多里戈忽然发觉这世界索然无味,有气无力。尽管他想在其中体验那种无法确切描述的安逸感觉,那种权力以及其中诸多特权带来的驱之不去的气味——他原先觉得它们那么吸引他——但现在它们对他毫无价值,还要更糟,它们好像令人厌恶。

艾拉和其他人把多里戈新近的郁郁寡合解释为是因为战争——当时最常用的理由。战争对人施压,战争让人发疯,战争使一切乱糟糟,战争给人借口。在他这方面,多里戈等不及盼着战争快来——如果这是非此即彼的另一个选择。

终于,他告诉了艾拉,好像那只是一次偶遇,然而,在讲述中,不知怎么听起来像背叛。他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羞耻。为什么他就必须得要艾拉?把那个陌生人描绘成一个过分激烈、相当没分寸的女人,他觉得他对事实不忠,对她也不忠,在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也不忠实。讲完,他抖了一下。

“她漂亮吗?”艾拉问。

他说她没什么出众。他觉得必须再说几句,就说她有很好的——他在脑中搜寻他没记下来的面部特征,一个不会被看作于道德有碍的面部特征——“牙齿”。“她有很好的牙齿,”他说,“这件事就这些,真的。”他说。

“毒牙,倒像是,”艾拉说,声调有些提高了,“还有一朵红茶花在头发上?我想说,她听上去是一个怪物。”

然而,她不是。她站在那儿,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东西在他们之间流通,他多希望它们没有。现在,在他眼中,艾拉成了他从不认识的人。他原先觉得她的喋喋不休让人欢喜,现在,他感觉她说话非常没头脑,还假惺惺的,她只为了他才用的香水飘到鼻孔里很难闻,他巴不得伤害她,这样她就会离开。

“我该嫉妒吗?”艾拉问。

“嫉妒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从书店脱身我说不出有多高兴。”

过了一会儿,他亲吻艾拉。艾拉很善良,他对自己说。在心里,他可怜艾拉,比这埋得更深的想法是他们会因为她的善良、他的怜悯而受苦。他恨她的善良,他怕他的怜悯,他只想从这一切一劳永逸地逃开。他越恨,越怕,越想逃开,就越是继续吻她,他们的拥抱变得更富有激情,一个时刻融入另一个时刻,那一天融入下一天,生命被活力充满,他郁郁寡欢的情绪过去了,他几乎完全不再想戴红茶花的女孩了。

他变得很快活,这次休假似乎既过得太快,又是一个无休止的涡旋——由晚会、偶遇、新相识组成。无论是她的朋友,还是她父母的朋友,每个人好像都想认识艾拉的未婚夫。他见到墨尔本社交圈的很多人,他开始从他们眼中他的形象来审视自己——一个战后会青云直上干大事业的年轻人。这个生活很完美,每样事情都如此甜美地相互适合,他和艾拉、艾拉的家庭、他们的社会地位,成为和谐整体,他很快会拥有这样的地位。跟艾拉相处,有些事一度让他那么难以接受,现在却变得出乎意料地简易: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障碍,又回到他们原先的状态,也许还要更好,他把书店和他自己的疑虑完全忘掉了。

回到阿德莱德,他全身心投入一般医务人员的工作中——在正常情况下他厌恨这工作。在事先用金属板拼建好、铺着水泥地面的尼森式棚屋外面——棚屋位于瓦拉达尔军营行政区,他和其他医务人员在那儿有办公室——尘土被吹得在操场扬起来,到处打旋;在屋里,在令人生畏的烤炉一般的炎热中,他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上——不是不存在就是没人认为必需的医药用品和设备,还有多得让人晕头转向的报告、表格、信件类的文书工作,他极少看出这些工作有什么目的或导致的任何结果。有天晚上,天气可能会转凉,还有一个能喝到冷啤酒和朗姆酒掺果汁加冰块的晚会,他也同样全身心投入,寻找一种他有时会经历的忘我状态。

基思·马尔瓦尼寄来一张明信片,再次邀请他去酒店会面——“康沃尔国王”。一张手工上色的酒店照片印在卡片正面——一座宏大的四层石头建筑,其点睛之笔是每层有一个三面开敞的露台,直面一条长长的、空荡荡的海滩。据卡片上说,酒店建于一八八六年。从照片上酒店前的那些男人戴的平顶直沿草帽和胡须式样来判断,这卡片也只比酒店建成稍微晚一点儿。多里戈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文件当中,之后就忘了。

