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传来刺眼的白光。我眯着眼，视线模糊却依稀可见里欧一脸疑惑，我许久没在他脸上看见如此痛苦的表情了。我脑海一片空白，但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想不起自己为何再次住进医院。我身边没有医生，但我看见他们穿着绿袍在这间房内四处奔波，穿梭在金属床架之间，在分隔病床的绿色帘子间进进出出。我拼命在大脑里搜寻线索，却一无所获。此刻我宛如漂浮在一片碧绿海洋里，耳边隐约传来一阵交谈声，听来像是远方的浪潮。这些人并非在对我说话，他们的声音令我茫然失措。我身处一间摆满病床的大病房里，我身穿绿色病人袍，身上盖着同色的毯子。
但我明明已经出院返家了。我已经离开伦敦的医院去到机场，并且回到了我位于耶路撒冷的家。我们搬家了，如今我们带着所有家当一同住在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中一栋古朴雅致建筑里最高的两层楼。
我再度睁开双眼，看见里欧在房内另一端与一位女子交谈。“她醒了。”我听见他对那位穿着医生袍的女子说道。她来到我的床边，我可以闻见抗菌护手凝胶的味道。她弯下腰问我是否听得见她说话，问我头疼不疼。她说等我准备好之后她会请警察来帮我录口供。什么警察？我本想这样问她，但不确定是否该这么问，也不确定我为何要跟什么“警察”说话。我试着把手臂伸到医院毯子外，这才发现我左臂上插着点滴。
我身旁有股恶臭，我用空着的右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黏腻的头发纠结成一束一束，我这才意识到那臭味来自我的头发。那是呕吐物的味道。医生看见我茫然的双眼。“你全身上下搞得一团糟，你需要好好清洗一下，不过在这之前警察想知道你还记得多少。你方便用希伯来语跟他们交谈吗？”这位医生的声音听来充满关爱与同情。此刻我并非身处伦敦的那家医院。我在这里，在耶路撒冷，所以她才会问我是否会说希伯来语，因为那些“警察”不会说英文。
她走到床的另一边，检查那一袋已注入我静脉的液体。“这会有点痛哟。”她说，接着她温柔地拔出长针，她用一小球棉花按压在我左肘先前插针处。我伸展手臂想甩开那股麻痹感，看见那球棉花已染上一小块血渍。里欧徘徊在医生身旁，专心地看着这一切。他眼神迷惑，看似一夜未眠。我到底为何人在医院？我没发生什么意外。为什么我的头发会沾上呕吐物？我不记得自己呕吐过，但倒是记得自己走出了一家餐厅，一家位于马哈耐·耶胡达市场的非犹太海鲜餐厅。我跟里欧过去几个月以来刻意麻痹自己的情感，那晚是我从英国回来后我们头一回好好去外面吃顿饭，也是我们许久以来头一次心满意足地感受到彼此热烈的情意。
我记得我点了一道有挪威海螯虾、淡菜以及螃蟹的海鲜锅。当服务生把它端上餐桌中央的火炉时，锅里传来一股诱人的香气，泡在浓浓柠檬与香芹味汤里的蟹脚往锅外蹿出。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走出悲伤。我们不断互相亲吻，停不下来。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婚姻与这么多动荡之后，我们都很感激还能在彼此身上感受到温柔的情意。我们坐在位于跃层的用餐区，邻桌客人对我们公然以肢体传情的举动都感到好笑，我们看来想必像是一对高调示爱的新恋人，要是他们看见我手上的婚戒必定会觉得奇怪。我们沉醉在浓情蜜意之中，偶尔从挑高的跃层俯瞰厨房里冒火的炒菜锅，大厨将锅中食材在火焰中抛甩，然后以准备好的餐盘接个正着。
我想继续睁着眼，但双眼不听使唤。我身上的毯子被拉到下巴处，我觉得好热。毯子重重地压在身上，我想移开却无能为力，我半点力气都没有。我闭上双眼。我试着移动脚趾想将脚伸出毯外。
这里想必是急诊室，因为我周围太过喧闹，而且有太多双脚在房内奔走。在日光灯照耀之下，加上里欧愤怒的目光，这一切令我觉得自己很赤裸。他为什么不握着我的手？为什么要站得离我那么远，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看？我想要他给我一个拥抱，但我无法对里欧说出口，因为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再度问我能否以希伯来语与警员交谈，我点点头。我一心只期待房里匆匆移动的脚步声能停止，等着房里的灯关上。我想要里欧过来坐在我身旁，但是他没有。这一切很不对劲儿。如果是我出了什么意外，如果是我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一定会安慰我，他会把我揽在怀中。但此刻他尽可能站得远远的。我心想，是他带我来这里的吗？我把双臂环绕胸前，好似要保护自己躲开他怒气冲冲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又脏又黏腻，我迫切地想洗个澡。
