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回职场了。就在我们即将欢庆在耶路撒冷度过头一年之际，某天我打电话给当时BBC耶路撒冷办事处的处长西蒙·威尔逊。他在电话里语气非常热情。然而当我去见他时，他说他很欢迎我使用他们的办公室，但必须事先跟他讨论所有我打算报道的故事，而BBC特派记者有权优先选择题材，即使该题材是我发现的，我也得放弃追踪该故事。但最重要的是，他说根据BBC聘用规定，我得先正式辞去伦敦新闻编辑室的职位，才能在耶路撒冷担任自由作家。
他还补充了另一项规定，那就是我不能报道“重点新闻”，那是局内特派记者的职责。
最后这项规定我并不大在意，反正我对所谓的重点新闻本就没什么兴趣，因为那大多是有关巴以冲突的政治新闻。我对另类观点更感兴趣，我想探讨巴以冲突之中的人性观点。我跟里欧讨论我即将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事关我得放弃BBC的终身职位。我问他这样做是否当真妥当，因为这表示我将无法重回颇为优渥的工作环境并丧失一切退休福利。这间接表示，倘若我无法成功当个自由作家，就得依靠里欧的资源而活。他说：“那是你的选择，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嗯，其实不是，因为如果我不赶快辞职，等留停期满，我就会被召回新闻编辑室。难道你要跟我回伦敦吗？”
“我办不到，你很清楚。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志愿始终都在这里，如果我想当个有用的人或者做出贡献让世界有所不同，我就只能待在这个国家。”
“那我的目标、我的任务、我的人生又该怎么办？”
“你嫁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很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改变自己，我不擅长改变自己。”
“你在回避我的问题。那我的梦想又该怎么办？”
“你就用最适合你的方式去实现它。”
“我该怎么做？回伦敦吗？那家庭又该怎么办？”
“你自己选择要怎么做对你和家庭是最好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回伦敦。”
“我不是说我要回去，我只是要你知道，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多数人都会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可是全世界的人都挤破头想进去的新闻编辑室，而我却得放弃它的终身职位。没错，我已经决定要辞职，我只是想听你说一些好话安慰我而已。”
我说最后一句话时提高了音量。一如往常，我内心的恶魔公然挑衅我，伸着他们鲜红的舌头激动地蹿出，而我自己都不懂，为何里欧对我的未来展现的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会令我如此愤怒。我的言论纯属理性，但却选了听来最不理性的方式表达。
我气冲冲地离开，拿起手机打给位于布什大厦的世界新闻编辑部。三十秒内我的电话就被转接到正确的人那里，接电话的编辑正是之前面试并录取我、让我加入新闻编辑室团队的人，电话那头传来她柔和的声线。我可以从她冰冷、不友善的语调中察觉她的失望，她以此语调告诉我，得寄一封正式电子邮件给人力资源部，他们会回我一封电子邮件并且附上我的离职确认信。然后她补充道，我必须把我的BBC员工证寄回去，“除了员工证，还有其他你可能持有的BBC财产”。我静静地坐着，试着沉淀自己刚才到底做了什么。我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就这么简单？放弃一份多数记者会不惜代价争取的工作，就只要这样通过电话简单说两句话就完成了？
夜深以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然而最困扰我的并非离职，而是新闻编辑室编辑要我把识别证交回去。我看着识别证，上头有张年轻快乐的笑脸，那似乎是多年前的照片，就在我刚加入BBC记者俱乐部时拍的。他们不能就这样没收我的识别证，毕竟我从二十三岁起就在那边工作。
我决定留下识别证。
那一周我本期待里欧会提议庆祝此事，但是这件事压根儿没被提起。我本以为没有大肆庆祝或许是好事，但一想到我为了让两人团聚已放弃这么多，心里还是不好受。我跟内心的恶魔争论：“我跟别人不同，我不需要紧抓着过去不放，我有勇气接受且适应改变，然后向前迈进。我不需要被BBC的退休金绑住！我绝对不想在新闻编辑室终老，那里是新闻特派员之墓。”
