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市中心在庆祝什么节日，白色大理石议会大厦周围和附近沿街，布置上了颜色鲜艳、真实大小的陶瓷牛。有霓虹牛、装饰艺术风派的牛、印象派的牛，还有不属于什么特别艺术风格的牛，孩子们围着它们咯咯地笑。我们沿着一条牛迹走完州街，经过一排旅游商店，进入一片似乎提供各种你想象得到的料理风格的地区。这个美食世界，让我开心，让我暂时忘了仁波切的演讲和“一点别的小东西”给我带来的焦虑。我们在一处转角停了一会儿。隔着忙碌的街道，我看到对面有个枣红色的雨篷，上面写着：喜玛楚里，正宗尼泊尔料理。
“我们得去试试那个。”
“是啊，是啊，”仁波切带着他的神秘微笑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你很有好处。”
喜玛楚里的八到十张餐桌摆得太密了，墙上的异域印刷画上有长了很多只胳膊的男神女神。我们在大学附近，你能从其他用餐者身上察觉出来：胡子拉碴的年轻人面色忧郁地在用笔记本电脑，用功的年轻女子穿廉价短裤，有小文身。菜单先列出素食菜式，我决定尝试其中一道，作为对我冒险性的内在新生命的致意。其实，到当时为止，冒险性的内在新生命与保守性的内在旧生命完全相同，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出某种承诺……至少要维持几天，我为自己这么做而骄傲。
“季茶地（Khichadi），”仁波切说着指向菜单的第一页，“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常吃季茶地。季茶地是有魔力的食物，能驱走你的所有病痛。”
菜单对季茶地的描述是“一种新鲜清淡的混合物，有绿豆、香米、鲜姜、芫荽、番茄、豌豆和藏茴香籽，因富含营养和疗效深受喜爱”，我觉得这听起来不算坏。一个孩子般高度的70岁上下的女人帮我们点单，乌黑的头发，脸上有同样福态的笑容——我在箭牌球场里睡着的仁波切的容貌中也曾见过。仁波切竟然用尼泊尔语跟她讲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惊讶。
“你到底讲多少种语言？”她走向厨房时，我问他。
“11种。”
“11种！”
“有一些，比如英语，不太好。”
“你讲11种语言？”
邻座一个教授派头的人望过来，假笑了一下。
仁波切转换话题：“如果有人生病，季茶地能治好他。”
“但愿我早几年听说这个。我得过一种可怕的神秘怪病，晚上只能睡几个小时，不断打嗝，还抽搐。其实持续了8年。我不能大量运动，消化我这些年吃的食物也有困难。白天有时我筋疲力尽，只想睡觉，然后等我尝试睡觉时又睡不着。真是一种煎熬，而那个词我是不轻易用的。所有想象得到的化验、所有的治疗我都做过了，没有哪个医生发现任何问题。连慢性疲劳综合征都不符合我的症状。最终它还是消失了，但当时有过片刻，在那些糟糕的夜晚和苦不堪言的白天之后，我只想死。”
“但你很强大。”仁波切说。
“强大？我感觉比婴儿还孱弱。”
“你没死。”
“跟你说实话吧，我想过自寻短见。”
“我知道。”他说，我假装没听到他的话，因为那个秘密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谁都没有，包括吉妮，而且因为，尽管我决定向他敞开心扉，接受他的思想，我还没准备接受读心术。
“我觉得我永远都做不到，但有过那个念头。有些夜里，我醒过来坐在床边哭，或者咒骂。吉妮和孩子们都不容易。”
“你很强大。”他重申一遍。然后，另一个女服务员给我们拿来酸奶油黄瓜开胃菜和仁波切的汤时，他补充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病。”
“是，我听说过。我们出版过一本这个主题的书，就是你在印第安纳州给我看的那本。但我不得不说，我从没真正相信过那种观点。”
“好书。”
“是，对某些人有用，我猜，但我相信大多数疾病单纯是身体上的原因。”
他在摇头，带着几分消遣的样子看着我：“所有疾病都是心病。前世，今生，都是心病。当你得那种病时，意味着你的内心正试图决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在你的灵性生活中。你极度紧张。所以，因为这种紧张，生了病。”
“真的？”
“当然。都是心病。除非有时人们把重病揽到自己身上，这样另一个灵魂就不用遭罪，或者这样人们会为它寻找疗法。那些事情会非常复杂，承担别人的业。”