我试着拼凑这被打乱的拼图。我记得离开餐厅之后，我走在市场街道上，然后进入了一家酒吧，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这里。
“昨晚是你先生报的警，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情况很糟。你还记得多少？”这句话传入我耳朵里。我睁开双眼，转头面对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男性身影。那位亲切的医生就在他们身旁，对着我露出一抹令人心安的微笑：“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翻译，你要我待在这里吗？”我点点头，我需要她在这里给我安慰与安全感。不用警察说，我也知道自己此刻的状况糟到无以复加。“你还记得什么？”他们再度发问。我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们，绞尽脑汁试着把我要说的英文翻译成合理的希伯来语。
“你先生告诉我们你最近流产了，而且是怀了一段时间才流产。我们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可以想见你现在势必很悲伤，但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记得些什么。你是怎么到达我们发现你的那个地方？”
“什么地方？你们在哪里找到我的？”
“我们在那赫罗一个陌生人家里发现你，到的时候你已经失去意识了。你认识他吗？”
这怎么可能？这些人口中说的陌生人家是怎么回事？
“你跟你先生常去酒吧吗？”
“不常。”
“你常跟陌生人交谈吗？”
“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直提到陌生人。”
“昨天晚上你在酒吧里有跟任何人说话吗？”
“我记得在酒吧里有位朋友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记得那个男人说自己是一名制片。我记得里欧走进酒吧，我们全都在一起聊天。然后里欧要我回家，但当时我觉得家里好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当时情绪很低落。”
“那你当时醉了吗？你喝了多少酒？”
“多到喝过头了。”
“你每天都喝酒吗？”
“没有。我一直到前阵子都还有身孕，我之前已经快四个月了。”
“所以不用太多酒就能把你灌醉，你的身体还不适应酒精。”
他是在问我吗？我应该要回答吗？是的，他说得没错，我的身体的确还不适应酒精。这可能是我五个月来第一次喝酒。
警察问我：“你还记得什么？在酒吧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道，“慢慢说没关系。”我被告知我已断断续续昏迷了超过十小时。
慢慢地，当时的经过一点一滴回到我脑中。
我记得我们度过了梦幻而迷人的晚餐时光后，我正要走出那家优雅的海鲜餐厅，里欧从桌下拿出计算机包。我完全不知道他把那个包带来餐厅，当时他看着墙上的时钟，说：“喔，纽约的上班时间就快结束了。”我一开始没意会过来，脸上还带着微笑，他继续说道，“我得迅速把这稿子校对一下，然后把它发给我纽约的编辑，这篇稿子是关于我最近去了……”我根本听不下去，他脸上本来尴尬的微笑转为不知所措的苦笑。我思考了一会儿，但就只有一会儿，因为没什么好思考的。我没多久就迅速理出结论，那就是一分钟前还看似无边无际的夜晚，此刻已来到尽头。
“我求你。”我说，“今天晚上不要又落入过去的模式，让我们好好享受此时此地的一切。”
“我真的很抱歉。”里欧说完便继续埋首于桌上置于我们两人间的那沓稿子，但就在当晚稍早前，餐桌上在我们两人之间放的是两杯餐前鸡尾酒，是我们牵着的手，是一瓶苏维翁白酒，是我们的笑声，是我的甲壳类海鲜与他的鲷鱼，是店家招待的小杯伏特加。“我得在美国人上床前把这个读完。”他头也不抬地边读稿子边说着。
“但我人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像这样的夜晚并不多见。请不要毁了这一晚。请留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享受这个夜晚。”我一边恳求他，一边在心底痛恨自己的声音。身为记者，我当然知道截稿期限有多重要，但由于我先前的种种经历，这回看着他一如往常闪躲亲密的片刻令我反应格外激烈。
“如果我不在半小时内把完稿发给他们，这篇稿子就不会被登出来。”语毕，他迟疑却坚定地继续校稿。
警察们满脸困惑地站在一旁。