第二周的周一我把玛亚送去幼儿园后，便大胆走进位于市中心附近一栋商业媒体大楼三楼的BBC耶路撒冷办事处。西蒙·威尔逊亲自招呼我，他配了一张空办公桌给我，我坐在那里往外看着底下繁忙的雅法路好缓和我紧绷的神经。就在此时我下定决心，我不要以失败者之姿离开这个地方、这座城市。过去面对类似情境时，我曾多次重整自我，昂首前行，这回也不该例外。当天我打了几通电话去伦敦之后就拿到了几个外包案，负责帮BBC两个知名时段的节目做专题报道。
我去幼儿园接玛亚时迟了些。园里只剩几个孩子，匆忙赶来的家长把汽车随处停放，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跟这所和平幼儿园所在的大卫王街此刻正对外封闭，好护送一些达官显要通行。等着我的玛亚手里拿着许多蓝白图画。以色列独立纪念日就快到了，孩子们画的每幅画都是根据此主题描绘出以色列的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学校通知，说纪念日当天所有孩子都该穿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到校，好挥舞蓝白旗帜跟大卫王街的庆祝队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蓝白色装点，从私宅到检查哨塔，国旗四处飘扬。几乎每两辆车就有一辆在收音机天线处插上以色列国旗，随风飘扬。
玛亚走回座位，要从抽屉里拿她忘记带走的东西。她回来时，我惊讶地看见她手里拿着一面迷你英国国旗。
“谁要你画这个的？”
“我的老师。每个小朋友都要画自己国家的国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英国国旗。我老师给我看了一张图片，我就照着画。你喜欢吗？这是给你的哟，妈妈，你想家的时候可以用上这个。”
“所以他们是刻意想让这一切看起来正常。只要画面‘杰克联合’[35]，那就算画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国旗都没关系咯？那巴勒斯坦国旗呢？”我对我四岁的女儿这么说，随即意识到这话听起来有多蠢。
“什么是‘杰克联合’？”
“这个，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
“哦，我不知道英国国旗叫这个名字。”
“那你手上这些图画要怎么办？也是要给我的吗？”
“这些是独立纪念日的装饰，我会挂在我房间里。”
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地方对国旗如此执着。这里不只可以在阳台和窗户上看见国旗，健行者也会头戴国旗图案的棒球帽，我甚至看过有男子戴着织成国旗上蓝色星星与两道蓝色条纹图案的无边礼帽。当我跟玛亚走出优雅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她用希伯来语高声喊道： “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国旗）！”同时指着大卫王街上饭店外约一打在旗杆上飘扬的国旗。
“Degel shel Israel”成为她接连几个月最喜欢的词语之一，尽管我苦口婆心地劝她无论画国旗还是挥舞国旗都是不正确的行为，但她就是不听劝。她拒绝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她不该在她卧室墙壁或者我的工作笔记本上画以色列国旗。她甚至开始佩戴一枚上头有国旗的以色列博物馆徽章，这让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恼火。然而只要试图从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场面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涕泗纵横。我决定忽视她对国旗的偏执，我认为她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但对里欧来说这可没那么简单，他担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会发现他不但是犹太人，还有个“以色列”女儿！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无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会奉行安息日习俗，并且在周五夜晚点起蜡烛，里欧就会勃然大怒。