伦敦大轰炸的消息传来,每件事、每个人都带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跟伦敦大轰炸的消息一起的还有关于澳大利亚在利比亚跟意大利作战的最早报告,但他们还留在阿德莱德营地。各种传闻来了又走,关于出征在即和出征可能的目的地,比如希腊、英国、北非,入侵挪威等。

多里戈把自己湮没在各种活动中,满负荷工作和无节制晚会狂欢,让所有其他被冲刷得远些,再远些。一个下午,三点已过,在一堆申请担架的表格下面,他偶然发现了基思·马尔瓦尼印着酒店照片的明信片。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多里戈·埃文斯可以休假十二个小时,没更好的事可做,他就开着从勤务兵的哥哥那儿借来的一辆燃煤的斯蒂庞克卡车,顺着海岸开向基思的酒店。

快黄昏时,他到了阿德莱德人当度假村用的一个小居留地。大洋上吹着微风,加上海浪的声响,热力变得不但可以承受,还给人以官能享受,受人欢迎了。如果说海滩看上去跟卡片上一样一览无余,那么康沃尔国王酒店却比照片上更宏大,也更颓败,传达出那种老古董遭遇艰难时世、像炼金术使物质转性般的魔力。

酒店里面是一个很长很暗的澳大利亚南部风格的酒吧:天花板吊得很高,经历了澳大利亚南部夏天的暴烈光照后,它的阴暗让人感觉很舒服。木头涂油处理过,它的光泽和灰褐颜色似乎给经受外面世界眩光后的眼睛以抚慰和休憩。头顶上的吊扇有节奏地擦过酒客交谈发出的擂鼓似的低声。多里戈去到酒吧,吧女在把后面架上的酒瓶码放整齐。她背朝他,他问她是否可以帮他找到基思·马尔瓦尼。

“我是基思的侄子。”他又说。

“你一定是多里戈,”吧女说,她转过身,金发挽成发髻。“我是——”

一束了无生气的电灯光柱从上往下照着酒吧,使她的蓝眼睛闪闪发亮。有一会儿,那眼睛里有些什么,接着,变得空无所有。

“我是基思的妻子。”她说。

7

他四处张望,眼神扫过放着朗姆酒和威士忌的顶架,扫到其他酒客身上,扫到印着“康沃尔国王”字样的毛巾。毛巾上歇着一只女人的手,拿着潮湿的茶巾,优雅的手指上指甲涂成酒红色。一种疯狂的欲望攫住了他,他想在嘴里感受它们。他感觉自己在她面前发光旋转。

“告诉基思我——”

“好的。”

“我休假时间缩短了。我不能留在这儿。”

“还有,你是——”

“他外甥——”

“多瑞?”

他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这听上去没错。

“你是多瑞?多里戈?他们不是这样叫你吗?”

“嗯,是吧。是的。”

“这名字……很不寻常。”

“我祖父出生在那儿。他们说他跟本·霍尔一块儿骑过马。”“本·霍尔?”

“那个住在灌木林里的逃犯:

因为就跟在那些日子一样

大盗迪克和杜瓦尔活着的日子

平民的朋友是罪犯

勇敢的本·霍尔也这样”

“你什么时候用你自己的词讲过话吗?”她问。

“多里戈是我的姓和名字中间的那个,可是它——”

“卡住了?”

“我想是吧。”

“基思不在这儿。他不巧没见到你会非常失望。”

“这场战争。”

“是,那位希特勒先生。”

“我换个时间来。”

“一定,多瑞。听到你不能留下,他会特别遗憾。”

他迈腿离开。他内心里在发生一场可怕的风暴,既是兴奋,又感觉被出卖了,好像他属于她,而她抛弃了他,跟这相关联的感觉是她属于他,他得把她拿回来。在门那儿,他转过身,向酒吧方向走了两步。

“我们不是——”他说。

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女衫的顶部,把它向上拉——两个色彩鲜艳的指甲像圣诞甲壳虫张开的翅翼。

“书店?”

“是。”她说。

他走回酒吧。

“我那时想,”他说,“他们是——”

“谁?”

他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些什么,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关于这个,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不理解,但他感觉到了。

“那些男人。我想他们是——”

“你想他们是什么?”

“跟你在一起。我想——”

“你想什么?”

