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悲惨地陷入难以化解的对立过后一个月，我们即将迎来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年，我不敢对这个日子怀有过多期待，不只是因为就在四周前，我才看着他痛苦的脸消失在那赫罗的巷弄间，更是因为我们约好要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在心理咨询师黛柏拉的陪同下会面。
我们事先都各自与黛柏拉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心理咨询，接着再一起接受她的辅导。每回疗程结束后，我和里欧常会觉得创伤比疗程开始前更深，但我们迅速意识到这是正常过程。我们应该要尽情宣泄并撕裂彼此，当形势达到绝望的谷底后，我们才会感到自责，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们持续进行了好几周的共同辅导之后疗程才开始发挥效用，令我们之间的关系好转。
就在我们十五周年纪念日正好过去一个月之后，里欧回家了。我听见前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响，还有阶梯上熟悉的脚步声，仿佛他只是刚下班回家一样。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之后他说了个故事给玛亚听，然后我们各自手握着一杯茶，坐在露台上俯瞰着市场。“敬我们一杯。”我们对彼此说道，接着我们宣誓要按照黛柏拉的指示，不准再提关于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没什么，但对里欧来说就有些困难。他觉得自己让步过多，他认为这样的安排未能满足他对复合的要求，他内心的疑惑仍未得到解答。
就在二○○九年十二月，我们生命中这段悲伤的插曲突然暂停，因为我的经纪人鲁丝·迪斯金来电告知我受邀出席一个印度影展，而我最喜爱的电影人——新西兰导演珍·康萍也受邀出席。
这则消息让我将我的悲痛完全搁置在旁。我在意的不是影展，而是竟然有机会与珍·康萍在同一家饭店住隔壁房，或在大厅与她巧遇，和她一起在饭店餐厅用餐。我几乎克制不了我的狂喜。对我来说她不只是一位名人，我喜爱她作品里处理人性阴暗面的手法，她会根据剧情需要而非刻板性别印象替角色增添诡谲的色彩，好比说《钢琴师和她的情人》《凶线第六感》皆是如此，但她的作品又不像同时期其他电影常会有女性意识过度泛滥的通病。
鲁丝动用了一点人脉，让以色列外交部愿意替我负担到德里来回机票的费用。我很讶异地发现，过去数周令我痛苦万分的事件如今看来竟如此不值一提。我比珍·康萍晚一天抵达德里，一如我所期待，她跟她女儿与我住在同一家饭店。当我下楼来到大厅询问影展开幕事宜时，我们也真如我所梦想般相遇了。但她前来传达的坏消息却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就在我抵达德里不到四小时后，珍·康萍告诉我这场影展是个骗局。没有人去机场接她，其实我的遭遇也是如此，只是我一直以为是沟通出了什么差错。珍·康萍在饭店已待了超过一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影展工作人员与她或其他电影人联系，如今饭店的管理部门已开始刁难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宾客的账该找谁来付。
我仍然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沟通误差，毕竟全球最知名的导演之一下榻在中小型饭店里且没有人来接待她，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我愈仔细观察四周，愈相信珍·康萍所说的一切为真3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展。一共约有十五位宾客下榻在这家饭店，没有一个人碰上接机。我凌晨四点抵达德里，在入境大厅焦虑地来回踱步了两个小时，不断寻找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小牌子。当时我问了现场每一家前来接机的饭店工作人员，想确认会不会是他们把我的名字拼错了！一直等到外头天都亮了，我想一定是哪里发生了什么错误，所以决定自行搭出租车前往饭店。那是一家位于德里市郊，闻起来全是樟脑味，寝具上有破洞的小饭店。那家饭店没有接待处，只在门口摆了一套桌椅，一名警卫就坐在那儿，另外还在门厅摆了一张至多可容纳四人的长椅给等候的旅客坐。
起初实在很难拉下脸接受整个影展是场骗局。原来这是一群骗徒打着影展名义向印度各部门申请经费，而种种迹象显示这帮人拿到钱之后便卷款潜逃。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精心策划的骗局。影展开幕式本该在我抵达当日举办，当地多数报纸都在副刊以全版彩页报道珍·康萍参加此影展的消息。到了晚上哪有什么典礼，只有一群以女性为主的电影人，在珍·康萍的房里一边喝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有一群土耳其电影人选择留在房里，他们锁上房门，整整三天都靠客房服务的餐点过活。他们看见我时，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印度人，而我虽略有迟疑，但还是帮他们安排了日间观光行程，直到他们搭机返回伊斯坦布尔为止。看着他们因为影展“筹办人”的行径而有此遭遇，令我感到有些困窘，因为那些筹办人碰巧是我的孟加拉国同乡，所以我内心觉得自己也该多少负点责任，至少确保他们接下来待在德里的时间能玩得尽兴。
这一回“印度经验”充满了惊吓与失望，不过我也因此与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谊。就在我情绪尚未平复之际，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归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着我的，是一件我怎么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下飞机之后，我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碰上了此生最离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护照后，隔间里的女子没有多做解释便找了某位安检人员陪我前去内政办公室。一切过程是如此迅速，仿佛他们早已拟定好详尽的计划，并且将细节输入每一台电脑里，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我一到场便能按计划进行后续。