抵达耶路撒冷没多久，我们就有过几次激烈的争执，正是因为我公开谈论我们的半犹太孩子，还有我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及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你也不会希望我到处去跟人说你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你亲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里欧愤怒地说道。我回复他：“你当然可以这么跟别人说，但我跟你状况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么简单、好懂，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我是无神论者，那才是我真实的身份。此外，我们不是在印度，我们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来这里，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的印象影响。再说，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个犹太人竟然想告诉他们该如何与以色列维持和平，这可能会让他们对我留下坏印象。”
“但如果你连这么重要的事都要隐瞒，他们又为什么要信任你？如果某一天你的犹太人身份曝光，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我报告里的所有建议都是根据我与人们开会的结果而拟定的，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对我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们发现真相，一切就毁了。”里欧说。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继续说，“如果你担心阿拉伯人发现你的信仰后会因此反对你的提议，那你在这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和平提议应该由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来拟定，否则这跟殖民事业有什么两样？他们为什么要听局外人指挥？经过了六十年的协商，这些局外人替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
“总之，我就是不希望你到处宣传我的犹太身份，就这样。”我从他声音里听见他对我有所不满时才会出现的那股严厉。
“我才没有到处宣传什么！但我认为你必须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如果他们因此质疑你的公平性，那错的是他们。”
我当下感到迷惘。如果他持续否认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会同意搬来，正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的联系。看着许多外国人打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行殖民之实，有意无意地利用巴以冲突，我拒绝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欧莉说里欧是自我厌恶的犹太人，这种说法总会触怒里欧。他真正想传达的是，以色列假犹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径是如此骇人，他不想背负此罪名。然而除了隐藏身份以外，一定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
“你这样言行不一会让孩子们无所适从。”我说。
好吧，玛亚除外，尽管她父亲对以色列以及忏悔的犹太人的意见有所保留，但我们的女儿对于自己应当归属何处没有丝毫困惑。玛亚爱死以色列了。
大卫王街上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有国外高官下榻于街上同名饭店而暂停使用，于是我跟玛亚走到下一个站牌。已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待18路公交车。自从二〇〇〇年发生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陆续发生过几起公交车自杀式攻击。尽管英国领事馆再三警告我们别搭公交车，但我照搭不误。搭公交车能让我们进一步融入这个社会。在这里，人人上公交车时都戒慎恐惧，担心遭遇自杀式炸弹攻击。每回我搭公交车总会感染这份恐惧。然而我觉得当我与其他乘客有了共同的恐惧，我们彼此便算是有了某种联系。