我继续在脑海中拼凑剩余的对话。我累了，喉咙也干了。
“我只会花上半小时。”他说。我拜托他能否等到回家再说，他断然拒绝，说此事等不得。
“那你今晚何必出来？”我问他。
“因为这件事似乎对你很重要。”他顺从地说道。
“那就尊重它。”我恳求他。
“但我真的得把这稿子发出去。”他语气坚决。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小题大做，但我坚决认为我得表明这是错误的行为。如果他是跟朋友或某位国际人士相约，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他带我出门却毫无预警地提前结束这个夜晚，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我看着警察们的脸。他们的表情说不上亲切，却也不至于刻薄。他们只是在尽该尽的职责，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妥。我为了维持镇定，所以在身边筑起了一道虚假的安全感之墙，此刻只要随便一句亲切的话语就能推倒这道薄得不堪一击的墙。
“我们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他们说完后便要我阅读他们方才帮我写下的笔录，若没问题便在上头签名。那份笔录是用难懂的希伯来语写成的，但我不在乎。那位亲切的医生问我是否要替我再次确认，我婉拒了。我毫不在乎。既然我已能预见我的未来，笔录怎么写又有什么差别呢？此刻我已看见我将再度被迫背负分离的重担，因为我的绝望替我们带来了这起不幸，而里欧恐怕认为是因为他全心投入中东事务并且拒绝理解我的悲痛，我才精心筹划了这场复仇吧？否则他为何始终在床尾徘徊，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不肯站在我身边呢？当我对警察说我不记得是怎么去到那个“陌生人的家”时，他为什么要摇头呢？
“拜托不要审问我，不要审问我。”我在心底默默恳求。我的头好痛，视线也模糊了，看着自己如此虚弱令我心生罪恶。我希望我能带走他的痛苦，我想对他说我但愿自己能记得一切。我感到深深的困扰，因为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睁开双眼，看见他仍站在远处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他对于他所见的画面以及我遗忘的情节已自有定见，他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记得。
几天后我去拜访我朋友尤尼，关键的那一晚他也在酒吧里。我问他知道多少，他告诉我，就在我说不想回家之后，他跟里欧就离开了，留我一个人在酒吧里。尤尼说他把我介绍给他朋友认识，对方是一位以色列制片人，当时也坐在酒吧里。
尤尼的制片人朋友告诉他，当时我继续喝着酒，那位制片一度问我家住何处，但我只是两眼无神地看着他。他提议先带我回他家，但在路上我便吐了，到了他家之后我更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了满身。他往我身上淋了好几桶冷水，一方面是帮我清除秽物，一方面是想让我清醒过来。后来他脱去我身上又脏又湿的衣物，把我送进被窝。
里欧后来告诉我，他半夜在家中醒来发现我不在身边，于是便走回酒吧找我。吧台服务生正在打扫，准备关店，她告诉里欧最后看见我跟那位制片在一起，她也告诉里欧那位制片家在何处。
里欧来到该位制片家门口，他敲门敲了很久，但房内无人应门。忧心忡忡的他只好报警，警察迅速抵达现场。他们试着要唤醒我，但我毫无反应，于是便叫了救护车。
尤尼告诉我，警察逮捕并收押了那位制片，他平白无故被当成性侵嫌疑犯关了好几天。
后来由于药检反应为阴性，他便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
看见里欧在床尾看着我，想到自己让他承受这些重担令我内心相当难受。我多么希望能回到那一晚，阻止这一切发生。
“你可能还会有一点头晕，不过还好点滴已经补足你体内流失的水分，你的身体已经不再脱水了。我会让你休息一下。等你休息够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会请一位护士来帮你做个基本检查。检查完以后就去好好冲个澡，我会拿一条毛巾和几件衣服给你。”那位亲切的医生用手电筒检查了一下我的眼睛之后，便如此对我说道。