“我想他们是——你的——你的追求者。”

“别犯傻了。我在军官俱乐部有一个朋友,他们不过是他的几个朋友。还有这几个朋友的朋友。这么说,你是那个聪明的年轻医生?”

“嗯——,年轻,是的。但你也很年轻。”

“在变老。我会跟基思说你来过。”

她开始擦拭吧台。一个酒客把杯沿沾着酒沫的空杯子朝她的方向放倒。

“马上过来。”她说。

他离开了,开卡车回到市内,找到一家酒吧,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灌得什么都忘了,记不得把那辆斯蒂庞克停在哪儿。但酒醒后,他找不到把她忘干净的办法。他脑袋里面在打锤,每个动作、每个行为、每个想法中都有疼痛,似乎都以她为因由,也以她为疗法,只是她,必须是她,只有她。

接下来的几星期,他以医官身份加入行程已定的一个步兵连队无休止的行军,想以此来忘掉自己,每天行进二十英里——从山谷中的葡萄园出发,他们在那儿给军用水壶装满马斯喀特葡萄酒和红葡萄酒,行进到海岸边的沙滩,他们在那儿游泳,再行进返回,然后再沿原路走去——行进中的热力那么炙烈,感觉像一个强敌。有人疲劳过度倒下,他会帮着背起他们的行装,他强迫自己超负荷出力的劲头完全违背常理。结果连队指挥官命令他悠着点儿,这样他才不会被其他人看作傻瓜。

有天晚上,他给艾拉写信,他使用各种从文学中学到的有关爱情的形式和比喻,想在其中忘掉自己。信很长、很乏味,也很假。他的脑子被一些想法和感情折磨着,这些想法和感情他还没读到过,因此他认为它们不可能是爱情。对基思的妻子,他感觉到肉欲和仇恨,让他头晕目眩。他渴望占有她的身体。他想再也不要见到她。他感觉一种轻蔑和一种奇怪的距离感,他觉出一种共谋关系——好像他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他感觉她也知道,他说不清这感觉从何而来。他在理智上认为,一旦他所属的部队出征海外,他会很高兴再也不去想她。然而,当前他无法停下不去想她。

他几乎不吃饭,体重减轻,看上去莫名其妙地全神贯注地工作,连队指挥官既深受触动,又有些为多里戈非同寻常的热情担心,为此给了他休假二十四小时的特殊待遇。艾拉说过,如果他得到短时休假的许可,又没有时间到墨尔本,她会来阿德莱德。但尽管他满心想跟艾拉一起度过这次休假,甚至都选了一个要带她去的饭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提及他要休假的事——虽然他给艾拉写了那么多信和卡片。等休假日期临近,他认为现在才告诉她不公平,因为她会来不及做任何安排,只会为了不能来而产生万事俱废的失望感。他坚信这给了他充分理由保持沉默,他郑重发誓永远不会回到“康沃尔国王”,之后,他给基思叔叔打电话,邀请他过来在酒店住一晚上,说“我的艾米”——他这样称呼他妻子——会跟基思一样高兴见到他。

“我的艾米,”挂上听筒,多里戈·埃文斯想。“我的艾米。”

8

跟澳大利亚军官打完牌,中村沉入到混沌的酒精导致的熟睡中。他做的梦很难解释,在梦里,他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正摸索着一头大象的腿,他努力想象这样的柱子或许能支撑起房子。藤蔓在抽枝,树叶让他窒息,在他眼睛四周形成一个眼罩,他什么也看不见,它们永不餍足似的生长累积。他感觉周围到处都是活物,但没有一处的生命是他能理解的。房里每样东西都出人意料、野蛮未开化——无论是无边无际的丛林,还是几乎裸体的澳大利亚俘虏,他知道他们像一群庞大、多毛、让人感觉危险的类人猿一样把他围住了。

这房间怎么回事?他怎样才能出去?绿色眼罩在往他脖子上绕,让他呼吸困难。他心脏突突搏跳,能尝到干燥的嘴里有铜勺子的味道,臭汗液像油脂一样涂在背上,让他感觉一种黏糊糊的寒意,他的肋骨瘙痒难挨,连他都闻到自己有一股馊味。当他意识到有人摇他,要把他叫醒时,他发着抖,打着冷战。