“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说。
“对，很对。正是这样。但是，在《圣经》中没有哪里提过耶稣生病。佛陀也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才生病的。他们的思想是最深层次的清澈。”
我没有真正的打算，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会通往何处，我说：“一个人怎么才能让自己的思想那么清澈？”
“那是最好的问题，我的朋友。答案很简单，但也很难：过好一次人生。助人。冥想。再过好一次人生。再多冥想一点。不要伤害。不要伤害。不要伤害。”他轻笑一声，浅尝他的汤，大声地咂嘴。
“你打算教我，你知道，就是那种东西。”
“是的，是的。今天是第一课。”
“好。什么时候？”
“现在，马上。”
我不得不说，季茶地对我来说口味太清淡了，就是米饭和蔬菜的煳状炖汤。我吃了一半，试了瑜伽茶，那是有很重肉桂味的乳白色调制品，然后是名叫“佩达”的美味甜点，用乳清乾酪、开心果仁、椰子、蜂蜜和小豆蔻籽做成。
仁波切吃完了他的季茶地。他坐在那里一边品茶，一边浏览周围的墙饰，就好像他坐牢期满，刚回到父母在奥图克河上的小屋，而母亲为他做了他最爱的午餐，他正在观看伴随他长大的普通家庭物品，但用的是感激、新鲜的眼光。“让我给你看点东西。”他站起来说。他示意我随他踏入一个隔间，并抓住我的上臂，把我拉近墙上的一幅画作，画上是有着坚挺乳房和几十条手臂的蓝色女神。她的各只手上都握着东西，花瓶、一朵花、一个头盖骨、一条大蛇。我凑近看时留意到，在图画的顶部，飘浮在女神头顶的，是另一个神，盘腿而坐，头部被蓝色的光环环绕。其他的生灵不太分男女，占据了底层，在女神下方，由平原山脉的背景映衬，这些次要的灵魂没有光环，都侧向一旁跪坐，而不是呈莲花坐姿。但他们脸上有类似的平静表情，周围都缭绕着飘浮的缎带，和最高生灵的光环同色，也是知更鸟的蛋青色。
“挺有趣的。”我说，仁波切大笑。有时候我会怀疑他在嘲笑我，但这次不是。这次我知道他就是在嘲笑我。
“这里是大千世界。”他说，就好像这是明摆着的。“这里是众生。这个，”他指向占据中央大圆的女神，“是照看所有众生、这个地球的神。”
“好精彩啊。”我憋出一句。事实上，这幅图画在我看来太怪异了。怪异、拥挤、过于复杂，不怎么美。
“这一存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老师。她很快会下凡帮助我们。她很快就会出生。”
“我们需要帮助。”我用中立、讨喜的方式说，但现在我开始再次感觉到肠子里那种焦虑的纠结，类似于很多年前我和吉妮在尼克博克酒店房间里的那种感觉。那一刻，有这种感觉实在很奇怪。心绪极度混乱。真的，几乎就要让我心里以前那个正尝试冒头的嘲弄声音彻底闭嘴了。
仁波切说：“有个预言说这个女神会很快来到，救我们于大苦大难之中。或许她是你的外甥女。”
“据我所知，我没有外甥女。”
“或许她会……喏，这幅图画里有符号——要了解它们，你得学习很多年——但符号显示，她现在确实就要来了。”
“我很高兴。”我说。就像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大灾迫近时我似乎也有预感——又一场战争打响，又一个核武器暴君的出现，又一场酝酿在即的种族冲突——但通常紧接着这些预感的，就是类似我在箭牌球场的感觉：一切都会没事的。这是美国，我们是一直朝更大、更富、更愉快的未来发展的。世事会撼动我们——战争、暴动、游行、暗杀、恐怖袭击——但我们稳定、饱足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势头，以及我们攒下的巨大美德、慷慨、头脑和能量，会让我们渡过难关。
“现在是很危险的时刻，”仁波切继续确信地说，“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危险，你要知道，不是会死，不是那个。在另一个方面对我们危险。灵性的。”
你看了日间电视，我几乎要说。
“但现在，很快，就会转好。”
“好啊，我很高兴。”
“你想让我指给你看，你在这幅画的哪里吗？”
“什么？”我突然很难站住脚。听起来很蠢，我知道，但我答应过如实述说，不管听起来蠢不蠢，可不可能。仁波切说了那句话，我的腿开始颤抖。
