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古怪的一对儿——我穿着运动衫和斜纹裤，仁波切穿着袍子——穿过汽车旅馆的停车场，沿着交流道往下走了几百码，来到我在路上见过的一家餐厅，名叫船坞。白天的温热已经消散了几分。我们能感觉到苏必利尔湖在我们右肩远处、水湾北边的冷气团，但看不到。走近船坞，我们看到有一艘老货船绑在那里，似乎是个博物馆，在它的阴影里，是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挤满了爸爸妈妈孩子和外出到渐冷的湖光水汽中约会的小情侣们，他们挥着杆，写着记分卡，高兴地大喊大叫。
“马戏团啊。”仁波切说。
“不是，是高尔夫。迷你高尔夫。主要是给孩子玩的。”
“我看到大人也在玩。”
“是啊，有一些大人，但主要是给孩子玩的。如果你想玩的话，我们可以吃完晚饭试试。”
“现在就试。”他说。
我非常饿。肩酸腿痛。“现在真的很挤啊，”我说，“你看看等候第一个球洞的队伍。”
“我们应该现在就试，”他说，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凝视着我的眼睛，就好像在刺探在那里发牢骚的小人，200英里路上那个小人一直在幻想他的牛排和芦笋，必须现在就吃！“你怎么说？”
“饭后更好。但如果你想现在玩，那好吧，我们就试一把。”
“一把。”他大大地微笑着说。即便饥饿的声音在内心叫喊控诉，在责骂我，教训我，嘲笑我，对仁波切的游戏不满，即便如此，不喜欢这个人还是不可能。
我们刚付完一点费用（仁波切请客），加入等候开球的队伍，就发现我们紧挨着一对身着休闲夏装的中年夫妇。
“啊哈，我们有可能跟僧人一起玩四人对抗赛了，”我们站到他们后面时，男人对他的妻子评论道。“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吗？介意吗？”
“很乐意，”我说，“我是奥托·林林，这是我的朋友，沃利亚仁波切。”
“啊，林林，”男人开起玩笑，“和沃利亚扔波鞋，你们好吗？这是我的另一半，伊芙琳，我是马修·弗里敦。我们和其他无产阶级一样被困在这条队伍里了，很高兴有你们做伴。僧人吧，你们是？藏传佛教吗？”
“仁波切是僧人。我只是开车带他到处走。”
“他在山上的大学里做演讲了，是吧？”马修问。
“据我所知没有。”
马修和妻子转身去看队伍的移动情况。我们离第一个球洞还有两三组的距离。他们慢吞吞地往前挪了将近一码，转过身来。
“我们俩都是教授，”伊芙琳说，“英语，”她指向自己，“和哲学。”指向马修。
仁波切一边微笑，一边对他们点头，这是他的习惯。介绍中断时，他说：“家具（furniture）高尔夫是美国乐子吗？”
“请再说一遍？”
“迷你（miniature），”我说，“迷你高尔夫，不是家具高尔夫。”
“非常有意思，”伊芙琳说，“马修有点太较真了——你看，他把自己两百美金的球杆都带来了——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个乐子。”
“哎，婚姻啊，”马修反驳她，一边用手搂住妻子的肩膀，讽刺地捏了她一下。他弯下腰去吻她的头顶。“你加入的是什么宗教啊，先生，能问吗？佛教，是吧？伟大的乔达摩的哲学？活很多世把我们带到幸福的虚无，对吧？”
仁波切抬头对他微笑，小小的微笑，好奇的微笑。“差不多，”他说，“差不多对。我是个仁波切。我坐。有时我讲话。你的工作是什么？”
“呃，伊芙琳刚告诉过你，所以这一定是个禅学的问题。如果在大学里工作，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绊了一跤，事实上没有人听到你跌倒，那你有没有发出声音？”
