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涅狄格州的乡下长大，从小就一直听说，里德尔这个姓氏对住在西北部的人们意义非凡。母亲给我解释过，父亲那边的高曾祖父是个大人物。伊莱哲·里德尔在木材行业积攒了巨额财富，这笔财富后来被他的后人败光了。不夸张地说，我的祖先改变了美国的面貌——他们用斧头、双人锯和柴油绞车把落木砍成段，用磨盘把废木料打成浆，撒下灰烬，在历史上为我们所有人开辟出一片地方。而这片地方，据我所知，被诅咒了。
我的母亲出生在英国康沃尔半岛一户农民家里，她一路追随对纸上文字的强烈热情，最终写出让她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学位的论文，成为她家族中拿到高等学位的第一人，使自己有所建树。尽管她从没利用自己的才华做过什么大事，却一路随身携带，像带着一个种子包，在她认为土壤肥沃的地方撒上几把。我年幼的时候，她花大量时间给我引经据典，因此激发我养成了自己热切的阅读习惯。于是，诗人及哲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讲的《古舟子咏》和这一故事的主题——以及那个水手的故事为何是我们家族历史的象征——在我十四岁生日之前经常听到。
诅咒。一个人若毁灭了美与自然的东西——比如那个老水手，善良的信天翁为他引路，让他逃出凶险的南极大洋，他却射杀了它——他就要受到惩罚。被诅咒了，母亲这么告诉我；她这么说时，父亲在点头。她告诉我，惩罚会像雨点般落在冒犯者和冒犯者的家人身上，直到债务偿清。
我的家族欠下的债务已经偿清，甚至远不止于此。母亲相信，我们家族的故事已经用那笔债一笔勾销了——她一直持有信念，相信结局的宣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她今天早上选择去散步，而不愿和我们待在一起，听我再讲一遍我们的故事。但我不同意母亲的想法：不管我们有多期望，任何故事都没有干脆利落的结局。故事向四面八方延展，甚至包含这一故事的复述本身，就像传说通过阐释为人所知，而阐释又被时间注入新的内涵。于是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就像老水手讲述他的故事那样：他，站在婚宴的外面，抓住一个路人的手腕，用他的凝视麻痹他的受害者；我，则和家人站在这座不朽森林的外缘。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必须得讲。
二十多年前，早在科技改变世界、恐怖主义让所有城市人胆战心惊之前。早在男孩们穿着军衣昂首阔步地走在这所学校里，杀害满满几个教室的无辜孩童之前。早在大海满是油污而政府袖手旁观、比尔·盖茨开始疯狂爱上这个世界、飓风变得强劲无比足以掀翻整座城市、中毒的儿童被麻醉昏迷以抬升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我们甚至不知道需要提防时就被转基因食物强加于身，早在这一切之前。在同性恋的婚礼上抽大麻还不算过时——同性恋的人还没有变得，呃，像其他人一样，而大麻还没有变成，呃，只是另一种税收来源。这甚至在另一个著名的比尔——那个姓克林顿的比尔——以其对雪茄的选择出名之前。现在回顾它，感觉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没有智能电话。没有见票即付。连一部iPad也见不到。
那么久远以前。对。故事从1990年开始。
西雅图，7月里炎热的一天，一部租来的了无生气的豆绿色汽车从西塔机场的5号州际公路向北行驶，穿过被群山掩映的扩张社区，隐没在大桥和水体后方。车上的乘客，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彼此之间没有交谈。男孩差不多十四岁，他不开心。不开心是因为流离失所，离开了童年的家，被迫踏上一段讨厌的公路之旅。不开心是因为母亲没和他一道。不开心是因为父亲却和他一道。于是他不说话。他的注意力全在平克·弗洛伊德(1)的《迷墙》上，他在用随身听的耳机专心听歌。
他的父亲频繁地瞟他，神态紧张。他似乎渴求这个男孩的认可，可男孩偏偏不会给他。当他们从南面靠近城市时，男孩抬眼一瞥，注意到了西雅图那座无处不在的莫名地标，太空针塔。他对着不合时宜的纪念碑蹙起了眉——到底谁会修建这么一座东西，又是什么样的市民愿意保留它啊？——并再次低头看向鞋子，那对他来说要有趣得多。
不经意间，已经驶过了城市。他们出现在一座高架桥上。
“你不想看看这个吗？”父亲终于绝望地说，他拍拍男孩的肩膀，指出身边西雅图的辉煌。
男孩抬起眼睛，看看四周。有桥、有湖、乏味的楼房、无线电塔、水上飞机、有山、有树。他看完了。
“不想。”他说，注意力重新回到音乐上。人声在他耳边唱着：拆掉这堵墙。拆掉这堵墙。
我要给你讲的故事于是开始了。
(1)Pink Floyd，英国摇滚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