玛亚与我每天都要搭18路公交车去幼儿园。此刻我们正等着搭公交车回家取车，再开车前往东耶路撒冷接一位以色列人权分子。我为BBC的采访案安排了一趟难民营采访。当我们看见公交车出现在山坡上的红绿灯前时，我对她说：“你今天要乖乖的哟，因为我必须带着你去工作。”
“妈妈，我发誓，你在访问别人的时候，我会乖乖的，我会带我的蜡笔和图画纸。我喜欢跟你一起去工作。”
“但是不准画以色列国旗！你可以带着整盒蜡笔，但不准带蓝色与白色的。”
像这样带着她一起去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拜托，拜托，不要在那边画degel shel Israel，拜托。”我再度向她重申。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去巴勒斯坦吗？”
“我们要去一个难民营。”
“是巴勒斯坦坦人住的吗？”
“对，那里住了许多巴勒斯坦人。”
“是在拉马拉吗？”
“是在前往拉马拉的路上，在东耶路撒冷。”
“我以前去过吗？”
“你没去过。”
“我以前去过巴勒斯坦，拉马拉就在巴勒斯坦。还有伯利恒，在伯利恒不能说希伯来语。”她自言自语。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伯利恒开车，基兰发现她在后座翻着希伯来语故事书。他迅速把书从她手上夺走，藏在座位下。之后当我们站在市场中央，她为了要气我和她哥哥，高声喊叫着“Imaa a a a aaa……”。我们在耶路撒冷才住了不到半年，她就决定要改口叫我“Ima”，那是希伯来语“妈妈”的意思，这么做实在不甚明智，特别是我们那时正在西岸地区旅游。我不敢想象如果这发生在叙利亚会是什么状况，要是秘密警察听见她大喊，转头却看见一位南亚“Ima”，不知会做何反应！
我要去的难民营位于东耶路撒冷一个名为殊尔法特（shuafat）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小区，我要去访问一位这些年来房子九度被以色列军队毁坏的巴勒斯坦人。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好得控制好我的“以色列”女儿，她绝不能在那边叫我“Ima”。我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街上污水漫延又过度拥挤的难民营里，愤怒与仇恨就像有毒菌类一样四处传播？又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下，有着十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能挤在两间棚屋中生活，而每个孩子都在心中怀抱着殉教的志愿却难以对占领者显露一丝仁慈？这回之所以会带着玛亚是因为我找不到保姆照顾她，再加上这是我以自由作家之姿接下的第一个BBC采访案，我实在承担不起任何会危及我重振事业的风险。况且杰夫会陪着我们，他是以色列和平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以色列反拆屋委员会会长。有他作陪，开一小段路穿越难民营看来便不会太危险。我如此替玛亚做行前教育：“请不要在那边说希伯来语，不然我们可能会惹上麻烦。”
“但他们不会开枪打我们吧？”
“嗯，有可能哟。如果你叫我‘Ima’，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
当公交车到站时，她赶在众人前头跑向门口，我后悔我方才说了那些话，那样说很不负责任。我怎么可以口出此言来混淆我小女儿的观念？我怎么会跟她说难民营的人会拿着枪在街头漫步？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无法收回说过的话。关于街上哪些人会开枪、哪些人会带枪，她已逐渐有自己的定见。她每天都会看见她朋友的父亲或者她父亲的表亲带着枪，人们携带枪械对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因此她不解里欧与我为何反对。当我们走在街上，她总羡慕地看着那些配有大把来复枪的士兵在非值勤时间也把枪挂在侧身。当公交车加速穿过咖啡店林立的艾梅克勒方街巷弄，我向窗外望去，就看见至少有四个人配枪站在邻近的人行道等待通行。公交车里，玛亚对着坐她对面的军人微笑，那位女兵大腿上放了一把枪。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阿萨夫的爸爸督度，他有一把手枪。”她的记忆力很好，她没忘记我们3嗯，应该说没忘记她在公交车抵达之前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吗？”我回应道。我对她才四岁就知道“手枪”这个词不免感到忧虑，我想转移话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把手枪放进皮带上的枪套里，阿萨夫说他父亲会保护我们。”
