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蜜蜂
步履蹒跚地爬出
牡丹花
——松尾芭蕉
1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记忆是阳光涌入一间教堂大厅，他和母亲、外祖母坐在那儿。大厅是木结构的，有极其耀眼的光。他蹒跚着在光的笼罩中前后走动，投入两个女人的臂弯。深爱他的女人。就像投身大海又回到沙滩。一次又一次。
“保佑你。”妈妈说着，抱住他，又放开，“保佑你，孩子。”
那肯定是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他一两岁的时候。后来，影子来了，给它赋形的是一只举起的前臂，它黑色的轮廓在一个煤油灯油腻腻的灯光中跳动。杰基·马圭尔坐在埃文斯家黑暗的小厨房里哭泣。那个时代除了婴儿没人哭。杰基·马圭尔是个老男人，四十岁左右，或者更老。他在用手背擦掉他麻子脸上的眼泪。也许用的是手指？
只有他的哭泣固定在埃文斯的记忆里。那声音就像什么东西在破碎。它慢下来的节奏让埃文斯想到兔子的脖子被圈套扼住时，它用后腿蹬地发出的闷响，这是他听过的声音里唯一与之相似的。他当时九岁，进屋是为了给妈妈看拇指上的一个血泡，他几乎想不出来有什么声音可以跟马奎尔的哭声相比。以前，他只见过一次男人哭。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他哥哥从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回来，下了火车。他把军用挎包甩在侧轨滚烫的尘土上，突然泪如泉涌。
看着哥哥，多里戈·埃文斯纳闷一个成年男人怎么会哭。后来，哭泣变成只是感受的强化，感受变成生活唯一的指南针。感受变成人们追逐的潮流，而情感变成剧场，人们在台上演戏，下台后不知自己是谁。有生之年，多里戈·埃文斯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变化。他会缅怀一个人们耻于哭泣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害怕哭泣暴露弱点，招致麻烦。他会看到人们为不值得称道的事受到赞扬，只因为他们认为真相会破坏他们的感受。
汤姆到家的那个晚上，他们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相片投进篝火。至于战争、德国人，还有他们听说过的毒气弹、坦克、战壕，汤姆什么也没说。他一言不发。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总是等于生活的全部。有时候它说明不了什么。他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篝火。
2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多里戈·埃文斯到晚年时总也弄不清这话是他在哪儿读来的，还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编造，打乱，拆散。拆得粉碎。从石头到沙砾到灰尘到泥巴到石头，世界就这么运转，正如他刨根问底要求妈妈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时，妈妈总是说：“世界是怎样就怎样。”“世界就这样，孩子。”游戏时为了搭起一个堡垒，他用力想把一块石头从岩堆里抽出来，一块更大的石头掉下来砸在他的拇指上，指甲下起了一个大血泡，阵阵发疼。
妈妈抱起多里戈，胳膊一扬，把他放到厨房的桌上，那儿灯光最亮，她避开杰基·马圭尔古怪的眼神，把儿子的拇指举到灯光下。杰基·马圭尔抽泣着说了一些什么。他妻子上星期带着他们最小的孩子坐火车去了朗塞斯顿，没有回来。
多里戈的妈妈拿起切肉刀，在刀锋上抹了油乎乎的一溜凝固的羊脂。她把刀尖放进炉灶的煤堆上。一股细烟升腾而起，厨房里弥漫着羊肉烤焦的味道。她抽出刀，红彤彤的刀尖闪烁着一点点白炽的火星，这景象立刻令多里戈觉得既神奇又可怕。
“别动。”她说着，抓住他的手，用力之大把他吓了一跳。
杰基·马圭尔在说他怎么坐邮车到朗塞斯顿找他妻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而多里戈·埃文斯眼睁睁地看着火红的刀尖触到他的指甲，血泡开始冒烟并被烧出一个洞来，他听到杰基·马圭尔说——
“她从地表消失了，埃文斯太太。”
烟气消散，一小股黑血从拇指上流下来，血泡的疼痛和对热切肉刀的恐惧都消失了。
“走吧。”多里戈的妈妈说着，用手肘推他下桌。“快去吧，孩子。”
“消失了！”杰基·马圭尔说。
这都发生在当世界辽阔而塔斯马尼亚岛还是整个世界的时候。在它众多偏僻的、被人遗忘的村落中，几乎没有比克利夫兰村更偏僻、更被人遗忘的。这个小村子住着大约四十个人，多里戈·埃文斯就住在这里。这个过去流放犯人时建为驿站的小村，随着时世艰难而衰落，被人遗忘，现在作为铁路侧线站而幸存下来，有十来幢摇摇欲坠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建筑，还零星散落着一些带走廊的小木楼，荫庇着一百年来经受流放与失落之苦的人。
村子后面的林地长着虬曲的杏仁香桉树和在热浪中起伏摇摆的银合欢树，小村的夏天酷热难熬，冬天同样难熬。电和广播还没有传到这里。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两样。许多年后，汤姆说它就像一个垂死的世界中漫长的秋天，这个男人本来是不喜欢比喻的，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死期渐近，对死亡的恐惧令他作此比喻，反正多里戈当时是这样想的。
他们的父亲是养路工人，全家住在塔斯马尼亚政府铁路盖在铁道边的一栋封檐板小屋里。夏天没水时，他们就提着桶到给火车头供水的大水箱里打水。他们睡觉盖的是从抓来的负鼠身上剥下的皮，吃的是用陷阱夹住的兔子，用枪猎杀的沙袋鼠，以及地里种的土豆和烘烤的面包。父亲熬过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萧条，亲眼见过有人在霍巴特的街上饿死，所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幸在这样一个工人天堂里度过余生。不过在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又会说：“你像狗一样活着，就会像狗一样死掉。”
多里戈·埃文斯放假有时是跟汤姆一起过的，因此认识了杰基·马圭尔。他会搭乔依·派克的运货马车去汤姆那儿，他坐在车后，从克里夫兰出发到芬葛谷的岔路口。乔依管拉车的老马叫格蕾西，格蕾西欢快地小步走时，多里戈会前后摇摆，想象自己成了那些枝干弯曲得非常夸张的杏仁香桉树上的一根树枝，触摸着头顶广袤的蓝天飞驰而过。他会闻到湿树皮和枯树叶的味道，看到一群群红绿斑驳的红耳绿鹦鹉在远处的空中欢快地叫。他着迷地倾听鹪鹩和吸蜜鸟的歌声，灰鹟抽鞭子一样的叫声，间杂以马车的皮挽绳、木车轴和铁的铰链嘎吱作响的声音，一切都刺激着他的感官，令他恍如回到梦中。