伊芙琳听到这话时笑了一下，紧张的傻笑。但这个笑话让我稍有不爽，就仿佛马修不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防守的姿态，然后试图用聪明的幽默来掩饰他的防守。我闻到学术战场上的一丝火药味。几年前，作为一个直接了解出版界的人，我被邀请去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课，就一门课，一个学期，作为助教。我在那里交了几个朋友，也相当喜欢那些学生。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像这个穿夏威夷衬衫、露齿微笑的不自在的家伙一样。在教员休息室里喝咖啡时，你亲切地用一句无伤大雅的“今天不错啊”问候他们。这就好像你刚发了一个高球过网。他们不把球拍回来，而是大力地扣球或者转球，把球割破，说一些类似“好吧，不错，我不知道咯，不是不错，准确地说，说还行更好，或者一般般，马马虎虎。不好不坏其实更加精确，你不那么认为吗？”都是不怎么样的笑话，但笑话里有钉子和大头针，有毒。
“不，我没听懂，”仁波切说，“对不起。对我来说，你语速非常快。”
“我们教书，”伊芙琳告诉他，“这里有一所很大的大学，其实在德卢斯。我教英语，马修教哲学。”
“啊，很好。英语我需要一个老师。哲学，很好。很多关于生活的理念，是吧？”
“几千种。”
“能帮助你生活，是吧？”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组。弗里敦夫妇离开我们一码远，我们跟上。马修的手在他昂贵的球杆手柄上吱吱摩擦。“是的，”他说，“确实能。我发现沉思所有时代的智慧是绝好的练习，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非常好。”仁波切说，他本来伸手要去拍马修的肩膀，但收了回来，就好像他改变了想法，并在袍子下把手臂交叉起来。
“那你呢，”马修问，“你觉得你的所谓佛法在生活中有用吗？如他们所说，它能使你在喝茶的时候单纯地喝茶吗？”
“它对我的迷你高尔夫有用。”
“真的？那你很精通喽？”
“这个精通是什么？”仁波切转向我。
“玩得好，”我说，“有天赋。”
“你是个发烧友吗？”马修继续逼问。我感觉他无法自控。
“宝贝，这些不是他能理解的词，你看得出来的。”
“我以为他能凭直觉知道呢。”马修说。
听到那句话，我忍不住说道：“他说11门语言。”
马修惊讶地把头往后一仰，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我看不出来。“真的啊。那就说点什么吧，意大利语，俄语，或者希腊语。还是你那11门语言都是我们没人能懂的？”
仁波切看了他许久，直到四周的沉默变得尴尬，然后他说：“友好是我知道的一种语言。”他友好地说出那个句子，就好像只是在陈述事实。
马修可不那么看。“我不友好了吗？Mea culpa（我的错），他们用拉丁语这么说。原谅我，仁波切。我不是针对你，真的。只是我觉得整个佛教或者说几乎整个佛教哲学都明显很荒谬。如果虚无就是意义，又何苦呢？如果我们必须殚精竭虑、奋力挣扎，在这一世奔着抹杀自我、自身的目标去注视我们的思维过程，好吧，在我看来几乎不值得费心，尽管我怀疑你不会同意。”
我以为仁波切会说，他是苏菲，或者天主教徒。我以为他会问弗里敦夫妇，他们有没有见过任何人临终的一刻，有没有每天静坐两个小时观察头脑的运作，或者有没有试过三年禁语。他却说道：“我觉得佛教不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又是一句简单的陈述。
“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教授说，接过高球，把它扣杀过网，“这关乎它是一门健全的哲学，还是某种反唯我论的劣品。”“他不会懂这个词的，亲爱的。”
“那就胡说，某种胡说。”马修说。
“可能是胡说。”仁波切把一只手放在马修的胳膊上，就像要安抚他，或者把他扭回来面朝我们。“可能是。我们怎么检验呢？”
“在我们的传统里，”马修说，“几千年来的检验就是我们叫做逻辑的东西。”