“为什么要保护你们？”
“因为有恐怖分子啊。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来学校开枪打我们。”
“你在说什么？什么恐怖分子？”
“我想应该是巴勒斯坦坦恐怖分子，那些在公交车上放炸弹的。”
我不知道她对于公交车炸弹了解多少，但在公交车上谈论此事未免令人焦虑。她从未问我为何我们仍然搭公交车回家而不改搭出租车。说也奇怪，关于爆炸这回事，我的恐惧从未深到足以令我却步。当我跟我满嘴希伯来语的女儿、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乘客一起搭公交车时，便觉得我们是当地小区的一分子。此刻在公交车上，坐在我身旁的玛亚肆无忌惮地谈起手枪、步枪、以色列安全与恐怖主义。这些词我都是青少年时期读了犯罪小说才认识的。
我生平第一次触摸枪支是在雅可夫与米哈尔家，他们家共有三个孩子加入军队。那是我抵达耶路撒冷后不久的事情。当时我对于看见这么多武装年轻人走在街上，内心仍惊恐未平。每家咖啡店、餐厅、书店、酒吧、电影院以及所有当地学校都有武装警卫守在门口，对所有人都得检查包才能放行。
我第一次摸枪时全身起了冷战，觉得像是犯了什么禁忌，仿佛我干了什么可憎的勾当。雅可夫与米哈尔的儿子阿默思，年仅二十岁，负责驻守西岸地区，且定期参与突袭恐怖分子嫌疑犯的住家。某天我们在吃安息日晚餐时，他说：“来我房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当天稍早，我曾谈到以色列军队让十八岁青年休假时带枪回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以防被攻击。”阿默思激昂地为军队辩护。
他的房间在地下室，同时也充作防空洞。西耶路撒冷每栋房子都必须配有防空洞。这个小房间很冷，从房内唯一一扇窗望去，我才发现外墙足足有一米厚。这扇窗让我想起船上的舷窗。开着的窗户上头有个轮状装置，我猜把它往里拉就能关上窗。窗虽开着，但房内仍有一股不通气的味道，那把枪就躺在他凌乱的床上。
“我刚刚在清理它，我们偶尔得帮它上上油。”阿默思说。
“你就这样把枪留在这里而且窗户大开？这里可没有铁窗！”
“没有人要偷枪啦。这些枪都有编号，用军队计算机一查就知道这把枪是配给我的！所有邻居都是犹太人，他们也都有枪。我跟你说，我们必须保持警戒，随时准备在短时间或毫无准备下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以色列就像支积极的军队。我们随时都准备好战斗，敌人没办法突袭我们。一九七三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阿拉伯人低估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人人都会忙着禁食或祈祷，但是军队可是处于全面戒备。他们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教训！”
“这把枪装子弹了吗？”
“当然装了啊。不然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一有状况就立刻行动。”
“怎么会有人想在西耶路撒冷犹太中心攻击你？”
“我们正被敌人包围，所有阿拉伯人都想杀我们。”
“你这样不会有一点偏执吗？难道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是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吗？特别是经过赎罪日战争之后。没有人会去突袭你们！”
“他们想把我们推下海，他们恨我们。”
“你认识任何阿拉伯人吗？”
“不认识，我也不想认识。我想对抗敌人，不想交朋友。我可不是耶稣基督。”
“你不担心你擦枪时会意外射中你的小妹妹吗？”
“怎么可能？我受过训练，我知道怎么照顾我的枪，而且在以色列从没听说过有人被误击死亡的案例。你仔细想想，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我们的枪支犯罪很少，因为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把枪。”
阿默思说得没错。我常好奇为何在这个流行挥舞枪支且可以合法取得枪支的国家里，相关罪行却如此之少。
“你想握握看吗？”阿默思说，他乐得看我这么紧张。