“什么事?”中村吼起来。

这些天他睡得不好,夜里突然被弄醒,他感觉稀里糊涂,又非常愤怒。他闻到季风雨的味道——在听到它抽打屋外地面之前——交织着福原中尉烦人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

“什么事?”中村又吼起来。

他睁开眼,看到跳跃的阴影和亮光的抖动,他开始抓挠自己。一件湿漉漉的橡胶披风形成一个黑色闪亮的锥形,从张开的底部升起,直升到福原被染得泛黑的脸,整洁得一如往常,在最难应对的情势下都那么整洁,寸头、沾着水珠的角质边眼镜和一副短髭须。在他身后,友川举着一盏罩着罩子的煤油灯,一顶湿透的棉布军帽和垂到颈项的后帽檐凸显出这位下士白萝卜似的脑袋。

“在友川下士站岗警戒的时候,长官,”福原说,“一个卡车司机和第九铁路团的一位上校走进了营区。”

中村揉揉眼睛,然后狠命抓挠肘部,把那儿结的一个痂抓掉了,肘部开始流血。尽管看不见,他知道他身上盖满吸血扁虱。咬人的扁虱,在胳膊底下、背上、胸肋上、胯部咬,到处咬。他不停地挠,但扁虱不过向更深处钻进去。它们非常小。这些扁虱这么小不知用什么法子钻到他皮肤底下,在那儿肆无忌惮地咬。

“友川!”他吼道,“你能看见它们?你能吗!”

友川偷眼看一下福原,抬脚向前一两步,举起手里的灯,仔细查看中村的胳膊。他退后一两步。

“看不见,长官。”

“扁虱!”

“看不见,长官。”

它们如此之小,除了他,谁都看不见。这是它们邪恶本性的一部分。他不确定它们怎样到他皮肤下的,但他怀疑它们把卵产在了他的毛孔里,卵在皮下孵化,等着生出来、长大、死在那儿。得把它们挠出来。暹罗扁虱,科学对它们一无所知。

他曾经让友川下士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他的身体,这蠢蛋还说看不见。中村知道他撒谎。福原说扁虱不存在,说这是希洛苯的副作用。他该死的知道什么?在这丛林里有那么多从前没人见过或经历过的事。总有一天,科学会发现这种扁虱,给它们命名,但眼下他不得不忍受它们的折磨,像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别的折磨一样。

“幸田上校有来自铁路指挥小组的最新指令,要在他进发到三亭关前传达给您,”福原接着说,“他在食堂吃饭。他接到命令要在第一时间把最新指令传达给您。”

中村用一只发抖的食指点着行军床边一张野战用的小桌子。

“麻黄碱。”他低声含混地说。

友川一甩煤油灯,把它从指挥长官的脸上移开,仔细搜检那些煤烟色的阴影,阴影扫过来,扫过去——扫在放在桌上的技术图表、报告和工作日程表上,很多带有黑色霉菌的花朵。

福原,热切、年轻、脖子像塘鹅的福原,他的积极热情让中村越来越感到压力。福原继续说,说这是过去十天里第一辆经过那条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到达营地的卡车,又说雨这么下,它很可能是最后一辆,在……

“对,对,”中村说,“麻黄碱!”

“卡车在三英里外陷在泥里发动不了,幸田上校担心当地人会劫掠车上装载的物资。”福原中尉报告完毕。

“麻黄碱!”中村带着嘶嘶声说,“麻黄碱!”

友川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看到装希洛苯的瓶子,把它递给中村——近来,中村几乎全靠服用部队发放的甲基苯丙胺活着。他把瓶子倾斜着摇,什么也没倒出来,于是坐在行军床上,盯着手里的空瓶子。

“用以激发斗志。”中村慢腾腾地说——他在念希洛苯瓶子标签上的部队题词。中村知道他最需要的是睡眠,他很明白眼下睡着是不可能了,在夜晚余下的时间里,他必须醒着,跟幸田会面,安排人把卡车拉回来,还要完成分配给他的路段,无论采用什么法子——在总部现在要求的、极难兑现的时限内。他需要麻黄碱。

用一个突如其来的猛烈动作,他把装希洛苯的瓶子甩到棚屋敞着的门道外面,在那儿——跟那么多别的东西一样——瓶子悄无声息地不见了,消失到由泥巴、丛林、无边夜色组成的虚空中去了。

“友川下士!”