“啊。”
“而且，老实说，我从不觉得佛教能过关。无意冒犯，请别见怪。”
“你冒犯不了我的。”
“你不是每一天都能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上发现一个仁波切，有机会去……而且给他一个机会来捍卫他自己的宗教所依存的理念。”
“不是一个宗教，”仁波切开心地微笑着说，“不是佛教，我不是。”
“呸，纯粹的语义学。”
仁波切迷惑地转向我，我说：“文字游戏。”
马修说：“不完全是。”
谢天谢地，之后轮到我们开始玩了。我提示马修，他示意妻子她应该第一个开球。我年轻的时候也玩过几回迷你高尔夫——在科德角，当时孩子们还小，我们几乎每晚饭后都去玩一局。但我们从没面对过现在这样的挑战：一条狭长的绿色地毯球道，有四个一英尺高的隆起，大概间隔五英尺。球洞在第三个和第四个隆起之间。“这个要人命啊，”伊芙琳开心地说，“我大概应该写下一个六杆，然后捡球走人。”
马修大笑。“不，不，宝贝。算我们家的总杆数。”
“你们玩钱的吗？”我问。
马修扫了我一眼，眼神中有某种难色和恐吓。“是在叫板吗？”
“不，只是问一下。”
“有时玩钱。你想玩吗？”
“不怎么想玩。”
“我玩。”仁波切说。
“想必你还可以一边练习你的11门语言。”
“宝贝！”伊芙琳突然插嘴。“你为什么要对这个人这么刻薄呢？人家对我们做什么了，说到底还是你邀请他加入我们的。”
马修似乎很惊讶，甚至被这句话刺伤了，这倒让我很惊讶。我之后想到，他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甚至大体上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话里阴暗隐蔽的出处。我能从他瘦削的脸上看到类似在圣母大学修女的容貌中见过的表情，类似与我的旅伴前几次谈话中我内心所感受的情绪。仁波切的存在方式，他的性格，声音或脸庞，带出潜伏在我们这种人心里的恐惧，我们这种满脑子思想的人。这种恐惧一直在安睡，直到他顶着光头、穿着红袍，从容地出现。当它醒来时，我们不得不用虔诚、用博学的言论、用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尽可能地赶紧把它盖住。
“仁波切和我来场比赛怎么样？”马修提议。被妻子的问题提点过之后，他尝试调适语气，回到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状态，他成功了一半。“来场决斗吧。我们会像《夜色温柔》里的巴班和麦吉斯科，或者《父与子》里的巴扎罗夫和帕威尔叔叔。我引用的书目合乎规矩吗，伊芙琳？”
“他不会理解那些出处的，甜心。”
马修似乎没听到。他把间距稍宽的蓝眼睛聚焦在仁波切的脸上。“你怎么说，先生？一场决斗。西方理性主义对阵东方的神神叨叨，在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超自然场地上决一胜负。赢家可以问输家一则公案，那很公平，不是吗？输家得等到公案的回答让赢家满意为止，才能吃晚饭。”
“我们玩友谊赛就好。”我说。
仁波切的宽脸变得难以琢磨。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给他发个暗号：不要啊！万一你输了……我们必须吃……所以不要啊！“好，”他过了片刻说，“好，可以。”
“啊哈，真棒。去吧，亲爱的，让我们看看是怎么玩的。”
伊芙琳站好位，笨拙地朝亮黄色的球挥杆，把它推向了第一座小丘的半山。它滚回她的脚边。
“宝贝，给我好好打。”
她强作欢颜，再次挥杆击球，这次力气更大，球朝一旁飞去，从板子上弹开，勉强过了第一座丘。“现在该我了，”马修说，“我要让这位大仙有幸见识到我的球直飞进洞。”他弯腰探球，模仿起我有时在周日下午的电视上看过几分钟的真正高尔夫球手。他把球杆握了又握，研究击球路线，再一次重新站位，终于击出了球。球翻过第一座、第二座，稍快地翻过第三座小丘，最后飞过了第四座小丘，离球洞远得很。