“好。”我说。我从他手中拿起这冰冷的金属，我持枪的姿势刚好让枪口对准了他，他迅速地把枪口移开。
“你不能这样拿枪！就是这样才会不小心打到朋友或是自己的脚！你看，你的手指就放在扳机上！不过我已经把保险栓扣上了，就是这里。你只要这样推开，这把枪现在就可以射击了。”
“你用过几次这把枪？你杀过人吗？”
“我不知道。”阿默思说，他突然陷入沉思，“我不想杀人。但是出任务时我们指挥官会要我们开了枪就跑，我们不会回头去数有多少人伤亡。我没有直接开枪杀过人。但我们入侵加沙走廊时，我想我应该伤过人。加沙走廊的民众是最暴力的一群，他们绝对想置我们于死地，把我们推下海。”
“阿默思，如果阿拉伯人老是想杀犹太人，那为什么你父亲对故乡也门还会保有如此美好的回忆？”
“他是选择性记忆。反正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他甚至不是在也门出生的，他的记忆全来自我们的祖父母。他们在也门的生活是很不错，但没有跟阿拉伯人一样好，他们仍然是次等公民。他们甚至不准在公众场合穿鞋子！你听过这么古怪的不平等待遇吗？”
“但是你祖母总是说那边的生活很棒，你祖父又是政府高官。看看这片应许之地现在是如何对待他的，他现在住在毫无特色的住宅区里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头。你祖母说，以前在也门她可是住在一座很大的庄园里，有花园、山羊还有仆人。”
“你知道，人们离家后永远只会记得家乡最棒的水果、最好的水源。如果我祖父母在那边的生活真那么完美，他们就不会抛下一切财产跑来这儿，不是吗？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
“因为他们以为这里真会如《圣经》所说的那般，是片流满奶和蜜的土地！我从没听你祖母说过有阿拉伯人要杀她。即便搬来这里这么多年，你祖母现在都还在说阿拉伯语。而你身为德系犹太人和也门犹太人的混血儿，如果没戴上犹太礼帽，看起来就跟加沙走廊街头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
“我看起来才不像阿拉伯人！”阿默思反驳道。
“明明就很像。”我心烦意乱地说道，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竟开始把玩枪支。这把上了油的枪看来锃亮，冰冷的扳机散发着诱人气息。我感觉自己跨过了某道疆界，从纯真变成世故3一旦碰过这部杀人机器就再也不纯洁了。我的手指触摸着冰冷的枪口与扳机，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手握武器，感觉就像一阵晕眩来袭，像是地心引力死命拉扯着我。而我只想放开一切顾忌，随它而去。
“妈妈，快点，我们到站了！”玛亚边拉着我边从她固定坐的那个车轮上方的架高座位跳下，她已经背好书包。年仅四岁半的她遗传了她父亲完美的方向感，她从不会忘记要在哪一站下车。事实上，连我们走路回家她也认得路。
玛亚与我先回家拿了我的录音设备，然后再去接杰夫。在车里她又聊起了督度，也就是她朋友的父亲。她说她非常以督度为荣，因为他能保护儿童不受恐怖分子攻击。我觉得自己仿佛住在像“终结者”系列那般的科幻犯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战火永不停歇，所有居民都畏惧着共同的敌人，还有一支全年无休的军队随时待命攻击。我住在一个每个孩子都看过且摸过枪的世界，每个孩子都知道什么是弹链。我小时候以为只有宝莱坞电影里的坏蛋或黑暗英雄才会用枪，在电影里，那些被吹捧的帮派分子以及像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布·巴沙坎所扮演的超级英雄，他们去射杀贪婪地主都显得合情合理。小时候我也以为枪支是给那些想要劫富济贫的平民或无产阶级军队用的，就像孟加拉国纳萨尔派[36]分子一样。我无法想象竟然会看见像阿默思这样的平民或像督度这样一个家庭男子持枪。我难以理解何以每个以色列青少年都懂得操作枪械、懂得射击。
一路上路况堵塞，我们抵达杰夫家时，所剩时间已不多。当我按门铃时，我对玛亚说：“你得去厕所把脸和手洗一洗。”
“你会让我拿麦克风吗？”她边问边指着我背在肩膀上的装了录音设备的袋子。
“不！不会，这次不行。”
“但有时候你会让我拿！”
“只有录好玩的东西的时候才可以，就像我们在街上或咖啡店录环境音那样。今天的录音很严肃，而且我必须单独跟对方好好谈谈，可以吗？拜托当个乖女儿，我知道你是。还有，等我们到难民营的时候，不要说希伯来语，也不能叫我‘Ima’。”
“难民营的小朋友是不是没东西吃，所以为了他们我才要把晚餐都吃光光？”
“难民营的小朋友应该没有营养不良。巴勒斯坦小朋友是有很多困难，但饥饿应该不是其中之一。”
“那每次你说如果我不吃光盘子里的食物，就会有小朋友不开心，那些小朋友住在哪里？”