“长官!”下士说,然后,两人都没再说别的,下士朝棚外走去,融入到夜晚中,短小的身体稍微有些瘸。中村揉擦着前额。

他在想他必须每天都准备到位的意志力,为了持续不断使铁路必需的推进变成现实。刚开始——当最高统帅层下令修造这条连接暹罗和缅甸的铁路的时候——情况不同。那时,作为大日本帝国陆军第五铁路团的军官,中村被这一前景刺激得很兴奋。在战前,英国人、美国人都系统考察过修建这样一条铁路的设想,之后,他们宣称它不可能建成。日军最高统帅层下令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它。在完成这一历史性使命的过程中,他担负的角色影响力有限,然而意义重大,中村从中感到愉悦——把他的生命跟民族和帝国的命运联起来,中村很自豪,这愉悦和自豪感非常恢宏。

但一九四三年三月到达这个神秘国度的腹地后,中村发现自己第一次身处塑造了他的人群和城市之外——他远离了那些城市中大家共同遵守的奇怪的行为规范,他们是工程师、士兵、看守,他们是他们随时随地表现的一整套部队的行为法则,他们是天皇意愿的肉身显现,他们是大和魂体现为计划、梦想和意志力。他们是日本。但他们人少,苦力和战俘人多,丛林日渐一日向他们围上来,越围越紧。

中村来自人群,也是人群中的一员,在这儿,他越来越感到他的生命生成了一种奇怪的、出人意料的孤独。这越来越让他难受。想要了结这种困扰他的感情,他把自己投入工作中,但他越卖力,工作就越成了一种由各种可变因素组成的荒诞复合体。季风雨季到了,河流被淹没,水位很高,水流很急,覆满树木,把重载货物运到上游去太危险不可行,而道路——如幸田上校亲眼所见——通常不能通行,物资供给越来越少,变得几乎为零。没有机械设备,只有手工工具,工具质量差得不能再差。修造铁路的俘虏人数开始就不够用,现在呢,那些没死或没在垂死状态的俘虏变得很虚弱。比所有其他更成为当务之急的是一周前来了霍乱,连处理死尸都在变成问题,这件事占用了身体好的劳力,使他们去干一些跟修铁路无关的事。食物越来越少,几乎没药品,但铁路指挥小组指望他做的永远比这还要更多。

中村依照日本地图、日本规划、日本图表、日本技术图工作,用它们把日本秩序、日本意义强加于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丛林,强加于生病和垂死的战俘——一个看着无因果的旋涡把所有东西全吸进去,使它们无法逃脱,一阵越来越强势、越转越快的绿色涡旋。在涡旋中时隐时现的是军令,出现又消失的“劳务者”20和战俘组成的无尽洪流,像桂河,或者说像霍乱菌,无法测度,无法解释。这位公务在身的日本军官也许要待上一晚上,喝酒、闲扯、讲讲最新动态,营里的兵会用故事互相鼓励,讲日本的荣誉、不可战胜的大和魂、指日可待的日本国的胜利。接下来,他们也会不见,消失在永远在延长、用疯狂构筑的铁路的某地,去到他们自己的炼狱中。

一阵湿漉漉的风吹进棚屋,掀起放在野战小桌上潮湿的纸张。中村看着表上的夜光指针。三百个小时。还有两个半小时早集合。

他很焦虑,扁虱咬得更狠,他开始使劲抓挠胸部,越挠越用力,同时福原在等他的命令。中村一声不吭,直到友川下士回来——为比他级别高的人做事,友川的态度从来都是卑躬屈膝——他鞠一躬,递过一满瓶希洛苯。

中村一把抓过瓶子,一口气吞下四片。在第二次疟疾发作过后,他还体力衰竭,但又必须接着工作,于是靠服用几片麻黄碱来使自己支撑下去。现在,麻黄碱对他比吃饭更必需。修造这样一条铁路——不用机械设备,穿越蛮荒之地——是超乎人力的艰巨任务。被麻黄碱刺激着,他能以双倍热情重又执行这个任务,一天又一天,每天都让人精疲力尽。他放下瓶子,抬起头,看见两人都在看他。

“希洛苯帮我挺过烧热,”中村说,他猛然间觉得完全醒了,“它很有效。它让该死的扁虱不再咬人。”

已经感觉凌晨两三点的迟钝懵懂魔法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焕然一新的机警和生气,中村目不转睛盯着那两个人,直到他们垂下眼睛。