“头晕。”但我觉得感觉更像是被催眠。我觉得自己盘旋在半空中，而身边一切都绕着我转。我没看见那些警察是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告诉医生我不需要休息，我很想赶快冲个澡。一位资深的护士与她的助手迅速来到我的床边，她们扶我去另一个房间，检视我身上是否有被施暴的痕迹，并且检查我前一晚是否有被强迫或双方合意发生性行为。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无恙，我松了一口气。
那位医生拿了一件黑底白点的洋装与一条毛巾过来给我，说：“医院里的衣服大多是大尺码的，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小的一件了。”这荒诞的一切令我想笑，我不知道原来医院还有衣物柜供病人使用。我急着要离开这家医院。我想洗去头发上干掉的呕吐物，医生陪我走去淋浴间，里欧则站在走廊上等我。
我仍无法释怀前一晚失忆的几小时里发生在我身上的惨剧。虽然我并未被强暴，但还是觉得遭到侵犯。我为我的轻率与毁灭性人格感到羞愧。此时此刻，比起烦恼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段经历，我反而更担心里欧会做何感想，而这一切令我仓皇失措。我该如何走出这家医院并且重拾“正常”生活？
我走出淋浴间才意识到我没有鞋子可穿。可惜这家医院只有衣物银行，没有鞋子银行。我像具僵尸一样走在里欧后头，赤着脚，发梢还滴着水，身上全是淋浴隔间墙上挂着的抗菌沐浴乳的味道。我跟着里欧走到医院办公室，看着他签了一堆文件。
我很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位医生还跟在我们身后。她有一双眼神丰富的大眼睛。她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对我说：“我叫凯琳。明天打个电话给我，我会帮你介绍一位创伤心理咨询师。你需要帮助。不要听信别人的话，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接着她看着里欧，只说了一句话：“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几周内，这位亲切的医生数次打电话给我，关心我过得如何。她的担忧挂虑正是以色列优越的医疗照护系统的最佳写照。
里欧没对医生或我说任何话。他的脸映照出他内心的冲突，当晚所见的画面不断在他脑海重演，在他心上留下创伤，冲突与创伤带来的冲击正将他撕裂。我看得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发展全在预料之中。一切就跟两年前的分居如出一辙，只是这回我选择默默接受。
搭出租车回家时，里欧没有坐在我身旁。我没有跟他吵，全由着他去。我已预见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将无可避免地走上旧路，但我没有勇气阻止这一切。下个阶段的命运已然尘埃落定。
我们回到近来复合后共住的那一栋位于那赫罗的房子里，我知道他上楼只是为了要收拾衣物与笔记本电脑。当他离开屋子走进巷弄后，他似乎哭了。我知道我的关怀安慰不了他，甚至就算我为无意间带来这场意外的悲剧道歉也没有用。再没有什么比里欧的泪水更令我难过，我上一回看见他哭泣是在我经历了复杂的剖腹手术之后终于生下基兰，我昏倒在他怀中，他以为他就要失去我了。所以这一回他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而哭泣吗？他觉得他就要失去我了吗？
如果他真这么觉得，那并非是因为我将他推开，而是因为他困在莫名的自尊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在出租车内对他说我理解他的痛苦，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很后悔自己那一晚失控了。但他不愿接受我的安慰，他所承受的痛苦比我还大，他的伤口比我的懊悔还深。我只能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耻辱。
我的无心之过让他有借口在这阴暗的时刻避开他该负的责任。此刻除了他的痛苦、他的怀疑、他不信任我的清白，还有他的愤怒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我站在露台上，看着他夺门而出走上那赫罗徒步区的巷弄，我邪恶地想着，也许我内心深处就是想看他心碎。我偷偷期望他也能一尝我的绝望。我的确成功伤害了他，但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我不惜自毁清誉也要达成目的，但倘若真是如此，为什么看见他身陷痛苦之中会令我如此难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