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报价清单——写在一张带抬头的信纸上——格雷戈第一次来家里看阁楼时，给了我这张清单。凯特琳上学去了，我刚挂掉妈妈的电话。妈妈从《每日邮报》上为我剪下一段文章，是关于巧克力致癌的，她总是坚持讨论这些参考资料。
我还没准备好他的到来，也没计划好：我不知道，我就要遇到一生的挚爱了。
我的紧身牛仔裤上有个洞，腰带边鼓出一堆肉，我穿着凯特琳的旧T恤，前面印着骷髅，领口有裂缝。我想，这些我都不用担心。这房子住了几年，阁楼堆了很多杂物，我清理时弄得浑身大汗，这也不用担心。这里充满了记忆，有些只是我看重的瞬间，对别人一钱不值。我想，我甚至讨厌他的到来。当时，我把箱子推到角落，心里记下要扔的东西，好把阁楼腾出点空间。
门铃响的时候，我还在梯子上。过了一会儿，我才爬下来。所以，我下梯子时，门铃已经响了多次。我很生气，脸上红通通的。当我打开门，第一次见到格雷戈时，我浑身土气，都是汗味。
“阿姆斯特朗……夫人？”他在两个词之间稍微顿了一下，好像他觉得这俩词不搭配一样。
“是女士，”我通常都会这么说，“我觉得，没必要强调婚姻状况。”
“说得对。”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我让他进了屋，屋里被阳光晒得热乎乎的，尘土和地毯屑飞扬。
“哦，在楼上。”我告诉他。
“阁楼一般都在楼上。”他打趣地说了句，我瞪了他一眼。我的建筑工不用很风趣。
我先爬上了梯子，他跟在后面。我难受地感觉到，这人的鼻子离我的屁股只有几英寸。我很想知道，这些天来，我的屁股看起来怎么样。我很久没空关心这个了。
我们站了一会儿，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照着我们。他从耳朵后拿下一根铅笔，记下几个数字。他腰带上挂了一盒卷尺，就像一个西部片中的枪手。
“活儿很简单，”他说，“我来替你画图和计算，再找个建筑工程师签字。你不想要楼梯，只要个更好的梯子和几个顶窗，很快就能干完。还要再隔出个卧室，对吗？”
“不是。”我说着，双手背在身后。我看了看四周，想象我脑海中的房间模样：阳光满溢，条状的地板油漆焕然一新，周围的墙壁刷成了白色。“我想写本书。现在所有的屋子都有用，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创作。所以，我想要个书房。”我朝他笑了笑，“我想，你大概会觉得我疯了。”
“完全不会，”他说，“这是你的房子，写书的想法似乎更好。”他露出了微笑，不过不是对我，而是对我们周围的空间。我看得出来，他也在构想完工的样子，这让他很高兴。那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肩膀那么宽阔，双臂的肌肉那么强壮，衬衫下的腹肌轮廓那么明显。那时，我也突然发现，我头顶上绑了个发结，穿着女儿扯烂的T恤，还有一条不合身的牛仔裤。噢，还有，我肯定比他大，虽然我不确定大几岁。我意识到这一切，同时，我也讨厌自己这么在意。
“好了，我们下楼，我写个报价给你——只是个基本报价，好给你一个大概印象——然后，你决定要不要让我做。我会给你列个报价清单，还有一份合同。这样，你就能知道该花什么钱。好吗？”
“好。”我突然只会简单地答复了。
他先下了梯子，我紧随其后。我穿着愚蠢的人字拖，下到一半没踩稳，一下子从梯子上跌下来，正好落在他怀里。那一瞬间，我们没有过多的停留，没有多余的接触。他直接熟练地把我放在了地上。
“我的两只脚总是站不稳。”我说着，莫名其妙地脸红了。
“哎呀，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在行，”他说，“除了报价单，我都写不了更长的东西。”
我不太确定，我具体是什么时间决定爱上他的。但是，我想，也许就是那一刻，从他想方设法地为我解围开始。我跟他下了楼，等我们到了底层台阶时，我表现得很官方。我太糊涂了。糊涂，就是这个词。因为，我那时就知道，我的爱是毫无希望的，不会开花结果，我从来都没那么幸运过。我们走进厨房，他趴在灶台上写起来。我一直盯着他的下半身看，暗自嘲笑自己真是个白痴。等我去学校见了茱莉亚，不知道她会怎么笑我。如果让凯特琳看见，我正靠在冰箱上，像个疯女人一样，朝这个真男人抛媚眼，她一定会非常没面子，想到这让我感到乐不可支。
格雷戈回头看了看我，看见我在微笑，又扭过头去。
“有什么好笑的事？”他问我。
“噢，我……噢，没事。”我不由自主地傻笑，像个少女撞见了迷恋已久的对象，“别管我，我就是个傻瓜，真的很傻，没什么原因。”
他笑得那么和蔼，那么稳重，充满了幽默感。“我不觉得，”他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你肯定不傻。”
“噢，真的？”我狡猾地问他，我知道，我在吃力不讨好地调情，但我不在乎，“那我是什么人？”
“你是个要写书的女士。”
当时我就知道，我和格雷戈好得太不真实，所以不可能长久。我是对的，也是错的。我们不能长久，不是因为我们不想，无论什么把我们分开，爱情都会永远留存在我和格雷戈之间。它还会留存在埃丝特、凯特琳之间。哪怕在永远结束的那一刻，它也会永远留存。因为，在我心里，我和格雷戈会一直紧握双手，就像《阿兰德尔墓》里的夫妻一样。
最后，我真的写了一本书。我们一起写的。我们写下自己的生活故事。我就在这里，在每一页上。我会一直留存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