他们沿着过去的马车道走，经过马车旅馆，通铁路以后马车旅馆就没生意了，现在颓败得几乎成了废墟，里面住着几户穷人，其中有杰基·马圭尔家。每隔几天，一大团飞扬的尘土会宣告一辆汽车的到来，孩子们会从灌木丛和房子里钻出来，追赶这团喧嚣的尘土，一直追到肺里像火烧，两腿重得像铅块。
在芬葛谷的岔路口，多里戈·埃文斯滑下马车，向乔依和格蕾西挥手告别，起步向卢埃林走。卢埃林这个小镇唯一奇特之处是它比克利夫兰还要小。到了卢埃林，他会大踏步朝东北方向走，穿过一些栅栏围起的土地，参照本·洛蒙德山白雪皑皑的宏伟山峦确定方位，再穿过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走向山背后被雪覆盖的乡野。在那儿，汤姆的工作是下活套捕负鼠，干两周休一周。多里戈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汤姆的住处，那是一个窝在山脊下凹进去的拐弯处的山洞。山洞比他们家那个屋顶低矮倾斜的厨房还小一点，在洞里最高的地方，汤姆才能低头站直。整个山洞就像鸡蛋一样中间宽两头窄，入口上方的岩石像屋檐似的伸出去，这意味着那儿可以整夜生火，使山洞暖和。
汤姆有时会让杰基·马圭尔和他一起干。他目前二十出头，有一副好嗓子，常常在夜里唱一两支歌。之后，多里戈会凑着火光给杰基·马圭尔和汤姆朗读一些从过期的《简报》和《史密斯周报》上挑出的内容，这些过期报纸是两个负鼠捕手全部的文字收藏。杰基·马圭尔不识字，汤姆则自称识字。他们喜欢听多里戈念“罗丝阿姨建议”专栏里的文章，或者他们认为“机灵”甚至“非常机灵”的民间诗歌。过了一段时候，多里戈开始给他们背诵一些别的诗歌，是他学校的一本名叫《英语美文》的书里的。他们最喜欢丁尼生的《尤利西斯》。
杰基·马圭尔的麻子脸在火光中微笑，亮闪闪的，像刚出炉的梅子布丁，他会说：“啊，他们这些老家伙！他们把词儿串起来，紧得比卡住兔脖子的铜套子还厉害！”
多里戈没有告诉汤姆在马圭尔太太失踪前一周他自己看到了什么：哥哥的一只手在她裙子里向上摸，她的身子紧靠在马车旅馆后的鸡舍上。这是一个身材矮小、感情炽烈的女人，生着当地人中少见的黑皮肤。汤姆的脸转向一边贴在她的脖子上。他知道哥哥在吻她。
后来的许多年里，多里戈经常想起杰基·马圭尔太太，他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他在战俘营里天天做梦想吃的食物——在那儿又不在那儿，向上挤压进到他的颅骨，总在他向它伸手去够的那一刻消失。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再那么经常想她了；渐渐地，他再也想不起她了。
3
多里戈是家里唯一在十二岁基础教育结束时通过能力测试的孩子，他也因而获得奖学金上朗塞斯顿中学。他比同年的孩子成熟。上学第一天，午饭时间，他到处转悠，最后到了一片被称作超级操场的平地，那里到处是枯草尘土和树皮树叶，一边有好几棵高大的桉树。他观察一些三四年级的大男孩已经有成年人的肌肉，有的鬓角已经不短了。他们大致排成两排，推搡、碰撞、移动身体，像在跳某种部落舞蹈一般。接着开始神奇的“对踢”。一个男孩把球从他自己的一排踢向场子另一头的那一排。那一排的男孩全都跑去接球，如果球从高处来，他们就跳到空中伸手去够。谁接到球谁就赢得踢球的机会。争夺非常激烈，相应的，胜者转眼被奉为神。对胜者来说，同样神圣的是他的奖赏，就是把球踢回到对方那里，开始新一轮“对踢”。
整个午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高年级的孩子肯定占上风，他们接住大部分球，赢了大部分踢球机会。有几个低年级孩子也能接住几次球踢几脚，但许多人只能接到一次或者一次都没有。
第一天的整个午饭时间多里戈都在看。另一个初一男孩告诉他，至少要等到初二才有机会参加“对踢”——那些大男孩身体太壮、速度太快；为了摆脱对手，他们根本不在乎用胳膊肘撞头，用拳头打脸，用膝盖顶背。多里戈注意到几个个头小点儿的男孩跟在队伍后面，离几步远，随时准备捡漏，去接偶尔被踢得太高、从混乱的人群上空飞过来的球。
第二天他也参加了。第三天，从队员肩膀上方望去，他看见一只球晃晃悠悠地从空中飞来，他意识到自己就站在人群后面。一瞬间，球仿佛静止在阳光里，他知道这球注定得由他来接。他拔腿冲进人群，他能闻见桉树上蚂蚁的味道，感觉那些枝干像粗绳索似的影子变得浅淡。时间变慢了，他发现最壮最快的男孩子们正向他想好的位置跑去。没关系，他知道那个从太阳方向飞来的球是他的，他只要伸手去够就行了。他紧紧盯着球，觉得按他现在的速度来不及的时候，他就跳了起来，双脚踩在一个男孩背上，膝盖靠在另一个男孩肩膀上，就这样高过所有男孩，正面迎着刺眼的阳光而上。在争夺最激烈的当口，他奋力向上伸长胳膊，感觉球到手中了，现在可以落地了。
他的双手紧紧地把球抱在怀里，背部重重地着地，摔得他几乎停止了呼吸。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站起来，站在阳光里，手握椭圆形的球，准备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他步履蹒跚地走回来，躁乱的人群敬畏地在他周围让出一片空地。
“你他妈是谁？”一个大男孩问。
“多里戈·埃文斯。”
“这球你接得真绝，多里戈。该你踢了。”
桉树皮的气味和塔斯马尼亚正午直剌剌的蓝色光照都强烈得令他睁不开眼，他得眯起眼睛避免刺眼的强光，灼热的阳光照在他紧绷的皮肤上，其他男孩短短的、轮廓分明的影子，站在一个临界点上的感觉——满怀喜悦进入新世界而旧世界依然可以感知，可以进入，尚未消失——所有这些他都感受到了，正如他感受到了滚烫的尘土，其他男孩的汗水和笑声，还有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奇异又纯粹的欢乐。
“踢呀！”他听到有人大叫，“给这东西来一脚，铃一响就全结束了。”
在他意识的最深处，多里戈·埃文斯知道他过往的生命全是为了到达这个时刻的旅行，在他迎着太阳跃上去的那一刻，以后他只会离这一刻越走越远。生命永远不会再像那一刻这样充满意义，无比真实。
4
“我们两个真是聪明啊，对吧？”艾米说。她正和他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一根手指拨弄着他蓬乱的卷发，听他背诵《尤利西斯》，此时离他看见杰基·马圭尔在他妈妈面前哭泣，已经过去十八年了。这个房间位于一家破败的旅馆三楼，门外长长的游廊遮蔽了楼下的马路和对面的沙滩，给他们仿佛坐在南冰洋上的幻觉，听得见下面的海水毫不停歇地撞击、奔腾。
“这是障眼法，”多里戈说，“就像从你耳朵后面掏出一枚硬币来。”
“不，这不是。”
“是的，”多里戈说，“这不是。”
“那是什么呢？”
多里戈拿不准。
“还有，那些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他们干什么呢？那么干有什么区别？”
“特洛伊人像一家人那样团结，但他们输了。”
