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时刻，我记得我们拐下了53号路，在东边的沙地里漫行，走的是沿湖的两车道高速公路，途经朴素的村舍。我有想过，或许我们可以靠边停车游个泳，或者徒步走下一条辅路，但是尽管服了三剂消炎药，肌肉还是酸痛依旧，就好像我刚结束高中第一周的橄榄球训练。游泳会疼。而且我怀疑仁波切看够树木和玉米地了，所以徒步走土路似乎也不是很明智的选择。我们经过一座小镇，然后是渔夫的名人堂，有一条悬在柱桩上的100英尺长的塑料梭子鱼还是狗鱼作为标志，但即使那个也没能吸引我。我决定不去思考，干脆开回大路上去，观察、平定我的头脑，让这一区所有的美国乐子都以众神赠礼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
我本来希望当晚在德卢斯的市中心过夜——我小时候去过六次，对那里记得很清楚——但一连串的电话让我明白，那里所有古老的临水豪华酒店都客满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勉强接受巴克岛上的一家汽车旅馆，它在威斯康星州那侧。因为路段中止，兜了个半圈，停下来加油，又停下来喝茶，等我们开上巴克岛时已是傍晚，空气炎热，但不太潮湿，我的胃里揪成一团，咕咕作响。我想的是牛排。一块三分熟的上好牛排，搭配蒜味土豆泥和烤芦笋，或许事先只要一盘沙拉，几杯解百纳。然后吃乾酪蛋糕当甜点。
我们在巴克岛上的住宿还算可以，是那种有室内泳池的度假型汽车旅馆。仁波切和我拿到一楼最东端的两个房间，刚巧经过泳池，那里满是快乐的男孩女孩在尖叫，他们的父母坐在附近的桌旁读着报纸，或者翻阅杂志。房间有股霉味。我打开窗放眼远眺，视线穿过停车场和草坪，落到一片似乎是海湾或小水湾的边缘，不是大湖本身。
仁波切在冥想。我们商定一小时之后见面。我给酸痛的肌肉泡了个热水澡，走马灯似的换电视频道——高尔夫球、烹饪、新闻、爱情片、追星——至少有一刻，我以想象中仁波切看待它们的方式来看节目，不过是更多让人遐想的愉悦，更多排挤蓝色球体的信息，更多对主要修持之路的干扰。我猜，某些干扰确实比其他的要好些。观看一幅伟大的绘画或者阅读一本伟大的书可能会把你的头脑引向愉快的放空，看着保姆和被抛弃的妻子在电视节目上掐架大概不能。
在擦干身子、换衣服吃晚餐时，我想起我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俾斯麦西部的广阔平原有没有实现某种冥想式的生活。当母亲扫掉前廊板材上的雪时，一堆乌云急速往东，在她的头顶上方留下一块赤裸的蓝天，当父亲一整天沿着一行行无尽的豆田来来回回地开拖拉机时，他们有过我在瑜伽垫和格兰斯泰沙发上所感知的两次短暂瞥见吗？某种甜美、充实的空白，他们也曾切身地了解过，却无法找到语言来描绘吗？所以他们才那么坚持地劝我和西西莉亚回到农场的生活？看似可能，但又未必。在我看来，他们的灵性欲望被习惯和一种来自新教教友的压力局限在朴素的教堂里，我们在周日上午去做礼拜即可。他们与上帝的合约简单直接：一周不做坏事，周日上教堂，其他的事上帝会管好。瑜伽课程悉随尊便。
在我看来，仁波切的论点恰恰相反：我的灵性境况由我掌控，不是上帝；我们都有扩展意识的工具，只取决于我们去不去用，不是单纯地干坐等死，等待救赎。我在发霉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思考着——这正是仁波切建议我不要去做的事情。思考、细想、衡量，把想法拿到光线下审视，这样我就能从多个角度检视它。我没法不这样着手问题，因为，毕竟思考和学习是我走出北达科他州朴实单调的斯塔克县的路径。我刚满11岁时，父亲就开始带上我去镇上杰克咖啡馆的周六常规午餐聚会。他和其他三四个农夫朋友会一边吃着炸鸡、土豆泥、咖啡和馅饼，一边聊天，他们的对话有关豆子、小麦、土壤、虫子、天气、饲料、那个星期畜牧业者拍卖会上每担安格斯小母牛的价钱。那些对话让我有种说不清的心烦：我的头脑已经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深夜，我会拧动晶体管收音机上的刻度盘，找到卡尔加里、蒙特利尔、西雅图、萨斯卡通、博伊西和圣刘易斯的电台。那些电台节目上的人谈论政治、艺术和世界的形态。他们真的在思考。与此同时，父亲和他的哥们儿被工装裤和皮糙肉厚的手困住，陷入一种生活方式之中，在我眼里就像一座只有一本书的美丽图书馆。我不想永远反复地读那一本书。仁波切叫我不要思考，但正是思考和对学习的渴望引导我打破父母墨守成规的期望，离家去大福克斯上学，在芝加哥读研究生院，然后打包了一套西服和几件城里人的衣服，跟吉妮动身往东，到思考的世界之都纽约发展。
现在，仁波切似乎在鼓励我回家，回到一个更平静、更缓慢的世界，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