“什么小朋友？”我心不在焉地回应她，因为我正在翻找袋子，想确认是否有足够的空白录音带，我已经很久没有录采访了。
“你每次都说我要为了那些小朋友把东西吃光光，你有时候说他们住在非洲。”
“嗯，在非洲某些地方，印度也有很多，还有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地方。好了，来跟杰夫打招呼。”
杰夫领我们进屋，他要我们在客厅稍候，他得先去“讲完一通打去美国的重要电话”。
“所以我不需要为了巴勒斯坦坦小朋友吃更多食物咯？”玛亚坚持继续这个话题，她完全没有动身去厕所的意思。
“应该不用吧。”我烦躁地说道。我边听玛亚说话边观察客厅，看着墙上那些裱框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路撒冷旧城区流浪儿童的黑白照。这些照片仿佛是在响应玛亚对于贫穷的疑惑，一时之间，我的思绪落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儿童身上。那个世界里的街道肮脏狭窄，两旁林立着以废弃物盖成的陋屋，废弃物通常都是由孩子们捡来的；衣衫褴褛的女人在肮脏的市场里收集腐烂、虫蛀的厨余蔬果，孩子们拿着手持式渔网在一座又一座滥捕的池塘间东奔西跑，只为了想捞到几只虾，或是在踩上去嘎嘎响的泥地中抓到一条孤单的鲇鱼，如此一来，他们的母亲才有食材好准备当天唯一一顿热食。在我成长过程中，周遭人们总把穷困视为因果循环。当辛苦挣来的食物靠着许多小手捡来的木柴烹煮完毕，当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这顿等待已久的餐点时，他们甚至会有一丝荣耀感。孩子们胃里半饱，伴着空中飘散的炊烟味露天睡去。在那个世界里，贫穷就在人们的鼻尖眼底，仿佛是命中注定。前世所为永恒影响了今世今生，但这些因果论的信徒几乎没有半句怨言。有些诗句正是以此为题而作。其中一首很快就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著名的孟加拉国诗人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作品：
贫穷，
你成就我的伟大，
你使我与基督平等。
我心想，之所以有人能写下这样的诗句，或许是因为穷困的孟加拉国孩童们没有背负西方世界大量捐赠的垃圾食物的重担。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多数难民营，食物都多到吃不完，这得感谢来自全球各界的捐献。在此地区常听到有人认为这些捐赠食物是维持现况的关键，因为一来它让联合国有事做，二来也让难民得以表述其论点。先有以色列出兵占领，才会产生难民。
杰夫回到客厅，为自己讲了那么久的电话致歉。我把注意力转到女儿身上，自信满满地告诉她，在东耶路撒冷的难民营，她将不会看见眼神空洞、腹部凸起的饥饿孩童。
“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把这些包放到车上吗？”我对她说。她向来乐于助人。
从旧城区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驾车往北开上十五分钟后，我们抵达阿纳塔（Anata）路口，右转之后便发现路面有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驾驶好绕过深坑的洞与零星石头路障，这些路障是前阵子以色列军队一场突击进攻之后残留下来的。从阿纳塔路口开上约五十米就可以通往难民营，那里有一个检查哨。我们被士兵仔细检查，但他们没要求我们出示任何文件3只有往回开往耶路撒冷时，他们才会这么要求。我有些紧张，因为这里不但路面崎岖，而且有好多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车子与车里的乘客看。我开着租来的车，上面有以色列的黄色车牌。玛亚坐在车后座，而杰夫正对我说起一个臭名昭著的规定，那就是若无以色列当局批准，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座山羊棚都不准盖。他经常来难民营探访，我们这回要见几位他的巴勒斯坦和平激进分子同事，还有那名房子被屡次毁坏的男子。这名男子的故事通过杰夫的宣传而受到国际关注，每回他房子被破坏，就会引来许多国外志愿者成群结队到耶路撒冷要协助他重建。我慢慢把车开往难民营入口，车子被一群六岁到十三岁的男孩包围，他们用阿拉伯语喊叫嬉笑。我不打算屈服于刻板的偏见。我不要像西方世界那些对东方心怀恐惧的人那般，来到挤满陌生人的地方，幽闭恐惧症就会发作。我不想在市集里当个格格不入的旁观者，对身旁每个人疑神疑鬼，毕竟我也来自东方，虽然此刻身在殊尔法特难民营，我心却有着其他感受。