“那希腊人呢？”
“希腊人？”
“不是希腊人，难道是阿德莱德港口队的‘喜鹊’1？当然是希腊人。他们怎么回事呢？”
“武力征服。可希腊人是我们的英雄，他们总打胜仗。”
“为什么？”
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他们当然有障眼法，”他说，“特洛伊木马是给诸神的祭献，肚子里却藏着带给很多人的死亡。一样东西掩护另一样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不恨他们呢？恨希腊人？”
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越想越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团结的特洛伊人会灭亡。他隐约感到，诸神只是时间的另一个称谓；可是他觉得把这说出来很傻，就跟说我们永远无法战胜诸神一样傻。虽然他快二十八岁，可他已经接近宿命论者了，至少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就像生命可能被呈现，但永远无法解释，而词句，一切没有直接解释事物的词句，对他来说都真实不过。
他的目光越过艾米的裸体，越过她胸臀之间纤毛泛着光晕的新月形曲线，越过那饱经风雨、白漆剥落的法式房门；月光在海面照映出一条窄路，慢慢离开他的视线最后融入像鹰翅般伸展的云朵。它好像在等他。
因为我决心，
要驶过日落的地方和西天众星
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2
“为什么你这么爱这些句子？”他听见艾米问。
他十九岁时母亲死于肺结核。他没在她身边。他甚至没在塔斯马尼亚岛而是在澳洲大陆，因为获得一项奖学金而在墨尔本大学学医。事实上，把他和母亲分开的不仅仅是大海。在墨尔本大学奥蒙德学院，他遇到很多世家子弟。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的成就和血统，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建国前英国的名门望族。他们可以一口气列出自己的家族世系、政治地位、家族产业、王室联姻，乃至豪宅、牧羊场。直到暮年之后，多里戈才意识到其中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其离谱程度连特罗洛普3都写不出来。
这些听闻是味同嚼蜡，还是令人神往，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他从前从未遇见如此有把握的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略逊一筹，爱尔兰人长相丑陋。对这样的事情他们不加思考，他们确信。他们用石头造的大房子，他们沉甸甸的银餐具，他们对其他人生活的无知，还有他们对自然之美的漠视，种种离奇之处都让他惊叹。他爱自己的家人，但他不为他们自豪。他们的首要成就是活下来。他将付出整个一生去理解活下来是一项多么伟大的成就。可是在那时——当他第一次面对荣誉、财富、地产名望的反差时——活下来简直就是失败。与其显露羞耻感，他宁可远离他们，直到母亲去世。在母亲葬礼上他没哭。
“喂，多瑞，”艾米说，“为什么？”她的一根手指在向他大腿根部划去。
那之后，他变得害怕封闭的空间、人群、有轨电车、火车和舞会，害怕所有把他向内心挤压并把光屏蔽在外的地方。他呼吸困难。他在梦里听见她呼唤他。
“孩子，”她会说，“到这儿来，孩子。”
但他不想去。他差点儿考试不及格。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他又一次去踢球，为了寻找光，那个他在教堂大厅瞥见的世界，向着太阳上升再上升，直到他成为队长，成为医生，成为外科大夫，直到他和艾米一起躺在那个旅馆的床上，看着月亮在她小腹凹陷处上方升起。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
长昼将近月徐升；大海的呜咽里，
有种种的召唤。来吧，我的朋友，
去找个新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他想要紧抓住在万物之始的光。
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
他把目光移到艾米脸上。
“因为那是我人生最初见识到的美好。”多里戈·埃文斯说。
5
一小时后他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搽上了樱桃色的口红，睫毛涂成了蓝青色，头发向上扎起，露出的脸像一颗心。
“艾米？”
“我得走了。”
“艾米——”
“还有——”
“别走。”
“为了什么？”
“我——”
“为了什么？我听你说过——”
“我需要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我都想拥有你。”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会离开艾拉吗？”
“那你会离开基思？”
“真得走了，”艾米说，“跟他说过会一小时内到那儿。打一晚上牌。你能相信吗？”
“我会回来。”
“你会？”
“我会。”
“然后呢？”
“这是个秘密。”
“我不能知道？”
“不。是。不是，是打仗的事，军事机密。”
“什么？”
“我们要坐船走。星期三。”
“什么？”
“三天之后——”
“我知道哪天是星期三。去哪儿？”
“去打仗。”
“去哪儿？”
“我们怎么会知道？”
“你要去哪儿？”
“去打仗。哪儿都在打仗，对不对？”
“我还能见到你吗？”
“我——”
“我们？那我们呢？”
“艾米——”
“多瑞，我还能见到你吗？”
6
在某处制冷装置发着哮喘似嘶嘶声的震颤中，多里戈·埃文斯感觉五十年过去了。治疗心绞痛的药片开始起效，胸口的窒闷感在消退，胳膊上针扎似的感觉没有了，所以虽然无药可救的、剧烈的内心紊乱还驻留在他颤抖的灵魂里，他还能从旅馆的卫生间走回到卧室。
回到床前，他看着她裸露的肩膀，柔软的肌肤和曲线仍然会令他心跳加快。
她睡眼惺忪地半抬起头问：
“你刚才在说什么？”
他回到床上，面朝她的背贴身躺着，他意识到她指的是她睡着之前他们的对话。在远处，一辆轿车猛然加速，好像是故意要破坏凌晨在他们这个城市旅馆房间内外漂浮的愁绪。
“土人。”他对着她后背轻声说，好像她理所当然知道他说的是谁。然后，意识到并非如此，他又说：“伽迪纳。”说时他的下唇碰到她皮肤。“我想不起他的脸了。”他说。
“反正跟你的脸不一样。”她说。
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多里戈·埃文斯想，土人伽迪纳死了，说这个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心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这么明显简单的事写下来，为什么他记不起土人伽迪纳的脸。