他发出小声的、夹杂黏液的轻笑，我在我们相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听过。他仍扣着我的手臂。他把我向图画推近了一英寸，一根粗手指点到一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存在，一个穿袍子的家伙高居在其中一座蓝色的山坡上，在较低层次存在的右方。很难确定，但这家伙似乎是在读书还是写字，膝头里放了一本书还是一捆纸。我看看仁波切，他脸上有超大的浅表微笑，但后面有忧郁十足的东西。
“不可能，”我说，“那个人是黑发，我的头发是棕色的。”
他的头往后一仰，放声大笑。他扣在我左臂肱三头肌上的手像铁钳一样。“但他的微笑和你很像。看啊！”他说，笑声渐渐减弱。
就算那家伙在微笑，那也是世界上最细微的微笑，足足有一英寸的十六分之一吧。
“你不信。”仁波切说。
“坦白说，对。”
“非常不好，奥托！”
“好吧，我只是在跟你实话实说。这幅印刷品的原画很可能是一百年前画的。”
“八百年前！八百！”他松开我的胳膊，举起八根手指。
“那就更是这样了。我当时又不在。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我呢？”
仁波切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在那一刻，是一张可怕的脸，坚硬坦诚，脱下了平常文雅社交的外衣。他似乎在试图告诉我关于他自己、关于我、关于人生的事，却没有用话语。“你没看到，是吗？”他最后说。
“没有。”
这似乎让他一瞬间暗淡了。他点点头，没有中断眼神接触，然后怪异地伸手揽住我，一个飞快的拥抱把我重重地拉向他。
我从他的拥抱中松脱出来时，正准备告诉他，他从一开始就高估我了。我根本不是一个多好的灵魂，我不特别，我更加极其不可能有个神奇的外甥女，或者被选中做什么对拯救世界或者摧毁世界必不可少的灵性工作。尽管他感知敏锐，但找错人了，仅此而已。或许西西莉亚误读了她的一个视像，把我安插了进去，而事实上，仁波切应该被介绍给在帕特森扫人行道的那个人，坐在宾州加油站附近的那个家伙，墨西哥餐厅外面卖冰棒的人，或者今天给我们点菜的栗色女人。完全就是个错误，我正准备告诉他，该停止这种蠢事了。我应该买单，带他去演讲。忘了功课吧，我想说。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我只是在箭牌球场呐喊的人群中的一个。普普通通，十足的美国人，并为此骄傲。太过富有、软弱、畏怯，不敢在任何人身上标上灵性的印记，除非是我自己的狗和孩子……还得在心情好的时候。
就在那一刻，栗色的女人出现在我的左肘处，靠近挂图小室里的我们。我以为她是来问为什么我们还占着桌子，还没埋单走人，这样其他顾客就能坐在那里。但她手里有东西，我看到，那是一条蛋青色珠子做的看起来价格不菲的项链。她的脸上保持着细小平和的微笑，但这微笑摇摆不定，仿佛她很激动，或者紧张。她对仁波切深鞠一躬，对他说了什么，尽管我一个音节也听不懂，显然从她的姿势可以看出，她在征求同意，想把项链套到他的头上，而且她对他的崇敬与我妹妹如出一辙。仁波切点点头。他低下头，女人踮起脚尖，用那么敬畏的姿势把项链给他戴上，我告诉你，我几乎开始勐烈地颤抖。仁波切把她的小手握进他的大手里，对她说话，就好像他们是母子，或是兄妹，就有这么亲密。几句话之后，她转过来看我，用她巧克力色的眼睛细察我的脸。她把凝视转回仁波切，他点点头，然后女人用同样的敬畏、同样超脱的平静对我鞠躬。不，不，我想告诉她。我想扶住她的肩膀说，不！找错人了！我是奥托·林林啊。你看，我可以掏出钱包，给你看我的网球俱乐部会员卡。我喜欢性。我非常喜欢食物，很可能太喜欢了。我偶尔吼我的孩子，而且我有意见，非常批判性的意见，对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有。这是个错误。我不知道他都说我什么了，但那不是真的。是个错误！
但是，谁知道为什么，我接受了她的鞠躬，点头回礼。然后仁波切搂着我的肩膀，领我出门——我们没给钱——横穿州街，走进一栋大楼的门。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上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另一扇门，它通向一间没有家具的房间，只有垫子和枕头，五六十张脸带着令人恐惧的期待盯着我们。