刚历经长途飞行的我已疲惫不堪，况且我全然没料想到我的中东生活还会无故碰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新转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内政部机场办公室的长椅上等待着。约莫一小时过后，一位女性安检官员走进等候区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着她来到另一间等候室，里头有第三位身着制服的女性安检官正等着我，我从她颈上挂着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开始讯问我，她一开口便说我丈夫违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为妻子的我也违法，为此他们必须把我遣返回我的出发地。我起初惊讶到无法言语，当我终于开口后，我问她我丈夫犯了什么法。她说他没有更新他的工作许可。由于内政部拒绝延长他的工作签证，五年期满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调查显示他期满后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他们奉命将他全家驱逐出境。我客气地表示他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返乡法规定，以色列必须提供全世界的犹太人庇护。“那他为什么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来，他可以在他祖国办理入籍手续。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员说道。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间，内政部职员与她的上司确认过后回来告诉我，这不是恐吓，我是确确实实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松，完全没想过方才关于我丈夫签证逾期逗留的种种纷争会当真让我被这个已经住了五年的国家驱除出境。未露面的长官下达最后指令后，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带到不同的房间，没有任何一位内政部代表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里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贵宾！我甚至还受邀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马克·苏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们的私宅用餐。
他们对我的故事毫无半点兴趣。我冒着被拘捕与监禁一夜的风险，一度以呼喊与流泪让一位于机场工作的内政部大官听见我想传递的讯息。他走出来跟我说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飞往印度的机票，因为他现在正准备要外交部负担我被遣返的费用。
我想当晚我之所以没有被拘捕，是因为幕后下驱逐令的高官想必与里欧有私仇，对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审理以免驱除令被法院驳回。拘留我一夜只会对我有利，让我争取到更多时间。这一切实在是阴暗、官僚到简直荒谬的境界，我对这些造成我心理创伤的官员大喊，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他们如此野蛮的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负责此事的官员以为我听不懂希伯来语，他对他的属下用希伯来语说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销遣返的禁制令先到，还是他们会先成功把我给踢出去。
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和晕眩，我想一定是因为我不断对着内政部官员又哭又叫导致的。我很讶异无人打算对我解释他们为何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要把一位英国公民赶出这个国家。就连夜班的清洁人员也把我当成在以色列非法工作被逮到的外籍劳工。满怀挫败的我自顾自地说着，过去这几年如果我想要的话，早就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了，我的家人们也是如此，但我们拒绝了，里欧总说他无法成为这个无理仇外的国家的一分子，而如今我总算明白他说得没错。
饥渴交加、极度疲惫的我，实在无法面对又得再度登机。我从印度回来的班机还在土耳其中途停留，一趟下来已是十二小时。我心中仍有一部分拒绝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尽管如梦魇般的遭遇在眼前展开，但我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这感觉真的很奇怪。我要求他们提供食物，但他们要我自己去贩卖机买。贩卖机里头卖的只有“bamba”，那是一种花生酱口味的零食。我想到我的孩子们，想到玛亚，她最爱吃bamba了。我想吃三明治，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夜里这个时间没有三明治。我记得里欧总是说：“如果你想要跟以色列争取什么，绝对不要采取安静的手段。你得大吼大叫，把事情搞大，这样他们才会理你。”所以我果真大吵大闹了一番，我坚持我要吃三明治，而且房里每个等待遣返的人也都要有一个。此刻这个房间里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67] 的激进分子，有嫁给被以色列认定为“煽动分子”的犹太男子的家庭主妇，但与其说“煽动分子”，更适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痛恨自我的犹太人”（里欧近来终于愿意承认任何犹太人只要来到以色列都会开始自我贬抑）。对了，现场还有几位应该是签证到期违法居留的菲律宾外籍劳工，许多外籍劳工都常碰上这个状况，其中有一位妇人还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那个孩子很快就枕在她大腿上睡着了。
最后三明治还是送来了，人人有份，所以里欧是对的，在以色列果然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这加强了我的自信，我认为自己一定不会被遣返。