“该死的这躲不过。”她说。
他笑了。他永远无法完全习惯她用“该死的”这种词，尽管他知道她骨子里粗俗，她的教养决定了她会用这种奇怪的词汇。他把衰老、干燥的嘴唇重重地贴在她的肩膀上。女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会使他到现在还会像脱水的鱼一样发抖？
“打开电视机、翻开一本杂志，要是看不到你的鼻子伸出来，那真是不可能的。”她继续说，对自己的笑话颇为自得。
对多里戈·埃文斯来说，他自己的这张脸好像的确无处不在，虽然他从没怎么想过自己的脸。自从二十年前他因为一档电视节目介绍了他的经历而引起公众关注，他的脸开始无所不在地回视他，从募捐信纸的信头到纪念币。一只大鹰钩鼻，迷茫的神态，有点不修边幅，原来黑色的鬈发现在变成薄薄一层银浪。在他这个被多数人被称为“走下坡路”的年纪，他再一次升到光亮中。
令他难以理解的是，近些年他成了一个战争英雄、一个声誉卓著的外科医生、代表一个时代和悲剧的缩影，也成了众多传记、戏剧和纪录片的主题人物。同样，他也成为崇拜、造神、吹捧的对象。他知道自己跟这个战争英雄共享某些特征、习惯和经历，但他们不是一个人。只不过相比于死亡，他更擅长生存而已。而且现在还活着能够代表战俘营的人已所剩无几。所以拒绝他人的尊崇似乎是对已逝者记忆的亵渎。何况他已无力拒绝。
无论他们怎么称呼他——英雄、懦夫还是骗子——现在好像跟他越来越无关了。那对他来说属于一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的世界。他知道自己被举国敬仰，即使那些不得不和他这个日益衰老的外科医生共事的人对他绝望，即使在其他战俘营跟他有过相似经历的医生有点讨厌他，或许嫉妒他，但他们心有不甘地感觉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他们所不具备的品质，使他超越他们，受到全国爱戴。
“那个该死的纪录片。”他说。
可是在当时，他并不在意被公众关注。也许还有点儿窃喜。但现在不了。他对他的批评者并非一无所知。多数情况下他发现他还同意他们的意见。他的名声对他来说恰恰证明了别人对他的误解。他一直避免涉足他视为人生重大失误的领域，比如政治和高尔夫球，但他尝试发展一种切除结肠肿瘤的外科新技术也失败了，更糟的是，可能已经间接导致了好几个患者的死亡。他偶然听到梅森背地里叫他屠夫。回想起来，他的确可能太鲁莽。但他知道一旦成功，他们就会赞扬他的勇气和远见。他放纵的偷情和相应的欺骗都只是私下流传的丑闻，公众对此视而不见。直到现在，只要想起他撒谎欺骗时的若无其事和“出口成章”，他都会感到不可思议，难怪他对自己的真实评价很低：他不仅是虚荣，更是愚蠢。
即使在他的年纪——上周他刚七十七岁——他仍然困惑于自己的天性对人生造成了什么影响。毕竟，驱使他在战俘营中帮助他人和驱使他投入丽奈特·梅森和不止一两个有夫之妇怀抱的，是同样的品质：无所畏惧，拒绝墨守成规，玩世不恭，喜欢把事情推向极限。丽奈特·梅森的丈夫里克·梅森是他的重要同事，同样是医师学会理事，一个医术高超但极其乏味的人。在那天正在写的东西的前言里，多里戈说他希望在避免不必要的暴露隐私的情况下，他最终能够用谦卑的诚实态度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恢复他真正的身份：一个医生，仅此而已；同时把回忆的焦点放在那些已经被他遗忘的人，而不是他自己身上，从而找回对他们的记忆。有时候他觉得这是矫正和奉献的必要做法，但考虑再深一些，他又害怕这样的自贬自谦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又导致美化他的形象。他进退维谷。他的脸无处不在而他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脸。
“我快变成一个名字了。”他说。
“谁？”
“丁尼生。”
“我没听说过。”
“《尤利西斯》。”
“现在没人读了。”
“人们什么都不读了。他们认为勃朗宁就是枪4。”
“我以前以为你只喜欢劳森5。”
“我现在还喜欢。仅次于吉卜林和白朗宁。”
“或者丁尼生。”
“我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
“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话吧。”她说。
“不是。这是非常——什么词来着？”
“贴切的？”
“对。”
“你能全背出来，”丽奈特·梅森说，一只手顺着他枯槁的大腿往下滑。“还能背好多别的。可是你记不住一个男人的脸。”
“记不住。”
想到死亡，他就想起雪莱，想起莎士比亚。他们不请自来，进入他的生命，现在成了他的生命。仿佛人的一生，一本书、一句话或者寥寥几个词就足以容纳。只要简单几个词。“你现在是来参加一席死亡的盛筵。”6“像一个苍白、冰冷、朦胧的笑。”7“啊，他们这些老家伙。”
“死亡是我们的内科医生。”他说。他觉得她的乳头很奇妙。那天的晚宴上，有一个记者质疑他对轰炸广岛、长崎的看法。
“也许，一次就够了，”记者说，“可两次？为什么要两次？”
“他们是恶魔，”多里戈·埃文斯说，“你不懂。”
记者问，他们的女人孩子也是恶魔吗？还有他们没出生的孩子？
“辐射，”多里戈·埃文斯说，“不影响后代。”
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他知道问题不在这儿，再说，他也不知道辐射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很久以前有人告诉他不会。或者会。很难记住这个。这些日子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些日益显得站不住脚的假设：他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他都说过。
记者说他做过一篇关于幸存者的报道，采访了他们，还录了像。他说他们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可怕，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看来你对于战争并不是一无所知，年轻人。”多里戈·埃文斯说，“可你只知道了一部分，战争远不止这些。”
说完他转过身去，旋即又回过头来。
“对了，你喜欢唱歌吗？”
此刻，多里戈一如既往地希望自己忘记这段令他难过、汗颜而又坦率的尴尬对话，它宛如就在眼前，而他的手正握住她的乳房，指间夹着乳头。但他的思绪不在这里。不用说，那个记者后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肯定会反复说这件事，说那个战争英雄其实是个爱好核武器的好战老混蛋，没话说了最后居然问他唱不唱歌！