“进去之前我可以在营区外的主要道路上给营区拍个照吗？”我问我车里的那位以色列激进左派分子。
“当然。我跟小玛亚一起在这里等你，但动作要快。”杰夫说。
我走到马路边缘，身后尾随着一群男孩。从我所站的位置可以望见底下一片不规则伸展的营区，看来有如在我眼前组装的一幅立体拼图。这里的房子盖得层层叠叠，而狭窄肮脏的巷弄隔开了这座迷宫。这里到处都有孩童。孩童们组成一道墙，挡在我跟杰夫与玛亚所坐的汽车之间。他们伸手摸我的相机，我面带微笑，坚决不让那种外国人才有的不祥预感扰乱我的心神。再说，就算我现在想打消拍照念头走回车上也已经太迟了，因为他们已看见相机，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透过镜头望去，一栋栋建筑跃入焦点，我一度觉得它们看来像是一个个厚纸箱，而孩子们在纸箱上头画了屋顶，至于屋顶的黑色水塔看起来则像是虱子。看见这拥挤的难民营里各个屋顶上竟然散落着为数可观的水塔，我有些诧异。我后来很快就得知巴勒斯坦难民营虽不缺食物，但每年特定月份会水源短缺。此外，偶尔发生暴动、骚乱时，水、煤气以及其他各种便利设施都会被切断。因此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预做准备，在自家屋顶上众多备用水塔里尽可能地多储水。
当我拍到满意的照片之后开始走向汽车，我伸展下巴，僵硬地露齿微笑，打从进入营区开始我便维持着这个表情。我很紧张，但努力不在脸上泄漏半点痕迹。我挣扎着穿越一群儿童人海，还得高举相机避免人群触碰。有些人还要求看看我拍了些什么。
当我终于走近车，感觉像过了几世纪之久，玛亚身旁的车窗半开，我看见杰夫对她说了些话，然后递给她一条手帕。当我推开人群进入驾驶座，努力关上门之后，杰夫说：“你把钥匙拿走了，自动车窗关不上。但你女儿非常勇敢。”
“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了？”我的微笑立刻消失无踪。我转过身看着玛亚，一开始没看见什么不寻常之处。但当我心悸平复之后，我注意到她一脸非常受伤的表情。她没收下手帕。她又没有哭，杰夫为何要给她手帕？我试着仔细观察，但就在还未能相信我亲眼所见之前，她开口了：“他们往我脸上吐口水。”
“谁吐口水在你脸上？”
“那些男生。”
“那些男生”如今把脸贴在玛亚身旁的车窗上，我已把车窗关上。他们的脸压在玻璃上，窗框看起来像是一只装满人脸的透明箱。嘲弄的脸、讪笑的脸、伸出舌头的脸全都压在玻璃上，简直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
“你怎么不叫我，我可怜的宝贝！”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秉持的一切与巴勒斯坦有关的政治正确立场都灰飞烟灭，我发现自己正咒骂着那些男孩，那些男孩则回以大声地嘲弄。
“我没叫你，因为你说不能在巴勒斯坦喊你‘Ima’。”
“哦，那你可以直接叫我妈妈啊。你为什么不大喊找人帮忙？”
“因为你说我不能对巴勒斯坦坦人没礼貌。”我女儿如此说道，此刻她接过杰夫的手帕擦拭她的脸。我一时之间心绪紊乱，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我感觉到杰夫温柔地拍着我的背，要我先离开这里，离开街上这团我们不小心制造出来的混乱。他帮玛亚擦脸。我打开一瓶水帮她洗脸，拼命地用手帕擦着她的脸。“快开车！”杰夫再次说道，并且从我手中拿过那瓶水。当我发动引擎驶离，把那些孩子从车窗上甩开时，我听见他对玛亚说：“没事的，你真的很勇敢。”
“我没事，妈妈。”现在换这个勇敢的女孩来安慰我，“但是我没有说希伯来语，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他们还是认为我们是以色列人。嗯，我的确是以色列人。”杰夫说。
“但是妈妈说他们有很多食物，他们不穷，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生我们的气？”
“不，他们很穷。”杰夫回答她，“他们说有多穷就有多穷。想象一下，他们是在一个污水流满地的巷弄内长大，然后每年冬天这些污水又会漫延得到处都是；想象一下，以色列坦克车会开进他们家，然后半夜把他们的兄弟、父亲或叔叔、伯伯抓走；想象一下，他们不能到处旅游，这些男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街道，因为这些街道被检查哨或者高耸的安全墙给从四面八方封闭了。不缺食物不代表他们不穷。”
“没错，但是朝小孩的脸上吐口水还是不正当的。”我说。
“弱者总是会跑来欺负更软弱的人。要是可以，他们会朝我脸上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