“希洛苯绝不是鸦片,”中村说,“只有中国人、欧洲人和印度人才对鸦片上瘾。”

福原同意他说的。福原真无聊。

“是我们发明了希洛苯。”福原说。

“对。”中村说。

“希洛苯是大和魂的一种表现。”

“对。”中村说。

他站起身,意识到他睡觉时懒得脱衣服,连沾满泥巴的绑腿都还紧系在小腿肚上——虽然一条腿上交叉系的带子松了。

“大日本帝国陆军给我们麻黄碱是为了帮助帝国的事业。”友川加上一句。

“对,对。”中村说。他转向福原。“带二十名俘虏沿路返回,把卡车救出来。”

“马上?”

“当然,马上。”中村说,“一路把它拖回来——如果不得不这么做。”

“完了呢?”福原问,“我们让他们今天不上工?”

“完了他们去干今天该干的活儿。”中村说,“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们继续吧。”

中村不再那么想挠了。他的家伙在裤子里肿胀起来。一种有力量的愉悦感觉。福原转身要离开,中村叫他的名字。

“你是工程师,”中村说,“你知道,你必须把每个俘虏都看作是为天皇服务的机器。”

中村感觉麻黄碱使他的五官感觉敏锐起来,在先前感觉软弱的地方给他力量,在那么经常被怀疑侵扰的地方给他确信不疑。麻黄碱消除恐惧,使他跟他采取的行动之间保持一个必需的距离,使他头脑敏捷,精力旺盛。

“如果这些机器卡壳儿,”中村说,“如果只有不停施加强力才能迫使他们做工——那么就使用这种强力。”

他意识到,扁虱终于不咬了。

9

那个人像一个巨大的虚无的轮廓一样走过来,像个影子——朝向这虚无的轮廓,多里戈·埃文斯伸出手来打招呼。

“你一定是基思叔叔。”

在正午太阳光热满盈的强力下,他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光,头被阿库巴牌宽边帽投射的沥青色阴影遮住,外表看上去不会超过四十岁,有点儿让人感觉受到威胁,那气派像一根摇摇晃晃的电话线杆子。但没有什么是看上去的那样,一切都像透过一扇老旧的玻璃窗户看到的,在热浪中弯曲,变成弓形,抖动着——沥青铺的道路和水泥人行道,瓦拉达尔的操场,装着锡皮导水管的活动营房,一切都泛着波纹,多里戈·埃文斯在营房前等候。

进到他叔叔的车里——一辆新型福特蓬式轿车——多里戈·埃文斯能看到基思叔叔块头真大,脸更像一个五十岁的人。跟他一起的是一只非常小的狗,他称作“碧翠丝小姐”的杰克罗素梗,它的存在似乎就为了彰显基思·马尔瓦尼的庞大——他的宽背、粗大腿和大脚,在那双脚后面,喘个不停的狗像一只刚落地的岩羚羊。

抽烟太热,但他照样抽烟斗。烟扩散成奇怪的微笑环绕着他,多里戈晚些时候意识到,这笑容被固定住了,决定要发现世界的欢乐,即使生活展示的全都被证明与此相反。这些或许都会让多里戈感到胆怯——要不是基思嗓音偏高,使多里戈想起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声音。像难以忍受的阿德莱德的炎热,这声音没完没了。在多里戈·埃文斯眼里变得一目了然的是,基思·马尔瓦尼的世界只属于他一个人,自足又自闭,围绕三个太阳转:他的酒店、他在当地理事会中的会员席位、他太太。

在开往海滩的路上,他对酒店经营诉苦不已,这让多里戈感到,正是那些热爱他们事业的人对他们的激情发出的悲叹最多。“开电动车的男人”——说这个词时他会发出嘶嘶的齿音——对他起到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开电动车的女人’,她们不依不饶地抱怨卫生间和酒店饭菜,一天闹出一个八十个人的晚会,全指望有吃的,但下周末,如果你能卖掉两个半便士的阿富汗饼干都算运气。总在抱怨,‘开电动车的女人’,向她们的车协和最该死的车协俱乐部抱怨卫生间状况和脏肥皂。总在抱怨,让人恼火,这群开车的人。唯一比这还糟的是旅行推销员。老天,现在一个旅行中的人想订房间当办公室用,来分发无聊和阿司匹林,但我怀疑这里面有跟性有关的猫腻。”

“跟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