但是那个记者身上的某个特征让他想起土人伽迪纳，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不是脸，也不是神态举止。他的微笑？他的脸颊？他的大胆？多里戈当时对他很恼火，但佩服他面对多里戈盛名之下的权威敢于挑战。某种一致的内在气质——正直，你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对真相的坚持？说不准。在他的动作和习惯中找不出任何相似的踪迹。这让他莫名地感到羞耻，可能是他太傻了，而且他错了。现在他对什么事都不再确信了。或许，从土人被打那天起，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了。女人身上这个柔软的、螺纹漩涡一般的器官，令他有说不出的感动，在他眼中总像是冒险的邀约。他非常轻柔地吻她的耳垂。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丽奈特·梅森说，“用多里戈·埃文斯的话。”
她五十二岁，比孩子还孩子气，但她不傻，她痛恨自己被这个老头吸引住了。她知道他不仅有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而且，她怀疑除了她们，还有一两个。她连当他唯一的情妇这种风骚的荣耀都没有。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了。他有老年人身上那种发酵面团似的酸臭味。乳头萎缩得只剩干瘪的两点，他做爱也不太靠得住。但那种偷尝禁果的感觉令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他在一起，她感到有一种被爱着的、坚不可摧的安全感。但她知道，一部分的他——她最想了解的那部分，他内心有光的那部分——依然隐隐约约不可知。在她的梦里，多里戈·埃文斯总是漂浮在她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白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会变得愤怒，指责他，威胁他，冷落他。但是到了深夜，当她躺在他身边，她就只想要他一个人。
“外面的天真脏。”她说着，感觉到他又要起身了。“它永远都在漂移，”他接着说，“仿佛它也忍受不下去了。”
7
一九四三年初，他们到达暹罗，那时情况不同。一方面，天空清澈广袤。一个不陌生的天空，或者他只是这么觉得。正值旱季，树上没叶子，丛林敞开，地面满是尘土。还有就是，他们有吃的。食物不多，也不够，但食物缺乏引起痛苦和死亡还没成为惯例，饥饿还没有像某种发疯的东西住在他们肚子和脑子里。为日本人干活也还没变成一种疯狂——后来杀死他们像杀死成群的苍蝇一样。日子很难，但开始并不疯狂。
目光下移，多里戈·埃文斯看见勘察员用的一长列笔直的木桩，被大日本帝国陆军工程兵砸进地面，用来标示一条铁路线，从他站的位置开始延伸，他身后是一群沉默的战俘。他们从日本工程师那儿得知，这些木桩延伸成一条长达四百一十五公里的线，从曼谷北部直到缅甸。
它们勾勒了一条宏伟的铁路线，目前还只是一系列有待完善的计划、看似无稽的指令和华而不实的敦促——来自日军最高统帅层。它是一条虚拟的铁路，源自绝望促成的鲁莽和盲从导致的狂热，由神话和幻象组成，像在未来一年的建造中由木材、铁料和死去的无数生命组成一样。但有什么现实是现实主义者缔造的？
递到他们手里的是钝斧头和烂麻绳，第一项工作随之而来——砍倒一公里内长在预定铁路线上高大出奇的柚树，挖出树根，把断树和树根搬走。
“我爸常说你们年轻人从不各尽所能，”吉米·比奇洛说，一边用食指轻叩凹下去的钝斧刃。“我但愿这老家伙这会儿在这儿。”
8
没有人以后会真的记住它。像最极端的罪恶，它会像从未发生过似的。受难、死亡、悲伤，那么多人经受如此巨大的苦难，可悲又可怜且毫无意义，也许它全都仅存于这些书页和其他几本书的书页里。恐怖能被一本书容纳，在其中被赋予形式和意义。但在生活中，恐怖没有意义，更遑论形式。恐怖不过是怎样就怎样。当它成为主宰时，宇宙间仿佛无处没有它的身形。
这本书的故事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一个帝国随着新加坡失守而终结，另一个帝国兴起了。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以及军需供应短缺，日本屡屡战败，对这条铁路的需求变得毋庸置疑。盟军在通过缅甸给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美国人掌控了海洋。为了切断这条通向与他们敌对的中国人的重要供给线，为了从缅甸出击占领印度——日军统帅们疯狂地梦想着——日本必须通过陆路向驻缅日军输送兵力物资。但它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机械设备来建造这条不可或缺的铁路。也没有时间。
然而，战争有它自身的说服力。大日本帝国有必胜的信念——有大日本帝国为之命名、并理解为天皇意志的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相信，正是这种魂将所向披靡，直到日本最后胜利。而且，帝国拥有奴隶供其役使，这样的好运气支持不可战胜的大和魂，强化日本必胜的信念。大量的奴隶，亚洲人和欧洲人，其中有两万两千名澳大利亚战俘，大部分是在新加坡陷落时投降——投降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必然，那时交战甚至还没有全面开始。他们中有九千名将被送去修铁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蒸汽火车头C5631拉着三个车厢的日本和泰国的政府高官驶完竣工的“死亡铁路”全程——第一辆这么做的火车，在此进程中，那无尽的骸骨眠息之所将不会被它留意，其中包括那些澳大利亚战俘，他们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长眠于此。
现在，蒸汽火车头C5631被骄傲地陈列在一个展览馆内，这个展览馆是日本非官方国家战争纪念馆，即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的一部分。除了蒸汽火车头C5631，靖国神社还收藏着《灵玺薄》，其中列有两百多万个人名，这些人在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众多战事中为效忠天皇而死。在这么多人名中，有一千零六十八个是“二战”后被判犯有战争罪行而被处决的人。这一千零六十八个被处决的战犯中包括曾经为“死亡铁路”工作、被判犯下虐待战俘罪的人。
蒸汽火车头C5631前面竖着的牌子没有提到这个事实。修造这条铁路的恐怖也没有被提及。修造铁路时大批死去的人的名字无处可寻。但话说回来，所有死在“死亡铁路”上的人连一个多方认可的统计数字都没有。在为这个暴虐工程做苦力的人当中，盟军战俘只是一小部分——大约六万人。跟他们一起的有二十五万泰米尔人、中国人、爪哇人、马来人、泰国人和缅甸人。或者更多。有些历史学家说被奴役的苦力死了五万人，有的说十万，有的说二十万。没有人知道准确数字。