我站起来，挥出差不多的一杆。我的绿球落在不超过马修的棕球一英寸的地方。
轮到仁波切了。他把球摆在地毯上，俯身在上方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在保龄球道上的移动姿态。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试图模仿他见到的样子。我担心我们会再次面临对峙，仁波切的球疯狂地飞到右边，砸到在度假的一家人，仁波切去追球，更多道歉，比赛拖了又拖，而马修轻松获胜，大肆吹嘘，连珠炮似的喷出讥讽之词，像个手握榴弹发射器的悲伤小丑。这件事以灾难告终：仁波切没能答出教授的公案，我本人不能吃饭。
仁波切用粉色球来玩，当然，那是他最爱的颜色。他迅速地小挥一杆，球平稳地攀过第一个小丘，又攀过第二个，同时失速，刚好到达第三座丘顶，然后直线下落，正好进洞。我大呼一声。隔壁球洞的一个爸爸一直在观战，他小声地喝彩。连伊芙琳都高举双臂一秒。
“啊，是好球吗？”仁波切询问。
伊芙琳和我努力完成三杆进洞，而马修，他挥动着看似确实昂贵的推杆，把他的球来回击过小丘，随着挫败感的剧增，打得越来越差，他试图一笑而过，仿佛这对他毫无影响，不存在赌注，不涉及自我，无关乎心态。他打了七杆。
从那以后，游戏异常缓慢地拖延下去。我们打完一个洞，等着，打完一个洞，再等，弗里敦夫妇和我们之间形成了可怕的紧张感。仁波切要不就是以前玩过高尔夫球，要不就是在这个游戏上天赋异禀，或者我个人还有个理论，就是他在运用某种瑜伽魔法，因为他连续两次一杆进洞。马修在半场标志时已经落后九杆，还剩四个洞时落后七杆。到那个时候，伊芙琳已经采取一种中立的沉默。马修打出一个一杆进洞，终于，在最后一个洞时，为自己赢得了下次的一场免费局，而仁波切打出了笨拙的四杆。不过，还是斯科沃罗季诺的专业选手赢了赌局。
“那么，”马修说，我们退还借来的推杆时，他正在把他的球杆塞进某种保护筒里，“恭喜圣人啦。现在我该自食苦果了。”
“你是输得起的人，宝贝。”伊芙琳说。
“我准备好宣布正确答案或者开始禁食了。”马修说。
仁波切正在端详那张瘦削的脸，就好像它是一幅画。“你想要提问题？”他问。
“是的，一则公案。”
“但在我的传承里，我们不用公案。”
“那就编个东西出来。你肯定能考验我的。”
仁波切在点头。“是的，”他说，“我能。但如果你答不上来，也可以吃饭。这可能会花上你一点时间。我不想让你不吃饭。不吃饭在我们的传统里很不健康。”他看着我，一只眼睛闪了一下。或许能被当成使了个眼色。“我有个小问题，”他说，同时转身面向马修。“就是，”他把右手从袍子的布面里抽出来，举起，把拇指和中指抵在一起比成一个圆。他比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如果我想比一个圆，而我的手不干，是怎么回事？”
“我没听懂。”
“你看，我的手现在是打开的，是吧？”
“是。”
“但我对我的手想着：比一个圆。但它没有照做。是怎么回事？”
马修皱眉。“明摆着的嘛。另一部分的你越俎代庖了。你在想，比一个圆，但另一部分的你，就叫它意志吧，不准备附和命令。”
“太棒了，”仁波切说。他伸出手去，热情地和教授握手，“你可以吃饭了。你和妻子今晚可以吃饭。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跟我们一起吃吧。仁波切买单。就在这里的这间餐厅。现在就去，我们很饿了。你们来吗？”
伊芙琳微笑着刚要开始点头，马修打断了她。“不可能了，我很遗憾。另有计划，你们懂的。但真的很愉快。对不起，我有点求胜心切。运动就会带出我的那一面。抱歉。”
“没什么13，”仁波切说，恭敬地鞠躬，微笑，友好地握了一下马修的小臂，“没关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