当他们一允许我使用电话，我便立刻打电话给里欧。我稍早致电给一位律师朋友征询他的意见时已把手机电力用尽，因此我向一位激进分子借手机。与里欧通话后，我才得知我内心所担忧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约莫就在同样的时间点，里欧在艾伦比桥也碰上与我相同的状况。就在我印度行的最后两周，里欧也飞往印度陪我，由于孩子们人正在英国祖父母家，我和里欧得以共享一段独处时光。我们在德里与友人一起享用了圣诞大餐，两天后我们各自搭机返航。我搭乘土耳其航空途经伊斯坦堡飞往特拉维夫，他则搭乘皇家约旦航空飞往安曼，再搭出租车前往艾伦比桥。当我一下飞机他们便拦下我并迅速办理遣返流程时，我内心就隐约猜到里欧已经在安曼与耶路撒冷边界通关时被以色列安检人员拦截。这群虎视眈眈的内政部官员恐怕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我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里欧要我别担心，律师正尽全力申请禁制令以阻止我们被遣返。
这个过程中我一度打出亲情牌，我说我一定得入境看看还在耶路撒冷的两个孩子。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在说谎。这个谎没什么说服力，毕竟这里的安检系统对于个人资料的追踪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可是一个会监控境内每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我刚刚随口胡诌我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但他们只要随便找台电脑就能查出真相。
我心想，还好基兰和玛亚正在英国度过圣诞假期。我出发去德里前才送走他们。
这场磨难共持续了六小时，其间我被当成罪犯一样被拍照、捺指纹，而且由于计算机故障我还被迫重复了一次流程。我被剥光衣物，由一位戴着白色橡胶手套的女孩搜身。最后我被送进一间由警卫看管的房间里，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切所为何来。此刻距我离开德里已经过去十五小时，这一切实在非常非常的卡夫卡。我的手机没电，而之前借我手机的那位激进人士也不在这间房里。我们的律师联络不上我，无法告知我最新情况。
我一度被送到行李提领处指认我的行李箱，他们打开我的行李并取出每一件物品，一件一件送进X光机检查。检查完毕后，我不敢置信地发现他们重新打包好我的行李，并且帮我办好了托运与报到手续，要把我送上土耳其航空下一班飞往印度的班机！我看见行李把手被系上了“特拉维夫—伊斯坦堡—德里”的标签。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没有人跟我说明这一切。他们只会用单词对我下指令：走！坐下！来！打开！除此之外，没有人愿意跟我沟通。当他们推着我的行李要把它送上往德里的班机时，我试着告诉他们我需要有签证才能入境印度，可是我身上只有一份已经使用过的单次入境签证。
“如果你们要我走，我得飞去英国，我很乐意自己出机票钱！”我大喊着。我稍早的信心此刻已经瓦解。
“你只能飞回你出发的地方，这是规定。”
我静静等着登上土耳其航空飞往印度的班机，就在此时我们的律师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赢得这场比赛3只差几分钟内政部就要把我送上回德里的班机，把里欧送进回安曼的出租车。
整个过程说来既长又不光彩，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的律师拿到替基兰举办成年礼的犹太祭司写的两封信之后，便成功申请到法院禁令。第一封信的内容写着我先生是犹太人，除非他参与了什么煽动群众的活动，否则政府不可将犹太人驱逐至以色列境外。至于第二封信的内容，文末我会原文摘录。总之结果就是里欧与我获发一个月的签证，终于得以入境。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厘清我们在这个国家岌岌可危的处境。
当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的家，里欧似乎毫不担忧。他没有如我预期那样一连打上好几百通电话要有关当局负起责任，他只说他一点都不惊讶。过去这些年来他始终坚定拒绝与以色列扯上任何关系，如今他终于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赢了。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却传递了非常清楚的讯息：“我就说吧！你老是要我入籍以色列，现在你总算明白我为何不肯了！”
这段经历令我受到惊吓。有着犹太血缘的我的一家人，在以色列机场安检单位眼里向来不构成威胁，每当我们一起旅行时总是轻轻松松就通过安检。在我开始参加影展以前，我甚少不带着孩子单独出入大卫·本·古里安机场。每当我偶尔单独行动3好比那一回我因为胎儿出问题要前往伦敦就医的不幸遭遇3就会被拦下来审问，因为我符合他们的“恐怖分子侦防”特征。尽管如此，之前我依然保持乐观，这些安检程序并未让我对住在耶路撒冷一事产生严重的偏见。
但这一回，就在律师出面斡旋之后，我终于得以离开机场，在返家的出租车上我认真考虑要搬回英国。我不想再落入一群权力熏心、无理仇外的安检人员手里，无力地面对种种可怕的待遇。
当然，我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都会碰上这样的遭遇，他们遭遇的处境绝对比我与里欧所经历的还要糟上许多。但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巴以冲突与我无关，我大可在世界其他地方活在公民自由之中。
内政部一位女子把我护照上拒绝入境的戳章注销，将附上一个月签证的护照递还给我。我的孩子们在一周内就要返回以色列，她威胁我说到时候她会将他们遣返出境。我们不愿冒任何风险，所以把那位犹太祭司的第二封信传真给基兰，要他保管好以免被遣返。我们的儿子读到那封信时吓坏了，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与基兰（英国护照号码：×××）以及玛亚（英国护照号码：×××）熟识，他们是里欧的孩子，里欧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我们这座犹太教堂与这个小区的一分子。基兰会定期上×××犹太教堂。我两年前教导他成年礼相关知识，并且在这座犹太教堂替他举行了成年礼仪式。就我所知，他已行过割礼。我是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祭司，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