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名字已经被遗忘。没有书册为他们招魂。让他们拥有这残篇断简吧。
那天早些时候，多里戈·埃文斯这样结束了为居伊·亨德里克斯描写战俘营的图集写的前言——为了能完成这个数月以来都不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拖了很久的任务，他让秘书安排了一个三小时的空当，使他不受打扰。即便写完了，他也感觉这前言是他自己为了理解它的全部含义所做的又一次失败的努力，它被掩饰成一篇针对读者的简介，或许能赋予“死亡铁路”浅显的含义。
他感觉他的语气太直白又太私密，这使他想起他终此一生没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他脑子里充满数不清的事，不知怎么，他没能在写作中使其中哪怕一件事变得真实具体。数不清的事，数不清的名字，数不清的死者，然而，有一个名字他不能写出来。在前言的开头，他大致描写了居伊·亨德里克斯，也提纲挈领讲述了他死去那天发生的事，包括土人伽迪纳的事。
但关于那天一个最重要的细节，他什么也没写。看着用他一直惯用的绿墨水写的前言，他怀着一个简单的希望——即便这希望也是充满了负疚感的——他希望在他的梦想和失败之间展开的深渊里，也许有些什么值得阅读，从中真实能被情感捕捉到。
9
战俘们有充分理由把接下来向疯狂深渊的缓慢下落只用一个词来指认：“线”。对他们来说，从今往后，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在“线”上的人和除此之外的人类——那些不在“线”上的人。或者也许只有一类人：在“线”上活下来的人。或者，也许到最后连这个界定也不充分：多里戈·埃文斯越来越被一个想法困扰，那就是只会有死在“线”上这唯一的一类人。他害怕只有在他们身上才会实现苦难和智慧令人恐惧的完美结合，使人成为充分的人。
回头向下看着铁道木桩，多里戈·埃文斯看到在它们周遭有这么多事无法理解、无法交流、不可理喻、无法预测、无法描述。简单的事实说明这些木桩为什么在那儿，但它们什么也没传达。一条线是什么？他想，这条“线”是什么？一条线是从一点通到另一点的什么东西——从现实到非现实，从生存到炼狱——“没有宽度的长度”，他记起中学几何中欧几里德这样描写一条线。一个没有宽度的长度，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一个从生到死的进程，一个通向地狱的行旅。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帕拉马塔镇的旅馆房间里，多里戈·埃文斯睡着了，他翻来覆去，梦见卡戎8——那个龌龊的摆渡人，以留在死人口中的一枚银币为代价，把他们摆渡过冥河，送到地狱去。在梦里，他嘟囔着维吉尔9对卡戎的可怕的描写：狰狞邪恶，脸上盖着蓬乱的花白头发，凶残的眼睛被火焰点亮，肮脏的斗篷从肩上打的一个结挂落下来。
那天晚上，和丽奈特·梅森躺在那儿，他在床边放了一本书——他中年时恢复了从前阅读的习惯，无论在哪儿，总在床边放一本书。他说，一本好书让你读完想再读。一本伟大的书驱迫你重读自己的灵魂。对他来说，这样的书很少，随着他变老，越来越少。他仍然在用心找，寻找又一个让他永远系念的伊萨卡岛10。下午，他读到很晚，因为书作为护身符或者吉祥物而存在——某个与他亲善、照护他的神祇，使他安全渡越梦的世界。
那天晚上放在床边的书是一个前来为日本战争罪行致歉的日本妇女代表团送的礼物。她们仪礼周到，带着摄像机。她们带来的礼物里，有一件很出奇：一本日本辞世诗的英译集，来自日本诗人临终写诗的传统。他把它放在枕头旁边的黑木床头桌上，小心放得与头齐平。他相信书有一种灵氛卫护他，他相信身边没有书他会死。没有女人，他欣然入睡。他从来没在身边没有书的情况下睡过。
10
白天早些时候翻看这本书，多里戈·埃文斯被一首诗吸引了。临终前，十八世纪俳句诗人紫水终于回应了让他写辞世诗的请求——他抓起毛笔，画下他的诗，然后等着死去。紫水受惊的门徒看到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圆。
紫水的诗回转过多里戈·埃文斯的潜意识，一个被收纳的空无，一个无终结的谜团，没有长度的宽度，宏伟的轮轴，永恒的回归：圆——“线”的对立面。
留在死人口中的银币，用来付给冥河摆渡人。
11
在到达“线”上之前，多里戈·埃文斯在一个位于爪哇高地的战俘营里待过，作为一名陆军上校，他成了负责一千名被俘士兵的二把手，这些战俘大多是澳大利亚人。他们消磨永不终止的时间，感觉着生命在运动项目、教育活动和音乐会中流逝，吟唱对家乡的记忆，开始他们润饰中东传说的毕生事业——黄昏时满载砂岩的骆驼队，罗马废墟和十字军城堡，切尔卡西亚雇佣兵穿着带银镶边的长大氅，戴着高高的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塞内加尔士兵——威武高大的男人，靴子挂在脖子上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满怀伤情地回想大马士革的法国姑娘；在巴勒斯坦，卡车从阿拉伯人身边开过，他们从后车厢里大叫“犹太杂种！”，直到遇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年轻女工；卡车从犹太人身边开过，他们从后车厢里大叫“阿拉伯杂种！”，直到看见屯垦园区的犹太姑娘——穿着白衣衫、蓝短裤，把一袋袋橘子硬塞给他们。他们又为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故事发笑：头发像从针鼹那儿借来，花了二十四小时逛开罗妓院，回来后狠挠胯裆，得了澳洲小龙虾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当时看着下体问：“这些中东人的澳洲小龙虾是什么？一定是从该死的吉卜赛人的马桶座上带下来的，是不？”
“可怜的老伙计澳洲小龙虾，”他们会说，“可怜、该死的杂种。”
很长时间没什么事发生。在被洒掉的阿拉克烧酒弄得黏糊糊的咖啡桌上，多里戈替朋友写情书，永生不死的矜夸渗出凡人的欲火，一成不变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炮火的照明下给你写信——”
接下来是叙利亚战役的岩石、干山羊粪球、干橄榄叶，背负沉重的行囊，滑溜着从塞内加尔人因时间因地点而肿胀的尸体旁经过，他们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同时传来远方别处战斗和小冲突的枪声、爆破声、爆裂声。死人和死人的枪支弹药及行装像那地方的石头一样散布着——无所不在，无可逃避，他们没有躲着走，而是在死人肿胀的身形上踩踏而过——任何评论或思想都无法触及的身形。三个拉骡子的塞浦路斯人中有一个问多里戈·埃文斯，他们到底在被领往哪个方向。他完全不知道，但早在那时他就懂得必须说些什么使他们抱成团儿。
附近一头骡子叫了，他从眼角抹掉一个沙土结成的球，四下望望他们所在的高粱地，再转回头看两张地图：一张他的和一张拉骡人的，在重要细节上，两张地图没有任何共同处。终于，他看指南针确定了方位，结果跟两张地图都不吻合，但他做出过那么多决定，靠的是一种多数情况证明为正确的本能，如果没被证明为正确，他至少采取行动了——经验使他认识到行动往往更重要。他是澳大利亚帝国部队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的第二负责人，靠近前线，他们接到命令要在一个战术性撤退的混乱中转移战地医院——第二天，战术性撤退的混乱将变成战略性进军的混乱。
伤亡人员中转站的其余部分用卡车撤离到远离前线的后方，他和最重要的物资设备留下来等最后一辆卡车。来跟他会合的不是卡车，而是由二十头壮骡组成的骡队、三个塞浦路斯搬运工和几个新指令，凭靠这些，他要携带物资设备前进到新开辟前线上的一个村子——按照他们的地图，村子在二十英里以南；按照他的地图，村子在二十六英里以西。小个子、喋喋不休的男人，这些塞浦路斯人给盟军在叙利亚对抗维希法国军队的旅行马戏表演锦上添花，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战争中的小规模战争，没有人过后还记得它。
12
两天的行程，他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第二天，在一条通向山里的很陡的坡路上，多里戈和三个拉骡人遇到一个由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七个机关枪手组成的野战队，他们的卡车坏了。在一个名叫土人伽迪纳的年轻中士带领下，他们正向同一目的地前进。他们把维克斯式步枪、三脚架、金属弹药箱搬到备用骡子上，一起继续前进，土人伽迪纳有时轻声唱歌——当他们爬上又翻过布满岩石的斜坡陡坡，穿越沟壑、被毁的村落，走过正腐烂的尸体、摇晃的半立半倒的石墙时。一次又一次，泼洒的橄榄油散发着臭气，死马散发着臭气，散乱的椅子、破桌子、破床散发着臭气，破房子坍塌的屋顶散发着臭气，敌人的七〇五式加农炮前后不停地捣击。
从山上下来回到低地，他们经过干燥的石墙——在二〇五式加农炮的轰击下，这些石墙没给现在平静地躺在四散的，破烂行装、破武器、破法国锡帽中的人提供保护。他们继续前进，越过死人：死人在由无谓堆积起来抵御死亡的岩石筑成的半月形齐胸掩体里，死人在高粱地里肿胀起来——被炮弹毁坏的古代石建水道流出水，把高粱地变成了充满腐殖物的可怕湿地——试图逃生而躲进一个七户人家的村子里的十五个死人，躺在毁坏的清真寺叫拜塔前的死女人，她的一小捆东西裹在破布里，散落街尘，牙齿在一个南瓜顶上，一辆烧毁的卡车里，被炸的死人碎片散发着恶臭。
之后，多里戈·埃文斯记得那块破布褪色的红白花图案多么漂亮，他没记住多少其他别的，为此他觉得有种奇怪的愧疚感。他忘了弥散在村里破房子周围的石屑被吸到嘴里的呛味，那瘦骨嶙峋的死驴子和那几只死去的可怜山羊的气味，残破的屋顶平台的气味，炸毁的橄榄园的气味，强力炸药酸涩的臭气，泼出的橄榄油浓重的气味，这些气味融在一起，他把这气味跟人类处于困境连在了一起。为了把死人屏蔽在鼻孔外面，他们抽烟；为了不让死人猎食他们的头脑，他们说笑话；为了提醒他们自己他们还活着，他们吃东西。土人伽迪纳对自己是否可能会被杀死长篇大论了一番，但是他确信他的运气总是在变好。
半夜通过粟米地，他们看见绿色信号灯照亮了一个被毁的村子——法国人通过激战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取了村子，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法国人进攻时用高射炮，把守卫村子的澳大利亚人变成了非人的物体：正在干燥的深红的肉和被苍蝇腐蚀的内脏，被烧着、被粉碎的骨头和反咬裸露牙齿的脸，那些恐怖的死亡的牙齿裸露着，多里戈·埃文斯开始在每个笑容中看到它们。
终于，他们到达了指定的村子，发现它还被法国人占着，正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猛烈轰击。远远的海上，战舰发出威吓声，英国的大炮有条不紊地摧毁着村子，一座房屋接一座房屋，从谷仓到隔壁石头房子，再到房后建筑。在安全距离以外，多里戈·埃文斯、拉骡人和机枪手看着村镇在眼前变成了碎石和尘土。
尽管难以想象还存留着任何活着的生物，炮弹还是像雨点般落下。中午时候，法国人出人意料地撤退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前行在被炸弹的爆裂烧焦的黄色路面上，穿过倒塌阳台残余的墙面，踏过遍地瓦砾，绕过断树依然完好的根株、扭曲变形的枪支和榴弹的残片，经过火炮射手：他们已经肿胀起来，遍体鳞伤，有的看上去像在正午阳光下睡着了——要不是从他们凸出的眼珠那儿流出一种果酱似的东西在长满髭须的脸颊上跟灰土混成一堆脏兮兮的膏状物。除了饥饿和疲劳，他们没有其他感觉。一只山羊悄无声息地踉跄到跟前，内脏从体侧挂下来，肋骨暴露着，头高高挺起，一声不吭，好像单凭坚强它就能活下来。或许它做到了。
“妈的，这是比依·盖斯特11先生本人。”一个红头发、高个子、瘦骨嶙峋的机枪手说。尽管它或许能活，他们还是把它枪杀了。机枪手全名是伽利波利·凡·凯斯勒，一个胡恩谷的苹果园主，习惯用懒洋洋的纳粹礼跟人打招呼。他的姓来自他自欺欺人的德国父亲——以为自己曾经在老旧的欧洲是一个人物——在凯斯勒这个农民的姓前面加上了贵族气派的“凡”，它也来自他父亲后来在新世界失去一切的恐惧：“一战”期间的反德分子歇斯底里地放火把他的谷仓、畜棚夷为平地。他们和其他德国移民住在霍巴特后面的山中聚居地，聚居地的名字迅速从俾斯麦改成科林斯瓦勒，卡尔·凡·凯斯勒把儿子的曾崇他父亲的名字改成伽利波利——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在他出生前一年介入对土耳其的灾难性入侵12。这名字太堂皇，跟他那张像放久了的苹果核似的脸不相称。人们就叫他“凯斯”。
在镇上，他们走过一辆烧得火红的法军坦克、翻得底朝天的运输车、炸烂的装甲车、布满弹孔的轿车，弹药堆、纸张、衣服、炮弹、步枪、手枪四散在街上。在乱象和瓦砾中，店铺在营业，交易在进行，人们在清理，像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休假的澳军四处转悠，购买收罗小纪念品。
他们在豺狼的尖吠中入睡，它们来村里以死人为食。
13
晨光乍现，多里戈·埃文斯起来发现土人伽迪纳在村子主街当中生了一堆火。在火堆前，他坐在一把富丽的、蒙着凸绣银鱼的蓝丝绸的扶手椅上，一条腿搭在扶手上晃悠，手里玩弄着一个压变形的法国香烟盒。在那椅上的海洋里，他黑皮肤、皮包骨的身体裹在肮脏的卡其布军服里，让多里戈想起一捆被冲上陌生海岸的棕色海藻。
土人伽迪纳的军用挎包看上去只有别人的一半大，但从里面冒出仿佛无尽的食品和香烟的供给——黑市上换的，收罗来的，或是偷来的——这些小奇迹给他挣得又一个外号“黑衣王子”。他正把一个葡萄牙沙丁鱼罐头扔给多里戈·埃文斯，维希法国军队开始用七〇五式加农炮、重机枪和一架单独执行低空扫射的飞机轰击村子。但每件事好像都发生在别处，他们喝着吉米·比奇洛找来的法国咖啡，闲聊着，等着指令或战争找上门来。
兔子亨德里克斯——一个短小结实的男人戴着一套不合称的假牙——正在一张大马士革明信片的背面给他为蜥蜴布朗库西的妻子梅西画的素描添上最后几笔，它将替代梅西的照片，照片四分五裂，蛛网似的细缝布满她的脸，显影液的遗留卷缩成数不清的微小秋叶，想知道她是谁，现在只能靠猜测。兔子亨德里克斯的铅笔画捕捉到跟照片上的梅西相同的身态和颈项，但眼睛周围有点儿像玛依·维斯迪希13，胸部更像玛依·维斯迪希，隐现着一条梅西从来无以自夸的乳沟，表情更直露，更具诱惑力，在暗示梅西极少干的事。
“跟我讲讲，”吉米·比奇洛说，“为什么我们用机枪扫射一批批为法国人打仗的非洲人？而这些非洲人也想干掉我们这些在中东为英国人打仗的澳大利亚人？”
这张画让蜥蜴布朗库西感觉不舒服，画看上去有作伪之嫌，好像一种奇怪的背叛。但因为其他人都认为他妻子看着棒极了，所以他把表送给兔子亨德里克斯做交换，宣布画上的姑娘就是属于他的女孩。兔子不要他的表，拿出素描本，开始画他们喝早餐咖啡的群像。
“他妈的连澳大利亚东边都不是。”杰克·彩虹说。他有一张隐士的脸和一根码头装卸工的舌头，他自己是养猪的农夫。“在北面，”他说。“怪不得我们弄不清下一个村子在哪儿。连我们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在他妈的最北边。”
“你一直都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杰克，”土人伽迪纳说，“我给你十二比一，跟你赌吃早饭前我会死。没有比这还公道的。”
杰克·彩虹说他宁可当时当地用枪干掉他。
多里戈·埃文斯下十先令的注，二十对三，赌打完仗中士还活着。
“对极了，”吉米·比奇洛说，“我站在他一边。你是幸存者，土人。”
“你朝上扔两个硬币，14”土人伽迪纳说，一边从脚下袋子里变出一瓶干邑白兰地，把每人的咖啡杯添满。“你们赌结果，但事实是，如果两个硬币连着三次都是有人头的那面朝上落地，在统计学上说，两个硬币下次都是有人头那面朝上落地的几率还是相同的。所以，你再给两个人头下注。每次扔都是第一次。这想法不讨人喜欢吗？”
话音刚落，战争终于找上他们。多里戈·埃文斯站在扶手椅旁边，正倒咖啡，澳洲小龙虾布罗斯刚从战地厨房带着装早饭的热盒子回来，这时，他们听见一枚七〇七炮弹飞驰过来。土人伽迪纳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抓住多里戈·埃文斯的胳膊，把他拖向地面。爆炸的声光热像巨潮般穿透了他们。
等多里戈·埃文斯睁开眼睛，四处张望，有小银鱼的蓝色扶手椅不见了。在浓厚的尘雾中，一个阿拉伯小男孩站起来。他们对他大叫趴下，他没听，澳洲小龙虾布罗斯蹲下身，挥手叫他趴下，还不起作用，于是他向小男孩跑去。那一刻，又一枚炮弹落地。爆炸的威力把小男孩抛向他们——他喉咙被弹片割开了。在有人到他身边之前，他死了。
多里戈·埃文斯转身朝向土人伽迪纳——他还拽着自己。在他们身旁，兔子亨德里克斯正把沾满土的假牙塞回嘴里。澳洲小龙虾布罗斯荡然无存。
我喜欢，黑衣王子说。
多里戈刚要作答，一架敌机从远远的后方朝他们发动了又一轮俯冲扫射。回升到他们上空，飞机瞬时变成一股喷着的黑烟。从那儿落下一个黑点，开放成降落伞，很显然，飞行员逃脱了。风把飞行员扫向他们，公鸡麦克尼斯从三个塞浦路斯人其中一个的手中抢过三〇三式步枪，开始瞄准。多里戈·埃文斯把弹膛推到一边，对他说别他妈犯傻。
“澳洲小龙虾呢？”公鸡麦克尼斯吼道——嘴唇上蒙着一层砾石屑，两眼像发狂的白球。“那也是妈的犯傻？还有那小孩儿，也是妈的犯傻？”
他的脸看似英俊——但如杰克·彩虹指出的——细看像用边角料拼凑的。作为一个士兵，他出了名地没本事，因此，当他把三〇三式又举到肩上，再次瞄准，然后开火时，每个人都惊讶他居然射中了。跳伞的人像被突起的狂风吹到似的抽搐，然后猝然跌落。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终于吃了装在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热盒子里的粥，粥现在凉了，没人跟公鸡麦克尼斯坐在一起。
14
就这样，他们继续——笑话，故事，没能活着回来的澳洲可怜虫，被征用作澳大利亚帝国部队康复中心的特珀里宫殿，抛便士的赌博和乔治五世和铁锚，啤酒和伙伴，住走廊那头房间的女工走过来加入赌博，想试试她们的运气，山村里跟叙利亚小伙子对垒的足球赛。接下来，在爪哇，在投降后，有几次分组出去捡柴火，看到穿湿纱笼的女人在采茶，她们换上干纱笼，替彼此摘除头发里的虱卵，那景象多美——“基督啊，”他们走过时，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只看得见但摸不着，我把这叫惩罚。”
但对他们的惩罚才刚开始。六个月后，他们被卡车运到去暹罗修建新工程路上必经的海岸，一千人，整整三天，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在一艘敝旧船只黏糊糊的底舱，到了新加坡，又被命令向樟宜战俘营行进。那是一个怡人的地方——两层白色楼的营房：愉人耳目、通风良好；齐整的草坪；穿着整洁的澳军士兵：身体健康、精神昂扬；军官手持拐杖，高视阔步，袜子翻着红边；柔佛海峡尽收眼底，还有很多菜园。他们穿着各色澳军军服或荷兰军服，饿得皮包骨头，很多人没穿鞋子——多里戈的兵非常醒目。“爪哇垃圾”，樟宜的澳军战俘指挥官卡拉汉少将这样为他们命名，然而，无视多里戈的多次请求，卡拉汉拒绝供给他们衣服、靴子和食物。相反，因为多里戈·埃文斯在要求发放军需储藏时反抗的态度，卡拉汉试图把他从指挥官位置上赶下去，但没成功。
小瓦特·库尼找到大马哈鱼费伊，说他有一个逃亡计划——设法混入在新加坡码头做工的人群中，在那儿让人把他们钉进木条箱或类似的东西里，让人把他们装上船，这样他们就能回到悉尼。
“这个计划很好，瓦特，”大马哈鱼费伊说，“只是没法真干。”
他们和樟宜战俘营的顶尖球员踢了一场足球赛，以八分之差输给对方，但这不是在听羊头莫顿长达四十五分钟的讲话之前，他的开场白对他们来说将成为不朽——
“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伙计们。第一件事是……”
两星期后，“爪哇垃圾”穿着来时的破烂离开，他们中有没被钉进木条箱的瓦特·库尼。正式命名为“埃文斯的J部队”，他们被带到火车站，被塞进狭小封闭、用来运米的铁制货箱，每个货箱装二十七个人，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在赤道的酷热中，他们穿过橡胶树和丛林的隧道，从这么多汗流浃背的兵和稍开着的滑门望出去，缠结的绿色无边无际辖制着他们，在视界中越来越小的是穿纱笼的马来人、印度人、作苦力的中国女人，全戴着鲜艳的布包头，在稻田里劳动，还有他们——在这些狭窄拥堵的炼炉黑暗中。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对自己不了解。在身心里蛰伏的那么多东西，他们眼下正在去与之相会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